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的目光      

天津市河北區公安分局看守所所有的監房都分成內外兩間,外間並不住人,冬天生有一個煤炭爐以提高室溫,內間則是關押犯人的房間,內外間仍以鐵柵欄隔離並上鎖,唯有我們這一間的中間柵欄是不上鎖的,起初我認為是關着早出晚歸的炊事犯的原因,沒幾天炊事犯釋放了,只關了我一個人,仍然不上鎖,這意味着關在內間的犯人可以“自由”行走到生着煤爐的外間。

炊事犯人釋放後,這監房只關着我一個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獨居關押,頭兩天還勉強可以,後面的日子就越來越難過。因為人畢竟屬於群體,一旦陷於孤獨不論生理和心理都將承受一種無形的壓力。我就千方百計的找事情干以消磨寂寞無奈。某日,我發現我們所睡的炕下竟堆着許多雜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約十來斤胡蘿蔔乾,我估計這房間曾經充作保管室,還原成監舍時並未認真打掃,才給我留下這些無價之寶,同時發現還有搪瓷飯盆等少許生活用品,使我驚喜不己。

這裡的伙食還不錯,當然這決不意味着可以吃飽,那是萬萬不可能的,這隻意味着中間環節上流失得不太多而己。早晚兩頓飯,各吃三兩多糧的高梁餑餑一個,(那東西比大米飯經餓,難怪北方人比南方人個頭大,)外搭菜湯一大碗。我每天每頓都將菜湯內加上若干胡蘿蔔乾,裝在瓷盆內在炭爐上煮熟,偶然的能吃飽一頓,那才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只可惜好景不長,六、七天后,看守把我帶到辦公室,局長說,你們單位派人來接你了,回去以後好好交代你的問題,爭取寬大處理。又問我：“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我回答說：“北方氣候冷,我這點衣服在路上可能會凍着。”當晚看守給我送來一件又長又厚的對襟大棉襖,而且是嶄新的,當然是黑色的犯人服式,在棉布緊缺的年代,像這樣對待一個寄押犯人,的確十分難能可貴。

第二天,在看守所大門邊的一間小屋裡,我見到了由築路二支隊派來的兩名武裝民警和兩名文職幹部,其中還有一名竟是中隊長級別的領導,就此陣容可以看出我這個犯人的“級別”也絕對非同小可。早已在屋內的張局長指着一張凳子叫我坐下,然後說：“這四位同志將帶你回原單位,在路上你得聽指揮,千萬不能再跑了。”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我們已經和這幾位同志取得了一致,在生活上按糧食標準給你吃夠,不會剋扣你的(那年頭民以食為天的份量太重了)。另外,只要你規規矩矩,在路上不給你戴刑具。”這些話,他當着押送幹部的面對我說,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了。

我立即被四個來人帶走,邁出大門前,我心血來潮地回首一看,張局長還站在門邊凝望着我,並暗暗向我點頭示意,他那深情又擔憂的目光,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上。

十年以後,也就是1971年左右,我早己被判刑18年在四川大涼山一個勞改農場服刑,有一天我奉命去噴灑農藥,在裝配一台新噴霧器的時候,發現那些配件是用一些“革命造反派”所辦的小報包裹的,其中一張碎紙片上說,“天津市長萬曉塘畏罪自殺”。我立即聯想到張局長,你是否平安?

又過了20年的1992年,我在北京一家沒有知名度的報社當了一名更沒有知名度的副社長,有一次出於對老同志的尊敬,讓我當了首都新聞記者採訪團的團長,帶領着八、九位很有知名度的報社的很有知名度的記者到天津通信廣播公司去採訪,該公司的總工程師恰好是我的先後同學,假公濟私地派了一部車讓我到河北區公安分局去尋找張局長,(當時我也估計到他早己離休,)我找到資格最老的同志打聽,仍然說不知道這麼個人,不得不令人發出滄海桑田的感嘆。

40年過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張局長,仍然心潮澎湃。這決不僅僅因為他犧牲了一頓早餐,或者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過漫漫冬日寒夜、幾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國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風,溫暖了我冷得發抖的心房。

                         賊喊捉賊

我們一行五人剛好占據車廂里的兩排座位,我被指定在最靠車窗的位置落座,以便四支五四式手槍對我形成弧形包圍圈。那位管生活的年青幹事,用一個小塑料網兜裝着六個白面饅頭,掛在我頭頂上方的衣帽勾上,對我說：“這是你途中的乾糧”。

