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曾經介紹過民國時期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和他一手創辦的南開學校。張先生是20世紀中國唯一的一位由“軍事救國”轉為“教育救國”的偉大教育家。他是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之年，1894年，以“最優等第一”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作為中國海軍的一名才18歲的見習軍官，初次見習，就不得不吞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苦果。三年後，即1897年，他又親歷了北洋艦隊大本營的威海衛兩天之內三易旗幟的恥辱。（由滿清黃龍旗改為日本太陽旗，又改為英國米字旗。）在此強烈刺激下，他才在1898年“戊戌政變”之秋，退伍而毅然主持只有五個學生的家館，從此開始了他畢生辛苦的教育生涯。自此而後直到1930年，他創辦的南開學校已經在華北和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20世紀中國名人錄上，如周恩來，吳國楨，張道藩，葉公超，以及社會精英如曹禺，吳大猷，陳省身，朱光亞，周光召等等都曾經在南開學校中受業過，都一直以張伯苓先生為師，而當時的少帥，民國四大公子之一的張學良，是從來沒有在南開上過學的。然而他對於張校長卻頂禮有加。在他的鼎盛時期，即1930年他命令東北軍入關，“武裝調停”中原大戰，使得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的反蔣聯盟成為一場春夢，這使他的地位如日中天，成為國民政府委員和中國陸海空軍付總司令。他在1930年12月在私立南開大學作了一次演講，當時報上是這樣記載的：

在校長張伯苓和學生代表分别致歡迎詞後，張漢卿先生(即張學良)有一情詞懇切之訓詞，語多針對時下青年之病象。謂：彼之所以有今日，亦實南開之賜。因十四五年前，感東北受日，俄之侵略，內戰頻頻，自覺毫無希望，只好坐待為亡國奴，對於世事，極其灰心。後聆有名人赴東北演講“中國之希望”，奇而往聽，志氣為之大振，此即貴校校長張伯苓先生是也。並謂最受感動之一語，為“不要抱怨別人，要自己去干！”最後張先生謂仍以此語贈送貴校同學。

事實是張校長在1916年10月下旬的19天，即張作霖才當上奉天督軍兼省長的初期，應東三省教育界邀請，先在奉天（瀋陽），之後在吉林，長春，哈爾濱，安東及朝鮮的宜川，新義州共演講39次之多。鼓舞民族士氣，大張奮發圖強的精神，受激勵啟發的豈止張學良一人而已。

再往下看：到了張學良在被迫與世隔絕數十年後，1990年8月，在台北第一次接受日本記者採訪。當記者問：“先生年輕時受誰的影響最大？“這位早就垂垂老矣的昔日少帥，完全不假思索，就立刻以”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作答。他說：

你知道張伯苓先生吧？當時南開還不是大學，張先生是那裡的校長，我去聽過他的演講。那天演講的題目是“中國不亡吾輩在“。我對這個題目很生氣。過了一會，我對張先生發怒了。”有我在，中國就亡不了“，”你這是講的什麼，你把你自己想成什麼人了？“我是急性子說話不好聽。我非常不愉快。張先生說：”每個人都要自強。只要有了自己，中國就亡不了。我們必須要有這麼想的氣概。不管人家怎麼說，自己要有這個信念。“

我對這個話非常感動。我這個人非常容易受別人影響，我受到了強烈的感動，下了決心。我，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在我父親大力庇護下的有錢的紈絝子弟。但是，我不能總是扮演這種有錢的紈絝子弟的角色。我必須為國家為社會做點什麼。

以上兩次談話相距整整一個甲子。張學良，在他歷經滄桑的劫後餘生，對於早在1951年已經辭世的張伯苓仍舊一往情深，可以證明他一直自稱是張校長的學生，絕不是偶然的。我們可以再看“西安事變“的一些歷史事實， 看看當時的國民政府高層決策人士對於二張之間的情誼如何看待的。

當1936年“西安事變“一聲驚雷傳到南京，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的孔祥熙，為了解救已經被拘留成為階下囚的蔣委員長，考慮到張伯苓是能夠”勸導“叛將張學良的最佳人選， 於是於1936年12月16日致電張伯苓，全文如下：

重慶中央銀行，乾密。即刻譯送南渝中學張伯苓先生道鑒：西安事變，舉世震驚。國家命脈所系至巨。吾兄與漢卿，相知甚久。此時一言九鼎，當有旋轉之功。可否即請尊駕飛西安，力為勸導。抑先飛京。敬祈迅即電復，無任禱荷！弟孔祥熙叩。纖秘。京。印。

南渝中學就是南開中學，當時張校長正在主持新建南開中學的校務。張伯苓接電報後即飛往南京。當然後來由於時局迅速變化，出現了柳暗花明的一幕，已經不需要張校長再飛西安，但從這件事可見張校長對張學良的影響力。

1936年4月9日，曾經被張校長誇獎為南開的好學生的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從瓦窯堡來到此時還是東北軍駐地的膚施—延安，在一座天主教堂與張學良第一次會談時，才知道這位他們要爭取的主要統戰對象，與張伯苓的關係竟是如此不尋常。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周恩來傳“所述，當時恰恰也是因此，使得此次本來似乎很少可能”親切而輕鬆“的初次會談，才能在霎那間因為”我和你是同師“增加了”親切而輕鬆“的氣氛。原文是：

周恩來和張學良一見面，就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張學良說：我了解，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說過。周恩來很奇怪，問：張伯苓怎麼會是你的老師？張學良爽快地回答：我原來抽大煙，打嗎啡，後來聽了張校長的規勸，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張伯苓為師。並說：我和你是同師。會談便在這種親切而輕鬆的氣氛中開始了。

而這次會談之後的一個月，即1936年5月15日，周恩來就以學生身份向這位“身負華北眾望“的著名教育家”遠道陳情，請張校長以“一言為天下先”的聲望，促使“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早日建成。

張伯苓先生對於張學良的影響出自於他的充滿愛國情操的偉大人格力量。在上面提到的他在1916年在東北的演講，這是在孫中山將他領導的革命黨正名為國民黨之前三年，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三年以前，也是十月革命還沒有一聲炮響，29歲的蔣介石還在上海做股票，23歲的毛澤東還在“獨服”近代名人曾國藩的時候。而張校長能夠認識到民族的深刻危機，尤其是日，俄對東三省的野心。他不僅是大聲疾呼，而且長期堅持對東北進行實地調查，後來在南開大學開出全國獨有的“東北經濟地理”課，而且成立了全國大學中獨一無二的學術機構“東北研究會”。張學良對於張校長的敬佩絕不僅是聽了幾次演講，而更是看到了張校長的實幹精神和實際成績。

（以上根據我的學長馬平先生提供資料整理，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