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徹底否定”到“徹底反思”

王海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革史研究的問題，從“徹底否定”轉為“徹底反思”

對文革史研究而言，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留存這段歷史的記憶。文革是全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需要有擔當的責任和反思的勇氣才能銘記下來。但是，現在的情況卻是不容樂觀的，我們的文革記憶正在淡化和不斷逝去。經歷過文革的人，大都已經退休了，許多人只想安度晚年，不願意回首這段歷史。而一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很多是憑想象說話，甚至是望文生義。所以，儘管網絡上有關文革的言論不少，但是真正有板眼的並不多見。這就需要學界傳播真實的文革知識，留下民族的記憶。在這方面，學界責無旁貸。歷史學者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專業性工作，也就是我們說的實證研究工作，在當前尤為重要。歷史的實證研究，就是尋找歷史證據復原歷史現場的研究，反對沒有根據的結論。所以，文革史的研究方向就是搞實證研究，先把史實搞清楚。

第二個問題是左傾思潮的回潮問題。當前的左傾思潮的回潮有兩種，一種是翻文革案的思潮，一種是清算改革開放的思潮。不久前，有人開會追思江青，讚頌江青，推崇張春橋，調門很高。江青、張春橋是文革的政治符號。有些人重新對他們頂禮膜拜，這不是簡單的個人偏好問題，而是反映了文革與現實複雜的互動關係。

在1980年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四人幫”已是全民唾罵的公敵，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40年過去了，現在社會上又有人重新肯定他們。這當然不那麼簡單。一、從社會心理上講，許多人對文革的懷舊，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的失落，對當前社會現狀的不滿。二、從歷史研究上講，對文革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政治實用主義的問題。有些人總想把文革這段歷史給迴避過去，實在迴避不了，就來個“宜粗不宜細”的冷處理。由於長期以來對文革研究的禁錮，人們對文革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至造成對文革歷史的許多誤解誤讀，後遺症很大。

文革雖然過去了，造成文革的許多因素卻還存在，還在影響中國的政治社會。撥亂反正中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改革權力高度集中的問題，建立民主法制等等，都沒有真正落實。而且，到現在還有一股思潮，說當年對文革反思過頭了，對歷史總結過頭了，否認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否認文革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這兩股思潮，是同源共生的。

第三個問題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返祖”現象。近來，有些意識形態官員又重新翻出了“階級鬥爭理論”，對知識界放狠話，特別引人矚目，社會上議論紛紛。這是一種文化返祖現象，倒退到撥亂反正之前的中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撥的就是“階級鬥爭”之亂，返的就是“民主法制”之正。對此，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黨的歷次會議、中央文件和《歷史決議》均有論述。對照很鮮明。這種公開宣揚階級鬥爭的言論，社會上其他人講講或許並無大礙，但出自意識形態官員之口，就會給人們一個錯誤的信號，以為中央的路線方針改變了。用文革一句套話的格式，這就是“回頭路還在走，專政派確實有”。現在不是流傳着一句話嗎，叫“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其實，“砸鍋黨”就在共產黨內，就是黨內某些掌握了管理權力而胡亂作為的官員，實際上起到了挑撥黨與知識分子關係的作用。在毀壞黨的形象上，他們與腐敗官員是異曲同工的。這說明，對文革教訓的總結，遠遠沒有過時。

觀念問題總是反映背後的制度問題。因為一些意識形態官員缺乏基本的學術理解力，對像文革這樣有重大社會價值又比較敏感的研究領域，就乾脆劃為學術禁區，貼上封條，不許進入。這種管理方式上的粗鄙化的任性，後果是很嚴重的，直接造成了文革歷史記憶的空白，給文革思潮的復活留下了再生的空間。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網絡上的語言暴力與文革大字報的語言暴力存在一脈相承之處：戴帽子、打棍子、拉幫結派、人身辱罵、人格侮辱……等等。雖然不是簡單襲用文革的具體詞語，但文革大批判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並沒有變化。各種戾氣，也並不比文革少，甚至還更嚴重。這當然是文化觀念的問題，更直接的是文化管理的問題。因為如果讓文化在自由、民主的寬鬆氛圍中生長，自然會形成優勝劣汰的規則，消除這些文化戾氣。而依靠暴力、蠻力的文化管理，必然會生產出動粗耍蠻的社會文化。這是被人類生活一再證明的事情。現在中國特有的這種網絡語言粗蠻文化，再一次證實了這一點。這也反映了，僅僅從政治上否定文革是不夠的，必須要進行文化的反思，而文化反思是無法用行政方式來規定的。任何時候，用行政權力干涉文化，都是適得其反的。