火車在疾速飛馳,車窗外飛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遼闊無垠的華北平原,被白雪裝點得素淨高雅,我這個南方兒女面對如此壯觀的新奇景色,不禁思緒萬千。這裡是中華文化的發祥之地,在祖國經過重重災難終於贏得“解放”之後,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仍然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及。幾十萬在國民黨統治區為共產黨搖旗吶喊的青年學生, 現今被打成右派份子階級敵人,幾千萬勤勞淳樸的兒女成為餓殍冤魂,這難道就是“救星”帶至的美好天堂?我心情沉重,默默地哼吟着兒童時代便深入骨髓的《流亡三部曲》,哼到歌中“……我們已無處流浪, 已無處逃亡”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懷着滿腹蒼涼,我終於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早醒來,我頭頂上方衣帽勾上的六個饅頭不見了。五個人面面相覷,押解者中年齡最長的被喚為中隊長的首先向我發難質問：“是不是你把饅頭偷去吃了?”我一時火起,便反問他：“你為什麼偏偏懷疑到我的頭上?”他支支吾吾地說：“我只是問問,並沒有說就是你偷的。”我說：“其實你最不該問的恰恰是我,你們四個人輪班看守我一個犯人,其中肯定有一個人在他輪班時看見我偷吃了饅頭而不制止,這可能嗎?”可能這位隊長沒估計到我會用這樣大的聲音在公眾場合承認我是犯人,他反而打圓場說：“算了算了,不再提這件事了。”一場風波宣告平息。

到成都的當晚,我被寄押在文武路看守所,第二天清早我們登上了開往灌縣(今都江堰市)的火車,我們這個成立了四年,搬遷了四次,修了四條鐵路,一條也沒能修通的築路支隊的新工地就在那裡。那是一個陰沉沉的清晨,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列車上正在轉播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播音員用慷慨激昂的音調播送着慷慨激昂的文字,這位一度被稱為“天涯若毗鄰”的阿爾巴尼亞---當年我們唯一的“同志國家”,被社論批判得一無是處,譴責該國領導人霍查上台後,原來的黨中央委員有百分之七十遭到迫害。五年以後的1966年,中國的英明領袖親自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史無前例的”(均為當年常用修飾詞語)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的中央委員又豈止百分之七十。

行車一個多小時便到了灌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小城鎮,但是她在我生命歷程中的意義絕對非同小可,這不是因為她是我“叛國投敵”的終點站,而是我在這個城市的一個簡陋的看守所里,獨居關押了三年多的時間。如果說這是在修煉,我這種人是不可能修煉成佛成仙的,那就只好成精成怪了。

附記∶1964年，我為這些“點點滴滴” 構成的“叛國投敵”罪，被灌縣人民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18年。 在我服刑17年零8個月以後，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二年以後，宣布我無罪釋放。

                         深情的目光      

天津市河北區公安分局看守所所有的監房都分成內外兩間,外間並不住人,冬天生有一個煤炭爐以提高室溫,內間則是關押犯人的房間,內外間仍以鐵柵欄隔離並上鎖,唯有我們這一間的中間柵欄是不上鎖的,起初我認為是關着早出晚歸的炊事犯的原因,沒幾天炊事犯釋放了,只關了我一個人,仍然不上鎖,這意味着關在內間的犯人可以“自由”行走到生着煤爐的外間。

炊事犯人釋放後,這監房只關着我一個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獨居關押,頭兩天還勉強可以,後面的日子就越來越難過。因為人畢竟屬於群體,一旦陷於孤獨不論生理和心理都將承受一種無形的壓力。我就千方百計的找事情干以消磨寂寞無奈。某日,我發現我們所睡的炕下竟堆着許多雜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約十來斤胡蘿蔔乾,我估計這房間曾經充作保管室,還原成監舍時並未認真打掃,才給我留下這些無價之寶,同時發現還有搪瓷飯盆等少許生活用品,使我驚喜不己。

這裡的伙食還不錯,當然這決不意味着可以吃飽,那是萬萬不可能的,這隻意味着中間環節上流失得不太多而己。早晚兩頓飯,各吃三兩多糧的高梁餑餑一個,(那東西比大米飯經餓,難怪北方人比南方人個頭大,)外搭菜湯一大碗。我每天每頓都將菜湯內加上若干胡蘿蔔乾,裝在瓷盆內在炭爐上煮熟,偶然的能吃飽一頓,那才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只可惜好景不長,六、七天后,看守把我帶到辦公室,局長說,你們單位派人來接你了,回去以後好好交代你的問題,爭取寬大處理。又問我：“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我回答說：“北方氣候冷,我這點衣服在路上可能會凍着。”當晚看守給我送來一件又長又厚的對襟大棉襖,而且是嶄新的,當然是黑色的犯人服式,在棉布緊缺的年代,像這樣對待一個寄押犯人,的確十分難能可貴。

