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蔡以芃（台灣醫事安全法學會總監）文章:"魏則西之死：中國能到哪治病"

大學生魏則西患晚期滑膜肉瘤，誤信百度推薦，至「莆田系」下的武警二院救治，接受所謂「DC-CIK 生物免疫療法」，花費逾20萬人民幣後枉死。事件一曝光，中國輿論譁然，直指醫療體繫結構出了問題，民眾不約而同從中看到自己，倘若結構不改，人人都可能是魏則西。5/3北京衛計委表示，國家早已嚴禁醫院科室外包，若非紅包文化猖獗，為何外包依然存在？日後開放公立醫院特許經營，更可能重演外包噩夢，無心於醫療質量，政策是換湯不換藥。民眾不信任民營醫院，如今連公立醫院都去不得，又該到哪治療？連異己言論都能屏蔽的國家，竟管不動百度，恐怕無人相信。

莆田系金主皆來自福建莆田，多無醫學背景，靠一毛錢的膏藥起家，就是所謂的赤腳醫師，1990年代開始承包縣級醫院科室併合法化。10年後，當局明禁科室外包逼走莆田系，卻允許「已合作的公立醫院經批准可轉獨立法人」，讓莆田系得以併購為民營醫院並拓展至8000多間，市占8成。中國推醫院改制卻疏於監管，醫療卻攸關性命，台灣雖許醫院委外由大學經營，但絕對嚴審資格，對岸卻只比口袋深，醫療質量反而不在考慮，資本主義的做法只學半套。

再說，極權國家一切黨說了算，也就是所謂相關領導，從曝光的送禮名單，可見莆田系之所以壯大，正是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中國對醫療一向粗暴，才會不時有被偷割腎的荒唐，連原食藥監局長也受賄判死，何況中國並未批准任何免疫療法。此類療法技術門坎高，臨床試驗是必備條件，理應由食藥監局嚴密控管，卻長期陷入與衛計委的權力鬥爭，至今審核停擺，各式療法誇大療效，正看準焦急的病人會上鈎，上梁不正下梁歪，主事者自己都亂了套，又如何管理醫院？

從莆田模式可見，這些金主精商而非醫學，欠缺同理心或道德感。在台灣，無論法律或現實面，政府都不許醫療業被視為生意，醫療糾紛也不適用消保法。兩岸醫療水平的差距主要是思維，吃大鍋飯的共產國家，醫師社會地位與待遇不佳，優秀人才不願從事高風險行業，公立醫師也因此被莆田系高薪挖角。台灣醫師雖工時過長，醫療業仍是頂尖人才投入，中國卻一國兩制，為滿足龐大醫療需求，始終允許無牌的鄉村醫師執業。莆田系醫院待遇優渥出自以藥養醫，自家藥品一條鏈獲利驚人，同時「培訓」醫師判斷病人「消費能力」，或假造專家頭銜，無怪爭議越滾越大。

百度靠廣告收入運作很正常，但競價排名涉及廣告不實，最大癥結在是否受中國廣告法規範。台灣對醫療廣告規定極嚴，除醫療法外，衛福部亦有專人審查網絡，谷歌醫療廣告收益龐大，但須有FDA等官方證照才能刊登，百度卻讓莆田系砸大錢買排名，形同不實廣告。啟人疑竇的是，當局長期愚民致百度獨大，難道竟對其作法毫無所悉？不知情或不想管，兩者迥然不同。

醫療首重質量與醫學倫理，當醫德被拋在腦後，醫療與利益掛勾，還會有千千萬萬個魏則西。

以下轉貼鄭永年文章：”魏則西之死與監管制度重建”

如果政商關係體制不改善，那麼對個體（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組織等）的譴責都會無濟於事，同樣的事情會一直重複下去。

