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父親——張春橋女兒訪談錄(2/11)

（二）童年時期

“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們起床時他都是在睡覺的，我們幾乎碰不到他。”

【問】：能否談談你童年時期的記憶？你們家是什麼時候到上海的？

【答】：我是在1947年蔣介石開始進攻解放區，部隊撤退到河北省阜平縣馬棚村後不久出生的。那是很困難的時期。石家莊解放後，爸爸被派往石家莊辦《新石門日報》，（7）我媽媽帶着我一同去，又一次進城了。供應也好多了。當然，這些都不是我的記憶，我聽過許多遍。

我父親在一封信中也回憶過這段生活。（8）

我最早的記憶是我們家剛搬到上海，我當時應該是三歲。一到上海，我們就被接到延安東路，爸爸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以前的申報大樓。上海解放之後，我爸爸被派到上海來接收三家報紙，他是軍事管制委員會新聞出版處的軍代表。他白天在那裡辦公，晚上就睡在原來的總經理辦公室的大辦公桌上。所以，我最早關於他在上海的記憶，就是一個很大的辦公桌，他睡在上面。等我們到上海後，就給我們分配房子了，在思南路，周公館旁邊的一個弄堂里，與周公館的房子是一樣的，在它後面一排。（9）後來，我爺爺奶奶到上海來看我們，就住在內陽台。裡面一個大房間，是我父母親住的，我媽生老三時，就是在那個房間裡的。最近我還去那裡看過，現在好像是一個挺高級的吃飯休閒的場所。

一到上海，爸爸媽媽就把我送進了托兒所，這家托兒所叫“婦聯保育院”，我是全托的，一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那個時候對家裡沒什麼印象。我在那個托兒所里一直待到上小學。托兒所用的是蘇聯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我們都穿着花布的裙子，打着大蝴蝶結，唱蘇聯的歌曲，跳《三駕馬車》的舞蹈。

我的大妹妹是生在濟南。1948年下半年，濟南已經解放了，我三叔來晉察冀，到石家莊把我和我媽接到濟南。（10）我奶奶他們是蠻封建的，看到是女孩，不願意幫着帶，所以，我們又都回到石家莊。因為我小時候身體不好，父母把我留在他們身邊，但大妹妹就寄放到奶媽家去了，這個奶媽剛生的兒子夭折了。奶媽經常還要到菜市場上賣菜，有時她把妹妹帶去，有時就把妹妹關在家裡，所以，我大妹妹早年的智力開發是很不好的。上海的生活剛安頓好，才把她接回來，回來後就送到解放日報社的全托幼兒園。

【問】：你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是什麼？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頭髮很長很長，可以扎小辮子。那時候報紙都是鉛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總編輯和總編輯，要把稿子全部審完後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們起床時他都是在睡覺的，我們幾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沒有假期、沒有周末的。

我們家剛搬到上海時，住的是新華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為我媽媽在新華社工作，樓上樓下住的都是新華社的人。後來，《解放日報》分給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孫中山紀念館外面的一套房間。還有王維、馮崗等《解放日報》的人，都和我們住在一起。

【問】：我記得我小時候剛到上海時，上海小孩會唱：“鄉下人，到上海，上海話，講不來，米西米西吃鹹菜。”你那時候是不是也感覺上海人比較排外？

【答】：在托兒所時，很多小朋友都是幹部子弟，所以，我沒覺得與別的小朋友有什麼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麼高級的幹部，所以沒有任何一點特殊的地方。

我們不是上海人，這確實讓我覺得與別人不一樣。爸爸媽媽原本是想讓我早一年去讀小學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學。父母送我去那所學校，但學校不收我。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人家不要我，後來意識到是因為學校里都講上海話，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學的年齡了，爸爸就讓我上了徐匯區第一中心小學。學校在陝西路襄陽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們住在盧灣區，其實去這個學校是跨區了，但爸爸很喜歡這個學校，學校也非常開心收我這個學生。學校校長是顏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開學後，我的功課很不好，我媽就奇怪了，說我家小丫頭挺聰明的，怎麼功課這麼不好。其實是因為我聽不懂上海話。小朋友大多數是上海人，所以，上課都用上海話。我根本不知道老師上課在說什麼。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聽不懂話。

第一中心小學離我家很遠，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學回家，沒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學讀了一年，就轉學了，因為我爸爸的工作又發生了變化，我們搬家了。

