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7-4 民主中國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狹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相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梁啓超

在北京西北郊外的清華園，一座前清的舊園林，如今是清華大學的所在地。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立的，是中國經費最充裕和現代化設施最完備的大學。在圖書館、教學樓、體育館等氣勢宏偉的紅磚建築的外圍，是一排教授的住宅。其中一棟房子的主人就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啓超。

梁啓超書房的燈光總是最晚熄滅。清華園是北京郊外極少數有電燈的地方，有自己的發電機可以發電。不過，校園裡還是常常停電。好幾次，文稿或家書剛寫一半，電燈突然滅了，梁啓超便點上一盞洋燭，繼續奮筆疾書。

梁啓超經歷了從清朝到民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的很多變化都跟他有關。光緒二十九年，梁啓超在東京創辦《新小說》月刊，發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設想新中國的國號是“大中華民主國”，開國年份為一九一二年，與後來的中華民國不謀而合。梁啓超是一位先知式的人物，其“言論與行動與民初十幾年間政局之動盪，黨派之離合，思潮之起伏，以及社會之轉變，都密切相關”[1] 。一九二七年，他已淡出政壇，仍以言論影響時局。這一年，他五十五歲，正值盛年，卻已積勞成疾，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梁啓超是同代人中著述最多、精力最充沛的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類似於同時代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之於德國。僅一九二七年一年間，梁啓超就完成了《中國文化史》、《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儒家哲學》、《書法指導》和《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多部著作。他每日下筆數千言，還能忙裡偷閒打幾圈麻將。

梁啓超答應出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因為清華是當時薪酬最豐厚的學校，也因為清華環境幽靜——在勾心鬥角的京城內，梁啓超常常感到心情煩悶、心灰意冷；而一到“水木清華”，他立刻變得心情愉悅，仿佛有一線光明出現在面前，讓他產生無限的希望。同時，梁啓超也利用清華良好的學術環境，聚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力完成醞釀多年的《中國通史》——然而，直到兩年之後驟然病逝，梁啓超念茲在茲的《中國通史》仍未完成。

要成為伯樂，還需要有千里馬。清華學生素質乃是萬里挑一，梁啓超在這裡可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這個學期，梁啓超給清華學生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他的演講和授課極具現場魅力，作為學生的梁實秋回憶說：“有時候，他背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太息。”[2]

在梁啓超等人的推動下，清華學校由留美預備學校轉型為清華大學，並建立國學研究院。梁啓超是清華國學院的創建者和領導者，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就是他建議延請回來的。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不同意聘請陳寅恪，認為陳一無學位，二無專著。梁力爭說：“我梁某也是沒有學位的人。著作雖稱等身，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3]梁獎掖後輩、愛才如命，心胸之寬廣真若大江大河。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炮聲隆隆，南軍勢如破竹，北方軍閥集團合縱連橫，中國局勢風雲詭譎，梁啓超似乎難以安心著述。他深知，若北伐軍占領北京，恐對己不利，“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有人勸梁去日本靜觀其變，但此前已旅日十多年，他不願再度流亡，“國勢如此，見外人極難為情也”。

暑期，梁回到位於天津意大利租界內的私人住宅“飲冰室”。“飲冰”之名源於《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其內熱乎？”梁啓超以此表明憂國憂民之心，並自號“飲冰室主人”。一九一四年，梁啓超自己設計的一棟磚木結構意式二層小樓，他與美國開國之父傑斐遜一樣喜歡自己設計房屋。一、二層各有九間房，二樓由互通的隔扇門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半部為會客廳、起居室、圖書資料室，為梁啓超專用，西半部為其家屬居住之所。這裡是梁啓超真正的家，比清華園的住宅更加寬敞和舒適。

此時，南北雙方的戰事愈演愈烈，梁啓超發現列強的軍隊雲集租界、枕戈待旦。意大利領事特意告知，不必擔心安全問題，租界不會變成戰場。但梁啓超並不樂觀，“鎮日將外園鐵門關鎖，除少數親友外，不接一雜賓，亦不出門一步”。[4]不過，他的文稿仍然一篇篇地傳出這棟小樓，引無數讀者擊節讚嘆。

