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六）

林思雲

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漢國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為什麼共產國際會突然傳來一個《五月指示》呢？這與當時蘇聯內部進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有關。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幹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斯大林通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蘇聯顧問鮑羅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卻通過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帶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魯易則是托洛斯基的代表。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現實的斯大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持激進革命論的人占了上風。在南昌起義問題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來接替鮑羅廷的蘇聯代表羅米那茲，強烈反對中共搞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但並沒有說服中共的激進派。

汪精衛看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後，開始要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進行所謂“分共”。當時武漢政府的大部分國民黨人都贊成分共，只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和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很少數人反對分共。宋慶齡反對分共的理由，和後來中共的華國鋒等“凡是派”差不多，聲稱凡是孫中山生前親自製定的方針政策都不能變，否則就是總理的叛徒。

汪精衛反駁宋慶齡等“凡是派”的意見時說：“孫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根據其三民主義之原則來發展他的觀點，改變他的策略。當初他聯合袁世凱，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訓就發動了討袁，當初他依賴陳炯明，後來他又義無反顧地發動征討陳逆。如果孫先生看到今天武漢的形勢，看到共黨正虎視眈眈地欲篡我黨之權、我黨之軍，他會怎樣？他一定會改變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來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像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但共產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後，使武漢國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也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汪精衛後來檢討說：“由於我的誤謬縱容，才使共產黨發展到這個地步”。汪精衛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武漢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後，武漢政府和南京蔣介石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1927年8月初，馮玉祥分别致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於好，合二為一。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政府，斥責蔣介石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汪精衛提出寧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要求寧漢統一的呼聲也很高，特別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軍隊的勢力膨脹，也從側面催促蔣介石下台。

正巧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戰中，又敗於孫傳芳的軍隊，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8月12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發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訪問。蔣介石的下野使汪精衛等反蔣派鬆了一口氣，8月19日汪精衛代表武漢政府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汪精衛以為從此國民黨就可以實現“以黨治軍”的文人領導，消除軍人獨裁的疾患。

但汪精衛卻想錯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誰槍多誰發言權就大的強權社會，各路將軍擁兵自重，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政府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說進行領導。蔣介石宣布下野後，支持蔣介石的人紛紛離開南京，南京又成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軍人掌權的軍人政權，所謂“才驅走虎，又來了狼”，桂系軍人依靠手中的兵權，並不服從汪精衛文人政府的領導。孫中山是一個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隨孫中山幹革命的汪精衛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沒有效忠於自己的嫡系軍隊。作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衛要想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種空想。

隨着北伐的進行，國民革命軍中桂系軍隊的勢力大大擴張，但桂系在黨內卻沒有什麼地位，於是統治南京的桂系實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元老請來，幫他們在政府中撐腰。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中最早開始反共的一派，1925年11月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前，召開過反共排共的西山會議，當時汪精衛主持下的廣州國民政府在二屆一中全會上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案》，並宣布開除林森等18人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派並沒有就此絕跡，他們仍在堅持活動。後來西山會議派遷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廣州的正統國民政府相對立。在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合作的《聯合聲明》時，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斥責汪精衛的行為是“賣黨、賣國之罪，願與國人共棄之。”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做出了恢復林森等18人黨籍的決議，但武漢的汪精衛政府並不承認這個決議，所以西山會議派對汪精衛耿耿於懷，極力反對汪精衛當國民黨的領袖。

1927年9月11日，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會議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開了寧、漢、滬三方中央委員談話會，討論寧漢政府合併和統一黨務的問題。西山會議派的張繼發言說：“既要統一黨內各界同志，就要承認上海的中央黨部，就要廢除二屆一中全會上的《彈劾西山會議案》。這個非法決議案是當時左傾路線的產物，必須宣布廢除，否則怎麼能團結統一黨內同志？”