第二天,在看守所大門邊的一間小屋裡,我見到了由築路二支隊派來的兩名武裝民警和兩名文職幹部,其中還有一名竟是中隊長級別的領導,就此陣容可以看出我這個犯人的“級別”也絕對非同小可。早已在屋內的張局長指着一張凳子叫我坐下,然後說：“這四位同志將帶你回原單位,在路上你得聽指揮,千萬不能再跑了。”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我們已經和這幾位同志取得了一致,在生活上按糧食標準給你吃夠,不會剋扣你的(那年頭民以食為天的份量太重了)。另外,只要你規規矩矩,在路上不給你戴刑具。”這些話,他當着押送幹部的面對我說,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了。

我立即被四個來人帶走,邁出大門前,我心血來潮地回首一看,張局長還站在門邊凝望着我,並暗暗向我點頭示意,他那深情又擔憂的目光,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上。

十年以後,也就是1971年左右,我早己被判刑18年在四川大涼山一個勞改農場服刑,有一天我奉命去噴灑農藥,在裝配一台新噴霧器的時候,發現那些配件是用一些“革命造反派”所辦的小報包裹的,其中一張碎紙片上說,“天津市長萬曉塘畏罪自殺”。我立即聯想到張局長,你是否平安?

又過了20年的1992年,我在北京一家沒有知名度的報社當了一名更沒有知名度的副社長,有一次出於對老同志的尊敬,讓我當了首都新聞記者採訪團的團長,帶領着八、九位很有知名度的報社的很有知名度的記者到天津通信廣播公司去採訪,該公司的總工程師恰好是我的先後同學,假公濟私地派了一部車讓我到河北區公安分局去尋找張局長,(當時我也估計到他早己離休,)我找到資格最老的同志打聽,仍然說不知道這麼個人,不得不令人發出滄海桑田的感嘆。

40年過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張局長,仍然心潮澎湃。這決不僅僅因為他犧牲了一頓早餐,或者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過漫漫冬日寒夜、幾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國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風,溫暖了我冷得發抖的心房。

                         賊喊捉賊

我們一行五人剛好占據車廂里的兩排座位,我被指定在最靠車窗的位置落座,以便四支五四式手槍對我形成弧形包圍圈。那位管生活的年青幹事,用一個小塑料網兜裝着六個白面饅頭,掛在我頭頂上方的衣帽勾上,對我說：“這是你途中的乾糧”。

火車在疾速飛馳,車窗外飛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遼闊無垠的華北平原,被白雪裝點得素淨高雅,我這個南方兒女面對如此壯觀的新奇景色,不禁思緒萬千。這裡是中華文化的發祥之地,在祖國經過重重災難終於贏得“解放”之後,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仍然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及。幾十萬在國民黨統治區為共產黨搖旗吶喊的青年學生, 現今被打成右派份子階級敵人,幾千萬勤勞淳樸的兒女成為餓殍冤魂,這難道就是“救星”帶至的美好天堂?我心情沉重,默默地哼吟着兒童時代便深入骨髓的《流亡三部曲》,哼到歌中“……我們已無處流浪, 已無處逃亡”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懷着滿腹蒼涼,我終於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早醒來,我頭頂上方衣帽勾上的六個饅頭不見了。五個人面面相覷,押解者中年齡最長的被喚為中隊長的首先向我發難質問：“是不是你把饅頭偷去吃了?”我一時火起,便反問他：“你為什麼偏偏懷疑到我的頭上?”他支支吾吾地說：“我只是問問,並沒有說就是你偷的。”我說：“其實你最不該問的恰恰是我,你們四個人輪班看守我一個犯人,其中肯定有一個人在他輪班時看見我偷吃了饅頭而不制止,這可能嗎?”可能這位隊長沒估計到我會用這樣大的聲音在公眾場合承認我是犯人,他反而打圓場說：“算了算了,不再提這件事了。”一場風波宣告平息。

到成都的當晚,我被寄押在文武路看守所,第二天清早我們登上了開往灌縣(今都江堰市)的火車,我們這個成立了四年,搬遷了四次,修了四條鐵路,一條也沒能修通的築路支隊的新工地就在那裡。那是一個陰沉沉的清晨,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列車上正在轉播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播音員用慷慨激昂的音調播送着慷慨激昂的文字,這位一度被稱為“天涯若毗鄰”的阿爾巴尼亞---當年我們唯一的“同志國家”,被社論批判得一無是處,譴責該國領導人霍查上台後,原來的黨中央委員有百分之七十遭到迫害。五年以後的1966年,中國的英明領袖親自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史無前例的”(均為當年常用修飾詞語)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的中央委員又豈止百分之七十。

