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悍将张灵甫传--川西北的缠斗

在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逼近南郑的时候，第1师也越过秦岭，继续紧紧咬住红军不放，于是红四方面军调头向南，转往大巴山区进入了四川境内。

四川省内原本各路军阀各霸一方，刘湘、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长年混战不休，但是当胡宗南的部队尾随红军直闯川北大门口 时，正关着门自家打得鸡飞狗跳的四川各路军阀们却突然团结了起来。他们担心蒋介石借口追剿红军，实则趁机插足四川，到时候只怕请神容易送神难了，于是联合 致电中央反对中央军入川，并且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能够包打红四方面军。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权衡利害，电令胡宗南停止追击，在南郑原地待命。

四川军阀的此举，无意中帮了红四方面军的大忙，历史也因此机缘而发生了奇妙的转折。红军趁机甩掉了穷追不舍的中央军，继而在川北轻松打垮川军的防线，结束 了历时近三个月的流亡，在川陕边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大约一万五千人逐渐壮大到了八万人，创造了另一个奇迹。而 第1师则调往陇南，稳定甘肃局面，也为胡宗南日后成为西北王埋下了伏笔。

第1师调往陇南之前，由于杨虎城有意将甘肃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处处与中央委派的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难，邵力子不堪压力，弃职跑回南京，无奈之下，南 京政府只好任命西北实力派军人邓宝珊代理省主席。蒋介石不甘心让甘肃成为杨虎城的地盘，命令第1师转向入甘，将原负责甘肃防务的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师调回汉 中。1933年二三月间，胡宗南部到达甘肃，主力分别屯扎于兰州天水和碧口。

在甘肃，胡宗南终于有了充裕的时间停下来整顿部队，在南京的授意下，他在积极整训第1师的基础上开始扩编，将第1师扩充到九个团之众。第1师的优秀军官这 时都普遍获得了提升，已经成了胡宗南得力干将的张灵甫自然也在继续晋升之列。在进驻甘肃之前，张灵甫已于1932年冬升任独立旅第1团中校团附，1933 年，独立旅第1团团长夏季屏调职，张灵甫接着晋升独立旅第1团团长。

在第1师与张灵甫同时期的九名团长中，有三名出身黄埔一埔，四名出身黄埔二期，两名出身黄埔三期，只有张灵甫和另一名也因战场上表现突出而受胡宗南青睐的 刘超寰是黄埔四期。在资历观念浓厚的国军中，论资排辈几乎是一个潜规则，资浅的军官很不容易与资深军官竞争而获得越位晋升的机会，由此可以见，胡宗南的确 对张灵甫欣赏有加。

张灵甫当时随独立旅驻扎在川陇边界的碧口，看守入甘大门，他升任团长之后就在碧口锐意整军。张灵甫的治军非常严格，训练扎实，他带兵讲究宽严并济，重赏重 罚，带出的部队军风在国民党军队中称得上严谨。他个人在操守方面也相当洁身自好，一不嗜烟酒，二不打牌赌博，也不好色，因此麾下的官兵对团长的严厉心悦诚 服。张灵甫后来的部下也说：“他对下面的确是很严，可他对自己更严。长官以身作则，大家也没话讲。”第1团在张灵甫的从严训练下，成了胡宗南全师的头牌劲 旅。

第1师因为进不了四川而停留在陇南整训，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则在四川境内所向披靡，四川境内排得上名的军阀几乎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川康绥靖总司令刘湘是四川的军事领袖，他本人亲自到嘉陵江前线去督师，信誓旦旦地要将“赤匪”一举剿灭，结果被红四方面军打得丢盔弃甲。

1934年11月，再次达到胜利高峰的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召开会议，领导人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制定了川陕甘作战计划。在四川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使徐向前对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深具信心，他打算以川北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为依托，向西发展新的根据地。雄心勃勃的徐向前剑锋一指，将红四方面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向陇南 重镇，也就是他那位黄埔老同学胡宗南这一年以来新建立的中心根据地——天水。徐向前计划先夺取碧口，再向天水伺机而动。

刘湘的亲征失利，使川中军阀终于向红四方面军彻底认输。眼看着自家后院大火蔓延而不可收拾，曾经集体排斥中央军入川的军阀们，再也顾不得请来的神日后是否 还能送得出去，只得再度联名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军入川救火，在川北的大军阀邓锡侯甚至谦卑地亲自到天水面见胡宗南，协调出兵定川事宜。

