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正視歷史 方能開創未來

——文革起因探源

頑石

文化大革命發生已經50周年，回眸文革歷史，探究這一席捲全國波及世界的聲勢浩大的運動發生的原因，總結其中的經驗與教訓，是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使命。

由於立場不同、動機不同、視角不同，許多親歷者、研究者按照各自的邏輯對文革進行審視和評價，就像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文革。可以肯定地說，這次運動從發生的那一天起到現在，一直都是一個極富爭議的話題，爭議中既有真知灼見，也不乏歪理邪說。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爭議並沒有因為某個歷史決議而畫上句號，也沒有因為時間流逝而趨於消停，相反，隨着人們對現實反思願望的日益強烈，文革作為一種歷史觀照就越來越被更多人提起，文革也因此愈益顯示出跨越時空的重大意義。

在民間，文革歌曲遠比《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受青睞，讓極右們恐懼殊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儘管不是創作於文革期間)就是這樣的歌曲之一;樣板戲依然是戲曲藝術的巔峰，依然被戲曲愛好者廣為傳唱，在央視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戲曲晚會上，樣板戲仍然是主角;像文革時期一樣，大多數底層老百姓都在自家廳堂正中牆上張貼毛主席標準像……包括騰訊、鳳凰在內的多家主流網站都曾做過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甚至八成的網民懷念文革。基於這樣的事實，只要不是完全“不看老百姓臉色做事”，只要還聲稱“走群眾路線”，就不應該漠視來自底層的屬於大多數人的意願，就不應該不正視那段給整個國家乃至世界造成了極其深刻影響的特殊歷史。

頑石出生於文革前，到文革結束才十二三歲，屬於既經歷了文革時代但又基本沒有參與文革的一代人。尤其像我，生活在偏僻的鄉村，就更少有對文革的直觀感受。這樣的經歷，對於研究文革固然有不能彌補的缺憾，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可能更客觀，因為我既非文革的直接受益者，也非它的受害者，我因此可以完全不受個人恩怨的左右去審視和探究那段歷史。

以部分右翼精英為代表，他們將文革的發生歸因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之爭，這是最為流行的一種說法。雖然這種認識極其幼稚極其膚淺極其荒謬，但由於右翼掌握了話語權，控制了輿論陣地，致使這種論調甚囂塵上，極大地影響了一大批沒有獨立思考能力而又喜歡跟風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因此，在說文革起因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先澄清所謂的毛劉“權力之爭”。

眾所周知，從延安後期開始，黨中央和毛澤東實際上已經將劉少奇選定為黨的接班人，七大上選舉的五大書記(相當於常委)，劉少奇緊隨毛澤東之後位列第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就是由毛澤東提議常委會通過讓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陝北轉戰之前，為防止中共中央機關被胡宗南吞掉，還是由毛澤東提議中央全會通過決議將中央機關一分為三：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留在陝北;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由葉劍英、楊尚昆等人組成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統籌後方工作。很顯然，毛澤東是將危險留給了自己，而將黨的安全託付給了劉少奇。1953年12月，毛澤東提出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澤東訪蘇時向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通報，將由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1958年底，毛澤東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的提議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獲得通過。1959年召開第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為劉少奇接班吹風。1959年4月，劉少奇在全國人大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到這個時候，劉少奇不僅已經成了公開的黨的接班人，還擁有了極大的權力，對國家事務的實際控制甚至超過了退居二線的毛澤東。1961年9月22日，為即將在武昌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毛澤東同熊向暉、浦壽昌談話時說：“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名。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改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1)在隨後的兩次會見中，當蒙哥馬利問及接班人問題時，毛澤東都毫不猶豫地回答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劉少奇。

可以肯定地說，劉少奇就是毛澤東着力培養的接班人，劉少奇登上權力巔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澤東全力促成的結果。由於黨內包括高崗、彭德懷等元勛在內的許多人不服劉少奇，以致造成黨內幾次重大路線鬥爭，而在這幾次鬥爭中，毛澤東都從黨的大局出發，堅定地支持了劉少奇。