“法治國”成南柯一夢

入民國後，梁啓超挾言論界巨子之光環進入政壇，一回國便宣稱“非國務大臣不做”。民國二年九月，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淮備有一番大的作為。然而，由於缺乏實際經驗和班底，經費亦困難，且總統袁世凱消極應付，使得梁在此任上幾至受窘。特別是司法部舊有的那些官員“稍惡作劇，即可令長官鬧大笑話”，幸虧有法學家江庸為次長、羅維恆為顧問，梁啓超才得以“坐嘯畫諾”。

半年之後，梁即提出辭職，任期既短，鮮有建樹。此時他對司法界的情形已有透徹了解，專門寫了《改良司法十事》呈送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支持繼任的司法總長切實整理，納司法於現代化之軌途。[5]不過，袁世凱隨即於南方征戰、謀劃稱帝，哪裡會對建設法治國家有興趣？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啓超便對立憲和司法改良懷有濃厚的興趣，有“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國”之想法。梁啓超認識到，中國的法治精神已經蕩然無存，“固有之法律已成僵石。”而“文明國”的前提乃是“法治國”，“今之稍知大體者，咸以為養成法治國家為要圖”。中國必須成為法治國家，司法獨立，人人守法。宣統二年，梁寫了一篇文章談股份有限公司，認為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而有力的法治國家才能生存，必須有責任心強的國民才能成功。而當時的中國人普遍不知法治為何物，更不知道保護私有產權之重要性。

中國的法律傳統與歐洲截然不同：以希伯來和希臘羅馬為文明源頭的歐洲，法律的發展與宗教有緊密關係，人們認為法律是造物主給予或展示給人類的。布萊克斯通在《英國法釋義》中指出，神法是整個法律大廈的基石。而在中國，有史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認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於神的旨意。當法律在中國出現之後，它既不維護傳統的宗教價值，頁不保護私有財產。它的基本任務是政治性的：對社會施以更加嚴格的控制。[6]因此，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不是零敲碎打地引入或照抄幾部外國的法典，而更需要一場法治理念的重大變革。直到今天，這一變革仍未發生。法治的滯後成為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最大阻力之一。

入民國後，中國卻離開“法治國”越來越遠。無論現實環境如何惡劣，梁啓超始終沒有放棄這一理想，從是組織政黨，到反對復辟；從是潛心學術，到登台演講，法治、憲政問題一直是其思考和研究的重點。

一九二零年，吳佩孚擊敗段祺瑞，宣布將召集國會，制訂憲法，希望梁啓超擬一憲草。梁啓超有心發動“國民制憲”運動來制訂中華民國憲法。所謂“國民制憲”，就是由若干人簽名提出一個憲法草案，或是利用報章發表，或集會討論，作成決議。而其他國民團體亦可另外提出草案。如是，匯集數案或數十案，最後綜合討論，必可得一定案，交由國會通過，即為憲法。[7]此種設想過於理想化，難以付諸實踐。就連美國當初制訂憲法時，都沒有如此繁複之過程，更何況當時中國民眾的知識水準和法治觀念，遠遠無法跟美國獨立革命時候的民眾相比。

梁啓超希望倚靠軍事強人吳佩孚實現“制憲夢”，這本身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治思想，並不符合法治精神。中國的改革者在實現其理想時，不得不採取背離該理想的手段與方法，最終必然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這一次國民制憲運動也是如此：吳佩孚出於對曹錕的忠心，違心地配合曹錕賄選總統的鬧劇，最終讓“新直系”聲名狼藉，梁啓超的國民制憲運動亦成黃粱一夢。

既然無力打造一部好憲法，梁啓超只好退而求其次，從培養、教育法律人才做起。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司法部設置司法儲才館開館並邀請梁啓超主持。梁啓超不顧在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已承擔了繁重的教學任務，勉力受聘出任館長。