在網絡時代，文化管制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家比較的是文化實力。現在政府雖然一再說要打造“文化軟實力”。但這個“文化軟實力”，絕不是靠搞什麼工程就能打造出來的。“文化軟實力”的培育，需要民主的土壤，自由的空氣，學術的陽光，是自然地生長起來的，是不斷積累的過程。靠行政權力的揠苗助長和壓制生長，都只能是南轅北轍。在文革研究中，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歷史實用主義態度。從搞《歷史決議》，清理“三種人”，設置研究禁區，規定研究口徑，一直影響到現在。結果是文革的左傾遺毒不但沒有肅清，而且還捲土重來了。這是需要認真反思的事情。對於林彪、江青集團的人物，作為落敗的政治人物，在法律上可以剝奪他們的發言權。但作為歷史人物的研究，就不能採取這種簡單的方式。事實上，這些人物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的思想行為及其後果，都是一個時代的反映，是很值得認真研究的歷史現象。

第四個問題是對當年反思文革的再反思。即由“徹底否定”轉為“徹底反思”。當前，在體制內和社會上有一股回到文革的思潮。如果說，社會上的思潮表達了一些邊緣群體對現實的不滿，帶有某種要求徹底反腐敗的社會心理期待，那麼，體制內一些現任官員的文革言論和思想回潮，又說明了什麼?這些問題的出現，當然有着其複雜的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當年的撥亂反正是不徹底的。而這種不徹底，又與當年對文革研究採取的歷史實用主義態度有密切關係。以行政方式設置文革研究禁區，滿足於在政治上定性，這是不能實現全民認真反思文革總結文革教訓的。

由於實用主義的歷史態度，撥亂反正時期反思文革教訓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如民主法制的問題、反封建主義的問題、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等等，都是提出了題目，沒有繼續深入下去。有些典型的文革思維還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理，甚至還影響到今天的社會。比如林彪靠槍桿子、筆桿子的“兩桿子”理論、“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權就失去一切”的權力意志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以權謀私論等等，與今天一些官員的嚴重腐敗問題就有思想上的淵源。所以，我們現在再談文革，就要從“徹底否定”的政治層次上升到“徹底反思”的文化層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進行“徹底反思”，從文革為什麼會發生和改革如何繼續深化的兩個方面來總結歷史的經驗，學會在憲政下的政治生活。從文革為什麼會發生和改革如何繼續深化的兩個方面來反思。應該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現在反思文革的條件比1980年代是更好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看得更清楚了，對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也更深刻了，應該會有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從“徹底否定”到“徹底反思”，首先需要盤點一下文革給我們國家留下了什麼負資產。從今天的中國去反思文革，與當年會有很大不同。由於時段的拉長，可以更理性地看問題，可以把文革與改革做比較，對一些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我認為，文革留下的最大的負資產，還是在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方面。對於政治體制方面的弊端，如一元化的高度集權、領袖個人專斷等等問題，大家已經說得很多了。關於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民主法治建設的各種決議、文件、書籍也都出了不少。應該說，對這些基本問題，上上下下還是清楚的。但看出問題是一回事，解決問題是另一回事。解決問題是利益博弈，需要平衡的因素很多，這裡的關鍵是用什麼樣的政治理念去平衡這些利益關係。

