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戚本禹回憶錄第8章：最尖銳部分劉、鄧文革中的表現 |
| 送交者: 小飛刀 2016年06月03日14:37:5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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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劉少奇、鄧小平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會議決定派工作組
從1966年6月1日晚，中央電台廣播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後，全國上下都沸騰起來了。在各個大學裡，大字報鋪天蓋地，連中學都鬧起來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組電話不斷，哪裡出了什麼事情，發生什麼問題了，告急的電話接連地來。
為了應對各種問題，中央也是接連不停地召開各種會議，研究對策，中央書記處差不多每天就要開一次會。由於我有責任協助童小鵬處理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工作， 所以中央開會，我都得去。會場布置、安排警衛等，雖有警衛局管，但秘書局也要關注。甚至連茶水供應也要過問，因為來開會的都是重要領導，如果有人給你在茶 水裡加點什麼藥，那就出事了。所以會議供應的茶水都是由中央辦公廳招待科的人員送去的，其他人是不允許進出茶水間的。別看茶水這個事兒小，世界上在茶水上 出問題的大案就有好幾個。這些事本來都應該由汪東興管的，可是他經常不在北京。童小鵬，總理那裡也總有任務，就得我去過問了。
那段時問，白天我一般在中南海，晚上在釣魚臺。中央開會的時侯就去懷仁堂。會議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會議的記錄和簡報，中央指定王力和我負責。有緊要的事情，還要立即向主席報告。所以我要三個地方不停地來回跑。有一個司機整天都跟着我們轉。
由於運動中各種問題不斷，6月3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以及相關的領導，陳伯達、康生都參加了。
會議主要是討論劉少奇、鄧小平提出的，要不要向各大學派出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在發言時提出，在當前這種形勢下派工作組下去，是不是好？但劉、鄧他們沒有 理會陳伯達的意見，大多數參加會議的人對派工作組也都沒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見。這樣會上就決定，要派工作組下去。在會上還特別提到了北京的北京大學、陝西的西安交通大學、上海的復旦大學、湖北的武漢大學、江蘇的南京大學、河南的鄭州大學等幾所大學，認為這幾所大學的問題很多，被認為是“右派”集中的地方。
至於工作組下去以後幹什麼？怎麼幹？會上同意李雪峰提出的關於開展文革運動的八條要求，讓工作組掌握。這八條要求是：
（1）大字報要貼在校內；
（2）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
（3）不准學生上街遊行示威；
（4）內外區別對待，不准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
（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裡鬧；
（6）注意保密；
（7）不准打人、誣衊人；
（8）積極領導，堅守崗位。
會議快結束時，劉少奇說，戚本禹，你過來。然後他就跟我講了這次會議的決定要向主席匯報，他明確地指明，文化大革命要“內外有別”，你要跟主席講清楚：“不准學生上街遊行示威”，這一條你要跟主席反覆講。並告訴主席，隨後我還有專門的報告給他。
那時主席和江青都不在北京。起先他們一個在杭州，一個在上海，不在一起。後來是有時候在一起，有時候又不在一起。但即使不在一起他們也是經常互通電話和信 函的。江青曾對我說，我們在外面，對北京的文革情況不是很了解。你是主席的秘書，你要經常跟他匯報情況，我說，我不敢經常給主席打電話，怕干擾他。江青說， 那你就先跟我說，我看看哪一些應該講的，我給你轉達。江青是我的直接領導，同時她又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因此我覺得要報告給主席的事跟她講比較方便，所 以有事我更多地是先向江青報告的。有一次我向她報告說，我去北京大學等一些地方看了。那裡到處都是大字報、大標語、旗幟，有紅的、黃的、綠的，一派朝氣蓬 勃的氣象，很壯觀。後來主席在他寫的“有所思”這首詩裡面，就有“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的詩句。我心裡就覺得偉大領袖與廣大群眾，真是息息相通啊。那個時候，我幾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電話，報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發生的事情。有時一天要通好幾次電話，有時是我打給她的，有時是她打給我的。
主席在那個時侯對運動還沒有具體指示，對劉少奇、鄧小平決定要向學校派工作組，主席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意見。只是通過江青在電話跟我說，叫陳伯達、康生、關鋒、王力和我都要經常去學校看看，了解一下運動的進展情況。把我們所看到的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告訴他。
2、工作組壓制積極參加運動的學生