開館當日，各司法機構長官均親自出席，學員有一百四十五人。梁在開館致辭中說：“收回法權為目前最要緊之事，慮無不知之者。既欲收回，則須預備。雖前清以來，頗有籌備，惟中經時局變遷，時作時輟，應再更進一步，以期促成，本館之設正為此故。”[8]可惜，半年之後，這項事業每況愈下，梁感嘆說，“儲才館最為痛心”，“現在只算白費心力了”。

最後就只剩下議會政治這處空間了。中華民國的最高立法機構是國會，梁啓超曾組織進步黨參與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在現實世界中他所樹立的典範是英國，他希望中國成為英國那樣的守法律、有秩序的民主法治社會。由於他對歷史與人性的深刻觀察，使他了解政治過程中必然會有黑暗的一面，而民主社會的政黨制度和法治原則就是對私心的過度發展的抑制。[9]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段祺瑞以執政之名，下令取消國會參眾兩院。警察廳隨即查封、接收參議院。當天下午，非常會議預定在參議院開會，因警察攔阻、不准入內，而被迫取消。[10]國會居然被非民選的政府首腦的一紙行政命令廢除，知識界的幾位重要人物均視為理所當然：“中華民國”的取名者、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公開主張廢除國會，恢復古代的給事中和監察御史（近一個世紀之後，中共官方智囊、清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閻學通認為，中國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復古代的“王道”）；當過國會議員的法學家和大律師章士釗，認為中國是農業國，“不能採取工業國之議會制度”；一向守舊的史學家錢穆，其《國史大綱》以北伐勝利作結尾，亦贊同“以革命的武力來掃蕩軍閥，以一黨專政的理論來停止黨爭”。這些博學鴻儒的法治觀念，似乎不如歐美國家受過基本公民教育的中學生。

一九二七年，梁啓超悲哀地宣布，中國無法實行代議制和政黨政治。中國人的觀念意識與行為習慣，與法治憲政的要求相背離，“文者化身為政客，武者蛻變為軍閥。強者謀為開國帝王，次者謀為擁戴功臣。帝王之不可復為，退而求為獨裁元首；功臣之不可復得，退而求為割據自雄。所謂制憲云云，反成了野心人物盜名竊位所假借的宣傳口號。”[11]梁啓超自辛亥革命以後的政治活動可謂“顆粒無收”，與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吳佩孚等軍閥的合作，使他的名聲遭到玷污。他的影響力迅速喪失，“他對中國傳統的質問，對中國適應險惡競爭世界之能力的懷疑，這時成為一種新的絕望、無助心態的基礎。對於舊改革派的演變信念，年輕人都不予認同，沒有急迫且斷然的行動，什麼都改變不了。”[12]

梁啓超生前沒有看到中國成為“法治國”，但他的學生張君勱是一九四六年版《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者，在中國和台灣的立憲史上留下重要一筆。或許，這可差強人意地安慰九泉之下的梁仁公？

康有為之死：兩眼久枯，微言遽絕

三月三十一日，康有為在青島去世。聽聞噩耗，梁啓超立即匯去數百元，讓康氏家人得以處理後事，並在北京為康舉行公祭。梁在輓聯中稱，康此時辭世“倖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

此前兩周，康有為因躲避北伐，從上海抵達青島。康有為對國事此極為悲觀的看法：“今自浙江內訌，各自割據，真為印度矣，進而南北俄化，粵政則決於俄鮑羅廷，兵權則操於俄加倫，蔣介石只為俄將，無足議焉。……惟今上無憲法，中無國會，下無總統總裁，不知中外古今對此是何國體。蓋自去年改執政，破約法，民國之滅亡矣。半為印度，半為俄，以此危急至極之秋，國人有懷莫白，鉗口結舌於暴民專制之下以待亡，豈不哀哉！”[13]

