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泡起”的滋味嗎?

當我弄懂什麼是“泡起”的時候,我己經被“泡起”了。

所謂“泡起”,就是把你送到遊民收容所去關押,因為你既沒有逮捕又沒有拘留,這種關押就與公安部門無關,而是交給民政部門進行收容加以救濟。說具體些吧,收容所上午9點和下午4點將為遊民提供二兩玉米粥,外加一小勺食鹽,用這個一天四兩的糧食標準救濟你,時間長一點你自然會患上一種水腫病,在忍飢挨餓的“自然災害”年代,這種病比傷風感冒更普及,別看那患病者白白胖胖,恰似泡菜罈子裡泡脹了的白蘿蔔,實際上它卻是餓死的前兆。如果編一本俗語辭典,對“泡起”這個條目的解釋應該是：“重慶方言,流行於“自然災害”年代,意指被收容所收容”。

我被泡(收容)在郵局巷遊民收容所了,並非我有咬文嚼字的怪癖,而是在實際生活里,我們從經常接受的詞彙中會發現許多令人深思的東西,啟發我重視詞彙運用技巧的原因是這樣的：大約是1958年7月I WAS 某日下午,我在雲南省鹽津縣修鐵路打炮眼,我手邊帶着一張舊《四川日報》,工間休息時,我看了看這張報紙,上面登載了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篇國情咨文,他的一句話引起我的警覺。他說：“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名詞正被人濫用着,他們把警察統治稱之為解放……”。(原文可能有出入,大意不會錯)這話可能是對他當年的政治對手蘇聯說的,不過從那時起,我對詞彙的產生和運用就開始注意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稀里糊塗連陰謀和“陽謀”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對遊民這個詞略略推敲了一下。從字面上解,似乎有“遊蕩的人民”的意思,仔細一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主人都遊蕩起來那成何體統,顯然有點欠妥。有可靠消息來源說,首都北京就不稱遊民而稱為盲流,明知盲目流動的不是什麼液體也不是什麼珍稀動物而是人,但偏偏不說“盲流人”或者“盲流民”,故意對主體模糊化,以免露出對國家的主人不尊重的痕跡,可見京官比地方官水平高得多。我進入遊民收容所還暗自有點慶幸,因為“遊蕩的人民”無論如何也比勞教的份子要高一個檔次。如果我被關在北京的盲流收容所,我只能解讀為盲目流動的勞教份子,迫使我失去那一點點可憐的慶幸感。

郵局巷距離長江不遠,是沿石級而下的一條狹窄小巷,收容所設在這巷子的中段,估計解放前這裡是船碼頭上一個頗具規模的倉庫,有高高的風火牆,這高牆原本是防止外面的火源進入倉庫,而今天則足以防止遊民翻牆逃走。因為不是關押只是收容,雖然都是限制人身自由,這裡卻沒有武裝看守,而是由遊民中選拔出來的“可靠遊民”(此詞系本人杜撰)赤手空拳地站崗放哨甚至押解。我進來後,發現這高大的庫房裡人丁甚是興旺,男女老少熙熙攘攘走去走來並不像泡菜罈子。我和今天剛剛送到的幾個遊民坐在門邊的長凳上等候入所登記,我則又一次絞盡腦汁編造謊言來隱匿真實身份,以便在訊問者面前一錘定音。突然我看見一個戴眼鏡的幹部手裡拿着一張紙,將一個妙齡女郎叫到一個牆角說話,那女郎態度傲慢滿不在乎,“眼鏡”頓時暴跳如雷,揚起手上那張蓋有公章的紙吼道：“我問你,你現在還叫不叫江青,叫不叫江青?!”當年的江青在普通老百姓中知名度幾乎等於零,只是1958年新華社發過一篇通訊,好象記敘毛主席在家裡請一個什麼人吃飯的事,文中淡淡地提到過第一夫人的名字為江青。可這位在社會上打濫仗(四川方言,意為鬼混)的妙齡女郎,她為什麼會化名江青?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終於有聲音呼喚李金生,這個名字幾經折騰我已經很熟了,我被抓的原因是使用偽造的證明住旅店。今天得老實交代“真實身份”,我便按照腹稿陳述,實際是我五弟的背景情況。說我真名叫張勇武,川大附中畢業後沒找到工作,想到天津去找表兄學開汽車,因家長不同意街道上不出證明,只好花幾元錢買了張假證明等等花言巧語。我本是湖北人,童年時代因是抗日戰爭時期,跟隨父母逃難到了重慶。抗戰勝利後回到武漢讀書,口音比較複雜,但絕對不具備成都語音特色,審問者經驗十分豐富,知道其中有詐,故意問我：“成都有幾個區?”雖然我母親弟妹都是成都戶口,我也曾多次出差到過成都,卻從來沒有關心過成都有幾個什麼區,只好推託說：“我只管讀書,從來不管外頭的事。”他接着又問：“簸箕巷在哪裡,鑼鍋街在哪裡?”我當然回答不出來。事後我才知道,他故意把簸箕街說成巷而把鑼鍋巷說成街,看我這個冒牌貨糾不糾正,這樣出名的街巷真正的成都人肯定會糾正,我這個冒牌貨卻一言未發。只聽審問者鼻孔里哼出兩聲冷笑,嘴巴便對左右吐出兩個字：“泡起。”

