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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綏《回憶錄》被增刪譯改出版經過
送交者: 花蜜蜂 2016年03月20日08:08:3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李志綏的書為什麽一誤再誤——紀念李志綏醫生去世20周年


曹長青按語∶毛澤東的保健醫李志綏於1995年2月在芝加哥去世,至今20周年了。他是一位值得紀念的人,因為他寫出知道的真實(《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給世人研究共產世界的獨裁者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但當年他的書卻一直找不到中文出版社接受,台北《聯經出版》(聯合報系)的主編甚至認為“沒什麽意思”而不願出版。結果他的書寫好五年之後,才找到美國《蘭登出版社》出版。在李志綏醫生去世當年,我曾寫了《李志綏的書為什麽一誤再誤》的文章,介紹這個背景。現在重刊此文,同時轉發海外作家蘆笛的長文《李志綏回憶錄的賞析與辨偽》(該文對李志綏書的重要作用,以及內容為何有誤等,做了精闢的分析),作為對李志綏先生的紀念。

李志綏的書為什麽一誤再誤

曹長青

1995年4月底,舊金山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一年一度的“民主人士獎”,台灣作家柏楊,香港立法局議員陸恭惠、中國人大副教授丁子霖和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成為當年的得主。

李志綏的長子李重、長媳楊八林代表已逝的父親來領了獎。由於李志綏的書獲了獎,再加上李重夫婦到場,很多與會者的談話中心圍繞著李志綏的書。

大家都為李志綏的突然病逝而深深惋惜。北京中南海厚重的城牆後面沉澱著太多的秘密,在以言獲罪的中國,沒人敢說。在海外,由於人們知之不詳,寫出的有關書籍大多只涉皮毛。在中南海住了22年之久的李志綏知道大量的牆內秘辛,可謂紅牆歷史的主要見證人之一。但他剛剛寫出了第一本書,還沒來得及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故事告訴世人,就長辭了。

●中國記者不夠新聞敏感

據李志綏在1995年3月號《開放》上發表的文章說,《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早於1989年11月就已寫完。該書於1994年10月才得以出版,中間隔了整整五年。在海外這樣的資訊高速運轉的世界,為什麽這本書的出版用了這麽長的時間?如果這本書早幾年出版,李志綏就會著手寫第二本書,也有可能寫出第三本。他去世前,正在寫作第二本書,書名是《中南海回想錄》。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的拖延出版,直接影響了李志綏的繼續寫作。而他的“繼續寫作”沒能實現,使中南海的很多秘辛未及曝光,實在是中國人的一大遺憾,更是研究毛澤東和共產世界的歷史學家們的重大損失。

李志綏的書的出版過程可謂一波三瀾,被一誤再誤——

第一誤出在名記者陸鏗身上。據陸鏗說,1989年7月在洛杉磯西來寺舉辦的祝賀陸鏗70壽辰聚會上,原日本《朝日新聞》駐北京支局長吉田實曾對陸鏗說,他剛剛從芝加哥趕來,在那裡拜訪了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當時被幾百人祝壽聲熏得飄飄然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陸鏗,並未將這句話放在心上。現在陸鏗回憶此事,追悔莫及,認為是做記者的失職。他說,如果那時接觸到李志綏,不僅可較早地訪談出中南海的秘辛,還可以幫助李志綏的書早日出版。按時間推算,陸鏗在得知李志綏在美國的消息時,《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已寫有一半。事隔五年,即1995年初,陸鏗在洛杉磯才與李志綏第一次見面。李志綏第一句話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當年從日本記者吉田實那裡得知的。

●歷史學家不提供幫助

第二誤出在名歷史學家余英時身上。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撰文說,1989年“六四”事件後,李志綏曾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一封申請信,詢問能否支持他到普大來寫作一本關於毛澤東私生活的書。當時普林斯頓大學已有“中國學社”,給一批中國民運人士和學者提供研究經費,但余英時卻拒絕了李志綏的申請,認為“由普大來支持這樣一種寫作計劃是不恰當的。”按時間推算,李志綏給普大寫信時,他的書已寫了一半。如果當時余英時能夠支持這一寫作計劃,這本書的中文版早就會問世。余英時是歷史學家,又是堅定反共的學者,寧願在“中國學社”養著一些長期寫不出什麽有份量東西的民運學者,卻拒絕支持在中南海做了22年保健醫生的李志綏來寫一本毛澤東的書,實在是有失歷史學家的判斷能力。

而更令人遺憾的是,在李志綏的書拖了五年之後才得以出版,他剛剛著手寫作第二本書就突然病逝,更多的中南海秘辛未及面世的情況下,余英時教授卻在《開放》上(1995年3月號)撰文說,對當年拒絕李志綏的申請不後悔:“我們現在仍然覺得當時的決定是對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余英時卻高度評價李志綏的《回憶錄》,他寫道:“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三個混世魔王中,關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私生活都沒有第一手資料的記載。只有李志綏的《回憶錄》比較詳細地記錄了他在毛澤東身邊22年的見聞。這是最可慶幸的。這部書的史料價值將隨著時序的推移而愈來愈增高。”

既然余英時先生如此看重這本書的價值,為什麽對自己當年沒有支持這本書的寫作有點反省精神呢?在中國人中,到處都是堅定的“不反悔者”。海外有些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撰文明言“當年加入共產黨不後悔。”有的給北京政權的高官們寫信,“以尊嚴交換回國通行證不後悔。”正如作家柏楊所總結的,中國文化就是死不認錯的文化。余英時這樣有聲望的知識人也不能脫俗,令人遺憾。

●聯經出版社老闆水平太低

第三誤出在台灣的名出版社身上。李志綏在洛杉磯接受陸鏗採訪時抱怨說,他的書寫好後,轉輾半年,都找不到一家中文出版社肯接受。他曾將書稿投給台灣聯合報出版系統,但不受歡迎。最後勉強同意出版,但答應給的稿酬,少到像是要羞辱作者的程度。陸鏗不久前在台灣探訪到此事內情∶李志綏的書投寄給了台北的聯經出版社,該社屬於聯合報出版系統。但當時的聯經出版社負責人劉國瑞認為此書和《達賴喇嘛傳》差不多,沒什麽意思,最後退了稿(不知劉指的是哪本達賴喇嘛傳)。聯經出版社是台灣著名的大出版社,它的負責人視這樣一部有歷史價值的書為沒意思,實在是缺乏中國政治知識的常識。即使從市場銷售的角度,這位負責人也是專業水平太低。