三月二十九日，康有為參加某同鄉在英記酒樓之邀請，飲橙汁一杯，突感腹痛如刀絞，未終席，即回家中。請醫生到家診斷為食物中毒。三十一日凌晨五時三十分，七竅流血猝死，屍體不僵，死狀甚慘。關於其死因，其女康同壁生前堅持“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導致死亡”；康同壁之女羅儀鳳文革中所寫的一份交待材料稱康氏“是被國民黨下毒害死的”。康有為另一位女兒康同環則認為“可能是英記酒樓的食品不潔所致，未必是因為政治鬥爭而犧牲的。”康氏弟子呂振文臨終對其子披露，因康氏不同意溥儀“跟着日本人走”，故而遇害。[14]康有為生前為保皇派魁首，清末時期與孫文領導的革命派互相攻伐，亦不時有彼此暗殺之策劃。康有為還針對清廷高官發起暗殺行動，當然他自己也是清廷暗殺的對象。康有為自戊戌後屢經險難而不死，卻在剛過完七十歲生日之際離奇死去。

康有為死後，梁啓超、徐勤等為其發起募捐，為其“撫養遺族、奉安遺骸、刊刻遺著”，聲稱“先生以國為家，夙不治家人生產作業，每遇國難，輒毀家以圖紓救，居恆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以故身後不名一文，且負債至六七萬”。實際上，康有為生活奢侈，揮金如土，才導致財務困難。其門生故舊多有認捐，而最慷慨大方的是山東督軍張宗昌，立即匯去三千元。[15]

康有為一生忠於清室，但死後請遜帝溥儀賜益，卻遭到與之敵對的遺老陳寶琛、鄭孝婿的反對。他們認為，康有為草率發起戊戌變法，事機不密，致使光緒皇帝幽死瀛台，不應予益。倒是有日本人同情康有為的遭遇——六月十三日，日本駐福州總領事松園介次郎致信溥儀說：“陛下遽失如此忠臣，定為震悼，不佞自聞噩耗，亦為大清國之將來，深感惋惜。”[16]

實際上，康梁兩人早已形同陌路。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海外之後，梁啓超的政治主張從保皇轉向革命，一度與孫文、陳少白等革命黨人來往密切，甚至有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梁啓超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康有為得知梁啓超傾向革命之後，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

在尊孔保教問題上，梁啓超也逐漸擺脫了康有為的束縛。一九零二年，梁啓超發表文章指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他從“保教黨之驍將”轉變為“保教黨之大敵”，受到康有為的嚴厲批評。

張勳復辟，更使得師生關係瀕臨破裂。康有為積極參與張勳復辟、粉墨登場，梁啓超則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討逆宣言》即是梁所起草。梁啓超還以個人名義發表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據說通電寫好之後，有人擔心會破壞師生友誼，梁啓超理直氣壯地回答道：“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康有為在張勳復辟失敗後，將怨氣發泄在梁啓超身上，咒罵其為“梁賊啟超”，將其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竟。

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大都體現在《大同書》當中。此書完成之後，康秘而不宣，他深知該書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樣，一打開便會有魔鬼飛出來。“大同思想與情懷，與西方及儒家中國都有親近關係。結果是，他在中國思想史上創立了一個最具想象力的烏托邦。”[17]《大同書》沒有成為中國革命的催化劑，與之思維方式相近的共產主義思想，卻經由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向傳入中國。康有為從早年憧憬大同，到晚年恐懼赤禍，甚至支持張宗昌反對黨軍北伐，跟支持孫傳芳的梁啓超殊途同歸。

文革期間，康有為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保皇派”。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破墓開棺，將其帶有白髮之顱骨遊街示眾、批鬥拷打。後來，康有為的顱骨被青島市博物館王集欽研究員以“造反有理”實物展覽為名收入館中藏匿，才使得十八年後重修墓地時，墓中尚有康氏的一點屍骨。梁啓超慶幸康有為早死的預言應驗了。