即便在毛劉之間的路線分歧已經公開化的時候，毛澤東還是想給劉少奇改正錯誤的機會。文革開始不久的黨內生活會上，其他領導對劉少奇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我前面說的黨內很多人不服劉少奇的觀點)，這個時候，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王任重等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開會，說了這樣一段話：“關於少奇同志的生活會，不要再開下去了。越開調子越高，一定要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再講下去就是彭羅陸楊一幫了。我講講歷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並沒有說他反黨，以後是他自己搞分裂組織托陳取消派，才被開除出黨的。八七會議之後，瞿秋白搞盲動主義，也只講是路線錯誤，後來又有立三路線。六屆四中全會，出來一個羅章龍另立中央，但有許多好同志如李秋實、何夢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對的。王明路線統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損失。我們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採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李立三、王明，七大還是選舉他們為中央委員。請大家想一想，我們是怎麼對待張國燾的?張國燾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難道說其中沒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還有四方面軍的一大批幹部。張國燾不走，現在還是會坐在這裡開會的。我們歷來採取這種政策，看來是有效的。一、一個不殺。二、團結犯過錯誤的人，改正錯誤。世界就是這樣的，永遠沒有清一色。批得厲害，是為了改。看他們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縣裡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壞人。我勸不要整民主黨派的人，看看《水滸傳》，如盧俊義就是個大地主，還有不少起義將官。王明路線使我們黨吃的虧最大，但我們卻從三個師發展到了一百萬軍隊。只要路線正確，人少一點不怕。我們這些人是剩下來的一些“殘餘分子”，做工作謹慎一點好。歷史就是歷史。希望犯錯誤的同志謙虛一點，向人家學習一點，不要“自以為是，好為人師”，這是最危險的。”(2)

我之所以要梳理這一段歷史，就是要告訴人們，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完全不是所謂的權力之爭。退一萬步說，以毛澤東的地位(雖退居二線但仍是黨的主席)和他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心目中無與倫比的威望，加之卓絕千古的智慧，他若想要解決的是個人權力問題，頂多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就可以達成目的，有什麼必要搞一個長達十年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1968年12月31日，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正式決定“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如果是權力之爭，不是到此已經落下帷幕了嗎?為什麼還要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由此不難看出，一些人用所謂的“權力之爭”來解讀文革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險惡動機的，更多的人相信並傳播這種觀點不過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罷了。

當然，我們還可以從人格操守、黨性修養、革命經歷諸方面進一步論證，毛澤東從來沒有也不會將個人恩怨得失置於黨的事業之上。在中國革命的早期，作為黨、紅軍以及井岡山與中央蘇區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毛澤東不僅幾次被排擠出黨和紅軍的領導層，甚至還受到來自同志與戰友的錯誤批判和殘酷打擊，可毛澤東仍然堅持黨性原則據理力爭，並沒有像後來某些人那樣動用軍隊來解決黨內分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毛澤東的心中，黨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他堅定的黨性和原則性是被歷史反覆證明過的，他怎麼可能為了謀取個人權力裹挾億萬人民去進行那樣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

文革的起因到底是什麼?為什麼發生在那樣一個時間?這次運動為什麼叫文化大革命而不叫政治大革命、思想大革命、精神大革命、靈魂大革命、意識大革命?這是本篇着重要探討的問題。

一、歷史的啟迪

（一）“興浡亡忽”的深刻啟示

探討文革產生的原因，我以為應該從那個著名的“窯洞對”說起。

臨近抗戰勝利，民主人士黃炎培等六位國府參議員飛赴延安考察，7月初，黃炎培在自由參觀了延安的學校、醫院、機關之後，與毛澤東在窯洞有了一次震古爍今的長談，這就是和“隆中對”並稱的“窯洞對”。黃炎培回到重慶後，撰寫《延安歸來》，無數人爭相購買，一時洛陽紙貴。據《延安歸來》記載：那晚，毛澤東問黃炎培(參觀延安)感想怎樣?黃答：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深表贊同，提出：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政權也號稱民主政權，民主正是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今天中國的公知無不對此頂禮膜拜。但當我們撥開西方民主的外衣就不難發現，西方民主從根本上說只是精英的民主、有錢人的民主，而決不是屬於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近日，美國民眾在國會大廈前集會，抗議政治腐敗，呼籲公平選舉，結果數百人被逮捕。這就是精英民主的又一佐證。毛澤東構想的是大眾民主，他要用“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來打破“興浡亡忽”的周期律。而文化大革命正是這一偉大構想的偉大實踐。文革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明確指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文革的整個過程就是大眾民主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文革後期的1975年，“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這四大自由被寫入《憲法》就是標誌。