行車一個多小時便到了灌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小城鎮,但是她在我生命歷程中的意義絕對非同小可,這不是因為她是我“叛國投敵”的終點站,而是我在這個城市的一個簡陋的看守所里,獨居關押了三年多的時間。如果說這是在修煉,我這種人是不可能修煉成佛成仙的,那就只好成精成怪了。

附記∶1964年，我為這些“點點滴滴” 構成的“叛國投敵”罪，被灌縣人民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18年。 在我服刑17年零8個月以後，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二年以後，宣布我無罪釋放。

                         深情的目光      

天津市河北區公安分局看守所所有的監房都分成內外兩間,外間並不住人,冬天生有一個煤炭爐以提高室溫,內間則是關押犯人的房間,內外間仍以鐵柵欄隔離並上鎖,唯有我們這一間的中間柵欄是不上鎖的,起初我認為是關着早出晚歸的炊事犯的原因,沒幾天炊事犯釋放了,只關了我一個人,仍然不上鎖,這意味着關在內間的犯人可以“自由”行走到生着煤爐的外間。

炊事犯人釋放後,這監房只關着我一個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獨居關押,頭兩天還勉強可以,後面的日子就越來越難過。因為人畢竟屬於群體,一旦陷於孤獨不論生理和心理都將承受一種無形的壓力。我就千方百計的找事情干以消磨寂寞無奈。某日,我發現我們所睡的炕下竟堆着許多雜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約十來斤胡蘿蔔乾,我估計這房間曾經充作保管室,還原成監舍時並未認真打掃,才給我留下這些無價之寶,同時發現還有搪瓷飯盆等少許生活用品,使我驚喜不己。

這裡的伙食還不錯,當然這決不意味着可以吃飽,那是萬萬不可能的,這隻意味着中間環節上流失得不太多而己。早晚兩頓飯,各吃三兩多糧的高梁餑餑一個,(那東西比大米飯經餓,難怪北方人比南方人個頭大,)外搭菜湯一大碗。我每天每頓都將菜湯內加上若干胡蘿蔔乾,裝在瓷盆內在炭爐上煮熟,偶然的能吃飽一頓,那才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只可惜好景不長,六、七天后,看守把我帶到辦公室,局長說,你們單位派人來接你了,回去以後好好交代你的問題,爭取寬大處理。又問我：“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我回答說：“北方氣候冷,我這點衣服在路上可能會凍着。”當晚看守給我送來一件又長又厚的對襟大棉襖,而且是嶄新的,當然是黑色的犯人服式,在棉布緊缺的年代,像這樣對待一個寄押犯人,的確十分難能可貴。

第二天,在看守所大門邊的一間小屋裡,我見到了由築路二支隊派來的兩名武裝民警和兩名文職幹部,其中還有一名竟是中隊長級別的領導,就此陣容可以看出我這個犯人的“級別”也絕對非同小可。早已在屋內的張局長指着一張凳子叫我坐下,然後說：“這四位同志將帶你回原單位,在路上你得聽指揮,千萬不能再跑了。”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我們已經和這幾位同志取得了一致,在生活上按糧食標準給你吃夠,不會剋扣你的(那年頭民以食為天的份量太重了)。另外,只要你規規矩矩,在路上不給你戴刑具。”這些話,他當着押送幹部的面對我說,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了。

我立即被四個來人帶走,邁出大門前,我心血來潮地回首一看,張局長還站在門邊凝望着我,並暗暗向我點頭示意,他那深情又擔憂的目光,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上。

十年以後,也就是1971年左右,我早己被判刑18年在四川大涼山一個勞改農場服刑,有一天我奉命去噴灑農藥,在裝配一台新噴霧器的時候,發現那些配件是用一些“革命造反派”所辦的小報包裹的,其中一張碎紙片上說,“天津市長萬曉塘畏罪自殺”。我立即聯想到張局長,你是否平安?