此时，在江西的中央红军未能顶住国民党大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北大局也较两年前平稳许多，蒋介石纵 观全局，决定让第1师入川，守住川北的门户广元、昭化，防止红四方面军向陕甘发展，同时调动大军尾追中央红军，企图将整个红军分头剿灭。

二

1934年12月中，第1师独立旅旅长丁德隆率部由碧口出发向阳平关推进。在第1师独立第2营攻取阳平关之后，丁德隆率领独立旅三个团外加第1旅第1团和 西北补充旅第1团共五个团回师广元、昭化布防。丁德隆将独立旅的张灵甫第1团与刘超寰的第3团布署在广元城内担任核心城防部队。独立旅第2团驻昭化，第1 旅第1团驻三磊坝，补充旅第1团驻羊谟坝，第2旅第6团驻阳平关，构成一个互相呼应的整体防线。

就在丁德隆在广元地区积极布防之际，他的老同学徐向前也没闲着，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正挥师北上，准备与丁德隆过招，发动广昭战役。

红四方面军经过清江渡整军，士气与技战术进一步提升，战斗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徐向前打仗是很能够知己知彼的，他仔细研究了丁德隆在整个广元的防线，准 确地判断出它的最薄弱环节是在羊谟坝，因为驻守羊谟坝的是补充旅第1团，这个团是胡宗南在西北招募的新兵团，不像第1师其他部队那样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是第1师中的弱旅，如果打断了丁德隆整个阵线中的这一软肋，就能迫近广元守军的侧翼，并乘虚侧击丁德隆部署在广元和昭化核心的精锐部队。由此可见，徐向前 对胡宗南的第1师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对对手各个团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那么对此时已经担任第1师主力团长的张灵甫这个四期小老弟，或许也是略有耳闻了。

决策一定，徐向前即在广元正面集中了十八个团作为攻击军，用其中一半共九个团的兵力进攻羊谟坝的补1团，以打开广元的大门。

广昭战役一开始，红四方面军打得相当顺手。王宏坤率领34团与36团奇袭位于转斗铺的第1师第1游击支队潘名世部，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并击退了前来支援的第2游击支队。

徐向前则亲率红9军与红30军的九个团突袭羊谟坝。虽然补1团是个新兵团，战斗力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一击。补1团自然不可能以一团之力打退半个红四方 面军的进攻，但是在团长罗克传率残部向广元撤退之前，这个垂死挣扎的新兵团着实将红军咬了一口。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激战中，红25师副师长潘幼卿阵亡，在徐 向前身边督战的红88师副师长丁纪才被流弹击中牺牲，就倒在徐向前的身旁。与此同时，向昭化进攻的红31军两个团则没能攻破守军独立旅第2团的防线。

第1师的战斗力出乎徐向前的意料，他花了三天整理部队并调整部署，构成对广元城郊乌龙堡的包围。红30军与红31军强渡嘉陵江，占领了广元城郊的飞机场。

1月29日深夜，徐向前以红88师与红93师围攻乌龙堡守军第1师第1旅第1团与补1团残部，另以红10师的3个团向广元正面进攻，虽战况激烈但进展不 大。独立旅的战斗详报声称，二十九日“东西剧战，彻夜不息，我五(乌)龙堡守军死力坚守，肉搏奋斗，阵地屡得屡失，进退往复数十次。”《第一师广元昭化战 斗详报 1935年1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军事（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

敌军凭借坚固工事据守，广元久攻不克，相持下去对红军明显不利。

在外围部队与红4方面军主力在城外激烈对决的时候，独立旅的真正精锐，张灵甫的第1团则与旅部在广元城内严阵以待。广元城垣坚固，张灵甫在战前又在城内加 筑了层层堡垒，他颇为自信地估计，红军在外围激战已经一周，即使能够冲破外围的重重防守攻到广元城下，也根本无力突破他第1团的坚固阵地，因此他有恃无 恐，指挥若定。这次还真让他估计对了，红军在与外围的独立旅三个团和两个游击支队激战多日之后，战事已呈胶着状态，再打下去只是徒增伤亡，疲惫的红军最终 没能如愿攻下广元城，不得已而撤退。

徐向前后来总结说：“广、昭两城的守敌相当顽固，粮食、弹药充足，有恃无恐，我军硬攻难克……广昭战役，我们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末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 因是胡敌装备好，战斗力强，凭险固守，我军缺乏炮火，硬啃啃不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