【問】：1955年你爸爸的工作發生了什麼變化？

【答】：爸爸是1951年10月擔任《解放日報》社長的。1955年，他離開《解放日報》，調到了市委宣傳部。現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報》工作時，發表了太多的群眾意見、人民來信之類的東西，陳毅不喜歡他。後來我和爸爸說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潘漢年親自找他談過話。潘漢年對他說，陳毅說的，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一點都容不下其它人。因為爸爸是從八路軍抽調過來的，不是新四軍系統的人。我就問我爸，你還認識潘漢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說：“那當然咯。”

但那時，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調離《解放日報》，那麼我們就不能再住在報社的房子裡了，所以，我們就搬到海格大樓，在延安西路33號裡面，就是現在的靜安賓館，那時是市委的部長級幹部住的地方。搬家後，原來的學校離家太遠了，從二年級開始，我就轉學到了第一師範附屬小學，就是一師附小。一師附小用普通話教學，所以，我的功課就變得好了。

【問】：你爸爸不辦報紙了，作息時間是否正常了，你們也能多見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還是半夜三更回來，早上要睡覺，我們見不到的。

那時的感覺是家裡沒有大人的。當時我媽媽已經到北京的黨校去學習了，家裡只有一個阿姨，每天給我們燒飯吃。我父親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11）所以，家裡面書很多很多，連環畫很多很多。都是送來給他審閱的。我們家的客廳里是沒有什麼家具的，當時的幹部家庭可能都是這樣，很簡單。家具都是公家給的最基本的東西，兩條長板凳加一個棕繃就拼成一張床了。阿姨帶着我們幾個孩子。到寒暑假時，我們家的地板上就坐滿了各家小孩子，都來我家看連環畫書。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帶走了，那也就沒有了。

還有就是在大院子裡玩，爬樹，我特別會爬樹。院子裡有好多棵大樟樹，越往上樹枝越細，但我能順着細細的樹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腦袋從樹葉中伸出來。那時根本沒有人管。就像放養的野孩子，自生自滅的那種，但生命力特別強。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個院子裡有一個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裡去洗了洗。但傷口後來爛掉了，爛得很深很深，過了好幾天我父親才發現，才把我弄到醫務室里去換藥，所以，至今還有一塊很深的傷疤。那時候我只有兩三年級吧，大概九歲。

【問】：你漸漸長大，對爸爸的記憶會深刻一些吧？

【答】：小學的時候，對他真的沒有什麼印象。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過生日時。他對我們的生日一直是蠻重視的。生日時，他會帶我們出去買吃的東西，到淮海路上的哈爾濱食品廠去買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時候了。還有一個印象就是他去北京開會，因為每次他從北京回來，總是會帶大蝦酥和果丹皮給我們吃。所以，當時我們對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蝦酥和果丹皮。另外，核桃上市的時候，他也會帶我們出去買核桃。就是去我家對面的那家店裡，去買一大袋核桃，帶殼的那種，然後我們家的幾個孩子就用門嘎嘎地軋核桃吃。想想那麼高級的門，被我們用來軋核桃吃。這些記憶好像都是和吃有關係的。

【問】：你們在海格大樓好像也沒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轉學了？

【答】：對，我們在海格大樓住了一年多，後來這裡變成了市委機關用房，就把我們搬到了蓋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樂學院對面，現在叫淮海公寓。那裡也是市委部長級的家庭住的，瑞華公寓是處長級的家庭住的。（12）搬到蓋司康，我就又得轉學了。原來的學校太遠了，我們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學的。所以四年級的時候，我又轉回到徐匯區第一中心小學，幸運的是那裡的老師也開始講普通話了。

我大妹妹與我在一個學校，但她也很獨立，上學時並不與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學一起走，自己管自己。

我們還是調皮得不得了，會從樓上打着一把傘跳下來，這種事情都做過。我那時就覺得我挺另類的。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學，我頭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結，那是俄羅斯人的習慣。同學就問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說沒有啊，你怎麼說我家死人了。他們說，那你怎麼戴白蝴蝶結。我才知道，家裡死人頭上才戴白色的裝飾的。這點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們家的經濟條件在當時算不差的，我媽媽工資比較高，我爸爸還有稿費。因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繳的，我媽喜歡買俄羅斯的大桌布做床單，我穿的也都是俄羅斯繡花的衣服，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這也與別人不大一樣，但我不太顧及別人怎麼說我的。