前財政總長如何持家？

康有為之死，讓梁啓超痛感康“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不足三個月之後，與梁啓超同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投湖自盡，王之自殺，源於對政局的絕望，也與個人財務困難有關，此事更讓梁更有“物傷其類”之感，舊病復發，四十多天尿血不止，只得入院治療。梁還聽說他的學生、護國運動功臣蔡鍔的家人在鄉下雖有薄田卻無法維生，不禁痛心疾首。

梁啓超是近代中國罕見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堪比美國開國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以經世致用之學而論，梁對財政問題有特別的興趣和研究，他認為要實現憲政必須對財政進行改革。他著有數十萬言的《財政原論》一書和數十篇論述財政經濟問題的文章，有關財政經濟的知識和見解，當時中國無人能及，可以說他是中國近代財政學的創始人。[18]

民國建元，梁啓超躍躍欲試，“本人確有野心來整理財政”，希望為國家“立一有系統之財政計劃”。但袁世凱不願讓他掌握財政大權，只給他一個幣制局總裁的閒職。梁啓超欣然上任，因為他流亡日本時便認為，中國救亡圖強的第一要義就是整理貨幣、流通金融。然而，就職之後，他擬定幣制局簡章七條，並撰寫了一系列闡述幣制改革的文章，但統統被袁世凱束之高閣。

一九一七年，梁啓超輔助段祺瑞瓦解張勳復辟，終於獲得政治發言權，其領導的研究系在段祺瑞內閣的九名成員中占有六席，梁啓超本人也如願以償當上了財政總長。梁啓超提出“改革幣制，整頓金融”的計劃，擬定出《整頓幣制辦法大綱》。然而，段祺瑞政府借對德宣戰為名，擴軍備戰，企圖實現武力統一。直系軍閥反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段被迫辭職，梁啓超和其他內閣成員也連帶辭職。梁啓超只做了四個月的財政總長，被巨額軍費報銷弄得焦頭爛額。從此，他宣布脫離官場，重返學界。雖然他未能建立一套良好的財政制度，但他的財政思想，如國幣觀念、金本位制度等，啟發後人，逐漸納國家財政於現代化之軌道。[19]

理一國之財失敗了，理一家之財呢？做過財政總長的梁啓超是如何持家的？從其書信中可看出若干端倪。

梁啓超在近代文人中算是生財有道之人，身兼數職，薪水豐厚，文思泉湧，稿酬不斷。但是，他的家累之重也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他要養育九個子女，其中多人在歐美第一流學府留學。他還要周濟眾多親朋故舊（梁不斷抱怨“窮親戚”太多），開支浩繁、入不敷出。梁啓超本來計劃一九二七年再赴美國遊歷，但連五千美金的旅費都無從籌措，以至於遲遲不能成行。反倒是二弟梁啟勛幫助他料理財務，每月為之儲蓄兩千元，又以梁思成的名義存一萬元於正金銀行，以備不測。幾處房產的購置，也都是由梁啟勛經手的。[20]

在這一年的家書中，梁啓超在多處提及支持兒女及親友的款項：思順們的留學支出匯去七百五十元；資助兒媳林徽因三千（華幣），可以用於婚禮（這位細心的父親的叮囑稍顯囉嗦：“婚禮只要莊嚴不要侈靡，衣服首飾之類，只要相當過得去便夠，一切等回家再行補辦，寧可省點錢作旅行費”）；思永赴西部考古，資助美金兩百等等。有親友借錢不還，梁啓超亦叮囑家人不必去討賬。他再三告誡子女，保持寒士家風，總不要壞家門本色，“生當亂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要“養成節儉吃苦的習慣”、“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奮，志氣強立”。