又過了20年的1992年,我在北京一家沒有知名度的報社當了一名更沒有知名度的副社長,有一次出於對老同志的尊敬,讓我當了首都新聞記者採訪團的團長,帶領着八、九位很有知名度的報社的很有知名度的記者到天津通信廣播公司去採訪,該公司的總工程師恰好是我的先後同學,假公濟私地派了一部車讓我到河北區公安分局去尋找張局長,(當時我也估計到他早己離休,)我找到資格最老的同志打聽,仍然說不知道這麼個人,不得不令人發出滄海桑田的感嘆。

40年過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張局長,仍然心潮澎湃。這決不僅僅因為他犧牲了一頓早餐,或者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過漫漫冬日寒夜、幾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國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風,溫暖了我冷得發抖的心房。

                         賊喊捉賊

我們一行五人剛好占據車廂里的兩排座位,我被指定在最靠車窗的位置落座,以便四支五四式手槍對我形成弧形包圍圈。那位管生活的年青幹事,用一個小塑料網兜裝着六個白面饅頭,掛在我頭頂上方的衣帽勾上,對我說：“這是你途中的乾糧”。

火車在疾速飛馳,車窗外飛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遼闊無垠的華北平原,被白雪裝點得素淨高雅,我這個南方兒女面對如此壯觀的新奇景色,不禁思緒萬千。這裡是中華文化的發祥之地,在祖國經過重重災難終於贏得“解放”之後,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仍然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及。幾十萬在國民黨統治區為共產黨搖旗吶喊的青年學生, 現今被打成右派份子階級敵人,幾千萬勤勞淳樸的兒女成為餓殍冤魂,這難道就是“救星”帶至的美好天堂?我心情沉重,默默地哼吟着兒童時代便深入骨髓的《流亡三部曲》,哼到歌中“……我們已無處流浪, 已無處逃亡”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懷着滿腹蒼涼,我終於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早醒來,我頭頂上方衣帽勾上的六個饅頭不見了。五個人面面相覷,押解者中年齡最長的被喚為中隊長的首先向我發難質問：“是不是你把饅頭偷去吃了?”我一時火起,便反問他：“你為什麼偏偏懷疑到我的頭上?”他支支吾吾地說：“我只是問問,並沒有說就是你偷的。”我說：“其實你最不該問的恰恰是我,你們四個人輪班看守我一個犯人,其中肯定有一個人在他輪班時看見我偷吃了饅頭而不制止,這可能嗎?”可能這位隊長沒估計到我會用這樣大的聲音在公眾場合承認我是犯人,他反而打圓場說：“算了算了,不再提這件事了。”一場風波宣告平息。

到成都的當晚,我被寄押在文武路看守所,第二天清早我們登上了開往灌縣(今都江堰市)的火車,我們這個成立了四年,搬遷了四次,修了四條鐵路,一條也沒能修通的築路支隊的新工地就在那裡。那是一個陰沉沉的清晨,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列車上正在轉播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播音員用慷慨激昂的音調播送着慷慨激昂的文字,這位一度被稱為“天涯若毗鄰”的阿爾巴尼亞---當年我們唯一的“同志國家”,被社論批判得一無是處,譴責該國領導人霍查上台後,原來的黨中央委員有百分之七十遭到迫害。五年以後的1966年,中國的英明領袖親自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史無前例的”(均為當年常用修飾詞語)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的中央委員又豈止百分之七十。

行車一個多小時便到了灌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小城鎮,但是她在我生命歷程中的意義絕對非同小可,這不是因為她是我“叛國投敵”的終點站,而是我在這個城市的一個簡陋的看守所里,獨居關押了三年多的時間。如果說這是在修煉,我這種人是不可能修煉成佛成仙的,那就只好成精成怪了。

附記∶1964年，我為這些“點點滴滴” 構成的“叛國投敵”罪，被灌縣人民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18年。 在我服刑17年零8個月以後，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二年以後，宣布我無罪釋放。

                         深情的目光      

天津市河北區公安分局看守所所有的監房都分成內外兩間,外間並不住人,冬天生有一個煤炭爐以提高室溫,內間則是關押犯人的房間,內外間仍以鐵柵欄隔離並上鎖,唯有我們這一間的中間柵欄是不上鎖的,起初我認為是關着早出晚歸的炊事犯的原因,沒幾天炊事犯釋放了,只關了我一個人,仍然不上鎖,這意味着關在內間的犯人可以“自由”行走到生着煤爐的外間。

炊事犯人釋放後,這監房只關着我一個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獨居關押,頭兩天還勉強可以,後面的日子就越來越難過。因為人畢竟屬於群體,一旦陷於孤獨不論生理和心理都將承受一種無形的壓力。我就千方百計的找事情干以消磨寂寞無奈。某日,我發現我們所睡的炕下竟堆着許多雜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約十來斤胡蘿蔔乾,我估計這房間曾經充作保管室,還原成監舍時並未認真打掃,才給我留下這些無價之寶,同時發現還有搪瓷飯盆等少許生活用品,使我驚喜不己。