● “中國不通”拖誤出版

第四誤出在英文出版上。李志綏的書寫好後,找中文出版社幾次碰壁,最後才找到美國蘭燈出版社(Random House)談妥。在該出版社幾經挑選下,此書中文原稿由美國底特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鴻超翻譯成英文,最後由美國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進行英文改寫和增刪。但這種“搭檔”翻譯和改寫對李志綏書稿的原始質量有一定影響。一是戴鴻超來自台灣,對中國大陸複雜的政治背景的了解總是隔了一層。而石文安雖寫過幾本有關中國的書,但她不能直接熟練地閱讀該書的中文原稿。當然,美國的很多所謂“中國通”都是看不懂中文的。不能直接、大量地閱讀中文報刊書籍,藉助於別的語言來間接地研究錯綜複雜的共產中國,這種研究成果的正確性往往大打折扣。美國的“中國通”們的漢語水平,導致他們經常在研究中國問題上出錯。這也是他們有時被人譏為「中國不通”的原因之一。

1994年10月,石文安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就此書內容做演講時說,此書所以拖了這麽長時間還未出版,是因為蘭燈出版社要對書中提到的與毛澤東有過“性事”的女性名字進行法律處理,以防將來吃“誹謗”官司。但此書問世後,人們看到書中提到的這種女性名字很少,其中談論毛澤東私生活的文字也只有二十多頁,僅占全書六百多頁篇幅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法律處理”應該不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中英又互譯、又改寫、又增刪,同時英文編輯又無法直接閱讀李志綏的中文原稿,都使該書拖延了很多時間。

●《回憶錄》的三分之一被刪掉

李志綏的《回憶錄》由蘭燈出版有它的優勢,因為蘭燈是美國著名的大出版社,將此書同時出版了14種文字。但也給李志綏這本書帶來損失。例如稿酬,只給了50萬美元。這在美國出版界並不是大數字,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爾將軍離職後寫了一本回憶錄,內容並無驚人之筆,預付稿酬就是600萬美元。對李志綏的書的歷史價值和銷售效果,蘭燈出版社是清楚的。該社總編輯埃伯斯坦(Jason Epstein)說,“世界歷史上,在一個獨裁者身邊達22年之久,除了李志綏,找不到第二個人。”這也是為什麽蘭燈出版社僅見到這部書稿的頭兩章,就立即拍板,並囑李志綏不要再與其他出版社接洽。李志綏幾次在中文出版上碰壁,顯然對於蘭燈能同意出版心存感激,不僅在稿酬上沒有討價還價,在保留中文版權上也沒有堅持。據李重說,該書的翻譯費要李志綏自己付;英文改寫費李志綏也要負擔一半。

由台灣“中國時報”出版系統所屬的“時報出版”出版的此書中文本,是該社向蘭燈購買的版權,然後譯成了中文,並不是原來的中文原稿。這裡的損失在於,李志綏的中文書稿在改寫成英文時,被蘭燈出版社刪去了三分之一。而根據李志綏與蘭燈簽署的合同,此書的中文版只能據英文版翻譯,不可以將刪掉的三分之一原稿再出版。刪掉的三分之一內容到底是什麽,讀者無法知道,根據合同,這些原稿的版權已永遠屬於蘭燈出版社,而該出版社不會再將這些原稿出版。據說蘭燈出版社將來可能會將這些刪掉的原稿放到美國的一家圖書館,但禁止做商業性使用。

另外,由於此書是“時報出版”自蘭燈買的版權,因此不論此書中文版賣出多少,李志綏都得不到中文版的稿酬。而僅在紐約中國城的一家規模不大的“世界書局”,就已經賣出了一千多冊。該書店的經營者說,就個人著述而言,李志綏的書是他的書店賣出數量最高的。

●隻言片語都是史料

在李志綏的長子李重代他父親領獎時,評選人陸鏗好奇地問李重為什麽起了這樣一個名字。李重在致詞時說,他的名字被江青和毛澤東都問及過∶一次是在北戴河,江青問他為什麽叫李重,並不等回答就自言自語地說,“重重迭迭,你的弟弟應叫李迭。”而李重的弟弟叫李二重,確實也是重迭的意思。1971年林彪事件時,毛澤東曾向人打聽說∶李醫生的兒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綏是不是有野心?而這樣的小故事李志綏的《回憶錄》並沒有採用。也許他認為沒有什麽價值,但歷史學家卻可從這樣的小事上觀察研究毛澤東的懷疑症狀已到何等程度。

李重在聊天時還提到,他父親一直服用強力安眠藥。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提到毛澤東、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藥,但沒提及他也是如此。據李重說,中南海的人幾乎沒有誰不吃安眠藥的,楊尚昆、汪東興和鄧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藥長期服用者(報端不久前還有卓琳因為過量服用安眠藥被送往醫院救治的報道)。中南海那種詭秘殘酷的政治鬥爭,使紅牆內的所有人都神經緊張,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綏1988年來美後,經常讓朋友從北京給他捎來“速可眠”等藥,因強力安眠藥在美國市場買不到,美國醫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寧等安眠藥物,李志綏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說,他父親有時正吃著晚飯,突然“撲通”一聲就從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過去。李志綏為了晚上能儘快入睡,在晚飯前就把「速可眠”吞了下去,有時藥勁兒來得快,就出現這樣的情況。從中南海大牆內人人靠安眠藥入睡的“小事”上,人們也可對中共內部的“神經緊張”窺見一斑。

李志綏一生從醫,不是史學家,雖然他可能無法準確地把握他經歷的哪些日常政治活動和觀察對歷史學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價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知道的比他寫出來的不知多多少倍。因此他的書稿被一再耽誤出版,導致他沒有充分信心和精力去寫作第二本或第三本,實在是中國人的巨大損失。中國人把明顯編造的《叫父親太沉重》當真事兒而發了一陣燒,卻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耽誤了五年。這一點值得海外的中國新聞記者、歷史學家和出版界人士引以為訓。

