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余杰(中國流亡作家)文章:”誰是「頌屍人」和「食屍人」？”
錢鍾書的夫人、翻譯家楊絳，上個月以105歲高齡去世，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些許討論。我對這樣的新聞興趣不大；我關注的是天安門母親們在六四前夕又被切斷通訊、軟禁在家的遭遇。
同樣是被中共暴政奪去親人的生命，每個人的反應各不相同。父親被毛澤東嚇死、母親在文革被折磨成精神病、妹妹自殺的俞正聲，仍然獻身於中共獨裁體制，並成為中共政權的第四號人物。如果他有留下日記，後世或許可以將其作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樣板來研究（在台灣，類似人物是身兼二二八受難家屬和國民黨榮譽主席兩種身分的吳伯雄）。
很多讀者喜歡楊絳的《我們仨》裡關於親情「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描述，似乎那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楊絳的若干名人名言，也成了這個時代的心靈雞湯，味道也許比昔日的汪國真、劉墉要濃郁一些。然而，會寫一百個「忍」字，並不能說明人生境界有多麼高明。楊絳稱女兒錢瑗是自己「平生唯一傑作」，對早逝的女兒一往情深；偏偏刻意迴避錢瑗的第一任丈夫、自己的女婿王德一的悲慘命運。
王德一是錢瑗的大學同屆同學，歷史系畢業。文革時期，因「炮打林副統帥」的「罪名」被殘酷批鬥，在林彪事件發生前一年自殺身亡。我們不必用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挺身反抗暴政的標凖來要求楊絳，但是，作為作家和母親，難道不應該記錄王德一死難的經過以便警醒後人嗎？至少，相關史料可以讓王友琴收入《文革死難者》一書之中。
一直以來，我對錢鍾書和楊絳夫婦興趣闕如，只是差不多二十年前還在北大念書時，曾寫過兩篇評論文章。有朋友將這我的舊作找出來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有認同者，也有不認同者，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這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
公共知識分子的誅心之論
然而，讓我吃驚的是，名噪一時的公共知識分子笑蜀居然高調譴責說，包括我的批評文章在內的文字，是「鞭屍」，是紅衛兵，是強迫別人當烈士。對此，我不能不感到莫名驚詫。
還好，如今的網絡藏龍臥虎，不再是少數幾個左右逢源的公共知識分子壟斷輿論。很多名不見經傳的網友，幾句犀利的話語就讓那些自以為是的公知的尾巴露出來。一個名叫「陳傻子」的網友貼出〈關於楊絳之爭給笑蜀說幾段話〉，文章指出：「對楊絳，包括對任何所謂的大家、大師、大人物，我保留批評、質疑、反思、不讚美的權利，不是道德審判，也不是揭露隱私，不是『鞭屍』，這個是兩回事，你應該明白的……你有幾段文字明顯表現出了對批評楊的反感、憤怒，我感到不解。一個批評精神比較強的人，怎麼不能對待對楊的批評？她是有免於批評的豁免權？」笑蜀認為楊絳擁有不被批評的特權，其實是希望還不夠老的自己也享有不被批評的特權。
陳傻子評論說：「你還說：『對一個屍骨未寒的不作惡的長者如此刻薄，這本身就是惡。而且這大有把一切如錢楊之沉默者趕盡殺絕之勢，一如當年紅軍燒農民房來逼農民上山入伙。強迫症嚴重到如此程度，令人不能容忍。』把一些發出不同批評聲音的文章，誇大到『一如當年的紅軍燒農民房』，這個結論我感到匪夷所思。有這麼嚴重嗎？太誇張太彪悍了，誇張彪悍到沒有經過大腦。『令人不能容忍』，我怎麼聽上去有點像『文革』時期的社論……何謂『鞭屍』，死掉的人一批評就是『鞭屍』？那我說你們是在頌屍，因為你們在給屍體唱讚歌。」笑蜀不是想象力過於豐富，而是故意對那些跟他看法不同的人做出誅心之論。把別人說成是共產黨，是另外一種方式的妖魔化和告密行徑。
最後，陳傻子指出：「讚美、批評、反讚美、反批評，對一個有現代思維和理念的人，對一個有較高修養讀過很多書的人，這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個有點名的人死了，對這個人出現了多元的不同評介和認識，這是時代的進步。人們思維的進步，不再是一面倒的高唱讚歌的聲音。人們批評，這是對人活着意義的探討和追問，是時代到了這個節骨點上了。」
對一個人、一件事只有一種評價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中共的輿論控制雖然愈發嚴厲，但功效似乎越來越差。不但《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中央級官媒的讀者和觀眾越來越少，被拔掉羽毛的「南方報系」也日漸式微。熟練使用各種社交媒體的民眾，每個人都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媒體」。中心不在，權威不在，當然是好事。那種在《南方周末》寫過幾篇社論就自以為是輿論領袖的想法，跟在《人民日報》寫社論的人有什麼差別呢？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用社論來統一思想的時代了。