這裡的伙食還不錯,當然這決不意味着可以吃飽,那是萬萬不可能的,這隻意味着中間環節上流失得不太多而己。早晚兩頓飯,各吃三兩多糧的高梁餑餑一個,(那東西比大米飯經餓,難怪北方人比南方人個頭大,)外搭菜湯一大碗。我每天每頓都將菜湯內加上若干胡蘿蔔乾,裝在瓷盆內在炭爐上煮熟,偶然的能吃飽一頓,那才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只可惜好景不長,六、七天后,看守把我帶到辦公室,局長說,你們單位派人來接你了,回去以後好好交代你的問題,爭取寬大處理。又問我：“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我回答說：“北方氣候冷,我這點衣服在路上可能會凍着。”當晚看守給我送來一件又長又厚的對襟大棉襖,而且是嶄新的,當然是黑色的犯人服式,在棉布緊缺的年代,像這樣對待一個寄押犯人,的確十分難能可貴。

第二天,在看守所大門邊的一間小屋裡,我見到了由築路二支隊派來的兩名武裝民警和兩名文職幹部,其中還有一名竟是中隊長級別的領導,就此陣容可以看出我這個犯人的“級別”也絕對非同小可。早已在屋內的張局長指着一張凳子叫我坐下,然後說：“這四位同志將帶你回原單位,在路上你得聽指揮,千萬不能再跑了。”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我們已經和這幾位同志取得了一致,在生活上按糧食標準給你吃夠,不會剋扣你的(那年頭民以食為天的份量太重了)。另外,只要你規規矩矩,在路上不給你戴刑具。”這些話,他當着押送幹部的面對我說,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了。

我立即被四個來人帶走,邁出大門前,我心血來潮地回首一看,張局長還站在門邊凝望着我,並暗暗向我點頭示意,他那深情又擔憂的目光,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上。

十年以後,也就是1971年左右,我早己被判刑18年在四川大涼山一個勞改農場服刑,有一天我奉命去噴灑農藥,在裝配一台新噴霧器的時候,發現那些配件是用一些“革命造反派”所辦的小報包裹的,其中一張碎紙片上說,“天津市長萬曉塘畏罪自殺”。我立即聯想到張局長,你是否平安?

又過了20年的1992年,我在北京一家沒有知名度的報社當了一名更沒有知名度的副社長,有一次出於對老同志的尊敬,讓我當了首都新聞記者採訪團的團長,帶領着八、九位很有知名度的報社的很有知名度的記者到天津通信廣播公司去採訪,該公司的總工程師恰好是我的先後同學,假公濟私地派了一部車讓我到河北區公安分局去尋找張局長,(當時我也估計到他早己離休,)我找到資格最老的同志打聽,仍然說不知道這麼個人,不得不令人發出滄海桑田的感嘆。

40年過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張局長,仍然心潮澎湃。這決不僅僅因為他犧牲了一頓早餐,或者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過漫漫冬日寒夜、幾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國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風,溫暖了我冷得發抖的心房。

                         賊喊捉賊

我們一行五人剛好占據車廂里的兩排座位,我被指定在最靠車窗的位置落座,以便四支五四式手槍對我形成弧形包圍圈。那位管生活的年青幹事,用一個小塑料網兜裝着六個白面饅頭,掛在我頭頂上方的衣帽勾上,對我說：“這是你途中的乾糧”。

火車在疾速飛馳,車窗外飛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遼闊無垠的華北平原,被白雪裝點得素淨高雅,我這個南方兒女面對如此壯觀的新奇景色,不禁思緒萬千。這裡是中華文化的發祥之地,在祖國經過重重災難終於贏得“解放”之後,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仍然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及。幾十萬在國民黨統治區為共產黨搖旗吶喊的青年學生, 現今被打成右派份子階級敵人,幾千萬勤勞淳樸的兒女成為餓殍冤魂,這難道就是“救星”帶至的美好天堂?我心情沉重,默默地哼吟着兒童時代便深入骨髓的《流亡三部曲》,哼到歌中“……我們已無處流浪, 已無處逃亡”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懷着滿腹蒼涼,我終於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早醒來,我頭頂上方衣帽勾上的六個饅頭不見了。五個人面面相覷,押解者中年齡最長的被喚為中隊長的首先向我發難質問：“是不是你把饅頭偷去吃了?”我一時火起,便反問他：“你為什麼偏偏懷疑到我的頭上?”他支支吾吾地說：“我只是問問,並沒有說就是你偷的。”我說：“其實你最不該問的恰恰是我,你們四個人輪班看守我一個犯人,其中肯定有一個人在他輪班時看見我偷吃了饅頭而不制止,這可能嗎?”可能這位隊長沒估計到我會用這樣大的聲音在公眾場合承認我是犯人,他反而打圓場說：“算了算了,不再提這件事了。”一場風波宣告平息。