從政治文化上講，文革理論無疑是陳舊的、落後的、偏狹的、虛無的，反現代化的。但也要看到，它也還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是以追求社會平等、實現共產主義作為理想主義的價值載體。這雖是虛幻的社會目標，但也是一種文化情懷。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中，文革那套假大空的價值體系被現實生活打得粉碎。人們對於過去信奉的理想主義，很有些上當受騙的感覺，棄之如敞屣。但隨着市場經濟而來的問題是，人們的文化情懷也萎縮了，越來越娛樂化、低俗化、“小時代”化了。這一方面說明原來的理想主義價值載體的虛幻性，另一方面說明文化轉型的嚴重滯後，擔當不起現代市場經濟的複雜要求。本來，原來的理想主義的價值載體破滅了，就應該在人類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基礎上予以重構。比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人權保障、職業倫理這些東西，都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價值原則。中國要走上世界舞台，就得遵守這些現代人類文明的價值準則，重新塑造天下大同的文化情懷。在重塑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不僅要借鑑西方的文化資源，也要借鑑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中國歷史上的“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道統，也是能與現代文明對接的文化資源。

走出文革，最難的是走出文革思維。文革的階級鬥爭思維具有黑白兩分的絕對化非理性特點。過去搞階級鬥爭，就是不斷地製造一些革命對象;搞路線鬥爭，就是在黨內不斷製造一些“替罪羊”，在社會上製造“復辟資本主義”的群體性恐懼。其實，我們搞了這麼多年的階級鬥爭，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封建主義的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卻到處尋找階級敵人，不斷地深挖各種陰謀集團。現在研究文革，也有一個陰謀論的問題。有的人把打倒劉少奇、林彪事件都說成是毛澤東搞陰謀，把文革說成是毛澤東一人的事情。這實際上還是路線鬥爭的思維，還是“替罪羊”的思維。從徹底否定文革到徹底反思文革，是從政治結論深化為文化建設的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徹底反思文革是不能簡單化的。巴金老人提出對文革要全民反思，這個道理現在也不過時。所謂全民反思，就是要理論反思，制度反思，文化反思。不僅要反思文革的理論、文革的制度、文革的文化，還有反思造成文革的理論、制度、文化的社會根源和歷史背景。在撥亂反正時期，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進行三次路線鬥爭大討論時，曾要大家認真研究一下：為什麼在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還沒有給出一個合格的答案。

構建文革史的多複線敘述方式

當前，文革史的研究已從評價性歷史轉到描述性歷史。歷史敘述的重點，是復原歷史的現場原貌。評價性的歷史是黑白照片、單色調的歷史;描述性的歷史是彩色照片、多層次的歷史。描述性的歷史旨在揭示更多的歷史複雜性。過去一些臉譜化的、鬼神化的人物形象，在描述性歷史中都要重新得到梳理。

經過二三十年的沉寂，隨着互聯網的興起，文革史研究開始漸入佳境。能夠促進文革史研究新天地到來的，有兩個最重要因素。一是網絡媒體的出現，搭建了一個無比巨大的網絡學術平台;二是當前改革出現的許多問題，需要從文革中尋求答案。而且學界也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與文革時代也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可以比較從容地論說了。但是，這對文革史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外部條件講，要營造文革史研究的學術環境;從學科本身上講，要提升文革史研究的學術水準。

從營造學術環境的角度講，當前的文革史研究，還比較缺乏自由探討的學術民主氛圍。這雖然是一個老問題了，但在互聯網時代，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具有倒逼意識形態改革的意思。當前在網絡學術平台上，文革史的言路大開，各種觀點紛紛現身，各種言論洶湧而來。在新媒體的舞台上，話語權不是行政的壟斷權力，大家認可的是文化的學術的影響力。儘管現在網絡學術還不成熟，還有許多不着邊際的東西，但在自由的民主的研究氛圍下，文革史研究自然會形成自己的學術規範，同時，學術規範又會反過來進一步推動文革史的學術發展。

從文革史學科發展的自身要求而言，主要的是如何提升學術質量的問題。這裡既有治史觀念上的問題，也有治史技術上的問題。

從治史觀念上說，過去的治史觀念，無論是階級鬥爭史觀，還是現代化史觀，其基本點都是評判歷史，敘事方式基本是單線條的。現在，治史的基本要義應該是呈現歷史，呈現歷史的複雜性。歷史只有把足夠的複雜性呈現給世人，才能給後人啟迪，具有鑑往知來的價值。所以，我推崇的文革史研究，應是多複線敘事的歷史研究，它所關照的是，能夠展現各種錯綜複雜因果關係的文革歷史。