自甘犬儒之人，何必責人不犬儒
某些人再不高興，也改變不了此種歷史趨勢。網民的眼睛總是雪亮的。
近年來在網絡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王五四，先後寫了名為〈這屆朋友圈的弔客不行〉和〈這屆朋友圈的弔客真行〉兩篇文章，對「錢迷」和「楊粉」們畫皮畫骨、窮形盡相。這是我看到的評論「錢楊事件」最精彩的文字。
王五四說，很多捍衛錢楊的人，指責沒有頌揚楊絳的言論或者說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評價楊絳的人，給他們冠上諸如「逼人勇敢」、「逼人革命」、「跟黨有什麼區別」的帽子，「這類指責如有意為之則是無恥，如發自內心則是無知。對公眾人物的褒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逼、控制、左右、強迫這類詞，如果不是權力機構是沒有辦法達成的。
該去指責有實質性威脅的權力機構時，你一臉冰清玉潔與世無爭，絲毫不去觸碰，動不動就說『不談政治，我有犬儒的權利』；面對不必指責且沒有實質性威脅的個體時，你倒是來勁了，正義感爆棚，動不動就『文革來了，你們上台也是暴君』。」
確實，對抗中共要付出代價，而攻擊那些早已被中共打壓的反抗者，則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對於這類精於算計的買賣人，王五四批評說：「在這些人身上我分明看到了蠢和壞，以及既要當婊子還要立牌坊的心態。任何人都會軟弱，也都有權懦弱，更有自由選擇過自己的生活不問世事，這個一點問題也沒有……但你們不僅要人們表態認可你們『與世無爭』的純潔行為，人們還得鼓掌為你喝彩，還得寫頌詞讚頌你們的冰清玉潔超凡脫俗，你們的心怎麼這麼大呢？」
化用北島的一句詩就是：勇敢是怯懦者的通行證，高尚是卑賤者的墓志銘。人們對楊絳其實談不上有多麼崇拜，只是將自己「用優雅的方式苟活」的意願投射到楊絳身上而已。無論霧霾有多深，長壽總是最大的福氣。所以，跨越三個世紀的宋美齡的傳記瞬間便賣出了十萬冊。
王五四還聯想到幾年前關於「開明總理」或「改革派總理」溫家寶的討論。那時，我因為寫作《中國影帝溫家寶》，一度遭到很多自以為政治正確的公知的猛烈攻擊。他們指責我既不懂得遵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國傳統美德，也不懂得使用「支持一堆壞人中較好的那個」的反對策略。當年，很多「大知識分子」在評價溫的時候說，「他首先是個老人。」
對此，王五四反駁說：「他首先是個總理好嗎？而且在公共議題里他只能是個總理。評價一個總理好不好，標準就是他的治理水平，而不是他穿着樸素，不是他輕車簡從，不是他一頓飯只吃一個菜，不是他一雙鞋穿了十幾年……」這是讀多了儒家的《弟子規》之後中毒的症候。
華人文化圈很少有這樣的追問：為什麼批評二十歲的青年不是問題，批評一百歲的老人卻成了大逆不道？老，只是出生得早一些而已，並不意味着「老」就天然地具備了智慧和勇氣。老人也有可能平庸，老人也有可能愚蠢，老人也有可能邪惡。老人與老人之間是不一樣的：我尊敬的老人是被軟禁至死也不低頭的趙紫陽，是被放逐至死也不屈服的劉賓雁，是比楊絳更加長壽且敢於說真話的周有光，是怒髮衝冠痛斥暴君毛澤東的劇作家吳祖光；而不是家人擁有數十億美金贓款的溫家寶，以及孤芳自賞、自認為是世外高人的錢鍾書和楊絳夫婦。
湊上去為錢楊夫婦塗脂抹粉，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尊老愛幼」——這些善於權衡利弊的公共知識分子，當然不會跟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也不會珍視被殺戮的孩子的生命。就像絕頂精明的錢鍾書、楊絳夫婦一樣，他們清清楚楚地知道，支持什麼、讚美什麼，對自己有好處，反之亦然。文革之後，錢鍾書、楊絳夫婦在老同學、中共左派理論家胡喬木的庇護下，住進了部長樓。他們對批鬥胡耀邦、製造文字獄的胡喬木的斑斑劣跡，卻視而不見。
視錢楊為楷模的笑蜀也是如此。他以為溫家寶可以保護他在南方報系發揮「第二種忠誠」，樂此不疲地倡導與共產黨「良性互動」，宣稱「圍觀可以改變中國」。這種屈原式的忠臣、諫客心態，早在八十年代就被劉曉波嚴厲批判過，直到今天在中國知識圈內仍然層出不窮。王五四揭開了這群人士的紅蓋頭：「你們如此『熱愛老人』，特別是那些名老人權老人……你們就是這片土地上的食屍人。」
犬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欣賞、讚美犬儒，並且將犬儒當作唯一的一種偉大且美好的生存方式。誠然，包括錢鍾書和楊絳在內的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做犬儒，沒有人「逼」他們當烈士；但是，他人同樣有批評犬儒主義和犬儒者的言論自由，更有不贊同將犬儒者美化為聖賢的言論自由。
有人願意當頌屍人和食屍人，那是他們的個人愛好。但是，我要掩鼻而過，並誠實地說出自己的感受：臭不可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