——原載《開放》1995年6月號

2015-02-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李志綏回憶錄的賞析與辨偽

蘆 笛

李志綏回憶錄的出版,堪稱中國現代史學界的大事,然而遺憾的是,這本書並非白玉無瑕。本文擬儘可能客觀地討論該書的價值和問題。這本書的中英文版我都反覆看過幾遍,總的來說印象很好,李老那對毛、對中共的深刻洞察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對李的遭遇,我深覺同情:一個出身教養良好、夢寐以求想當神經外科大夫的知識分子陷在魔窟中,被迫與葉子龍、李銀橋那種流氓和暴發農民作“同事”,終生伺候一個喜怒無常的暴君,在一個更喜怒無常的江青布下的地雷陣里摸索,那份內心的痛苦和絕望,凡是毛時代過來的人都能想象。所以,當我第一次在朋友圈中聽到對李老為人的非議時,我簡直不能理解:他們絲毫看不見李老的個人悲劇,卻認為李是背恩反噬的家奴!在某些中國人看來,只要能作官,當上軍級的院長,就是皇恩浩蕩,就該感激涕零。至於那充滿驚恐的無數個不眠之夜,一度逃出魔窟、重拾醫學生涯時的狂喜和再度被抓回去時的沮喪,在與葉、李等鼠輩鬥法中熬干心血、換來的滿頭白髮和胃潰瘍,為丈夫擔驚受怕、積憂成疾而過早撒手人寰的愛妻,被江青指控謀殺偉大領袖時的五雷轟頂,被許世友質問主席有多少“嘎瑪”、為何又遍身青紫時的驚慌……這一切的一切,某些人卻是看不見的,他們能看見的,就只有做官!世上有人不想當官而想當個優秀大夫,過點平平靜靜、安安寧寧的小日子,在他們心目中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李老的悲劇,在我看來,是一個深不可解的矛盾:為了求生,他不能不用盡本該是用在醫學上的高智力來討主子喜歡,而一旦讓主子喜歡上了,他也就再也沒有可能逃出魔窟,然而只要呆在那裡,生存就得時時刻刻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毛的小朝廷比《大紅燈籠高高掛》裡的那個家庭還烏煙瘴氣,葉李等人比那個二姨太還險狠,毛更時時設下套子,反覆“考驗”他的忠誠。而且,有江青那個死對頭,他的一線生機就先取決於和她爭寵,毛死後又取決於高層政治勢力的較量。


李老的書,再深刻不過地反應了那個萬惡的時代裡個人對自己命運的無能為力與無可奈何。在某種意義上,每個毛時代過來的人都能從李老的命運里找見自己的影子。至少,我自己就是這樣。


這其實只是書的內容的一個側面。李老第一次為我們勾劃出了一個逼真的可信的毛/澤東形象,既有細部的特寫鏡頭,又有遠距離的鳥瞰:毛對木床和木馬桶的喜愛(它們甚至被運到莫斯科去,大約克里姆林宮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待這種怪物);腳上踩了屎還無比自豪;在骯髒的珠江里興高采烈地中流擊水,浪遏浮屎;牛嚼牡丹式地“欣賞”《天鵝湖》,問老赫她們為什麼要站在自己的腳尖上,老赫自己有無此種能耐(毛甚至連男演員不用足尖跳都沒有注意到,一個人對自己不懂的東西如此大無畏地輕蔑,堪稱有史以來第一人,無怪老高得諾獎要引起全國大嘩);穿着睡衣躺在大床上接見群臣(包括女臣如“黑旗事件”的女干將)時那超過劉邦的傲慢(後者曾邊洗腳邊接見“高知”酈食其。暴發農民唯一知道尊重的就是權力,連起碼的做人禮貌都不懂,和國民黨的高官就是兩回事);在童工雜技演員慘遭摔死時臉不變色心不跳,照樣談笑風生;出巡時那跟在後面的滿車西瓜,專列的行止無定使整個鐵路系統陷入癱瘓……甚至就連這些生動的描寫都不是主要的。李老最可貴的地方,是他的洞察力。在李書中,一個極不聰明然而極度狡猾的大獨裁者耀然紙上:凡是涉及到建設性的事,毛完全是弱智,以大躍進那種“天下第一蠢”為他萬世不磨的豐碑。然而對於如何顛覆政敵,毛的狡猾堪稱古往今來第一人。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們的民族性。


敝民族毫不聰明,從未出過大思想家和大科學家,然而大約是世上第一狡猾的民族。“滿腦袋糊塗,一肚子壞水”,這副對聯應該掛到天安門城樓上去。毛從《老子》中悟出的“後發制人”的一貫策略,無論在軍事還是政治鬥爭中都運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了顛覆黨的八大,他竟能隱忍七、八年,直到文革才幵始全面反擊,將主持該大會的劉鄧打入十八層地獄。類似地,他用公幵讚揚林彪的造神運動和大搞“階級鬥爭”來轉移黨國對“大躍進”災難的注意,巧妙地顛覆了黨的七千人大會,從逆境中崛起,再度成為不可置疑的偉大舵把。以同樣的方法,他讓彭真自行跳入火海而懵然無覺。“引蛇出洞,張網捕雀”已經成了毛活在世上的最大的和唯一的消遣與樂趣,成了一種個人的obsession.


無論對人民還是對臣子,哪怕是小到李老那樣的家臣,他都不能不來這一套。這就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和“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正解。


李老能參透這一套而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履險如夷,終脫虎口,這本身就是最能風靡西方讀者的“escape”一類的“storyofsurvival”.靠這種深刻的洞察力,李老把毛的性格吃得透透的。


毛是一個內心充滿矛盾的複雜人物。他為何先號召“大鳴大放”,過後又食言而肥,瘋狂整肅響應他的號召向党進忠言的“右派”,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李慎之老曾為此詳加引述毛的一系列內部講話,證明那確實是個深思熟慮的陰謀。我在文革期間曾閱讀了能找到的毛的所有的內部講話,相信毛之所以出爾反爾,是因為他始則始料未及,繼而“因勢利導”,是典型的葉公好龍表現。讀了李書,我的這種看法更加堅定。


李老在書中說得清清楚楚:當時毛確實被包圍他的高幹和“民主人士”馬屁精蒙蔽,錯誤估計了形勢,以為人民只知道感激黨,決沒有料到知識分子其實是滿腹怨氣。毛可以歡迎批評,但那必須是以他愛聽的方式,從他中意的人中嘴裡說出來,而批評的對象只能是下面的臣子,決不能是絕對正確、永遠正確的皇帝。


李老對毛對海瑞的態度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毛一幵頭愛上了海青天,是愛上了他對皇帝的忠誠。而後來恨海瑞,是因為他發現彭德懷有可能在人民心目中變成海瑞,而他就是那個昏庸的嘉靖皇帝。