對於歷史文化的諳熟，不要說黨內，就是放眼整個學術界，也很難找出能與毛澤東比肩的。毛澤東博覽群書，博聞強記，文史哲乃至自然科學幾乎無所不包，匯經史子集，融古今中外。一部《資治通鑑》，毛澤東讀了17遍。《資治通鑑》是幹什麼的?“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遺憾的是，神宗以後的宋代統治者都沒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行失”，以致有宋一代成了歷史上最羸弱的王朝。而毛澤東獨領風騷的還不僅僅是諳熟中外歷史文化，其雄才大略更體現在他對歷史規律的認知與把握上，不用詳述，中國革命的輝煌勝利就是對這個觀點最權威的註解。正因為毛澤東對中外歷史進行了深刻的思考，所以當黃炎培以“興浡亡忽”相質詢的時候，他才能毫不猶豫並胸有成竹地對以“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正是因為有對歷史的深刻洞悉，毛澤東才會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語重心長地告誡與會幹部和全黨同志：“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毛澤東不僅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就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材料印發給全黨同志閱讀學習，還在黨中央機關進駐北京之前反覆警示全黨“不要學李自成”。而後來的歷史證明，很多人打江山就是為了坐江山，他們註定是要學李自成的，註定是不能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註定是不願意看老百姓臉色做事的。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主持一線工作的一些領導大搞擴大化，將毛主席預計的“可能有五千右派”打成了五十多萬，其實質就是要杜絕人民監督黨和政府。反右擴大化的後果是，人民群眾不敢再向黨和政府提意見，干群矛盾加劇，黨的威信受損，這在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初成為普遍現象。這些情況的出現，嚴重威脅到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的安全，和毛主席當初“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的民主構想已經南轅北轍，歷史“周期律”再一次敲響了共產黨和新中國的門扉。

這就是文革產生的深層歷史原因，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提出的歷史依據。

(補充一點。2012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和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曾談到了毛主席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於歷史周期律的對話，習近平認為“窯洞對”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今天的共產黨人還能有這樣的認識，當屬難能可貴，但認識和理解其精髓並真正付諸實踐畢竟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二）新文化運動的深遠影響

上個世紀的中國發生了兩次影響深遠的文化革命，其一是世紀之初的新文化運動，其二就是六十年代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兩者雖相隔半個世紀，但卻有着必然的聯繫。

什麼是新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究竟有何關聯?

新文化運動是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先進知識分子為代表發起的崇尚民主科學、反對封建迷信、猛烈抨擊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啟蒙運動。文化革命的先驅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發表了大量抨擊封建思想的文章，後來又將該雜誌辦成了宣傳馬列主義的重要刊物。新文化運動對現代中國具有無可估量的重大意義，它催生了一代知識青年的覺醒，催生了“五四運動”，也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毛澤東正是在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優秀青年代表，所以他深知文化運動對於改造社會喚醒國民文化自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

新文化運動實質上就是文化革命，毛澤東在以後論述這個運動的時候(尤以他的經典著作《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多次將其定義為“文化革命”， 他說：“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他明確提出：“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3)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發現，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澤東從五四時期建立起的文化革命思想的延續和發展。

毛澤東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受益者，同時也是觀察者、反思者，他在長達數十年中，從未停止過對這次運動的考量。1942年3月2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白區工作總結會議時說：“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4)他在《反對“黨八股”》中指出：“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5)不可否認，由於時代、認知、階級的諸多局限，新文化運動和許多新生事物一樣存在缺陷，甚至是嚴重的缺陷。新文化運動沒有走向工農大眾，其社會影響主要局限於知識精英、大中城市，在對待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上出現了嚴重的走極端的現象。對此，毛澤東有極為冷靜和理性的思考，他在肯定新文化運動歷史功績的同時，也客觀分析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局限。他說：“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6)他特別強調：“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 “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 (7)正是在吸取了新文化運動深刻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才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將廣大的工農兵學商當作運動的基礎和依靠，將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和鍛煉人民大眾當作文革的重要使命。這一點從《五·七指示》就可以得到證明。也正因為有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脫離人民大眾的歷史教訓，毛澤東才倡導知識分子深入工農群眾，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他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並希望知識分子“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8)在這裡，毛澤東明確指出了知識分子對待工農群眾的應有態度和知識分子自身成長的正確路徑，可以這麼說，五十年代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以及文革中根據《五·七指示》精神讓知識分子下放到工廠、農村鍛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毛澤東從新文化運動中不斷思索總結之後的具體實踐。