文革的歷史是20世紀最為複雜的歷史。其發生的遠因，可以追溯到中國革命的起源;近因又直接關聯到大躍進的失敗。外因有世界冷戰格局和國際共運的共同影響，內因有領袖極權體制和左傾思潮的雙重作用。而文革的發生，又把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都釋放了出來，使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充滿了意想不到的變數，運動的部署不斷地調整，不斷地出現節外生枝的事情。同時，在文革的動亂中，高層與底層，城市與農村，精英與群眾，領袖與人民……又以一種畸形的方式在不斷地互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這是一個多主體、多重奏、多聲部的宏大歷史場景，研究起來是十分複雜的。所以，我們在研究文革歷史時，就不能用黑白照片的單色調，也不能僅是正面人物的單一主體。在文革這部宏大的歷史劇中，正角、反角、配角，領袖、幹部、群眾，走資派、造反派、保守派，都要在場，各有各的戲碼，他們一起演出文革這部大劇。我所說的構建文革史的多複線敘事結構，就是說要對文革有全方位的反映，構建出歷史場景的全景圖、揭示出複雜聯繫的因果鏈條。

當前的文革史研究，已有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新氣象：從宏大敘事走向實證研究，從高層研究轉到底層研究，中觀研究的開展，微觀研究的興起;論者不但說北京話、還說上海話、湖南話、東北話、山西話、四川話等等，形成了陣容強大的民間隊伍。但是，也還有許多不平衡的方面。簡單列舉如下：

1．重高層，輕底層。以往的歷史記載，凡是涉及高層人物的事情，即使是皮毛小事，也是大事情。而底層社會的許多人命關天的大事情，反而不予記載。如記載1975年的事情，對江青與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爭吵，各種史書連篇累牘。而對河南駐馬店發生的吞沒了2.6萬人生命的特大水災，卻是諱莫如深，成為鮮為人知的秘密。直到2005年9月12日，國家保密局、民政部聯合宣布，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數總數及相關資料不再作為國家秘密事項。4天后，9月16日，由中國氣象學會暨中國水利學會水文氣象學委員會(水氣委)聯合河南省氣象局在鄭州舉辦了“暴雨、洪水與減災”——紀念“75·8”暴雨洪水30周年學術研討會。由於國家歷史過分注重高層，輕視底層，造成人們歷史知識的片面狀態。一些年輕人不清楚文革時代的社會，還寄予了社會平等、人民幸福等等憑空想象。有的青年學者，還照搬西方學界的後現代理論，套用在文革研究上。更有甚者，是幹部階層自身的影響。有位在理論宣傳工作上很有些名氣的領導幹部，竟然把文革的“三代會”(紅代會、農代會、工代會)作為毛澤東協商民主的典範來宣傳。

2．重中央，輕民眾。對於中央領導核心層毛、林、周、江他們的事情，過分強調，甚至講到了周恩來如何處理江青的馬桶問題。但對於整肅“五一六”這麼大的事件，全國幾百萬人挨整，但到現在也沒有人能講清楚。這些年來，許多人寫回憶錄，揭示了文革高層的許多恩怨糾葛，這對認識文革的複雜性是有幫助的。但由於過分強調高層內鬥，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反而搞得模糊不清了。現在網絡上各種“標題黨”盛行，以聳人聽聞的秘聞標題，吸引大眾的眼球，流傳了許多錯誤的東西，文革時期的路線鬥爭被渲染成了宮廷戲。文革中的路線鬥爭史學在今天的變種，就是陰謀論的流行。如坊間對林彪事件的種種傳說，其實大多是陰謀論者製造的流言。海外還有人以文革權貴人物身份標榜自己，炮製偽史料，做翻案文章，以欺世盜名。這就看出，如果缺乏民眾視角，高層人物的研究也是會走偏的。