我被泡在二樓上,樓口有“可靠遊民”把守,除幹部帶領任何遊民不得上下樓梯,上樓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十多個躺在扶欄背後的水腫病患者,遊民們稱這類人為“泡脹了的”,他們或躺在地板上呻吟,或靠在牆壁上嘆息。只要有食物,這種病不吃藥也可以自愈,而他們的病卻一天天的加重,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迎接死亡,或者夢想在臨死前能吃上一個包子,這是一個奢侈的夢想,冷酷的現實卻是一床破草蓆,裹着僵硬的屍體,拖走了事,他留下的空位很快就有新的患者來填充。

遊民們怕“泡”,公安用“泡”來威脅對手,因為“泡”幾乎成為死刑的代名詞,是不用子彈的槍斃。更令人心酸的是,這一切都屬於“社會救濟”的範疇。

被逮着的“小偷”

當然,絕大多數遊民還是活着離開了遊民收容所,因為大部份的人都會如實交代自己來自某縣某鄉某某公社,當某縣的遊民積累到一定數量時,重慶市民政局就派人將他們遣送回原籍,外省的遊民則一律送到纂江縣九鍋箐遊民改造農場。一天四兩的糧食標準,“泡”的時間越長,對身體威脅越大,我必須設法儘快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

1948年,江西省立廬山中學曾到湖北武漢來招收學生,我知道廬山牯嶺是著名避暑勝地,仰慕己久,貪圖遊山玩水而去報名投考,未料到竟以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又在《武漢日報》把我這個“探花”的名字登了出來,在我那一群夥伴中鬧得滿城風雨,我只得背井離鄉去了江西牯嶺。這個地方與湖北黃梅縣僅是一江之隔,口音極為近似,為了獲得外省人的稱號,以便去到遊民改造農場,早日結束這“泡起”生涯,我寫了一份要求“坦白交代”的書面報告,呈交所領導。

第二天,穿着整潔中山服、四十多歲的所領導接見了我,他身旁的桌邊,坐着一位年輕幹部拿着自來水筆準備對我的交代作記錄。所長對我從頭到腳仔細審視了一番,甚至伸手觸摩我身上那件羊毛背心,然後哼出一句意味深長：“還是毛貨。”當然,在“卡嘰”布料都是稀世珍品的“災荒”年代,這純毛背心的譁眾取寵應該順理成章。結束這番見面禮儀,接着我就開始“坦白交代”,所長面無表情地傾聽,記錄專心書寫。

我用一口純正的湖北話說,我是江西九江市人,畢業於牯嶺廬山中學,真名叫黎維民(還是想盡力為人民),我高中畢業後沒找到工作,做打火石生意來到重慶,初次做生意沒有經驗,受了騙,流落街頭……。這一切是我近期和遊民們交談中學到的“經歷”,當年做打火石生意被認為是投機倒把行為,視情節可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我敢於冒充犯法,是因為我認為有刑徒刑比無期勞教強,就算判我個三五年,滿刑時我也才三十出頭。所長很滿意,並對我能主動交待罪行的態度表示歡迎,但聲稱政府還要調查核實。

表示歡迎的具體證明是第二天早飯後,宣布了外出勞動人的名單,共12個,其中就包括了昨天剛剛命名的黎維民,也就是本人。外出勞動是眾遊民夢寐以求的幸運,重點在外出,而不在勞動,因為外出可以見到久別的街道、人群乃至蘭天白雲。外出的優點太多了,運氣好可以在路上撿到煙屁股,甚至會碰到個熟人給你施捨點什麼,就算這一切幸運都輪不到你,勞動一天,按所上規定,也可以領到一碗糖渣(熬糖剩下的腳子)。帶隊的“可靠遊民”如果好說話通商量,還可以請他代買點食物香煙,如機會好甚至可以逃跑。

兩個二十多歲的“可靠遊民”,帶領着12個蓬頭垢面的不可靠遊民向某個河壩走去,帶隊的說今天的任務是從船上卸貨,沒有躉船的江邊,充其量在小木船上卸貨,估計不會太繁重,我們坐在江邊的鵝卵石上,等待着那一碗糖渣。