独立旅的战后检讨则对红四方面军表示轻视：“匪连年窜扰，损伤颇多，初级干部能力低劣，子弹尤感缺乏。故其攻击动作多在夜间，被攻击时全用红灯，以密集部队利用隐蔽及交通便利之处向我攻击。夺其山头若不得逞，即行溃退……匪来时沉著应战，匪必自溃退也。”同①

打胜仗的原因很多，有时候单凭胜仗并不足以判断出指战员的优劣，失利后的应变方式，也是评价指战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徐向前在自述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时写道:“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 文章……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重大!”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

广昭之战使徐向前清楚地认识到，第1师在装备、素质、地形与态势上均占据了优势，红军向甘肃进军的战略规划暂时还不现实，他迅速转移目标，不再提起进攻天水。徐向前的决定为接踵而来的西渡嘉陵江以及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创造了客观条件。

对蒋介石和胡宗南而言，广元之战不止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北进的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让川中各路被红四方面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军阀们切身体会了中央军的威力，加速了四川内附南京的速度。

不过，国民党军当局对自己破坏红四方面军北进战略企图的成果看来是茫然无知的，蒋介石与胡宗南看到的战果，只是独立旅守住了广元，并且损耗了不少红军而 已。独立旅的战果统计也是错误百出，理论上应该最了解战况的第1师参谋长于达，五十多年后在台湾受访时居然还坚信独立旅在广元战役中击毙了蔡申熙，而实际 指挥作战的旅长丁德隆则认为他击毙了陈昌浩与“董麻花”两名红军“师长”。蔡申熙是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兼红25军军长，早在1932年10月 9日在湖北省黄安县河口镇作战中阵亡，与广元战役相差足有三年。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政委而非师长，并且根本没有阵亡，董麻花则无其人。当红四方面军遭到损 失而撤退时，独立旅误判红四方面军将要再攻广元，所以严加戒备，而一旁被打怕了的川军也无意乘胜追击。国民党军对整个红四方面军的状况一头雾水，只要红军 退入根据地，就无从取得确实的相关情报。直到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军这种对共方情报既聋又瞎的状况在各个战场上屡见不鲜，成了最终全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 一。

三

广元之战后，红4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徐向前著手在岷江流域成立川西北根据地，准备将根据地设在松潘、茂县和理番(今理县)一带原本由四川军阀邓锡侯盘据的地方，以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完成历史性的会师。

蒋介石察觉到两股红军即将汇合的趋势，命令第1师全军入川追击。1935年3月3日，蒋介石让胡宗南以西北追剿纵队名义统一指挥第1师、第49师、第60 师、补充第2旅与独立第32旅，尾追红军的踪迹，向松潘高原进发。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宣称，红军已经被压迫到川西北的蛮荒高原，他判断西渡嘉陵江的红军不会 再尝试从广元进入陕南，决定让胡宗南布置一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松潘高原上。

虽然蒋介石另调了两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归胡宗南指挥，使得胡宗南的总兵力高达廿四个团，但是胡宗南并没有组织起一个像样的指挥机构，松潘高原作 战使得胡宗南原形毕露，他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师长，但是指挥大军团作战则力不能逮，他十五年之后的彻底失败，在松潘之战中已可见端倪。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方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为了统一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 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 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 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 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 进。但是，与胡宗南已有交手经验的张国焘却主张回避胡宗南的主力，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与中央意见相左，红军在懋功和毛尔盖地区滞留一 个多月，战机贻误，致使胡宗南的重兵控制了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已难以按原计划经松潘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 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8月 。

读过红军长征历史的人，都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的壮举印象深刻。而对他们的敌人，在他们前后面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的境遇，一般人了解得并不多。其实，对此时封锁松潘高原企图守株待兔的胡宗南大军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

为了追剿红军，张灵甫也不得不爬上了雪山。这一次，张灵甫的战场转到了侯君集、松赞干布、年羹尧等历史上著名将帅曾经叱吒纵横的古战场松潘高原。

自从秦朝建置湔氐县之后，松潘地区几乎在每个朝代都是汉族与羌、蕃等少数民族长期争夺的战场。清顺治九年松潘卫内附，清廷在松潘部署了防务。五十年后，这片高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前后相连十余年的兵祸，使松潘成为清初最多事的军事重地。