3．重精英，輕百姓。對於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商界精英在文革中的命運，坊間津津樂道。而老百姓在文革中的遭際，則很少有人記載。比如對於老幹部、知識分子下五七幹校的生活學習情況，講述得車載斗量，但對於“紅八月”被紅衛兵趕出城市的成千上萬戶家庭的艱難處境，卻幾乎無人涉筆。從話語權上，當年在文革中的風雲人物占盡上風，而普通百姓往往處於失語狀態。這種情況，容易造成歷史研究中的輕重失衡。

4．重國家，輕社會。在現有的文革史研究中，關注的重點是國家層面的事情，比較重視國家政策的決策過程，但對社會層面的問題，對於政策如何落地的研究，一般是比較忽視的。在政策貫徹的方面，學界的重視程度如果不夠，這個歷史敘述過程是不會完整的。實際上，社會生活的邏輯與政治生活的邏輯並不都是一致的，經常發生牴牾。任何一項政策在貫徹中都會走形。從學理上說，政治史如果不與社會史結合，是很難深入下去的。

5．重城市，輕農村。現在對文革的研究，主要是城市文革的研究，做農村文革研究的比較少。固然，在城市中的文革形態是最為完備的，但農村文革並不是消極無為，還是有自己特點的。農村文革承接的是“四清”運動的階級鬥爭邏輯，觀念上趨於保守，城市文革的路線鬥爭邏輯的進入比較困難。在紅衛兵運動時期，農民群眾是保護地方黨委，反對學生造反的。在文革兩大派群眾組織的武鬥時期，一些群眾組織到農村發動農民，搞“農村包圍城市”。在社會秩序穩定之後，農村的“復原”也比較快，基層政權沒有大變化。在貫徹斗、批、改的左傾政策時，農村是一個重要領域。對文革農村的社會史、生活史的研究，社會學界做得比較多，史學界做得比較少，這是一個缺憾。

6．重政治，輕學術。說起來，中國是一個重史的民族，著史傳統悠久，各朝史籍汗牛充棟。但這些歷朝史書，都是政治史，所注重的只是歷史的資政功能。上世紀新史學就對傳統史學頗多詬病。現在的問題可能更嚴重。以史為鑑，資政育人，成為通行的話語。在“資政育人”的歷史觀念下，史實為目的所役使，勢必造成歷史虛無主義的濫觴。文革史研究得不到長足發展，主要障礙就在這裡。其實，這是把“以史為鑑”的那面鏡子搞顛倒了。歷史學家的工作，是打磨一面能反映歷史真相的鏡子，並不管誰去照鏡子。所謂學術就是打磨這個鏡子的技藝，好的技藝就能把鏡子打磨得更平整。如果有人照鏡子，看到自己形象醜陋，就諉過於造鏡子者沒有把自己的美好形象反映出來。那是很滑稽的事。但是，以這種思維責難於人，在官員、在民間，都大有人在。其實，把政治與學術分開是比較容易的事情。簡單地說，政治講的是對錯，學術講的是真假。政治是價值判斷，學術是事實判斷。

7．重異態，輕常態。這裡用的異態和常態的概念，是把文革前的政治稱為常態政治，穩定性比較高;把文革政治稱為異態政治，非常時期的政治，穩定性低。文革是一個非常時期，有許多非常極端的事件。但是並不能把文革這個時期特殊化和孤立化。文革也是十七年的一個結果，許多政策也是從前面來的，只是在這個時期更為極端了。如文革初期“血統論”的出現，就是“四清”運動中強調階級路線的直接後果。批鬥走資派的遊街、戴高帽子、群眾大會批鬥，過去土改運動都是這麼搞的，只是文革中把鬥爭的對象換了。再如，文革的群眾造反運動為什麼剎車不下來，就要在過去十七年積累的各種矛盾中尋找。這些矛盾在群眾運動的旗號下集中爆發出來，一發而不可收拾，最後毛澤東不得不依靠軍隊強行收場。所以，考察文革的一些非常態政策，必須要從過去的政策梳理起，一路通過來，才能看得清楚理路。要看到異態中有常態，常態中有異態，有老常態還有新常態，不能把文革與過去的歷史割裂開來。

