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魯回憶趙紫陽所言有虛

大概去年某個時候，讀到過這樣一篇李湘魯回憶趙紫陽的文章中的這樣一段文字：

“1980年7月，我去紫陽同志處報到，開始擔任他的秘書。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79年這一年，有些像是改革開放的序幕，1980年則是正劇上演。當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紫陽同志亦當選政治局常委，不久被任命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從四川調入北京，9月任總理；萬里也從安徽回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後繼任常務副總理。八十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進入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

我來之前，另外兩位秘書已經到任，均極富才能。白美清（1956級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生——轉載者注）原任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為人謙和持重，文字嚴謹細密；鮑彤文革前曾任中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國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為人富正義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辯，文史知識、馬列理論和文字在同輩人中難得一見。二人之外，作為補充，趙希望找一個家庭背景比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對年輕的秘書，我成為人選之一。

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四中讀高中，1968年去河北農村插隊，1970年入伍，大部分時間在武漢軍區通信總站做政工工作，復員後經鄧力群介紹進入國務院研究室經濟組。國務院研究室（後改為書記處研究室）是1975年經小平同志授意，由胡喬木出面組建的機構，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撥亂反正中，成為理論界的一面旗幟。鄧力群當時任副主任。1978年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經濟管理系脫產學習，仍未脫離該室，這大概是我入選的一個理由。

再有，抗戰期間，我母親與趙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魯豫邊區婦救總會工作，比較熟悉。我在部隊時，又恰與趙的二兒子趙二軍同城服役。他當時在武漢警備區當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軍為人豪爽大度，交遊甚廣，是典型的軍人，文革中一度被趙牽連，亦遭坎坷；四兒子趙四軍與我雖不同城，卻屬同一部隊，也很熟絡。我們相交在黨和國家遭受文革深重災難之時，有同樣的立場和感受，信任感是這樣建立的。

常委的秘書由中組部考察。當時我的位置有三個人選，除政治立場、工作能力等考察項目外，面試時我的得分最低。問題在表態。聽說其他兩人對這份工作的表態相當熱烈，而我的表態雖中規中矩卻不免迂闊。我說：“服從組織分配。如果中選，會努力工作；不中選，也沒關係，依然可在其他崗位做貢獻……”考察人員認為我沒有表現出熱情，一派無所謂，不是合適人選。誰料趙聽完匯報，馬上說，我就要這個“無所謂”的。做秘書的事，就這樣定下來。

進去工作不久，二軍告訴我這個故事。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慶幸，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長，讓我這個不會“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來。他對世俗觀念的脫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產生很強的親近感。”

請注意黑體字文字部分。這部分文字告訴我們，李的母親與趙的夫人是抗戰時期就相識的老戰友；  而趙的兒子二軍是與李一起在武漢當兵時就認識的鐵哥們兒， 而且還是二軍主動找到李認識的。為什麼二軍會主動來找李，當然是因為上一輩的歷史關係。李與趙的兒子四軍也在同一部隊，彼此也很熟悉。趙紫陽最後拍板，定下要他這個不表忠心的人當秘書的故事是事後二軍告訴他的。

細讀黑體字這部分文字敘述的事實並把這個事實與李最後被趙選為秘書的事聯繫到一起， 就會發現李關於趙紫陽對“世俗觀念脫落不屑”，“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長”的說法有點假。

既然事後趙二軍會告訴他趙紫陽怎麼把他選上的過程， 那事前趙二軍也非常可能向趙紫陽提到過李的名字而且趙知道李的母親與趙紫陽夫人的深厚歷史交往。所以趙最後從三個候選人中挑選分數最低的李為秘書時，一定知道李是誰家的孩子， 一定知道李是兩個兒子的好朋友，趙心中早有定見， 這個秘書非李莫屬。趙根本不可能是因為什麼李不表忠心就挑選了他。趙紫陽挑選他為秘書是基於兩家兩代人的深厚私人關係。有如此深厚的關係， 還需要表忠心嗎？當然不需要。很明顯，另外兩個候選人只是來做陪襯， 從形式上幫助走完這個挑選秘書的過程

最近看到微信里流傳下面這樣一個李湘魯在《炎黃春秋》發表的同一個故事的回憶， 在這個最新的回憶版本中， 上面的黑體字部分被刪除了：

作者：李湘魯
來源：《炎黃春秋》

”1980年7月，我去紫陽同志處報到，開始擔任他的秘書。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79年這一年，像是改革開放的序幕，1980年則是正劇上演。當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趙紫陽當選政治局常委，不久被任命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從四川調入北京，9月任總理；萬里也從安徽回到北京，先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常務副總理。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進入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

我來之前，另外兩位秘書已經到任，均極富才能。白美清（1956級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生）原任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為人謙和持重，文字嚴謹細密；鮑彤文革前曾任中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國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為人富正義感，才思敏捷，文史知識、馬列理論和文字在同輩人中難得一見。二人之外，作為補充，趙希望找一個熟悉北京且相對年輕的秘書，我成為人選之一。

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四中讀高中，1968年去河北農村插隊，1970年入伍，大部分時間在武漢軍區通信總站做政工工作，復員後經鄧力群介紹進入國務院研究室經濟組。國務院研究室（後改為書記處研究室）是1975年經小平同志授意，由胡喬木出面組建的機構，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撥亂反正中，成為理論界的一面旗幟。鄧力群任副主任。1978年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經濟管理系脫產學習，仍未脫離該室，這大概是我入選的一個理由。

常委的秘書由中組部考察。當時待選位置上有三個人選，除政治立場、工作能力等考察項目外，面試時我的得分最低。問題出在表態上。聽說其他兩人對這份工作的態度相當積極，而我的表態雖中規中矩卻不免迂闊。我說：“服從組織分配。如果中選，會努力工作；不中選，也沒關係，依然可在其他崗位做貢獻。”考察人員認為我沒有表現出熱情，一派無所謂的語調，不是合適人選。誰料趙聽完匯報，馬上說，我就要這個“無所謂”的。做秘書的事，就這樣定下來。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慶幸，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長，讓我這個不會“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來。他對世俗觀念的不屑，令我心生敬意，產生親近感。”

為什麼黑體字部分被刪除？ 很明顯，黑體字部分的事實並不支持趙紫陽是一位不喜歡“表忠心” ，”對世俗觀念不屑“的首長的觀點， 所以被刪除。最早帶有黑體字部分的版本才是比較真實的歷史。

趙紫陽要選一個可靠他信得過的人當他秘書， 他也有權不管得分高低， 從三個候選人挑選他喜歡的人當他秘書， 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 這裡面沒有什麼趙紫陽不喜歡“表忠心” “對世俗觀念不屑”的事。起碼， 趙紫陽挑選李湘魯當秘書這件事， 不能說明趙不喜歡“表忠心”。

李湘魯被趙紫陽挑選當上秘書，這是一個很小的歷史事件。但從上述這件事可以看出， 歷史真相的呈現非常之難。敘述回憶歷史的當事人， 因為某種信念或者個人好惡，總會有意無意地誇大扭曲一些事實或者掩蓋另一些事實， 以此得出自己想要的歷史結論或者對某人的評價。

從此事還想起另外一點： 網絡時代，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凡留下痕跡就很難消除。只要上網留下文字， 就很難徹底改過來。當然你可以改，但你以前的文字會留在別的地方， 人們可以比較對照你的前後文字， 發現不同，找到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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