僅僅靠筆耕和授課，無法應付無底洞般的開支。梁啓超除了在北京和天津購置地產、興建房屋之外，更採取多元化投資方式。比如，他在家書中提及五折出賣中國銀行股票，“買時本用四折，中交票領了七八年利息，並不吃虧。賣去二百股得一萬元，以後思順的學費不消我再管了”。他還討論所購買的保險單，“十五年間納費三萬七八千元，若只得三萬，豈非我們白虧了七八千元，還有復息不在內，這不太吃虧了嗎？”在一九一二年剛回國時，他就購買了加拿大保險公司的保單，其理財觀念相當超前。

“小家”尚可勉力維持，“大家”卻已千瘡百孔。一九二七年年末，梁啓超悲觀地評估說：“國內經濟界全體破產即在目前，舊物只怕都變成廢紙了”、“國民破產，連我這樣大年紀也要餓飯”。他寫信給在美國的梁思順，叮囑說“我把所有的現錢湊五千美金匯存你那裡，請你們夫婦替我經理着，生一點利息”。[21]

不過，次年國民黨北伐勝利，南京政府實現了名義上的全國統一，國勢趨於好轉，梁啓超擔憂的經濟崩潰並未出現。倒是在二十年之後，對日抗戰獲得“慘勝”的國民政府無力阻止通貨膨脹，法幣確實變成廢紙，經濟危機成為國民政府垮台的催化劑。

孩子們，不要將毒藥當良方

作為教育家，梁啓超在自己家中實踐其教育理念，九個子女個個成就斐然，三個兒子成為中央研究院或中國科學院院士。梁啓超耗費很多時間給在海外留學以及在國內各地展開事業的孩子們寫信，從日常生活瑣事談到學業和人生安排，以及對天下大勢的分析——這一年年末，這位慈父還親自籌劃長子梁思成與林徽因的訂婚典禮。

從孩子們的來信中，梁啓超發現，在知識界普遍左傾的環境下，很多年輕人成為左派激進分子。在北美留學的五個孩子中，二十歲的思忠政治熱情最高，一度想終止學業回國參加北伐。梁啓超一般不會反對子女的決定，但這一次他在家書中提出反對意見。

首先，梁啓超承認中國青年人的左傾是因為中國社會政治黑暗的背景所激發的：“思忠……思想一天天趨向激烈，而且對於黨軍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幾十年來，時局太沉悶了，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為怪，但是這種希望，只怕還是落空。”[22]

其次，梁啓超勸誡說，熱情、勇氣和愛國心很容易被政治勢力所利用，如今國內的北伐已經不是革命，而是新舊軍閥的混戰。許多青年自以為參加革命了，卻是不明不白地送死。有些則在失敗的打擊下，陷進背叛、墮落的深淵——國民黨“清黨”屠殺之後，多少左傾青年走向幻滅！

儘管理解青年左傾的緣由，梁仍規勸孩子們不可過於天真。他深知，一方面不可以打擊孩子的勇氣，另一方面有不可以任憑孩子走錯了路，兩者之間如何平衡和拿捏，非常不容易。梁啓超並不認同愛因斯坦的名言——“一個人二十歲時若不左傾，是沒有良心；四十歲之後仍然左傾，是沒有頭腦”——真正聰明且有良心的人，二十歲時也可以不左傾！

在父親的教導下，梁思忠放棄了立刻回國參加北伐的想法，繼續學業。後來，他轉入弗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23]三零年代初畢業回國，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入伍後，由於留學資歷和傑出才幹，梁思忠很快升任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抗戰中，梁思忠表現相當出色。可惜此後不久，年僅二十五歲的他卻因患腹膜炎服錯了藥、貽誤了治療時機而去世。若非英年早逝，梁思忠一定能夠在抗日戰爭的戰場上縱橫馳騁，成為一代名將。

一九二七年年初，梁啓超即已預見到張作霖政權即將垮台，取而代之的黨國體制卻會更糟。一月二日，他在給女兒梁令閒的信中寫道：“時局變遷極為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耳。”[24]梁手無一兵一卒，只能以筆為槍，討伐黨人獨裁，可惜他已失去了清朝末年以報刊轉移時代風氣的力量與地位。