到成都的當晚,我被寄押在文武路看守所,第二天清早我們登上了開往灌縣(今都江堰市)的火車,我們這個成立了四年,搬遷了四次,修了四條鐵路,一條也沒能修通的築路支隊的新工地就在那裡。那是一個陰沉沉的清晨,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列車上正在轉播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播音員用慷慨激昂的音調播送着慷慨激昂的文字,這位一度被稱為“天涯若毗鄰”的阿爾巴尼亞---當年我們唯一的“同志國家”,被社論批判得一無是處,譴責該國領導人霍查上台後,原來的黨中央委員有百分之七十遭到迫害。五年以後的1966年,中國的英明領袖親自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史無前例的”(均為當年常用修飾詞語)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的中央委員又豈止百分之七十。

行車一個多小時便到了灌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小城鎮,但是她在我生命歷程中的意義絕對非同小可,這不是因為她是我“叛國投敵”的終點站,而是我在這個城市的一個簡陋的看守所里,獨居關押了三年多的時間。如果說這是在修煉,我這種人是不可能修煉成佛成仙的,那就只好成精成怪了。

附記∶1964年，我為這些“點點滴滴” 構成的“叛國投敵”罪，被灌縣人民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18年。 在我服刑17年零8個月以後，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二年以後，宣布我無罪釋放。

                         深情的目光      

天津市河北區公安分局看守所所有的監房都分成內外兩間,外間並不住人,冬天生有一個煤炭爐以提高室溫,內間則是關押犯人的房間,內外間仍以鐵柵欄隔離並上鎖,唯有我們這一間的中間柵欄是不上鎖的,起初我認為是關着早出晚歸的炊事犯的原因,沒幾天炊事犯釋放了,只關了我一個人,仍然不上鎖,這意味着關在內間的犯人可以“自由”行走到生着煤爐的外間。

炊事犯人釋放後,這監房只關着我一個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獨居關押,頭兩天還勉強可以,後面的日子就越來越難過。因為人畢竟屬於群體,一旦陷於孤獨不論生理和心理都將承受一種無形的壓力。我就千方百計的找事情干以消磨寂寞無奈。某日,我發現我們所睡的炕下竟堆着許多雜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約十來斤胡蘿蔔乾,我估計這房間曾經充作保管室,還原成監舍時並未認真打掃,才給我留下這些無價之寶,同時發現還有搪瓷飯盆等少許生活用品,使我驚喜不己。

這裡的伙食還不錯,當然這決不意味着可以吃飽,那是萬萬不可能的,這隻意味着中間環節上流失得不太多而己。早晚兩頓飯,各吃三兩多糧的高梁餑餑一個,(那東西比大米飯經餓,難怪北方人比南方人個頭大,)外搭菜湯一大碗。我每天每頓都將菜湯內加上若干胡蘿蔔乾,裝在瓷盆內在炭爐上煮熟,偶然的能吃飽一頓,那才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只可惜好景不長,六、七天后,看守把我帶到辦公室,局長說,你們單位派人來接你了,回去以後好好交代你的問題,爭取寬大處理。又問我：“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我回答說：“北方氣候冷,我這點衣服在路上可能會凍着。”當晚看守給我送來一件又長又厚的對襟大棉襖,而且是嶄新的,當然是黑色的犯人服式,在棉布緊缺的年代,像這樣對待一個寄押犯人,的確十分難能可貴。

第二天,在看守所大門邊的一間小屋裡,我見到了由築路二支隊派來的兩名武裝民警和兩名文職幹部,其中還有一名竟是中隊長級別的領導,就此陣容可以看出我這個犯人的“級別”也絕對非同小可。早已在屋內的張局長指着一張凳子叫我坐下,然後說：“這四位同志將帶你回原單位,在路上你得聽指揮,千萬不能再跑了。”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我們已經和這幾位同志取得了一致,在生活上按糧食標準給你吃夠,不會剋扣你的(那年頭民以食為天的份量太重了)。另外,只要你規規矩矩,在路上不給你戴刑具。”這些話,他當着押送幹部的面對我說,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了。

我立即被四個來人帶走,邁出大門前,我心血來潮地回首一看,張局長還站在門邊凝望着我,並暗暗向我點頭示意,他那深情又擔憂的目光,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上。

十年以後,也就是1971年左右,我早己被判刑18年在四川大涼山一個勞改農場服刑,有一天我奉命去噴灑農藥,在裝配一台新噴霧器的時候,發現那些配件是用一些“革命造反派”所辦的小報包裹的,其中一張碎紙片上說,“天津市長萬曉塘畏罪自殺”。我立即聯想到張局長,你是否平安?

