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淪落人

拿到了起訴書便意味着結了案,在看守所,也就是說你這頂犯人帽子己經不是戴與不戴的問題,而是戴多少年的問題。有關單位正在草擬判決書的同時,結了案的號碼犯人還可以參加看守所內的某些勞動,參加勞動的號碼,按“習俗”可以多吃一碗米飯。我肯定不會屬於一般情況,雖然想吃這一碗米飯,只是從來沒有得到過。

開庭後不久,似乎是結了案的49號(即本犯)又調進了11號監房,在我前些日子寫的那篇《“叛國投敵”途中的點點滴滴》的文稿中,曾對寄押犯這個“業內人士”才懂的詞彙作過解釋,考慮到看過那篇東西的人不會很多,有必要再次說明,所謂寄押犯就是犯案當事人的戶口或工作單位並不在當地,如我被天津市公安局抓捕,而管轄我的是在灌縣修鐵路的勞教隊,我在天津看守所就算是那裡的寄押犯;另一種情況是犯人在押解途中經過這裡,犯人又不便住旅店,只好臨時“寄存關押”在某看守所，這類犯人也叫寄押犯。按常規,寄押犯人一般不與本地犯人關在同一監房,可能有防止外地“反動病毒”(涉嫌生造詞彙)傳入本地的意思。

事後我分析,我關入11號監房很可能是一個誤會,不然的話就是看守所需要關押的獨居犯人太多,房間騰不出來,只好讓寄押犯人和結了案的49號關在一起,所以才5天時間就將我另調了監房。

雖然只有5天,對一個獨居關押了兩年的人也是激動不已的,這5天就有兩批共3名寄押犯人和我關在一起,其中有兩個人還關了兩天,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這兩個都是從阿壩州先後逃跑出來的右派份子。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此前他倆並不認識。交談中發現,我們的觀點驚人的相似,年齡也不相上下,其中一個是阿壩州銀行揪出來的右派,成都人,我對他的印象已不太深；另一位是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似乎在長春,記憶有點模糊)的中學教師,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他懷着一份真誠,畢業時堅決要求到艱苦的地區去鍛練自己,後來他如願以償地來到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的一所中學裡教數學。

他從小就愛上了天文學,對太空中的天王星海王星和各種星座瞭如指掌,除了天文書籍堆積如山之外,甚至還購置了小型天文望遠鏡,似乎是他的錢包丟失在某個星球上,半夜三更還對着望遠鏡在天空中東尋西覓。在學校某位領導的心目中,這似乎有點不務正業,在生活會上也轉彎抹角的敲打了他兩下,他當然有點情緒。

整風反右的鳴放階段,他便向這位對天文學不恭不敬的校領導貼出一張因洋洋萬言而引起轟動的大字報,他說：“現在想起來,我熬了一個通宵不就是寫了一張有關銀河系太陽系的科普文章,對那位校領導提的意見加起來還不到十句,說什麼也不像向党進攻的大字報。”後來整風運動轉為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加上他家庭出身不好也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右派份子。最令他想不通的是學生中也有三五個天文愛好者(當然不排除受了他的影響而開始愛好天文的可能性),那年夏天,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間,他指着天空中的各種星座向這幾位得意門生宣講說 ,大熊星座像頭熊,巨蟹星座像只大螃蟹,獵戶星座像個拿着武器的獵人……。誰都不會想到,這個星座,不,這個拿着武器的獵人最後會演繹成在天空中拿着武器的反革命份子。批鬥時說他妖言惑眾,說他腐蝕下一代。他苦笑着嘆息：“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問題是提這些意見的人也都是些知書識理的中學教師：“唉,失去理性的人有時候比野獸還可怕”!他又一次苦笑着嘆息。

反右後他倆受到的處理也都是留在機關監督勞動,干一些清掃廁所挑運點生活物資之類的雜活,那位銀行幹部才跑回成都三天,就被街道上的積極份子發現報案,把他弄到寧夏街四大監關了十多天;痴迷天文的那一位跑到武漢去投奔他的姐姐,姐姐姐夫一番勸說後給了他點錢帶他到當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他們在得知我的情況後對我十分關心,一般看守所對寄押犯人的管理也鬆懈一些,沒有十分嚴格地搜身檢查,那位天文愛好者竟帶着一支金星牌自來水筆,這水筆用起來比蘸水筆不知好用多少倍,他可能看出了我的愛不釋手,竟慷慨地要送給我,我那首長詩的袖珍版本就是用這支出墨纖細的筆抄成的。我得到一支夢寐以求的好筆,覺得沒有理由獲得這麼貴重的禮物,我便執意要將我從天津穿回四川的那件厚棉衣送給他,在四川很難見到北方那種厚重的棉衣,而阿壩州是四川的高寒地帶,雖然棉衣的樣式難看一點,在棉布緊缺的年代,誰捨得用那麼多棉花做一件棉衣。他穿上棉衣後又覺不安,又執意要送一件舊絨衣給我,他用東北人爽朗的口吻對我說：“你要是不要這件絨衣,我就把棉衣退給你”。我擔心退到最後會失去這支能寫出“微雕”小字的金筆,它對我簡直太重要了,只好作了讓步。

那位金融界的右兄送給我一根針和一團線,在看守所,這些都是無價之寶。

當我和這兩位右兄右弟在友誼的溫室中享受着生活的甘甜時 ,我卻被押出這間令人懷念的監房,離開因為工作失誤而讓我偶然住進的寄押監房,去承受我應該承受的那份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