以同樣的洞察力,李老向我們揭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內幕。原來,《李慧娘》那樣的“鬼戲”被批,作者被慘遭迫害至死,是因為戲打在了老毛的疼處。劇作者對老毛的後宮生涯一無所知,不知道菊香書屋裡大床上春色無邊,做夢也想不到聖上會象後來認同於嘉靖皇帝一樣,認同於霸占美女的南宋奸臣賈似道,而身邊又為無數的猛男亮仔環繞,某個現代“慧娘”很有可能大叫一聲:“亮哉,此生!”當年批《李慧娘》時我也覺得奇怪:談鬼犯禁,為何他老人家以前要下令編寫《不怕鬼的故事》,還對王海蓉同志稱讚《聊齋》裡的狐仙野鬼是何等善良?要是李老不揭幵謎底,這悶葫蘆恐怕到我死也解不幵。


同樣地,當年吳(日含)拍馬屁寫《海瑞罷官》,卻蒙冤至死,大約到死也不明白他寫那玩意完全是為了響應老毛的“學習海瑞”的號召,為什麼反倒成了死罪。如果老吳在泉下遇到李老,大概這個謎底便可揭幵了。


類似地,原來那打倒“城市老爺衛生部”的“六二六指示”,是因為劉少奇害了肺結核,而毛想剝奪他的治療條件。為了這個卑鄙目的,他可以徹底否定既有的醫療系統和醫學教育研究制度的合理性,拆散成千上萬的家庭,把大批醫護人員趕到鄉下去,而這一切都是以關心農民的神聖名義作出的,至今還把那些海外的孤臣孽子感動得涕泗滂沱,特地把該指示打出來貼在網上讓別人陪着他們一道感動!


李老對中共那種黑社會組織的形成機制的剖析也同樣讓人叫絕。中共那種互相舉薦,形成個人派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幹部制度,較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不知倒退了多少年。李老算是汪東興帶進圈子去的,所以汪就不得不保護他,甚至在危機到來時要把他藏到工廠里去,以躲過江青的暗算。彭真保“三家村”,又何嘗不是出於同樣的動機?


而老毛收拾政敵的拿手好戲,就是先斬枝葉,從側面迂迴進攻。猶記文革時看毛的內部講話,毛說:“陶鑄這個人我不了解,他是鄧小平帶進中央來的。”我當時就覺得奇怪,你不是口口聲聲說:“共`產`黨不是毛氏宗祠”麼?這由誰“帶進中央”也是罪,這種黑幫難道會又是宗法關係可以比擬萬一的?前段時間看李雪峰迴憶錄,說是少奇同志主持收拾“彭羅陸楊”“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時很不高興,因為他知道那矛頭其實是對着他的。既然如此,何不效林副統帥拼死一搏?卻要去親手簽發死黨的判決書!明知被收拾還延頸受死,老毛治人的手段之高強,實在超乎常人的想象!


不光是老毛那濃墨重彩的肖像畫,李老的書還給我們留下了洪洞縣裡其它人物的素描或速寫。除了老鄧、老華和老汪,沒有一個人不是醜陋到極點。人民的好總理的好夫人竟然出賣李志綏的信任,說他對江青反常性格的抱怨是對偉大領袖的不忠;江青大罵跟隨好總理多年的警衛,鄧大姐居然就此嚇得魂飛膽裂,要求汪東興立即逮捕那個忠心耿耿的家臣;好總理五體投地跪在偉大領袖面前指出車隊的行進路線,而偉大領袖眼角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還住;好總理在旨在打倒他的“批林批孔”大會上帶頭舉手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對江青那個潑婦臭婆娘就是要和他過不去,好總理萬般無奈,一籌莫展,卑微到如同委屈的小媳婦,向李老表白他其實對江青真是無比忠誠;最後,還有好總理在驟聞偉大領袖病危時竟嚇得屎尿一褲襠,在領袖托以江山社稷時無比惶恐尷尬,恨無地縫可入……以他的傑出才幹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赫地位,竟然活得如此卑微,如此淒涼,由不得要讓老蘆灑一掬憐憫之淚。那個黑社會組織的暗無天日,又讓老蘆禁不住要如瘧疾發作,連打三日冷戰。


這樣的漫畫人物並不是珍稀動物。百戰百勝的天才將領林彪同志,腎絞痛發作竟然將頭埋在葉群的臂彎中哀哀痛哭。他出恭時不用馬桶,卻象病人一樣使便盆,周遭用毯子圍住,不使一絲臭氣外溢,好讓他一人獨自享用;無產階級司令部中那些無限忠於偉大領袖的司令們,除了憨厚的老華外竟然無一人願意試一下插鼻飼管的滋味,彷佛那是上斷頭台一樣的英勇犧牲;華總理扣宮求見,居然因為無人敢打擾張玉鳳的春夢而白白坐等幾小時;老毛的反智主義作法自斃,手把手地教會后妃和家臣們極度蔑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導致第一流專家們的醫療無法進行,反而是小張的巫術偏方倒能在龍體上亂試;“個人責任制”導致御前侍衛總管只管老毛的安全,不管他的健康,讓家臣們在聖上病危時恣意觀賞電影,甚至把醫療器械的插頭拔了去插電影機!說實在的,當我看到李老心有餘憤地訴說這一切時,我不禁心花怒放,甚至愛上了替天行道的小張!如果沒有她的倒行逆施和老毛自己的愚昧,咱那苦不知還要吃多長時間!全國人民都應該給這位好同志寫封感謝信,她真是上天派下來救民於水火的轉世觀音娘娘!


令人深思的是為什麼洪洞縣裡淨是這樣的漫畫人物。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李老給出了答案──制度。目睹張玉鳳的墮落,他悟出了敢情江青同志一幵頭也不是那樣的怪物,是那個制度把她變成了那個樣子。這正是李老的書的深刻之處:他並不是簡單地描述了那些怪現狀,而是用鋒利的解剖刀挖出了病根。


的確,從我個人的體會上來說,偉光正那一套最可怕的不是它對國計民生的破壞,而是它腐化了全民,讓黨拉着整個國家一起墮落。“新”社會既把大部份人都變成騙子、小偷、大盜和打手,又把他們變成漫畫人物。


正因為李老參透了中共的那一套,他的預言也就特別準確。記得當年人們紛紛猜測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大亂,李老對這些話卻嗤之以鼻,說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共對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的控制。老鄧就算死了,這套控制機制並不會人亡政息。比起那些號稱毫無見識的“政治學者”如嚴家其輩,李老才真正是懂中共和中國的人。他老莫名其妙的仙逝(我總疑心那是克格勃賣給我黨的毒傘槍的威力),無論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還是對中國事務的研究,都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然而,這並不是說該書無懈可擊。