松潘高原风景壮丽雄伟，但是除了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之外，很少有人能够适应松潘高原上的恶劣气候。这是一个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的大高原，最低处的海拔 也有一千多公尺，高原上群峰绵延，山陵积雪终年不化，长年严寒，一年间的封冻期长达五个月，大部分地区全年之中并没有显著的无霜期，气温最低可以低达摄氏 零下二十度。

恶劣的气候、复杂难行的地形与极度匮乏的粮食，都是兵家大忌，要在松潘高原上部署大军封锁线就意味着天价的成本。

既然红军已经渡过嘉陵江，第1师独立旅就没有必要继续在广元地区驻防。张灵甫奉命率部向西面的平武进击，部队出广元走的是昔日三国魏将邓艾袭蜀的故道，经 剑阁暗渡阴平，正是唐代诗人李白慨叹的“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即使无需像邓艾一样“束马悬车裹毡推转而下”，在艰危的古蜀道上行军，部队仍被搞得人困马 乏，苦不堪言。虽说“踏遍剑门蜀道，胜读半部三国”，对三国历史如数家珍的张灵甫，此时骑在战马上，却是没有半点游历三国故地的雅兴。

他的手里捏着一封急电：碧口告急！

碧口是白龙江在川陇边区切割出来的一个狭长河谷，白龙江由碧口向东，到广元汇入嘉陵江。天然形势与舟楫之利使碧口成为摩天岭侧川陇交通的重镇，往南则是通 往青川的山路，商旅由碧口出发，可以经青川转往江油、成都。但是碧口只是一个山区小镇，腹地不足，平时粮食不能自给，需由外地采购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

1935年4月初，红30军第89师与红31军第93师第279团兵分三路向碧口袭来。当时驻防碧口的只有一个由西北补充旅副旅长刘鸿勋率领的百余人的游 击支队,碧口郊区出现红军的消息传来，城内军民惊恐万状，商旅们争相将财产货物装船，准备逃难。就在碧口乱作一团的时候，张灵甫团及时赶到，独立旅曾经在 碧口驻防一年有余，他的出现对商民们起到了一些稳定人心的作用。独立旅大部队随后全部抵达碧口，紧接着，胡宗南准备入川的大军也开始在碧口集中。面对云集 的国民党大军，碧口当面的红军寡不敌众，主动撤退。蒋介石由陇海铁路调来的大军先后由碧口进入了川西北。

胡宗南抵达碧口后，下令独立旅与补2旅由平武向松潘推进。独立旅沿涪江行军，翻越海拔四千五百多米高的小雪山，张灵甫第一次尝到了在雪山高地行军的艰辛。

与张灵甫的部队一同向松潘进发的还有补2旅，该旅的参谋主任李炳藻事后回忆这段高地行军时仍然心有余悸:

“由小雪山东山脚下的姜糖铺到松潘上下约百余(华)里，（上坡60里，下坡40里），早晚不能行走，只有早8时到下午4时可以通过，在上山之前需喝姜糖水 暖暖肚子，不然上山遇到风雪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到达姜糖铺也做了一些登山的准备，在登山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风雪，只是空气稀薄，喘不过气来，走上几十步就 得停下来休息休息，若勉强行走,就要头昏呕吐。爬到最高峰时正值中午12时，远望西南方向的大雪山，雪天相接，白茫茫不分天地，日光照耀光华夺目。下山时 山坡陡峻，脚不停趾就到了山下。”李炳藻《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

张灵甫领着他的第1团也跋涉在这条艰难的行军道路上。部队离开大本营越走越远，给养接济也随之越来越困难。第1师当初刚回师碧口的时候，一日三餐已经难以 维持，能吃上两顿干饭就算不错了，如今行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原雪山上，举目四望，不见村落，更不见炊烟，一天两顿稀饭都难于保证，连找个适合设营的地方都十 分困难，虽然进入了夏季，终年积雪的高原早晚温差极大，再加上高原缺氧反应，张灵甫与手下的官兵们一样，在饥寒交迫中步履维艰，精疲力竭第1师参谋长于达 回忆说:“那里(松潘)的艰苦之情，我是身受的。当参谋长连饭都难以吃饱，第1师初进时每天两顿干饭都支持不了(笔者注：应指在碧口)，而今每天是两顿稀 饭。事先胡先生也知道松潘粮食困难，一到松潘即展开外交工作，派人从成都送茶砖哈达分别去阿坝、芦花、毛儿盖交涉粮食补给……阿坝地大富庶，胡先人派人去 买粮，粮是买到了，却因运输困难而无法运到。我们的粮食一部分是由江油、青川、平武运去的，那里有两个土司，他们买了一百多条牛背了粮食来送我们。江油到 松潘的运输不能用挑，都雇人背上去的。这一段路程雇工来往要走十几天，只来运输的工作就要把粮食吃掉一半。打仗皆靠粮食，粮食不足，士气不振……这一仗主 要靠补给，我方虽有补给来源，却已饱尝艰苦，而共党所占据之地多数是山地，根本不产粮食，又缺乏后勤，他们的境遇更可想而知。”（《于达先生访问记录》 于达口述 张朋圆等访问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 1989年）。