入民國後，梁啓超視袁世凱和孫文為兩大禍害。此時，袁孫雖逝，但兩大惡勢力“北方軍閥”和“南方黨人”，仍是中國轉型為憲政、法治國家的最大障礙。梁啓超一連用四個極端負面的成語形容孫文之作為——“不擇手段”、“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國民黨精心塑造的“國父”，在梁啓超心目中居然如此不堪。

梁啓超在清末是激進民族主義者，他是“中華民族”這個似是而非的概念的發明者，也是中國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積極倡導者。學習明治維新，就是要將中國打造成現代民族國家，乃至與西方列強分庭抗禮的帝國。他認為，作為形成“近世國家原動力”的“民族主義”，經過“進化”和“競爭”，現已成為“民族帝國主義”。

另一方面，梁啓超又是較早發現美國等西方國家聯邦制或邦聯制之優越性的思想家，他以聯邦或邦聯體制來對照中國近代以來權力逐漸下沉的趨勢，認為跟武力統一相比，聯省自治不失為中國國家建構更好的選項。早年，梁啓超寫過一篇《中國地理大勢論》，認為中國雖是“天然統一之大國”，但四川和廣東兩地具有獨立的地理優勢和歷史傳統。四川“其險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四川、雲貴，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而廣東“數千年來未有大關繫於中原”，“粵人者，中國民族最有特徵者也”，“廣東包括廣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他甚至預言說：“他日中國如有聯邦分治之事乎，吾知為天下倡者，必此兩隅也。”在統獨議題上，梁的想法頗具彈性和張力。果然，入民國後，四川長期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即便軍閥混戰，也是多是內部爭鬥。直至抗戰爆發，國民政府內遷，以重慶為陪都，中央勢力才進入四川。而廣東更是在陳炯明時代成為聯省自治運動的先鋒，陳炯明治理廣東，百廢俱興、深得民心，卻被蘇俄支持的孫文以武力擊敗，廣東成為模範“自治領”的希望終告破滅。

所以，二十年代以來，梁啓超反對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的武力統一企圖。對於依賴蘇俄勢力、宣揚共產主義的國共兩黨，他更是目光如炬，指出兩黨帶給中國的絕對不是福音，乃是喪鐘。首先，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輕率引入蘇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之理念，吸收和扶持痞子流氓為革命主力，摧毀中國民間社會的生機和活力。“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儘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設想。”、“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便飯。而在這種會中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他們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簡直是認作惡為天經地義。”[25]弔詭的是，梁啓超深惡痛絕的以奸淫擄掠為榮的革命者，其中之一正是被他啟蒙的湖南青年毛澤東。

其次，梁啓超發現，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壞，國民黨已經被共產黨攫取魂魄、身不由己。梁之反對國民黨容共政策，並非歷史上與國民黨之恩怨，而是價值上的針鋒相對。“國民黨早已成過去名辭，黨軍所至之地，即是共產黨地盤。”、“這種罪惡當然十有九成是由共產黨主動；但共產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惡之海了。”南方事態如“城頭變幻大王旗”，梁又發現蔣介石與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之間已出現重大裂痕，“蔣介石輩非共產黨，現已十分證明，然而他們壓制共產黨之能力何如，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敢相信。現在上海正在兩派肉搏混斗中，形勢異常慘澹，若共黨派得勝，全國人民真不知死所了。”[26]以此觀之，梁之反共，比蔣更徹底。蔣反共，更多是因為共產黨威脅其權力；梁反共，乃是從根子上不認同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政策和哲學基礎——共產黨對人生命的蔑視和對人的物化，是推崇儒家人本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的梁啓超堅決反對的。