可以這麼說，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澤東在吸收了新文化運動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開展的更新更大的文化革命運動。文化大革命同新文化運動一樣，所涉及的領域從文化開始，一直到思想、教育、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文革綱領性文件《十六條》明確規定，文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破四舊”“立四新”。很顯然，“破四舊”“立四新”就是對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打倒孔家店”等主張的揚棄。新文化運動雖然提倡“平民文學”，但在整個北洋到民國時期，實際上只有貴族文學、精英文學，只有到了新中國特別是文革時期，文化先驅的“平民文學”夢才得以真正實現。

“破四舊”就是要破除毒害人民的封建文化糟粕，而不是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是科學的，進步的。不能否認，文革在“破四舊”的過程中，一些人或是理解膚淺或是別有動機(如最早的紅衛兵組織“西糾”、“聯動”)確實走了極端(如砸文物之類)。後來一些反文革的人據此將“破四舊”說成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摧殘，則是故意混淆視聽。“立四新”就是在破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就是要讓全社會形成符合共產主義價值觀的健康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以京劇改造為例，京劇是舊的文藝形式，屬於傳統文化，過去占據京劇舞台的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從50年代開始(文革發展到高峰)，文藝工作者將工農兵搬上京劇舞台，並讓他們成為舞台上的主角，在保留京劇傳統的基礎上廣泛吸收現代藝術元素(包括現代音樂、舞美甚至外來的交響樂、芭蕾舞)，形成了“革命現代京劇”。“革命現代京劇”完美地詮釋了什麼是繼承，什麼是創新。 1963年冬，李和曾冒着大雪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匯報排演京劇現代戲《千萬不要忘記》的情況，還清唱了幾段劇情。毛主席聽了以後很感動，並鼓勵李和曾說：“你們在演出傳統劇和新編歷史劇的同時，還要多演京劇現代戲。”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貫徹執行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光輝樣板》一文，首次將江青同志悉心指導的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沙家浜》稱為八個“革命現代樣板作品”。所謂的樣板戲，就是把現代戲的一些劇目選出加工修改成可以推廣的“樣板”而獲名的。1967年，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樣板戲”和革命現代京劇《龍江頌》在北京集中匯演。從5月9日至6月15日，演出時間長達37天，演出共218場，觀眾高達33萬人。樣板戲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唱詞內容，能在人民群眾中印象深、流傳廣，這就是藝術生命力長久旺盛的生動體現。當年樣板戲所以能取得成功，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與毛主席的關懷重視是分不開的。這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智取威虎山》是文化大革命中拍攝的第一部“樣板戲”電影。作為革命文藝的碩果，作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親自指導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電影的拍攝。對於戲劇，江青非常內行，並且嚴格把關，最終奉獻給中國人民一出鮮艷奪目的現代京劇，一直持續到幾十年後的今天，這些革命戲劇還是中國人民無比巨大的精神享受。對於《智取威虎山》，毛主席曾先後兩次觀看。當年毛主席看得很仔細，對唱詞一字一句進行反覆鑑賞，他曾兩次接見演出人員。他用探討的口氣向編導人員提議，把劇中第五場唱詞“迎來春天換人間”一句改為：“迎來春色換人間”，因為“春色”比春天更能體現革命浪漫主義;把第九場“小分隊整戎裝飛速前進”中的“戎裝”改為“行裝”，因為“行裝”更大眾化。由此可見，在京劇現代化過程中，毛主席是傾注了心血和熱情的。

新文化運動先驅的“平民文學”夢想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推動下到文革時期得以真正實現。直至今天，革命現代京劇，尤其是樣板戲，依然是中國京劇藝術的經典，依然是京劇藝術發展的頂峰。不獨京劇，其他戲曲，其他文藝形式無不如此。可以說，沒有新中國尤其是文革時期對傳統藝術的繼承與創新，包括京劇在內的傳統藝術已經甚至早就走進了死胡同。否定文革後的近四十年，京劇等各種傳統藝術是發展了還是退步了?凡涉及傳統藝術的領域，能拿出一部像樣的作品和和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相比嗎?哪個時代摧殘傳統文化?哪個時代繼承和發展了傳統文化?只要有基本的良知和辨析能力，答案不是一目了然嗎?這幾十年，占據相當大比例的影視作品都在戲說歷史，宮廷戲、公案戲大量占據熒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重回主角，人民大眾再度被邊緣化甚至徹底被摒除在藝術之外。這不是從一個側面反證了文革時代才是真正屬於人民的時代嗎?