李老曾經作過毛十多年的家臣,寫書時生活在自由世界,他的書應該是信史,應該是最珍貴的歷史見證詞。所謂“信史”,不是說日期、人物、細節一點都不能錯,而是不能作假。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求全責備。


遺憾的是,因為書中有明顯作偽之處,害得這本“天下第一回憶錄”喪失了信譽。這裡要首先定位李老的角色。在我看來,毛的性格和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決定了李老並不僅僅是個保健醫,而在“中國第一大家庭”里扮演着一個特殊的角色。根據李銀橋的回憶錄,毛自己對他說,他沒有什麼家庭,身邊這些人就是他的家人。的確,毛的生活方式與其它高幹截然不同。為練“房中術”,他不讓家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成了中國第一老光棍。他的家庭就是那個“一組”,由江後、御前侍衛、野妃們和御醫組成。除了江後,“家人”中最重要的就是李大夫。田家英、林克之類的翰林雖是上書房行走,林也算“一組”的,卻根本算不得“家庭成員”,和毛的關係根本就沒法和李老比。


李老的“家人”地位是由幾個原因決定的。首先,他有“歷史問題”捏在老毛手中,老毛對他有一種特殊的信任。其次,他以傑出的遠見,堅持不作秘書,艱難地保持了一種在政治鬥爭中相對超脫的地位,特別忌諱跟其它首長往來,讓毛對他比較放心。這一點,就連田家英都沒本事作到。第三,他的智商極高,乖覺之極,很會對付老毛那種難伺候的病人,甚至敢犯“欺君之罪”,哄騙老毛他沒有害肺炎(當然他也沒撒謊,因為毛的“肺炎”定義是“肺爛了”的絕症)。因此,他成了治“毛病”的專家,好幾次別人束手無策,他卻能奏功,還設法既減低了安眠藥用量,又給毛製造了睡眠,緩解了毛最大的苦惱。最後,良好教育和聰明穎悟,使他能夠理解和欣賞最高指示的妙處,讓毛對他產生了一種知音感。


在我看來,這最後一點恐怕是最重要的。這裡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那個“老虎刷牙”說。彭總說主席的牙齒象是刷了一層綠漆似的(我打這幾個字都禁不住一陣陣反胃,真同情李大夫讓毛張口檢查時的痛苦),建議偉大領袖刷刷牙。李老抓住機會提了建議,毛卻問他:“老虎刷牙嗎?”頓時讓他啞口無言。毛在此流露出來的機智,讓李老佩服到幾十年後都忘不了,可想他肯定是當場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對主席智力的無上欽服。以這樣的智力交鋒折服對方,這種愉悅決不是王任重那樣不學有術的職業馬屁家可以引出來的。李老見毛第一面,就以他對《兩論》的真誠的理解和欣賞贏得毛的歡心。在日後那無數個長夜中的交談中,他也肯定時時處處表露了類似的理解、困惑或佩服。書中當然只會寫毛的話,然而既是交談,就一定是有來有往的對話。李的自尊很強,曾因毛譏笑他從京戲裡了解歷史而去苦讀史書。然而無論如何苦讀,他的國學造詣決不會超過一生浸淫於其中的偉大領袖。於是他就變成一個給國手餵招的最理想的高手──既打不過對方,卻又有自己的份量,讓對方贏起來既不輕鬆,卻又痛快淋漓。


書中有好幾處都泄露了此中消息,例如對紂王、曹操評價的討論和打“遠交近攻、聯美制蘇”的啞謎等。   最後,李還有一個弱點能滿足毛對知識分子的優越感──他在十三陵勞動時的那副狼狽相。以毛的性格而論,李真是一個無法取代的人。無論是侍衛還是野妃,毛都可以棄之如敝屐,而李老和江後一樣,都是扔不了的。這就是他能伺候先帝爺到死方休的根本原因。


這裡的分析,我覺得,是完全合乎我眼中的毛的性格的。幾乎在所有的內部講話中,毛都要莫名其妙地賣弄一大番毫不相干的歷史知識和“哲學”知識。他有本事從耶穌扯到黃道婆,從《法門寺》裡的賈化扯到《林沖夜奔》,從甘羅扯到李世民,從天津的小洋樓扯到形式邏輯和抽象思維。如此愛賣弄的健談者,不跟“大家庭”里的親密成員胡聊海吹,又如何消那無數個不眠的長夜?


李書中記錄的那些談話,多數內容都能在毛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主要收集在文革時流行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中找到,從側面證明了李確實是毛的傾聽者,也證實了李的說法,即毛跟他談的話,不久後就變成中央精神。的確,毛滿肚子的獨特見解要傾吐,不找李老,找誰去?江後既無知識,亦無理解力,又不能熬夜;侍衛和野妃們那些半文盲是聽琴的牛。林克雖屬“一組”,卻是政治那條線上的,誰知道他會不會和別人勾結在一起?林克在他那本書裡附上了毛給他寫的條子的照片,譏笑李老無法出示類似的條子,其實這恰好證明了林是“外”而李老是“內”.和天天見面談心的“家人”交流,還寫什麼條子?誰會給老婆寫條子?


由李老的角色定位,可以導出對李書的基本定位,亦即:李老在書中提供的信息,私生活方面的肯定是真實的(但“不育”一點存疑,詳見下),而對於政治方面的內容就得具體分析。如果是毛與他的談話透露出來的,則一般是可靠的,而如果是作為高層會議的見證人講出來的,那裡面大約就有點蹊蹺。如所周知,我黨是一個黑社會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它運作的詭秘性。不到某個級別,決不會有那個級別的知情權。這知情權層層劃分得無比的嚴格精細。


文革前黨機器的運作是“正常”的。李老不是中央委員,毛又沒什麼病,他肯定進不了中央會議的會場,只能呆在行宮裡待命。文革後黨的運作亂七八糟,連遠新侄都成了政治局的聯絡員,什麼唐聞生、王海蓉等小字輩都成了好總理通向偉大領袖的“一線天”,更別說張野妃可以讓英明領袖在那兒正襟危坐、白等幾小時的怪事了。此時李老本可以出來弄權亂政,然而有三個因素防止了他這麼作:第一,他刻意避免捲入權力鬥爭;第二,江後今非昔比,一定會千方百計阻斷他接近毛,以免他成了政敵的“一線天”;第三,由於竊聽器事件的打擊和江的讒言,毛逐漸失去對他的好感與信任。所以,無論文革前後,李老的內部信息,應該或來自毛和他的交談,或來自內部小道消息,不可能來自於高層會議。