再次，蔣介石清黨之後，共產黨和蘇俄勢力似乎頃刻間灰飛煙滅，但梁啓超並未盲目樂觀。他指出，共產黨背後是蘇俄，蘇俄提供武器、經費，更提供意識形態和主義。蘇俄是比英美日更危險的新帝國主義。[27]“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占領，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揮而成功者。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國民黨還有什麼目標來指導民眾？所以從國民黨中把共產黨剔去，國民黨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梁啓超指出，國民黨的勝利，只是暫時的勝利，若國民黨不能提供一套足以跟共產黨抗衡的意識形態，一旦共產黨捲土重來，國民黨必是手下敗將。中國很可能迎來亙古未有之厄運：“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真的勝利——不會像俄國一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28]二十二年後，蔣介石率國民黨殘兵敗將逃亡台灣之時，若讀到梁啓超的這番預言，不知當作何感慨？

梁啓超是過渡時期中國的一位關鍵人物，“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同時將這一傳統固有的關切轉變為以他著名的國民形象為標誌的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其思想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意識形態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的和永久的組成部分”。[29]梁啓超雖然思想多變、與時俱進，但對最具迷惑力的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好感。然而，梁啓超的子女，多半並未聽取父親之勸誡，深受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之蠱惑，在一九四九年的大變局中，選擇留在中國。他們幻想為“新中國”服務，卻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妻，雖然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卻因呼籲保護北京古城，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受盡批判和屈辱。林徽因於一九五五年鬱鬱而終，梁思成一九七二年死於江西農場。不知他們離世前是否還記得父親當年在家書的真知灼見？

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梁啓超的孫子梁從誡，亦因祖父和父母的原因成為被批鬥的對象。紅衛兵稱之為“梁三子”，在他胸前掛上這樣的牌子：“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梁從誡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麼長：八年！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他的後半生投身環保運動，創建自然之友組織，卻屢遭挫折。談到梁家三代人的不同，梁從誡曾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但是，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遭致厄運。[30]

【注釋】

[1]《蕭公權先生序》，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團（長春），2007年第1版，頁1。
[2]梁實秋《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三聯書店（北京），2009年第1版，頁312。
[3]黃延復《梁啓超治學雜拾》，《人物》雜誌，1985年第1期。
[4]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頁1146。
[5]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團（長春），2007年第1版，頁110。
[6]（美）布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中華帝國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第1版，頁5-7。
[7]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團（長春），2007年第1版，頁201。
[8]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第1109頁。
[9]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所（台北），1994年第1版，頁91。
[10]葉曙明《國會現場》，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13年第1版，頁338。
[11]荊知仁《中國立憲史》，聯經出版公司（台北），2001年第1版，頁347。
[12]（印度）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從帝國廢墟中掘起：從梁啓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聯經出版（台北），2013年第1版，頁217。
[13]轉引自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藝文印書館（台北），1994年第1版，頁778。
[14]據美國阿里桑那州大學出版之《康有為》一書記載，康有為之死“與當時政治背景大有關係”。李雲光根據康有為家人所說康有為飲一杯橙汁，認為是關鍵所在。“席上橙汁，非康一人獨飲，則蓄意謀害者，獨於康之一杯，陰下毒藥，亦非無可能。”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藝文印書館（台北），1994年第1版，頁786。
[15]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藝文印書館（台北），1994年第1版，頁787。
[16]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藝文印書館（台北），1994年第1版，頁791。
[17]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97年第1版，頁442。
[18]潘強恩、吳申元、童麗《被歷史遺忘的角落：梁啓超的新民學說與經濟思想》，新華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頁52。
[19]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團（長春），2007年第1版，第104-105頁。
[20]羅檢秋《新會梁氏：梁啓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頁216。
[21]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頁1124。
[22]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頁1125。
[23]羅檢秋《新會梁氏：梁啓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版，頁283。
[24]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頁1107。
[25]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頁1126。
[26]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頁1122。
[27]民國十四年，北京學界發生“蘇俄是不是我們的朋友”的爭論，梁啓超肯定蘇俄是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團（長春），2007年第1版，頁183。
[28]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年第1版，頁1129。
[29]張灝《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第1版，頁218。
[30]鳳凰歷史《梁啓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劇——民族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