青年魏則西之死引出了人們對百度及其關聯的武警醫院、莆田系的聲討。不過，冷靜下來想一想，百度可能只是“運氣”不那麼好的一例罷了。死了人才成為社會事件；如果不死人，百度照樣會繼續我行我素。實際上，類似的事件絕非首次。在過去的很多年裡，類似事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出來。各類環保事件、毒奶粉、毒食品等等一直充塞着媒體和坊間。同樣，類似的事件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例，今後也會不時地爆發出來，甚至可能以更大規模爆發出來。也可以預想，類似的事情不僅會出現在互聯網領域的相關企業，其它各種類型的企業也會難以逃避。原因很簡單，它們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這樣的事件爆發出來了，人們憤怒不堪，紛紛去挖這個企業的老底，去揭示這個企業和政府等角色之間的關聯。但結果又會怎樣呢？顯見，類似的事件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發生着。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已經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模式了。為什麼會這樣？一句話，這是人們沒有制度性反思的結果。如果政商關係體制不改善，那麼對個體（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組織等）的譴責都會無濟於事，同樣的事情會一直重複下去。

從大歷史來看，其它一些發達國家也走過了類似的進程。類似的事情只是資本之“惡”本性的結果。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的本質就是利益與自私。根據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設想，本性都惡的資本之間的互動能夠產生公共的善。不過，這僅僅只是一個假設。因為在實踐中，國家的監管更為重要。資本趨利行為是其擴張的動力，這個動力也促成資本能夠為社會創造財富，貢獻於社會。從經驗看，只有國家有效的監管才能使得資本行為趨善。

在實踐上，國家對資本的監管（或者監管國家）是社會、資本和政府三者之間鬥爭出來的。從馬克思所批評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今天的福利資本主義並不是資本本身發展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福利國家強調的是分配正義，如果沒有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這個轉型很難理解。近現代監管制度的確立是為了遏制資本“惡”的本質，使其從善。

也就是說，監管是政治的產物。筆者一直強調，任何社會，三大力量即政治、資本與社會之間必須維持基本的均衡；一旦失衡，社會方方面面就會出現問題。在這三大力量中間，社會力量是最薄弱的環節。西方的進程基本上是這樣的。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導一個國家的政治。馬克思當年批評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只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不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發展壯大起來。隨着工人階級進入政治舞台，西方的大眾民主就開始了，也就是說，選票開始發揮政治作用。儘管資本仍然繼續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治和資本之間相應分離開來。選票表明社會力量，為了選票，政治就要去監管資本而照顧到社會利益。這樣，在政治、資本和社會之間維持一個相對平衡狀態。在建立監管制度過程中，社會參與具有重要性，不僅在於社會要用監管制度來維持自己的利益，更是因為社會就是消費者，是資本運作的社會結果的承受者，社會反饋的資本關聯信息對監管制度的運作至為關鍵。沒有社會收集到的信息，監管制度很難有效運作。同時，在這三者互動過程中，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法是平衡器，任何一個角色都要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回到中國的例子。為什麼中國建立不起有效的監管制度而使得監管處於失敗的邊緣呢？從政府和企業行為邏輯來理解，這裡實際上很簡單，那就是，政治控制太有效了，法律監管必然失敗。當政治手段比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時候，這類事情變得不可避免。實際上，這種情況表現在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各個角落，何止百度、武警醫院和莆田系！

和西方資本主導社會不同，中國是一個政治主導社會。在政治主導社會，資本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但當資本和政治結合起來的時候，就變得異常強大。資本的強大並非來自自身的力量，而是其所獲得的政治支持。百度案例本身也表明了資本的脆弱性。當政府和社會力量結合起來的時候，再強大的資本也必須屈服。政治和社會力量的結合在頃刻之間就可以形成一股強大的民粹主義力量。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中國，拉美國家左（政治與社會力量的結合）派、右（政治與資本力量的結合）派民粹主義一直是一個去之不掉的政治現象。

具體地說，類似百度現象是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的產物。我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的制度因素來分析這個現象的產生。

第一，政府所具有的經濟發展功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一直是政府的最高議程。為了推動經濟發展，政府要麼作為經濟行動者（例如國有企業）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要麼給企業予強有力的政治支持。人們不難發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員都隨時可以出來為企業“站台”，做廣告，尤其是那些被政府界定為重點發展領域的企業。人們可以把此稱為企業的“政治（人物）化”。一旦一個企業家、一個企業、一個行業具有了政治重要性，政治就開始“掛帥”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監管部門就必須靠邊站，變得無能為力。即使知道企業有問題，也不敢過問。同時，企業和企業家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有了政治保護，誰敢動我呀？