被派到北大擔任工作組組長的張承先，原是河北省的省委書記。他帶的工作組，是在6月3日中央會議結束的當日就進駐北大的。隨後幾天，又有更多的工作組被派到了各個大、中學校去。
工作組下去以後，很快就開始約束和壓制學生自發參加與組織各種革命活動。對工作組的一些作法，一些學生認為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向工作組提出了不同意見，於是工作組就對這些學生進行打擊。
按照江青傳達的主席指示，我和關鋒、王力幾個人就經常抽時間到各個學校去跑，我還抽空去過工廠，去看那裡的大字報。我去了北航、地貿學院、清華、北大、輕工學院、礦院以及二七機車車輛工廠、首鋼等單位。開始時我是帶着秘書、警衛，穿着軍裝去的。後來帶着“快報組”的 人一起去，也有的時侯就是我一個人帶着司機去。因為那時認識我的人還不多，我可以隨便地到處去看。各學校大字報很多，看大字報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不跟 別人交談，所以也沒人來理我。我聽說聶元梓大字報廣播了以後，他們七個簽名的人這時也分裂了。我就專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報到處都是，我來不 及仔細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給工作組提意見的大字報。
每次看完大字報回來，我都要向江青匯報。我向江青匯報，看到一些因為給工作組提意見、遭到工作組打擊，甚至工作組組織人開會鬥爭學生的情況。江青就說，這 個工作組怎麼不聽毛主席的話，這不是在打擊學生嗎？派工作組下去是去打擊學生的，不起什麼好作用啊。你們為什麼不在開會的時候提出意見來呢？
可是說實話，在那個時候我們能提出什麼意見啊，連陳伯達發言都沒有人聽，那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里能有多大發言權呢，就幾個寫寫東西的秀才。在中央的會議上，也只是做做記錄。
江青跟我說，“五四運動”是學生自己發動的運動嘛，就沒有工作組嘛！“一二九運動”也 沒有工作組嘛！要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毛主席說的。江青說，我就不贊成派工作組下去跟學生搞對立。我把江青的這個意見跟陳伯達說了。陳伯達就問，這是 不是主席說的？我說，我只是聽江青說，但我想江青說的這些話，一定是問過主席的。陳伯達也認為是這樣，於是，陳伯達在接下來召開的中央會議上，講了這樣一 些話：“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組下去了，讓群眾自己選舉一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來領導自己。我們 可以在旁邊引導，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組去了以後，發生了一些和群眾對立的事，還不如讓群眾自己來領導自己好。可那時陳伯達還只是一個政治局候 補委員，是剛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那些參加會議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講話聲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囁囁嚅嚅的，許多人也沒有聽懂。所 以，陳伯達講完之後，沒有人響應他，也沒有人駁斥他。劉少奇雖然顯得不耐煩，但總算沒有打斷他；鄧小平在他講話的時候，則連頭都沒抬一下。所以後來陳伯達 很委屈地說，我只是個小小的老百姓，連講話都沒人理睬。總之是會議沒有理睬陳伯達的意見，繼續往各學校派工作組。
後來工作組壓制群眾的情況愈演愈烈了。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就向劉少奇提出，學校出現的壓制學生的情況是不正常的。但劉少奇認為那是正常的。劉少奇對我們 說，群眾要給黨提意見，黨是歡迎的，要鼓勵他們。但有些情況不對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機反黨啊，我們就是要利用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渾水摸魚的人都抓出來。有個材料，說有個人利用大字報攻擊領導，講的東西都很尖銳，也不署名，結果一查是個歷史反革命。這個就是劉少奇他們一貫的邏輯，以偏慨全，抓住群眾運動中混入的個別壞分子，來作為鎮壓群眾運動的藉口。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是這樣，在“四清”運動中也是這樣。在這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們又故伎重演了。他們的目的主要並不是為了抓什麼壞分子，他們真實的目的是用這種方法壓制群眾，以免自己遭到群眾運動的衝擊。
3、劉少奇批轉《九號簡報》實行白色恐怖
工作組派下去以後，不去領導學生批判“二月提綱”、 鬥爭走資派，卻反過來去鬥爭學生、鬥爭群眾，很快引起了學生們強烈的不滿。在一些學校里出現了工作組與學生的衝突。陝西省委打電報過來反映，說西安交大有 一些學生在底下秘密策劃，準備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委和工作組發動進攻。聽到這個消息，劉少奇發火了。他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進行“反干擾，抓游魚”。