【問】：老師對你怎麼樣？

【答】：老師應該也是覺得我挺另類的。我四年級的時候被選為大隊委員，還是勞動委員。大掃除時，我就要跟着老師去檢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爸爸的關係。還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覺得老師是存心出點難題讓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級的時候，大概十一歲吧，老師給我一個會議通知，要我一個人到青年宮去開會。我根本不認識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會議通知，也沒辦法問家長，因為家長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軌電車，哐當哐當的，一路上哐當過去了。找來找去，繞來繞去，我還真找到青年宮了。我進去一看全是大人，開什麼會我也不知道，聽也聽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該幹啥，所以我就出來了。出來後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該坐哪路車，往哪個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軌電車，就上了一輛。我又哐當哐當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車到了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地方。實際上是到了十六鋪，那時候的十六鋪亂七八糟的。下來後我不認識路，也沒錢，後來我只好叫了一輛三輪車，我說：“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蓋司康大樓。現在那個大樓下是個高級服裝店，當時那裡是個理髮店。平時我們理髮都在那裡，所以理髮店的人認識我。人家已經關門了，我就去敲門借錢。剃頭師傅借給我五毛錢，讓我付給三輪車夫。之後我就快速跑着上樓，敲家裡的門。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問我怎麼這麼晚才回家，到哪裡去了。他們還沒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沒想到要出去找我。聽我說了經歷，這時候他才嚇了一跳。他說：“社會秩序真好，沒把你拐走。”快點叫阿姨把錢送還給理髮店。大人都說，你這小孩膽子真大。我當時真的沒發慌，也不怕，可能還真是膽子挺大的，反正最後還是回來了。到現在，我們家裡的人還要常常拿出來議論議論。至今不明白學校怎麼就這樣把我給派去了。但當時我父母也沒去責備學校。

【問】：你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大躍進應該開始了吧？

【答】：對，大躍進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還住在蓋司康公寓，大煉鋼鐵，除四害，滅老鼠，趕麻雀。我記得我們還跑到蓋司康十二樓的上面去敲鑼趕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級上半學期還是在徐匯區第一中心小學讀的，下半學期，我們就搬到東廟二村去了。（13）當時，柯慶施要幹部與工人打成一片，我們都搬到東廟二村去住，這邊是市裡的領導，那邊是工人家屬。所謂的工人，其實是廠里的基層幹部。那時，在東廟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學。這個小學的班裡，幹部子弟很多。

【問】：東廟這個學校里工人子弟和幹部子弟的關係融洽麼，你們能溝通麼？

【答】：與我比較要好的小朋友，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出身的比較多。幹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樣。上課時很熱鬧，校長常常站在教室門口。我爸告訴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學習，要多和他們做朋友。但是有隔閡的。比方說住的，市委來的幹部家庭，住的都是兩套或三套房子，我們家住的就是兩套。工人家都是一間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裡要住兩三家。我們原來住的蓋司康公寓，都是打蠟地板，東廟二村是油漆地板；蓋司康的房子裡是鑄鐵的浴缸，東廟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東廟的房子多破，多簡陋。對幹部家庭來說，以前有熱水供應，現在要自己燒水，熱水倒進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們會覺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對工人來說，工人家原來什麼都沒有，搬過來已經覺得是天堂了。在這一點上，我就感覺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樣了。我要去靠近他們，希望打成一片，結果未必如願，融合還是很難的。

【問】：你們在東廟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裡住了一年。後來柯慶施的做法被周恩來批評了，周說你這樣做是不是要讓我們都從中南海搬出來？所以，我們又都從那裡搬回市里去了。這次，我們搬到康平路的愛棠。（14）那時候我上小學六年級。

【注釋】

（7）1947年11月18日，《新石門日報》創刊，張春橋擔任總編輯。1948年1月，石門改名為石家莊，《新石門日報》改名為《石家莊日報》。

（8）見張春橋1996年12月12日給維維的信。

（9）周公館即中國共產黨駐滬辦事處舊址，位於思南路73號，周恩來曾在此居住、工作。

（10）見張春橋1992年11月22日給小妹信。

（11）1955年至1957年，張春橋的職位是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上海市委委員。

（12）瑞華公寓位於常熟路、延慶路路口東南角。

（13）1958年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下令在南郊興建東安（東廟）新村，一村為工人住宅，二村為幹部住宅。1959年，柯率華東局、上海市委全體領導遷入。1960年，柯等搬出，遷入康平路市委宿舍。

（14）康平路165號愛棠公寓是上海市委辦公廳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