新文化運動給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也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從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有着清晰的內在脈絡，有着辯證的歷史傳承。

二、現實的警示

（一）蘇聯修正主義上台的教訓

赫魯曉夫上台，改變了蘇聯也改變了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軌跡。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之後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全面否定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政策。這一事件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乃至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和深遠的影響。

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間接導致1956年6月的波蘭、10月的匈牙利發生大規模騷亂，雖然騷亂最終被平息，但給波蘭和匈牙利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沉重打擊，實際上也為後來的“東歐劇變”埋下了伏筆。也是由於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推行新的政治、經濟、外交措施，奉行大國沙文主義策略，覬覦我領海、領空主權，從而導致中蘇交惡，進而導致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破裂，對國際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對蓬勃興起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造成毀滅性打擊，使美國為首的危機重重的帝國主義陣營重新獲得了生機。

斯大林雖然犯過錯誤(比如30年代的肅反擴大化)，但他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對國際反法西斯的貢獻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赫魯曉夫借反對“個人崇拜”的名義全盤否定斯大林，推行經濟改革，雖然一段時間也帶來了各種經濟指標的攀升，但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破壞作用也逐步顯現出來，比如盲目跟風美國大面積種植玉米(蘇聯的氣候根本不適合)，對農業和環境產生了災難性影響;再比如將直屬中央的國有企業下放給各加盟共和國，造成了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蘇共中央對各聯邦的控制。全盤否定斯大林，更是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嚴重混亂。赫魯曉夫推行文藝自由化，當時的蘇聯也出現了以否定斯大林時代進而否定社會主義為主旨的“反思文學”“傷痕文學”(借用中國當代文學的術語)，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和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圈》是其中的代表作，這兩位作家也因此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帕斯捷爾納克直至蘇聯解體後才幡然醒悟。可以這麼說，赫魯曉夫的文藝自由化為西方對蘇聯進行以意識形態滲透為主要方式的“和平演變”打開了通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赫魯曉夫上台，也就是修正主義上台，對蘇聯乃至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為日後蘇聯亡黨亡國埋下了重要的禍根。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修正主義上台而改變了航向，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因此遭受到慘重的打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具有深邃洞察力和英明預見性的政治家思想家，毛澤東不可能不對此產生深刻的警惕，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毛澤東都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共產黨會不會出修正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向何處去?該如何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該如何保障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文章指出：“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9)1961年9月22日，毛澤東同熊向暉、浦壽昌談話時說：“赫魯曉夫利用機會，陰謀篡權，此人的問題不在於用皮鞋敲桌子，他是兩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時候，他歌功頌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講話了，他做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說得一塌糊塗，幫助帝國主義掀起十二級颱風，全世界共產黨搖搖欲墜。這股風也在中國吹，我們有防風林，頂住了。”(10)1964年6月16日，在政治局常委會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說：“第二，要準備後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1)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明確提出了如何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構想。他認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毛澤東的上述系列講話(文章)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理論的準備。

中國到底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可以參考一個西方人的觀點。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所著的《全球通史》中有這樣一段描述：“1976年在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國蘇聯(現獨聯體)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開始變得模糊不清。毛的繼承者們發起了一場‘現代化’運動，它不僅採取了以前被指責為‘修正主義’的措施，而且還沿着這條修正主義道路繼續往下走，走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2)

可以肯定，文革發生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蘇聯出現了修正主義。文革說到底就是一個反修防修的問題，一個培養接班人的問題。

（二）資產階級在新中國復辟的危險

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會不會有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資產階級復辟會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後果?如果用今天的現實來看，這些問題已經不難回答，但在文革前卻是一個極富挑戰性的話題，因為那時的資產階級復辟還不是那麼顯眼，這也是許多人包括相當多的老幹部在當時不能理解文革的重要原因。而毛澤東的英明就在於他的見微知著、高瞻遠矚，在於他無與倫比的預見性，他在事物的萌芽階段(甚至更早)就能預見到事物發展的趨勢，歷史已經無數次驗證了毛澤東那些驚世駭俗的偉大預見。幾十年以後，一批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甚至被徹底打倒但未失去良知的老幹部到晚年才真正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和英明，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良苦用心，王震才會說出那句意味深長的“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的話。