劉少奇、鄧小平很喜歡使用他們新提出的“反干擾”、“抓游魚”這些新名詞。我親耳聽到劉少奇說過“反干擾”、“抓游魚”，印象很深刻。他說，毛主席在反右派時的講話里講過，“一條游魚三個浪”。游魚本事很大，能在深水中翻騰，把水弄得混濁一片，波浪起伏。劉少奇又進一步作了發揮，他說，一條游魚能起三個浪，那是因為漁翁懶，漁翁的職責是抓魚，把游魚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沒了。各大學校都有游魚，抓了它們就行了。不去抓游魚，不去抓搗亂的人，他們就會搞得你翻天覆地。劉少奇說的游魚，指的就是造反的師生，他認為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劉少奇的講話很快就用紅頭文件發了下去。這個文件沒經過我，是童小鵬經辦的。陳伯達說他也不知道。於是各地的工作組馬上統一腔調，說什麼一條游魚三個浪， 把游魚抓出來，不讓它跑掉，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鑽進革命隊伍內部的壞分子。這樣，一場剛剛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的革命群眾運動，立刻就變成一次全國性的反干擾、抓游魚、反右派的運動了。而且一下子就搞得聲勢很大。因為1957年有過一次反右派的經驗了，所以他們對於怎樣把學生打成右派，已經駕輕就熟，都很有經驗了。
全國第一個“抓游魚”的高潮大概是在1966年6月10日前後出現的。最早受到打擊的造成較大影響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學生李世英。李世英被抓了“游魚”，並被戴高帽游斗後，於6月9日中午跳樓自殺（獲救）。毛主席後來曾說，李世英是西安的學生領袖，當時他的影響超過了蒯大富。
“抓游魚”的 第二個高潮出現在6月18日之後。6月18日上午，在6月16日《人民日報》南京大學批鬥匡亞明的消息，和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影 響與鼓舞下，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在校園內，自發地起來批鬥了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揭發為修正主義的領導幹部和反動學術權威。有些會場發生了給挨批斗 者戴高帽、塗黑臉的現象；有的會場上還發生了扭打現象，但很快就被與會的群眾所制止。本來這些現象在群眾運動初起時是難以避免的，而且也是不難糾正的。但 是北京大學工作組卻搞出了一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在這個簡報里，他們用片而、誇大的方法，歪曲地報導了事情的經過，說當天上午北大所發 生的群眾批鬥會不僅存在嚴重的亂打亂鬥，而且“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是“反革命黑幫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結合，對我們發動的一次突然襲擊”。工作組領導人張承先號召組織力量進行追查、反擊。張承先他們在學校開會追查了三天，但除了查出在參加運動的人中間，有一個歷史上當過國民黨軍隊連長的工人，和幾個有盜竊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學生外，並沒有查出任何一個反革命分子。可就是這麼一個簡報，劉少奇卻把它作為“反干擾，抓游魚”的依據，迫不及待地在“簡報”上加上一個批語：“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劉少奇的這個批示與《九號簡報》，不經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轉發給了全國。這實際上就是要全國各地學習北大工作組，嚴厲打擊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
這個中央文件的批發的時間為1966年6月20日，這時距離6月18日北大事件的發生才兩天，距離北大工作組的“九號簡報”送到中央各同志的時間還不到一天。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發出以後，各學校工作組就有了尚方寶劍，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批鬥學生和群種的高潮。在這前後五十多天的時間裡，大批學生、群眾被工作組打成了“右派”、“反動學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陝西、江蘇、湖北等地，數以千計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被工作組揪斗和關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鬥的時候還給他們戴上了高帽子。各地發生的跳樓、跳井、臥軌、上吊的事件接連不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不斷在簡報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學生被斗，這個省抓了多少人，那個省又抓了多少人。還不斷有學生自殺的消息傳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安交大、湖北大學都發生了學生自殺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殺的。
派去北京地質學院了解情況的同志來匯報說，地質學院的工作組把一些學生和群眾關押在一個曾經存放過放射性物質同位素的地下室里。我一聽，趕緊帶人跑去看， 結果我們的車到了校門口，門衛不讓我們進去。說是為了防止學生串聯，工作組不讓任何人隨便進出學校。我拿着《光明日報》記者證給他們看，他們說如果你是 黨報的記者，那還可以。《光明日報》不是黨報，不行。於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換上《人民日報》的記者證，這才讓我進去。進去一看，裡面的學生被斗得很慘。他們 都不敢見記者了。你一見記者，工作組就要來追查你給記者講了什麼。但我們總算把工作組將一些學生關在原來存有放射性物質的地下室里的這件事查清楚了，確有 其事。