又過了20年的1992年,我在北京一家沒有知名度的報社當了一名更沒有知名度的副社長,有一次出於對老同志的尊敬,讓我當了首都新聞記者採訪團的團長,帶領着八、九位很有知名度的報社的很有知名度的記者到天津通信廣播公司去採訪,該公司的總工程師恰好是我的先後同學,假公濟私地派了一部車讓我到河北區公安分局去尋找張局長,(當時我也估計到他早己離休,)我找到資格最老的同志打聽,仍然說不知道這麼個人,不得不令人發出滄海桑田的感嘆。

40年過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張局長,仍然心潮澎湃。這決不僅僅因為他犧牲了一頓早餐,或者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過漫漫冬日寒夜、幾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國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風,溫暖了我冷得發抖的心房。

                         賊喊捉賊

我們一行五人剛好占據車廂里的兩排座位,我被指定在最靠車窗的位置落座,以便四支五四式手槍對我形成弧形包圍圈。那位管生活的年青幹事,用一個小塑料網兜裝着六個白面饅頭,掛在我頭頂上方的衣帽勾上,對我說：“這是你途中的乾糧”。

火車在疾速飛馳,車窗外飛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遼闊無垠的華北平原,被白雪裝點得素淨高雅,我這個南方兒女面對如此壯觀的新奇景色,不禁思緒萬千。這裡是中華文化的發祥之地,在祖國經過重重災難終於贏得“解放”之後,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仍然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及。幾十萬在國民黨統治區為共產黨搖旗吶喊的青年學生, 現今被打成右派份子階級敵人,幾千萬勤勞淳樸的兒女成為餓殍冤魂,這難道就是“救星”帶至的美好天堂?我心情沉重,默默地哼吟着兒童時代便深入骨髓的《流亡三部曲》,哼到歌中“……我們已無處流浪, 已無處逃亡”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懷着滿腹蒼涼,我終於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早醒來,我頭頂上方衣帽勾上的六個饅頭不見了。五個人面面相覷,押解者中年齡最長的被喚為中隊長的首先向我發難質問：“是不是你把饅頭偷去吃了?”我一時火起,便反問他：“你為什麼偏偏懷疑到我的頭上?”他支支吾吾地說：“我只是問問,並沒有說就是你偷的。”我說：“其實你最不該問的恰恰是我,你們四個人輪班看守我一個犯人,其中肯定有一個人在他輪班時看見我偷吃了饅頭而不制止,這可能嗎?”可能這位隊長沒估計到我會用這樣大的聲音在公眾場合承認我是犯人,他反而打圓場說：“算了算了,不再提這件事了。”一場風波宣告平息。

到成都的當晚,我被寄押在文武路看守所,第二天清早我們登上了開往灌縣(今都江堰市)的火車,我們這個成立了四年,搬遷了四次,修了四條鐵路,一條也沒能修通的築路支隊的新工地就在那裡。那是一個陰沉沉的清晨,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列車上正在轉播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播音員用慷慨激昂的音調播送着慷慨激昂的文字,這位一度被稱為“天涯若毗鄰”的阿爾巴尼亞---當年我們唯一的“同志國家”,被社論批判得一無是處,譴責該國領導人霍查上台後,原來的黨中央委員有百分之七十遭到迫害。五年以後的1966年,中國的英明領袖親自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史無前例的”(均為當年常用修飾詞語)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的中央委員又豈止百分之七十。

行車一個多小時便到了灌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小城鎮,但是她在我生命歷程中的意義絕對非同小可,這不是因為她是我“叛國投敵”的終點站,而是我在這個城市的一個簡陋的看守所里,獨居關押了三年多的時間。如果說這是在修煉,我這種人是不可能修煉成佛成仙的,那就只好成精成怪了。

附記∶1964年，我為這些“點點滴滴” 構成的“叛國投敵”罪，被灌縣人民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18年。 在我服刑17年零8個月以後，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二年以後，宣布我無罪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