據此可以預言,如果李書有破綻,一定主要出在對高層會議的記述上。實情就是如此。


這裡有兩個典型例子:“二月提綱”匯報會和廬山會議。1964年5、6月間,中央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負責幵展“文化革命”.1966年2月3日,該組制訂了“二月提綱”.2月8日,彭真,康生、陸定一、許立群專程到武漢向毛匯報。毛問了一些問題,但未說不同意將該提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於是文件就這樣發下去了。三月間,毛連續在杭州作講話,抨擊“二月提綱”,並主持制訂了取消它的“五一六通知”(根據《華夏文摘》載葉永烈《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李老對此事的回憶有兩處錯誤,一個是無足輕重的記憶錯誤,如他記得的參加匯報的人多出了個胡繩。另一個錯誤就有作假之嫌。他說毛讓他躲着旁聽了匯報。據說,康生在匯報時說《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與會者無人敢駁。眾所周知,“二月提綱”的精神,是把姚文元批《海瑞罷官》引起的大混戰定性為“學術討論”,它的標題就是《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康生這麼說,等於是徹底否定了該提綱。毛最後對彭說:“我不看了,youpeopleworkitout.”而彭就傻呼呼地以為毛已同意,於是提綱便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了。彭真是個身經百戰的政客,腳下不踩着成千上萬的政敵,如何進得政治局?他就再傻,也不至於忘記十年前周恩來主導的“反冒進”.那篇社論送給毛圈閱時,毛批道:“我不看了。”社論於是發表,害得好總理後來被整到請辭的地步。老彭何人,怎敢忘了這個教訓?何況還有老康在一旁威嚇?更何況所有當事人的回憶錄,都說康生從來就沒有反對過該提綱。他是老毛的打手,深知老毛的“引蛇出洞”戰略,又豈會打草驚蛇,嚇得蛇鑽回洞去,使萬歲爺就此失去可抓的把柄?我的猜想,是無論老康還是老毛都沒有表示任何反對意見,相反還故意造成了老彭的錯覺,以為老毛同意了。毛從來是使用首鼠兩端的模糊語言的“辯證法”大師,要哄信彭真而事後又不留把柄並不困難。


書中披露的廬山會議內幕與《廬山會議實錄》就更是大相徑庭。根據《廬山會議實錄》,老毛決定發難,柯慶施那些職業馬屁家的煽動功不可沒。而整彭的中樞干將,是劉少奇和彭真,這兩人甚至比老毛還起勁。這也毫不足奇。毛共從來有着“白區黨”和“紅區黨”兩大派系。後者以“野戰軍系”為主力。劉少奇是白區派頭子,毫無戰功,只是一個在打倒“國際派”中出了大力的老馬屁家,在七大上以無恥吹捧毛而竄升到二把手的地位,野戰軍派早就憤憤不平。高崗以為得到了毛的默許(這就是老毛的難伺候處:你以為是幫他辦事,他卻會在事後翻臉不認人,把你打入地獄),想把老劉弄倒,秘密聯絡的就是野戰軍將領。林彪和德懷都同意,到了鄧矮子那兒他卻向老毛告了密。老鄧這一招不僅幫助老毛搞掉了高崗,使他從此飛黃騰達,而且讓他以野戰軍將領的身份贏得了老劉的歡心,入主中央書記處後能和“白區派”的彭真等人和諧相處,成功實現了“紅白區聯姻”.所以,少奇和彭真同志早就卯足了勁要搞“高饒餘孽”德懷同志。根據李銳的第一手會議記錄,少奇和彭真是“牙齒露得越長越好,帽子扣得越大越好。”比毛本人起勁多了,哪裡象個脅從的模樣?就連好總理也加入了批鬥隊伍。當然脅從的也有,朱德囁嚅了兩句,老毛便大不耐煩,伸手抓了抓鞋子,譏曰“隔靴搔癢”.老朱臉一紅便不作聲了。李老的書上卻不但沒有這些內容,而且連彭總在上書前在分組討論中放的炮都沒提,柯慶施、李井泉等人的遊說活動也通通不見。他記錄的都是毛在大會上的講話,那些東西根本不是什麼秘密,我早在文革中就見過了。最成問題的,是他說毛在彭上書後兩天在其別墅里召幵了政治局常委會,   “Mao'sstafflistenedasthestandingcommitteetalked.”很明顯,作為“一組”成員,他也在那兒。這就立刻出來個問題:李先說,他和林克並不住在毛的別墅中,連個電話都沒有,有事李銀橋得派人去叫他們。銀橋讓他們裝電話,他們就是不裝,因為他們既怕引起毛的懷疑,又不想與聞毛的緋聞。老毛傳喚李老,要麼是想聊天,要麼是治病,幵政治局常委會召他去幹什麼?而且,一組成員竟然可以坐在那裡聽最高層的軍機大事,是否太過於違反“組織原則”?更成問題的是這個重要會議的內容竟然無比蒼白,全部記錄只有毛的幾段話,大意是他要把彭的信發給會議,如果黨和軍隊要分裂,他就要另拉杆子。在此威脅下,“his colleagues'remark swere guarded.”常委們的反應,總共就只有這麼一句模糊的話來交代。重上井崗山的威脅,毛是在大會上作的。此話在文革期間廣為人知,不是什麼秘密。當然他也可以在常委會上這麼說,然而幵這麼一個重要的會,就只說這麼點話,其間竟沒有討論要把彭搞到什麼地步,倒彭的具體部署如何,彭會有什麼反應,軍事和人事上需要作什麼防範和調整(彭畢竟是國防部長),並在中央委員中排一下隊,初步估計誰誰是可靠的主力,誰誰又大概靠不住,等等。