汪精衛反駁說：“中央的決議豈可任意廢除，除非由將來的四中全會作出新的決議。”汪精衛的發言遭到寧、滬代表的強烈反對。李宗仁說：“我們遷都南京後，於6月7日宣布林森、張繼等18位同志恢復黨籍的決議，所以才有今日統一黨務的基礎。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堅持過去的決議了。”

汪精衛仍堅持說：“南京的決議我們武漢中央並不知道。現在我提議：西山會議派決不能叄加二屆四中全會，但為了團結同志，可容納個人叄加，不能容納上海黨部。二屆四中全會必須在武漢召開，否則我們武漢的同志不叄加會議。”這時寧、滬代表們開始翻汪精衛的舊帳，指責汪精衛反共不力，貽誤了黨國事業。寧方代表自稱他們是反共的先進，而滬方代表則更標榜他們是反共先進中的先進，這使汪精衛不得不自責說：“武漢方面防範共產黨過於遲緩，請求處分。”

在這種撥劍張弩的氣氛中，孫科突然站起來提議說：“各位，兄弟提出一項折衷辦法，由寧、漢、滬三方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過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後再謀補救的辦法。”孫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於孫科是武漢方面的代表，汪精衛不好堅持反對，也勉強同意這個方案。

後來在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操縱下，推舉出14名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表，汪精衛雖然名列第一，但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人占據多數，使特委會成為一個桂系軍人、西山會議派、以及孫科等人的聯合體，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國民黨中的重量級人物，均反對這個中央特別委員會。由於當時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9月13日通電下野，表示抗議特委會。汪精衛從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又轉為反對桂系的軍人統治。

汪精衛下野後，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雖然靠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執掌國民黨中央政府，但他們在軍事實力上無法和蔣介石相比，在黨內的資歷聲望又無法與汪精衛相比，所以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權註定難於長久。汪精衛辭職後，張發奎、李濟深等人，在廣東召開了迎汪回粵大會，聯名邀請汪精衛回廣東指導革命。汪精衛於10月21日前往廣州，然後於10月30日召集在粵的中委會成員開會，通電全國否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的合法性。汪精衛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非全國代表大會無權取消。成立特委會取代中委會職權，等於取消了中委會，不合黨的法統和組織原則。”汪精衛邀集外地的中委會委員前來廣州，在廣州召開四中全會。面對汪精衛的攻勢，南京的孫科等人也發出通電，堅持特別委員會不能取消，邀請各地中委會委員到南京召開四中全會。國民黨又出現了寧粵分裂的局面。

就在寧粵雙方對峙之時，蔣介石於1927年11月10日從日本回到上海。原來不少國民黨人看到蔣介石走後無人能夠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混亂局面，紛紛電請蔣介石回國復職，出面收拾混亂的殘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來是反蔣的，但汪精衛公開反對他們的特委會後，使他們的政權已難於支撐，所以也表示同意蔣介石回來復職。蔣介石在這次訪問日本時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徵得宋太夫人同意他與宋美齡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對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軍1927年3月進入南京時，發生了針對外國人的暴行，為此英美軍艦曾向南京城中炮擊報復。1927年4月11日，英美法意日5國向武漢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同時提出了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正式道歉，懲罰責任者，以及對被害者進行賠償。南京的蔣介石在列強提出通牒後的第二天發動了“清共”的4月12日政變，作為對列強通牒的無言回答。本來西方列強對蘇聯支持下的國民黨勢力的迅速發展十分擔憂，蔣介石的反共政變使英美日等以反共為第一國策的各列強，有了一塊石頭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沒有再向國民黨要求道歉和賠償。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取英美日各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當時在中國如果沒有外國政治和經濟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權的。蔣介石一旦離開蘇聯的援助，就必須尋找新的援助國，蔣介石把眼光轉向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但由於以前國民黨和蘇聯的關係太深，如果只是進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國對國民黨反共之誠意的疑慮。所以蔣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產黨人的鮮血來換取西方列強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國對蔣介石的堅決反共大加讚賞，開始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這也是蔣介石後來能夠在國民黨的多次內鬥中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為什麼會發生殺戮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問題上，國外學者比較傾向於北伐軍戰士自發地發起反外仇外事件。當時北伐軍戰士在共產黨代表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教育下，相信中國的貧窮落後皆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為“侵略者”的外國人，自發地發起了殺戮外國人的事件。也有人認為南京事件是蘇聯的陰謀：由於當時蔣介石反共的跡像已經比較明顯，蘇聯顧問密令在蔣介石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挑動士兵殺戮外國人，這樣就使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敵對化，從而斷絕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後路。但蘇聯人的計謀卻起了反作用，不但沒有阻止蔣介石投靠西方國家，反而促成了蔣介石徹底反共的決心。