無產階級雖然奪取了政權，但資產階級依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同樣存在。這既是馬列主義的觀點，也是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獨特認識，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

革命導師列寧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他們是國際資本的一個部分。他們還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產資料，還有金錢，還有廣泛的社會聯繫。他們反抗的勁頭正由於他們的失敗而增長了千百倍。管理國家、軍事和經濟的‘藝術’、使他們具有很大的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與他們在人口總數裡所占的人數相比，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反對勝利了的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變得無比殘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義的幻想代替革命這個概念(象第二國際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樣)，那末情形也就只能這樣。”(13)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段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鬥爭中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14)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親手創立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後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就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我們也準備着。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變化。鑑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15)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深刻地闡明了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和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緊迫性。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復辟的擔心到底是杞人憂天，還是符合中國的實際?

從農村來講，由於大躍進中“浮誇風”造成的負面影響(“浮誇風”主要責任在一線領導)，在六十年代初，一些地區出現了農民自發分田單幹的現象。這種現象得到了部分地方領導和劉少奇、陳雲等中央主要領導的支持。分田單幹(前期叫“包產到戶”)既是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在作祟，也反映了資產階級思想在回潮。如果任由這種現象泛濫，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勢必全面瓦解，資產階級復辟將不可避免(20年後由小崗村啟動的分田單幹造成的後果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列寧曾經這樣告誡他的同志：“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16)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有着清醒的認識。1962年六七月間陳雲提出分田到戶以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的辦法，11月上旬，毛澤東接陳雲的信後，約陳雲談了一個多小時。“陳雲同志主要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要並存的，現在要發揮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當時，毛澤東同志未表示意見。第二天早晨，毛澤東同志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據當時擔任陳雲秘書的周太和回憶)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在農業發展問題上，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線領導產生了重大的分歧。

在“社教”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跟劉少奇圍繞運動的性質與重點，在認識上由分歧到對立，矛盾最終公開化。毛澤東認為幹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原則問題，他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社教”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主張“社教”運動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重點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此次公開爭論後，由於毛澤東是黨的主席，且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劉少奇不得不做了表面上的 “認錯”(認為“對主席不夠尊重”)，而事實上他們卻漸行漸遠，最後在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問題上產生了根本的不可調和的對立。由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的專事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的領導機構)在劉少奇的同意下發出的《二月提綱》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判，從而產生了1966年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六通知》，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標誌。

《五·一六通知》第一次明確提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正睡在我們身邊，被培養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如果用後來更長時間的實踐來檢驗毛澤東當年對資產階級復辟的預見，那麼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時的。無產階級革命有兩大任務(或曰兩個目標)：一個是奪取政權，一個是鞏固政權，當然最終的目標是要實現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無產階級鞏固政權的偉大實踐。

（三）人民群眾的文化自覺尚未形成

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工農大眾成了法理意義上的主人，但從文化層面來講，工農大眾無法也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主人的自覺，這種文化自覺需要很長時間在反覆的教育與自我教育中才有可能完成。比方說，封建社會消滅了，資產階級統治推翻了，但封建迷信、封建禮教以及資產階級享樂等腐朽思想還會不斷浸染人們，毒害人們。相當多的人還會有比較嚴重的私慾，而普遍的私慾對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會是致命的妨礙，更不要說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化之後還會出現分田單幹、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多年的幹部仍然會腐化墮落等現象都深刻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早在1919年7月，毛澤東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中就說過：“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裡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17)1917年8月，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指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蓋二者之勢力，無在不為所瀰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實。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8)

由此可見，對於國民性，毛澤東早就有着清醒的認識，這或者就是他和魯迅能產生高度共鳴的主要原因。魯迅選擇用文化來喚醒國民，而毛澤東最終選擇用文化來改造國民。毛澤東要讓那些“思想太舊”、“道德太壞”的“迷信家”都變成“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19)他要培養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他要將中國帶到“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共產主義理想世界。在毛澤東看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文化革命，只有通過“鬥私批修”、“觸及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人們才可能“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才能改造“人性”，並最終形成共產主義世界觀。

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也是整個人類歷史上一個極其重大的事件，它的發生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緊迫的現實必要性。回顧五十年前那場波瀾壯闊的偉大運動，探尋它發生的原因，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和發展，對於中國的現實和未來都應該有非同凡響的意義。迴避它，歪曲它，都不是明智之舉。只有正視歷史，方能開創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