比起其他外来部队，张灵甫的部队适应能力还算是强的，毕竟他们在碧口屯驻过一年多，多少已经习惯了当地的气候，相比之下，刚刚从北平调来的补2旅就较难适 应，至于拨给胡宗南指挥的其他部队，情况就更糟。第49师与第60师是由原来19路军缩编的部队，士兵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这些来自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士兵 对北方高原雪山的气候反应，结果可想而知，每日因冻饿而死的官兵竟达上百人，部队非战斗减员数量惊人，战斗力大打折扣第49师在上包座战斗详报提到在高原 上的惨状:“沿途全属荒草古林，无村落可资设营。加之淫雨绵延，数日不习。官兵因冻饿而死者日以百计……给养无法补充，官兵筋疲力竭，举步艰难。故不能与 悍匪作殊死战……”《1935年8月 第49师四川上包座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

当张灵甫在雪山上饱受煎熬的时候，第1师第4团先抢占了松潘，使胡宗南得以部署他的松潘围堵线。胡宗南深知在松潘高原上作战的艰难，当年清军统帅抚远大将 军年羹尧大量使用川陕一带适应本地气候的绿营作战，而胡宗南手上多半是新从东南地区和北京调来的部队，高地恶劣气候成了部队最大的天敌，这令胡宗南烦恼不 已。另一个胡宗南不愿意承认的缺憾，是他其实缺乏驾驭大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在高原上的大军作战会使经验丰富的老将畏怯，何况胡宗南从来没有这种实战经验， 所以他选择消

红军走过的雪山。极围堵的策略也是不得已为之。他将大军沿松潘、岷江一直到上下包座展开，占领每一个可以离开高原的隘口，并向毛儿盖伸出一个前进基地，试图构成一道完整的封锁线。

翻过了小雪山，张灵甫奉命于岷江以西布防，即使在这一地区，他与他的部下官兵的境遇也不见得能比在雪山上好过多少，部队还是遇到与年羹尧当年屯兵松潘时一模一样的问题：缺粮。

胡宗南的封锁线由于准备仓促，严重的粮食问题早在大军集结碧口时就已经发生，当大部队在松潘地区撒网般散开，补给线拉得更长，缺粮的情况就愈加严重。松潘 地区多产青稞，外地人不能适应这种寒性的食物，许多人吃了会腹泻，因此军队一部分补给所需的粮食只好从离开松潘四五百里外的四川江油、清平、平武等地雇挑 夫人力输送，扣除沿途十几天的损耗，每个挑夫一次能送到松潘的粮食平均只得七八十斤，根本不足以维持大部队的供给需求，官兵普遍处于半饥饿状态。

李炳藻回忆说：“胡宗南玩弄了一个欺骗官兵的花招，下命令道:‘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说到挑米的民夫， 更是苦不堪言。白天挑重爬山，食不饱腹，夜晚没有被盖御寒（穷苦旅店没有被盖，只有用山条编成的山芭，在芭上铺一层小草作为被盖），病倒者比比皆是。死了 的扔到山洞里喂狼，病重的脖颈和腿弯间用麻绳兜住，像抬猪一样抬着走。这种惨状真是亘古未闻。” 李炳藻《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非常的时期就会有非常的手段，有些搞粮食的创意实在是别开生面。阿坝在当地是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第1师派人去向当地土司买粮食，被派的是一个叫谢义锋的 营长，他是张灵甫在黄埔四期的同学,与张灵甫一样长得高大英俊，能骑善射，但是他还有一本正经不善交际的张灵甫所不擅长的本领：会跳舞，会讨女人喜欢，是 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谢义锋到阿坝后吃了阿坝土司的闭门羹，为了完成找粮任务，他居然使出美男计，诱惑了当地土司的女儿。土司的女儿很热情地为情人指点 如何打通关节，使谢营长顺利完成了采购重任。阿坝土司不久之后亲自到松潘见胡宗南，疏解了胡部的粮荒。也许因为这一功劳，战后不久谢义锋被升为团长，接替 后来因获罪而被解职的张灵甫的位置。