清華大學的情況更是劉少奇直接干預指導、鎮壓不同意見學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華大學，出任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實際 掌控了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因蒯大富貼出懷疑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組關注。因工作組說王光美要來化902班聽取意見而後又 未來這件不大事件，競引發了一場長達25天的反蒯運動。工作組提出“反蔣（南翔）必反蒯”的口號，在王光美的指導下，有700多名師生受到批判打壓，多人被逼自殺。反蒯運動中，工作組將蒯大富隔離關押，剝奪其人身自由。蒯大富抗議無效，被逼絕食反抗。蒯大富多次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信申訴反映清華文革運動的情況。
4、江青叫我們去支持學生
我看到了蒯大富的信，又看了記者關於清華文革運動情況反映的材料，感覺清華文革運動好像是一種白色恐怖。響應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學生，因為懷疑批評了工作組的一些做法，就被關押批鬥，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被逼絕食，被逼自殺。清華的一個青年教師被逼服農藥自殺了。一個同學臥軌自殺失去了雙腳。
當我把這些情況匯報給江青的時候，江青就批評我們，說把你們選進中央文革，你們怎麼不起作用啊？我說，他們都是大人物，我們人微言輕啊。她說，人微言輕也要有言，你們應該起來反對。我說，我們反對有什麼用。陳伯達在會上說了，可人家理都不理他。她說，你這是“奴隸主義”。我接受了江青的批評，心想，那好，奴隸起來造反了！大不了再來一個“八司馬”。
我去和王力、關鋒兩個人商量，請他們去清華見蒯大富，了解清華文革運動情況。我對他們說：王光美跟我比較熟，我一去她就會打電話來找我刨根問底的。你們去 了，她就不好給你們打電話了。王力開始還有點顧慮，但關鋒卻很積極。他說：他們放着走資派不鬥，倒把學生給關起來了，這不行。7月22日，王力、關鋒就去 清華找蒯大富談了話。王力這個人，臨場發揮的能力很強。他卯上勁兒的時候，說起話來慷慨激昂，這一點他比我們都行。他們去了之後，見了蒯大富，聽了他的申 訴。當時就表示了對蒯大富的同情與支持。當天陳伯達也到了北京大學看大字報，了解情況。而當時，王光美知道中央文革來人見了蒯大富，就發火了，她打電話追 到中央辦公廳，問是誰去接見蒯大富的？她說，蒯大富干擾毛主席的路線，你們去支持蒯大富，你們這是在干擾中央的“反干擾”。
聽了江青的話後，我也再去各大學了解情況。當我去輕工學院的時候，一到那裡，就看到貼在學院外面的滿是“抓游魚”的 大字報。我就跟工作組的人說，你們怎麼這樣給學生貼大字報，文革的大方向該是斗走資派，學生哪裡是什麼走資派啊？工作組的人說，他們是壞人。我說，哪有那 麼多壞人啊，學生絕大多數都是擁護毛主席的，怎麼變成了壞人呢？即使裡面確實有一兩個壞人，那也可以放在運動的後期進行處理的。怎麼能把那麼多學生都說成 是壞人呢？
本來我到各個學校去看大字報的時候，學生們都不認識我。但在輕工學院的時候，被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認出來了，她當時在輕工學院讀書。她跟學生們說，戚本禹來了！好些學生就上來圍住我。有的說，中央文革來人了。甚至還有人說，是毛主席派人來了。他們問我對“抓游魚”大字報的看法。這個時候，我就跟學生們說，我是來看大字報的，不能說是毛主席派我來的。不過，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人員，我可以說說我個人的意見。我說，毛主席說過“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你們學校現在卻到處在抓“游魚”，誰是“游魚”？學校的革命師生不是“游魚”。我就簡單說了這麼幾句話，學生們就都知道我的態度了，一下子就在學校里傳開了。多數學生擁護我的講話，說戚本禹反對抓“游魚”。他們還把我的講話抄成了大字報到處去貼，讓更多的人能知道。
這樣一來，我的表態就和薄一波發生衝突了。薄一波當時在中央管工交口的運動，輕工學院恰好是他在運動中抓的一個點。我去輕工學院的前兩天，薄一波剛去那裡看過大字報，他看了以後表態支持工作組“反干擾，抓游魚”。稍後，薄一波就在一次中央開會的時候不點名的說，有的人在群眾面前輕易表態，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造成了學生思想的混亂。
我把我去輕工學院的事報告給陳伯達，陳伯達跟我說，你以後少說話。我心想，不對呀，前天我在向江青匯報這件事情的時候，她還批評我奴隸主義呢。我權衡了組長、副組長的不同指示，覺得還是江青愛護青年學生。所以我想，應該按江青的意思辦。
就這樣，我和王力、關鋒等人都繼續分頭到各個學校去支持學生。王力、關鋒去清華接見蒯大富，我去地質學院支持朱成昭，我還叫林傑去北師大支持譚厚蘭。我也 經常去北大看大字報，有時候是和曹軼歐一起去。曹軼歐把我向北大的學生作了介紹。聽曹軼歐這麼一介紹，那些受壓制的學生都知道了中央文革小組是支持他們的。所以他們有什麼事就都來找我們。
其實，我當時之所以會同情並支持學生，還因為這類事我自己也親身經受過。1958年中南海發生的“八司馬事件”，就是因為我們幾個人給領導提意見，結果差點被打成反黨集團反黨分子。是毛主席親自解救我們的。我思想深處，有根深蒂固的革命造反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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