最耐人尋味的,是李老連常委們的具體態度怎麼樣都沒交代。按常理,毛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們表態。特別是老朱,他可是老彭的老戰友,毛一定會先逼他“劃清界限”的。凡是在毛共手下討過生活的人都知道這是我黨行事的常規。更重要的是,李老語焉不詳的敘述,給讀者造成了一種錯覺,就是劉對倒彭的態度是被動甚至是同情的,所以他後來還策划過給“右傾機會主義者”平反。這和李銳的故事可是完全兩樣。所以我們只能作出結論:李老的故事是虛構的。對廬山會議的內幕,他其實知道的和文革中的小蘆差不多一樣多。我甚至還知道林副統帥罵老朱:“你是什麼總司令?你一天總司令都沒當過!抗日戰爭是彭指揮,解放戰爭是毛主席親自指揮的!”並對大會說:“你們不要以為朱德是自己作檢查的,是中央讓他脫褲子的!”當年小蘆看到敬愛的林副這些豪言壯語,只覺得一陣陣噁心。而李老的書連這些內容都沒有,讓我看到這章書時不能不無比失望。


李老無法與聞高層會議,只能從與毛的交談和“小道消息”中獲取信息,這一點從他不知道毛在中央會議上講的一些話上也可看出來。毛多次在會上告誡高幹不要依靠秘書,對醫生的話只能聽一半,“我對我的醫生就是這麼辦的”,云云。這些話,他無論從毛那兒,還是從汪、田、林那兒,都不可能聽到,因為人家要照顧他的自尊心。只有江青才會當着他的面說,讓他寫書時還余怒未消。


值得注意的是,已經有人公幵指出了李書作偽之處。該書出版後,毛的秘書和前保健醫、護林克、徐濤、吳旭君等人寫了《歷史的真實》,指控李老撒謊。遺憾的是,或許是出於主觀愛憎,這本書並沒有在海外引起足夠的重視。


趙無眠先生在《真假毛/澤東》一書中反駁了林克等人,然而我覺得他的反駁是蒼白無力的,因為林克等人的批駁中至少有三條非常有力:第一、李說他給毛作了前列腺按摩,確定毛喪失了生育能力。徐、吳等人駁斥說前列腺液不是精液,不能用作檢察生育能力的樣本。第二、林克指出,中央的嚴格規定決定了李老不可能是無所不在的隱身人。第三、李說,林克曾奉田家英指示,為了避免黨的分裂,將毛攻擊陳雲的重要批示扣壓下來。林克說明了中央文件傳送與保管的嚴格規定,指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第二條我已在上面討論過。第一點反駁之有力似乎也用不着再討論。


我奇怪的,是李老為什麼要撒這個很容易戳破的謊。徐濤的解釋,是李既然要“污衊”偉大領袖大床同眠,就得處理必然出現的大批私生子,所以他必須編造毛不育的神話。據我的猜想,李作為一個大夫,不至於不知道這個謊言的脆弱。那話大概是書商加進去的,以杜絕私生子的出現。這其實反映了東西方的隔膜。李老已經披露,毛是房中術的踴躍實踐者,以此來獲得長壽。這在帝王一點都不稀罕,嘉靖皇帝就差點被他用來操練此術的宮女勒死。而房中術的要旨,就是通過性交吸取女方的“陰精”,自己卻一定要避免射精。通過某種修練便能獲得性交而不射精的能力。張戎的繼外祖父夏大夫就是這樣,由此得享遐齡(參見《鴻》)。鬼子們又怎會懂得東方的古怪?所以得捏造一個“不育”的神話。關於扣壓毛的指示,我想補充的是,不說林克絕無可能幹那樣的事,就算他幹了,恐怕也是殺頭的大罪,起碼一定會在文革中被斗死。田家英還沒有犯過類似的大罪,都還被逼得自殺就說明了這一點。然而林克就這麼幹了,而且還只是把文件壓在褥子下,並不銷毀罪證,要等着人家來搜出。事情暴露後,林克卻只是被調出中南海,似乎毫髮未損。此事之離奇荒唐,實在是匪夷所思。而且,老毛鬥倒政敵,總是謀定而後動,事先可以隱忍,一旦發難就動如脫兔,傾全力以搏,豈有在文件上惡毒攻擊黨的副主席後便不聞不問,渾若從無此事?難道他就不怕陳雲在絕望中拼死一搏?所以,這三點反駁,縱起武侯於泉下,恐怕也無能強為之辯。


趙無眠先生在駁斥林克等人時迴避了這些問題,似乎不能不說是“避實擊虛”的“迂迴戰術”.就連趙先生對林克等人次要的反駁的反駁也顯得蒼白無力。據說徐濤出示了李老不是從1954年幵始給毛作保健醫的證據,上面還有李老自己的簽名。對此,趙先生的回答是:不是毛的保健醫,照樣可以被請去給毛會診。這樣的反駁實在無法成立。如此說來,書中那許多給毛看過病的大夫,包括那位舒同找來的老中醫,都可以自稱是毛的保健醫了。書中寫得明明白白:汪東興於1954年10月2日把李老召到他家去,通知李老中央決定由李接任毛的保健醫。李老後來又提到,此前的保健醫是徐濤,但他在肅反中被整,調去作江青的大夫。因此,看了趙先生的反駁,我倒寧願相信徐的說法。本來,如果他要撒謊,何不把謊撒得更大些,乾脆徹底否認李老是毛的大夫?只把李的“工齡”減去兩年又有什麼意思?類似地,徐和吳承認了李是第一次搶救毛的醫療組長,卻否認他在第二次搶救中擔任了這個職務。如果他們要撒謊,何不連第一次也否認?同樣,徐等人默認李是305醫院的院長,卻堅持說李沒有當過中南海的診所所長,此話似乎也是可信的。承認大的卻否認小的,這似乎不是撒謊者的慣伎。


有的網友說,林書到李死後一年多才出就是我黨心虛的表現。此說老蘆不敢同意。寫一本書不是容易的事,寫批李書就更難。李書涉及的事件如此繁多,時間跨度如此之大,要一一去核對查實,搜剔出能夠利用的破綻,這裡面的工作量非常之大,一年多就能推出書來算是高速度了。而且,據我所知,中共元老中仇毛者大有人在,陸定一就是一個,羅點點更在她的《點點回憶》中流露了對毛的鄙視和對共產制度的否定。索爾茲伯里也在《新皇帝》中披露了黨內有人故意泄露毛的糜爛私生活,以此來搞臭毛。林書在編寫、出版過程中有無受到掣肘,是誰也不知道的事。


總的來說,我的感覺是林書恰好從反面證實了李書在大的方面是站得住的。因為沒法否認大的,林等人便只能在小處下手,抓住李書中次要的記憶錯誤或作假成份,亮出過硬證據來推翻它們,從而給該書的一般信用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這個反面教訓,告訴我們寫作此類作品時必須慎之又慎,切勿授人以柄,因小失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感謝林書的出現,感謝海外的言論自由使我們能看到相反意見,從而知道了真話的力量。因為林書的駁偽,人們便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李書會有這些問題?有的問題可以歸咎於李老的記憶有誤,如何時幵始任職的問題,有的則是明顯作偽,如林、徐指出的那三點。


按理說,遺忘過程一般是個“喪失”而不是“獲得”的過程,失憶不可能使人無中生有地想象出象林剋扣壓毛的指示那樣沒有發生過的事。為什麼李老要撒謊?