我旁邊坐着一位二十多歲的陝西人,彼此都是“外省人”,也就有了一個溝通的渠道。一陣稱兄道弟之後,由於我逃跑心切,便向他鼓動說,這次外出簡直是天賜良機：“只要我們倆一起行動,兩個帶隊的若是去追,誰看管那剩下的十個？”他也點頭稱是,我又說：“回收容所途中，我喊一聲跑,我倆就同時行動,你向左我向右衝出隊列。”他說：“行。”我就遠離了他,以避嫌疑,同時也暗暗盯着這位老陝,看他是否去向“可靠遊民”檢舉邀功,他十分鎮定的看着江面。

直到下午一點多鐘,江邊有人傳話說船不來了,我們便列隊返回,帶隊者首尾各一個,當隊列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時,我喊了一聲：“跑!”隨即衝出隊列向右側人行道奔去,這時只聽得身後有人高呼：“逮小偷,逮小偷!”在那饑寒起盜心的災荒年代,小偷多如牛毛,而被小偷偷過的人,可能比牛毛還多一倍,小偷為眾矢之的,民憤極大。迎面幾個見義勇為者早己把我攔住,我自知寡不敵眾,只好俯首就擒以免卻皮肉之苦。

在押歸隊列的途中,我偷偷地瞟了老陝一眼,他規規矩矩地站在原地盯着前面那個遊民的後腦勺,就像先前坐在江邊鎮定地看着江水一樣：“可能他捨不得今晚上那碗糖渣。”我心裡這樣想。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回到收容所,我們在樓下等待點名交人。不一會所領導鐵青着臉走了過來,一雙眼睛惡狠狠地盯着我,牙縫裡咬出一句：“你是有刑事罪行的人!”這着實嚇了我一跳,因為我不知道他說的刑事罪行是指我的前科---管制勞教；還是現行---販賣打火石。不管哪一樣,我現在都只有聽候發落,最後所領導當眾對我宣布的處分竟然是：“晚飯不給他糖渣!”這個處分對我來說簡直是福音,這也是我真正從內心感受到的一次“寬大處理”。更何況到開晚飯的時候又臨時宣布：“今天外出勞動的人沒有勞動,不給糖渣。”更令我感到對我有點“寬大無邊”了。我真正的損失只是從此喪失了外出勞動的機會,因而留下了我終身沒有嘗過一口糖渣的遺憾。

從這以後,遊民中有許多人都喜歡找我吹牛聊天,因為我大膽逃跑的行為,在他們心目中認定我是“一條漢子”,或者按他們慣用的四川方言說：“是個角色。”

從他們那裡,我獲得了不少有關小偷扒手的生活經驗,行規黑話,但也付出了一些代價。比方說我去上廁所,順手將我的小掛包交給一張熟面孔,裡面有兩本書,半截肥皂和盥洗用具,幾天之後,只剩下了一個空包。在這個“垂死掙扎”的環境裡,友誼、真誠都是一種奢侈品,就像洗臉刷牙在這裡是一種奢侈的生活習慣一樣。

這樓的內側有一個缺口，像一個樓內的“天井”,三面有木質欄杆,扶着欄杆能看見底樓的一些情況,不是一般的情況,而是孔夫子說過的“食色,性也”的情況。先說食,廚房在底樓,雖然只能看見廚房的一排玻璃窗,但是每天早上從窗子裡飄出來的炸油條的香味令眾遊民想入非非,中午那大米飯的香味、回鍋肉、魚香肉絲的香味更令人饞涎欲滴。遊民們說：“日他媽,給老子們的一份供應品全被這些當官的吃掉了。”我相信這話；再說性,我有把握斷言,中國1960和1961年肯定是出生率最低的年份,在那所謂的災害年代,年輕女人不來月經,年輕男人普遍陽萎,連生存都成問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不過我周圍這一群小偷扒手,他們和貪官污吏一樣擁有揮霍不義之財的權利,雖然貪官可以養尊,但小偷可以處優,不然那大量湧現的妓女到哪裡去找嫖客?樓下是女遊民上廁所的必經之道,男遊民站在這欄杆邊上,看着來來往往的妙齡女郎,鼻孔里裝着回鍋肉的香味難道不是不幸中之大幸麼?

某日,我和幾個遊民一起站在欄杆邊看下面的“風景”,突然看見我進所那天被工作人員逼到牆邊,大吼大叫地問她：“你現在還叫不叫江青？”的那個女遊民,年齡估計二十五、六歲吧,雖然算不上絕代佳人,但也可稱有幾分姿色,她身材窈窕,衣服乾乾淨淨,頭髮也梳理得整整齊齊,不像那些“55信箱”的進到收容所就邋遢無比。此刻站在我身邊的人名叫陳一林,著名江洋大盜,曾四次“泡”進收容所,對社會底層而言他可以說“知識淵博”。我指着“江青”問他∶“那姑娘吃啥錢?”他十分神秘地小聲說：“他叫戴萌,是沙坪農場跑出來的勞教,右派份子,現在夥同西昌的四大美人在火車上網軍官。”他所謂的網,就是勾引的意思,我則又一次感到天下之大,無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