第二，企業尋求政府的保護。因為沒有健全的法制和法治，企業必須尋求政治人物或者國家機器的保護。不難發現，很多民營企業的背後都是國家權力機關（包括政府、軍隊、武警等等）。更有甚者，國家權力機關本身都擁有很多企業關聯。這裡不是指堂堂正正的國有企業，而是指各種類型的產權和法律名分不清的企業政府關聯企業（例如這次發生的武警醫院和莆田系之間的關係），這類企業憑藉着和國家的直接關聯更是為所欲為。

第三，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個人化關係。中國提出企業“法人化”已經多年，但迄今誰也不理解“法人”的意思。中國的政商關係就是簡單的個人關係，即企業老總和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政府作為公共機構和企業作為“法人”之間的關係。習近平所說“勾肩搭背”的政商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產物。人性是惡的，只要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必然會出現“勾肩搭背”的現象，而“君子之交”或許會有，但只是偶爾發生的。同樣道理，中國的監管制度的對象往往是企業老闆，而不是企業行為。一個企業，如果老闆和政府官員的關係良好，那麼企業怎麼行為，都不會出現問題，直到重大事情的發生（例如這次的死人事件）。一旦老闆和政府官員的關係出現問題，那麼企業百分之百就會出現問題，因為保護傘沒有了。

第四，城堡政治現象。各級政府，很多政府官員都有自己和市場隔離開來的“特供”系統，表現在住房、醫療、食品、教育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這樣，官員們根本沒有管道去了解市場的實際運作情況，不知道普通消費者的處境；因為市場和自己沒有關係，他們根本就沒有動力去認真監管市場。
第五，社會監管的管道被有效切斷。社會是資本的對象，最容易成為直接的受害者，因此社會也最關切市場所出現的問題。但很多政府官員往往對社會的反應作過度的政治解讀，把簡單的社會維權行為解讀成為政治挑戰，動不動就用政治甚至暴力手段來對付。十八大之前，對諸多環保運動，毒奶粉、毒食品等引發的社會維權運動，有關方面都是通過“維穩”方式來加以控制的。因為政治控制能力實在很強大，社會監管的管道被有效切斷。這意味着，有效監管成為不可能。

中國在建設監管國家的過程中，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目前的條件下，至少在如下方面可以作為。

第一、政府經濟角色的轉型。必須從直接的經濟角色轉變成為監管角色，也就是說要建設監管國家。這個目標已經說了很多年了，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成功。在東亞，日本和“四小龍”等經濟體在其早期經濟發展階段，政府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直接的經濟角色，但在後來的階段，政府成功轉型。即使象新加坡那樣擁有國有企業的國家，其國有企業也完全轉型成為符合市場規則的企業。這方面，中國可以大力借鑑這些經濟體的經驗。如果沒有有效的政商分離，那麼就不會有轉型。

第二、新型政商關係的建立。現在已經提出建立“親”和“清”的政商關係。但這個關係必須制度化，必須是建立在兩個法定實體之間的關係，而非繼續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之間的個人關係；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法律必須作為中介而發生功能。

第三、容許社會（消費者）發揮作用。政府是監管者，但要政府自己收集市場信息不僅成本高，而且也不完整。社會是市場的主體，其所提供的信息至為關鍵。政府不僅應當容許社會表達信息，更應當積極把此納入政府信息渠道。

第四、無論是處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企業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還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政府必須從政治手段轉向法律手段，政治手段極其主觀，因人而異，而法律則具有普遍性。要建立監管制度，就需要訴諸於具有普遍性的法律。

第五、要取消各種“特供系統”。在存在特供系統的情況下，不僅監管制度難以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了，監管者也不會有強大的動力去監管。官員也是自私的，只有當監管制度和監管者本身的切身利益關聯起來的時候，他們才有動力去監管。

無論哪類國家，監管是永恆的事情。中國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監管制度，現代市場經濟就很難治理；反過來，就會影響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甚至政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