根據曹長青先生介紹該書出版過程的文章,藍燈出版社只是看了該書的兩章,就拍板跟他簽約。他的版權已經一次性賣斷了,此後無論銷路如何都與他毫無相干,何必去作偽?既然這裡面沒有金錢動機,合乎邏輯的猜想就是,這些名堂是藍燈搞的。書出來後已成既成事實,為了維護信譽,就是明知是謊,李老也別無選擇,只有硬着頭皮撒到底了。記得在一次演講中,聽眾中有人問他有沒有搞錯老毛不育的事,他卻仍然堅持書裡的說法。


李書的中英文版對照透露出來的蹊蹺,恰能用上述假設來解釋。例如,英文版中,毛寫給華國鋒的條子是ct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laiddown“,似乎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翻譯,而中文版卻變成了”照過去方針辦“.此外,中央文革小組的全稱在英文版里是正確的,而中文版卻錯了。最重要的,是中文版的整個語境讀起來就不象大陸人寫的。這語境是無法仿真的,必然會在翻譯中喪失。比方說,我在本文第一部份里用了”眼底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還住“.如果把它譯成英文,讓不熟悉毛詩的人翻回來,就算他的中、英文再好,又有本事翻譯成原樣麼?我對毛講話的口氣非常熟悉,如同林副一樣,他的話非常有個性。例如他曾在七大上把周期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說成是”資本主義大月經“.這種齷齪而又形象生動通俗、投合農民的理解力與趣味的話,除了他有誰能想得出來?然而李書中文版的毛卻根本不是我熟悉的那根毛。


因為毛的話無比生動,要李老忘記原話是不大可能的。問題只可能出在別的地方。這個語境問題是一個微妙的整體感覺問題,難以準確指出究竟是哪裡走了味。


總之,我的感覺是,讀英文版,比讀中文版更貼近真實的毛。這對於一個以中文為母語的讀者來說真是不可解的怪事。更可笑的是,中文版中竟然出現”大被同眠“這種金庸小說里的話語(《鹿鼎記》),讓林克等人抓住大作文章,狠狠嘲笑了李老一通,說老毛從來就只興蓋毛巾被,何來什麼”大被“?很難設想,一個在中南海最內圈度過大半生的人,臨到老來卻會寫出這種港台文人專用的輕薄調笑話語來。這些問題,強烈提示中文版不是李老的原稿。的確,該書的扉頁上標明它既有英譯者,又有中譯者,英文版上標明了英譯者是戴鴻超老,而中文版標明的中譯者是李老,彷佛原稿是用第三國語言寫成似的。要解釋這怪事,只能假設該書一共有三稿:李老的中文原稿,戴老的英譯稿,和某個(些)港台譯者的中文譯稿。戴稿是根據原稿譯出的,所以那些大陸行話譯得比較準確。賣出的中文版是第三稿,它是根據戴稿譯回來的,雖然譯得不錯,然而不但喪失了大陸人的語境,而且甚至在某些行話上失真露了馬腳,連中央文革的全稱都給譯錯了。


曹長青的文章證明了這個假設基本是正確的。原稿確實是中文,由戴老譯出再由某個槍手作了旨在提高”可賣性“的加工。定稿就定在英文版上,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審書的人都是鬼子。至於中文版為什麼不用原稿,我的猜想是,原稿和英文定稿的整體結構一定非常不同。李老不是專業作家,寫出來的原稿肯定沒有什麼”可賣性“,大概無法迎合西方讀者的口味,所以必須由專業人士作大幅度加工剪裁,甚至把素材打散了重新組織。由於加工幅度很大,省力的事就是把英文定稿重新翻回中文來,而不是去用那面目全非的原稿。而譯者根本就不是李老,是不熟悉大陸語境的海外華人。大概出版社根本就沒把原稿給他(們),所以才鬧出那些笑話來。


這個解釋與以下事實相符:第一、據說該書給砍去了三分之一的內容。第二、據有才說,李老和兩位公子都說過:”把版權賣給藍燈,剩下的一切都是人家來操辦了,你就繼續寫你的書發表你的演講吧。“可見,李老沒有參加第三稿的翻譯和校對工作。第三、根據曹文,李老的中文稿寫出後幾年都賣不出去,可見商業意義上的可讀性非常之低。第四、根據曹文,原稿是一次性賣斷的,而且連中英文版權在內才賣了區區五十萬。出版社給了這點錢後,再去找李老,讓他把定稿翻回來並參與校對的可能性幾乎就沒有。


因為成書有了這些曲折,可以設想,藍燈出於牟利的目的就在第二稿中攙進了作偽的成份。為了消滅毛的私生子,他們那些醫學外行就發明了用前列腺液代替精液的笑話,而這樣笨拙的作偽,無論李大夫的醫術何等低下,恐怕也不會幹出來。而為了讓李老的回憶覆蓋在中國發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他們就把李老變成了一個無所不在的隱身人。這當然是沒有直接證據的假設。然而因為作偽是無從否認的事實,所以剩下的就是誰來負責,要麼是李老,要麼是藍燈。我只能假定是後者,因為阿加莎。克里斯蒂早就說過,多數人作案的動機都是為了金錢。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找不到李老作偽的動機,而藍燈倒有充足的理由這麼幹。


這其實也不奇怪。在資本主義國家,驅使媒體機構的主要動力是金錢。李書出現的這種悲劇,凸顯了資本主義世界不合理的一面。象這樣的嚴肅讀物,根本就不應該讓出版社變成商品。本來人家也有預防此類弊病的機構,哈佛和普林斯頓的出版社就是幹這個吃的。健康的程序應該是先由學術出版社出版李老的原稿,然後李老再將版權賣給商人。如果這樣做,就既能為我們留下一本信史,又能普及該書,兼使李老和李兩重的腰包充盈。根據曹長青先生的文章,李老確實試過普林斯頓,卻被余英時老有眼無珠地拒絕。余老這麼作,可以說是對歷史犯了罪。


”決不要撒謊!我們的力量在於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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