8．重特殊，輕共性。文革十年是一個大運動套許多小運動的過程，有許多非常極端的事情發生，尤其是前三年的群眾運動階段，更是異於過去在黨的領導下的自上而下有領導有組織的政治運動。所以，有些人把造反奪權作為文革主體，主張“三年文革說”。實際上，從理論體系、方針政策、領導集團、政治形態，這十年是一貫的。前三年與後七年的區別，只是運動方式的不同，動亂程度的不同，搞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而且，在軍人主導下的重建秩序的過程中，極端的事情也並不算少。所以，在文革研究中，不能把眼睛只盯在特殊時期的特殊事件上，要把文革中某階段的特殊性與各階段的共同性聯繫起來考察。比如說，文革中打殺四類分子是特殊性事件;壓迫四類分子是普遍性的常態。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中，是有必然聯繫的。當前在文革研究中，有一種追求“猛料”、輕視常料的現象。這實際上是一種獵奇心理。對研究者來講，用常料做出的文章，才是真正見功底的。

9．重非常，輕日常。政府活動最基本的職能，是要維持社會的基本運轉。這個基本運轉的底線條件，就是要提供社會生活必需品的日常消費。文革的政治動亂，其底線也是不能影響社會生活的基本供給。文革的政治運動固然有它的理論邏輯，但社會生活也有自身的生活邏輯。政治運動如鐵，日常生活如水。當這兩個邏輯對立時，最終起作用的還是生活邏輯。如上山下鄉、五七幹校等逆城市化的社會政策，給國家、家庭、個人都增加了巨大的負擔。這些政策違背人性人情的常理，引起的民眾極大反感，是文革必然失敗的最根本原因。這種正常生活在非常狀態下的扭曲，是文革的繼續革命終究不能繼續下去的社會根源。

10．重成功，輕邊緣。如上山下鄉運動，把城鎮的大批高初中學生趕到農村去，荒廢了學業，浪費了青春，後來雖然有些人在改革開放中，靠自己的努力和某種機緣，上大學，從政、經商，成為了成功人士，但這是很少數。大多數人回到城市後，年歲已大，上不了學，就業困難，後又大批下崗，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群。對於他們來講，上山下鄉當然是青春有悔。其實，那些說“青春無悔”的成功人士，自己本身也都是有缺陷的成功者。而且從經受苦難的角度來說，對知青來說，到農村是幾年的事情。但對農民來說，在農村是一輩子的事情。知青經歷的幾年苦難，實際上就是農民一輩子的生活。但知青的聲音很大，農民的聲音很小，農民是沒有話語權的弱勢群體。學界有責任給他們代言，反映真實的底層生活。

當前，文革史研究雖然呈現了方興未艾之勢，但要搞好文革史的研究，還需要學界不懈的專業化努力。文革史是中國百年革命的頂峰，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交匯點，其複雜性是無以倫比的，所以就文革講文革是難以深入下去的，必須要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認識，運用更廣博的多學科知識去分析。當前的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擴大史源;二是拓展思路。

在擴大史源方面，一是要對現有史料的整理和利用，二是要擴大史料的系統。當前口述史料大量出現，但是規範性比較差，需要提高口述史料的學術質量。在擴展史料系統上，許多國外的資料也翻譯過來了。沈志華先生主持翻譯出版了美國情報局的檔案文獻、中蘇關係解密檔案等史料，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為文革史的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窗戶。

在拓展研究思路方面，文革史的客體龐大、內容複雜，需要結合其他學科的分析工具，才能有更好地認識和解讀。但在運用其他學科的知識時，有的運用得好，有的運用得差，高低差距很大。比較常見的是生搬硬套地使用一些學科概念的做法，這是一種取巧的做法，很容易誤導自己和他人。我比較欣賞的是中國法制史學者徐立志對文革法制狀況的研究。他的研究對過去的陳見提出了新的認識，認為：文革時期不是“民主和法制蕩然無存”、破壞也沒有嚴重到“無法無天”的程度。在出現破壞的同時，還存在着原有法制在“文革”環境下延續和強化的現象。不僅所有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行為都在嚴厲禁止之列，反革命受到嚴刑鎮壓;同時還按運動需要進一步強化了政治身份制度。這些看法，對我們搞文革歷史研究，是很有啟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