1935年8月底，红军越过大草地北上，并在包座歼灭守军及援军第49师。第49师的大量溃兵向碧口涌来，当地驻军本来已经在缺粮中自顾不暇，根本不去管这些友军的死活，败下来的伤病员境况及其凄惨。当时在碧口的目击者瞄写了所见的惨状：

“在松潘围堵的后期，国军已经筋疲力竭。从伍诚仁的败兵（笔者注：指第49师）到达碧口，市上就不断出现乞食的病兵，沿门讨饭，(和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国军居然宁肯乞讨，也没有从老百姓家里抢吃的喝的) 有些竟然倒毙在街心，胡宗 南的留守处从不过问……约末农历六月，我从碧口回到县里，沿途看到死尸纵横，都穿着军衣，佩有符号。有些村落旁边狗一群一群地在那里争食，头面被啃的有骨 无肉,军服和徽章仍赫然在眼。这样伤心惨目的状况被我亲眼看到，觉得古诗中‘鸟鸢啄人肠，衔飞挂枯枝’的景象，还没有这样惨凄。”韩定山《一九三五年胡宗 南部在碧口阻截红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986年8月

有后勤支援的国民党军尚且如此，在高原不毛之地上的红军的悲惨遭遇，比起国民党军更要艰难。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 (和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国军宁肯乞讨，而共军依靠强抢生存下来) 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卖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就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 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的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埃德加·斯诺著 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

第1师第3游击支队支队长朱冕群在红军北上之后负责清扫战场，他亲眼目睹了牺牲在途中的红军战士:“ (我营)沿红军北上所经道路，向腊子水搜索前进，清扫战场……看见沿途冻死、饿死的红军很多。走上一二十步，就有红军遗尸四五具，并在路旁发现红军遗下的 一些草根树皮和牛马牲畜的骨骼。遗尸的眼珠都被老鸦啄去，情景壮烈，不忍卒睹。当时由于我是处于敌对状态，为这样多不怕牺牲，甘于冻死饿死，弃骨异乡的红 军的献身行动，迷惑不解。我还在哨棚里见到已冻死的红军战士，两手作射击姿式的英雄形象，实令人感佩。”朱冕群《胡宗南部在川陕甘边区堵截红军概况》（政 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集第13辑》）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包座打的大胜仗，击破了胡宗南精心布置的封锁线，为红军北上扫清了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企图彻底破产。

失利的消息传来，耐力已经达到极限的国民党军官兵们表面上对作战的功亏一篑感示遗憾，私底下莫不对终于能够脱离松潘这个不是人待的鬼地方而暗自庆幸。

1935年从松潘高原上生还的军人们，无论来自哪一方阵营，在他们晚年回忆起彼时彼地曾经遭受过的巨大苦难，都永生难以忘怀。

193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在松潘高原上的围堵部队纷纷撤退。胡宗南率第1师回到甘肃追击中央红军，有气无力的第1师这时只能虚晃一枪，就在甘谷县停止了追击。胡宗南本人到了甘谷，再也撑不住虚弱的身体而病倒，蒋介石连忙派飞机将这位爱将送到南京调理休养一周。

张灵甫幸得生还，也累得几乎虚脱，形容消瘦。稍事安定之后，他想念起许久未见的在西安的妻女来，便向代师长李铁军告假，李铁军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灵甫得到假期，想到脱离炼狱之后又能与家人团聚，自然满心欢喜，战时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此时的张灵甫，三十出头已经位居上校团长，以一个黄 埔四期毕业生的资历，在同年的国民党军官中也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因为作战果敢机智，他很得师长胡宗南的赏识，连受嘉奖，可谓仕途顺利，踌躇满志。

但是，乐极生悲，张灵甫万万意想不到，这次返乡会发生一场改变他后半生的突然变故，使得他在军界的大好前程几乎毁于一旦。

1935年冬，张灵甫在西安惹出了一场大祸，这就是著名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张灵甫枪杀了妻子吴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