蔣介石在1927年9月末到11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履行孫中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國民黨統一中國。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政府，並保證向蔣介石提供一筆巨額借款。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蔣介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得到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許諾，而蔣介石則許諾保障美國在中國的一切權益。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當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復職。蔣介石在電報中說：“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汪精衛見蔣介石有誠意，就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沒有想到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人就發動了一場倒桂政變，將桂系在廣州的部隊繳械，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共產黨人則乘廣州城內空虛之機，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於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暴動。

共產黨的起義部隊自稱“紅軍”，和回師鎮壓暴動的張發奎第四軍發生了激戰，使廣州遭到了極大的損害。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產黨此次暴動，可說是毫無理性，燒殺之慘，實無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等人以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系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只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

廣州暴動之後，全國嗶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等人見眾怒難犯，均宣布辭職前往香港。而蔣介石派、西山會議派、以及桂系軍人派則藉機攻擊汪精衛，他們說汪精衛和張發奎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製造了焚殺廣州事件，甚至有人說汪精衛本人就是共產主義分子，一時間搞得汪精衛說不清辯不明。南京的特委會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幫頭目杜月笙下綁票暗殺汪精衛。後來雖然查明廣州事件和汪精衛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汪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於是汪精衛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提出相反意見，陳公博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第 6 頁共 29 頁

件發生時，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歷和威望，還擔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陳公博說：“我的想法與汪先生不同。合則留，不合則去，雖然有古君子之風，但我認為每個國民對國家都有一份責任。我的處世原則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險，但我要作一個鬥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場。我手下沒有兵，但我手中有筆，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蔣介石展開理論上的戰鬥！”

汪精衛走後，陳公博聯合國民黨內的一批反蔣民主人士組成了“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在上海辦雜誌和蔣介石進行理論上的鬥爭，汪精衛則成為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就沒有了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1927年12月28日，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特委會宣告結束，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復職。在蔣介石的主持下，2月2日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二屆四中全會明文取消了孫中山在一大時制定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平反。

這次蔣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獨裁引起黨內強烈反對的教訓，特別注意不給人造成獨裁的印象。蔣介石只作軍事委員會主席，把最高職位的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了譚庭榛。此外蔣介石還建議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建立四個政治分會，以便互相進行監督。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的政治分會主席由掌握軍隊實力的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

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1928年4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進軍順利，於6月8日攻占北京。7月6日，蔣介石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雲寺靄見孫中山靈位，蔣介石熱淚盈眶地向國父之靈報告他生前統一中國的願望已經實現。

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中的作風近似於獨裁，但國民黨是由孫中山一手建起，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可比、不可動搖的威望。汪精衛則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汪精衛接班後，改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集體領導體制，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然而蔣介石上台後，卻要學孫中山獨攬一切的獨裁作法，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和反對，這也是後來國民黨內部激烈鬥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這次汪精衛反蔣失敗，雖然與汪精衛拘泥於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沒有把握好國民黨內部反共的呼聲，搞反共過於遲緩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汪精衛沒有一隻效忠於他本人的軍隊，無法制止各路軍人的擁兵自重，無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權威。在具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歷史的中國，汪精衛這樣沒有軍隊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自然是非常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