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北京大學教授尹保雲做客騰訊思享會夏季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文明轉型》。以下為演講內容整理（文字未經演講者審訂）：

現代化就是從傳統向現代文明的社會轉型。這個發言的題目是會議組織者定的，還給了一個題解：“晚近以來，世界幾大文明的衝突與融合，各種社會思潮的聚散交匯，中國的選擇如何影響到中國人的命運和現代化轉型……”我根據這三句話談談自己的看法，不當之處請各位批評：

1.“世界幾大文明衝突與融合”是一個不恰當的提法。

認為世界有幾大文明並存，這是來自文化人類學的說法，社會科學家一般不這麼說。亨廷頓曾經用了這個詞來概述世界各地的衝突，列舉了8個文明地區，但他實際上把其中多數“文明”看作野蠻。他這種亂用概念的做法導致很多問題，文明衝突說招致激烈的批評。

在古代歷史上，世界形成了幾大文明並立的格局。而且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地帶和周邊地帶。現代文明則不同。現代文明是全球性的，當它的中心地帶在西歐和北美出現之後，世界就逐步形成了文明、半文明、野蠻等不同層次的區分，而不再是文明並列的格局。歷史上的文明，比如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奧斯曼帝國文明，都隨着現代文明崛起而變成了野蠻，也就是落後的和原始的。現在，印度舊的印度教文明只存在於農村和偏遠地區，奧斯曼帝國文明早已經被西方衝擊得七零八落，中華舊文明的性質是儒學官僚制文明，現在也基本消失，只剩下官僚制的惡性發展。

由於是在世界範圍內建構的，現代文明的邏輯中不存在文明與文明的衝突，而只有文明、半文明、野蠻之間的衝突，簡單地說就是先進與落後的衝突，其方向是前者不斷地消滅後者、推動後者變化。二戰結束後，蘇聯陣營企圖在文明中心地帶之外再建立一個新的中心，但它本質上是中國古代的集權官僚制的極端化形態，是文明大倒退，所以被消滅了。文明中心地帶之內也有高低之分。比如，英、美盎格魯-薩克遜模式一直優於歐洲大陸的萊茵河模式。在歐洲大陸的模式中，自由經濟的理念始終是受壓制的，戰後福利制度進一步限制了經濟自由，扭曲了文明結構。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和英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而德國、法國等歐共體國家一直在抵制私有化，並企圖通過擴大歐共體來維持原來的道路。最近，英國通過公投脫離歐盟，深層原因是它們之間存在着文明結構上的差異。四五百年了，歷史沒有發生變化，大陸還是落後一截。至於中國，無論從技術、經濟、政治、社會哪個方面來衡量，目前都處在世界文明的底部區域。中國和西方的對立如此尖銳，是因為文明差距太大，談不上文明與文明的對立。

2.“各種社會思潮聚散交匯”，無非是老調重彈。

19世紀，世界形成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三大思潮。這三大思潮相互碰撞、此消彼長，不斷地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以往思想的重提或變種，很少有新的思想出現。20世紀後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也無非是非理性主義、歷史相對主義、民族主義的大雜燴，是以前的浪漫主義、反理性主義和文化學人類學的相對主義的老調重彈。

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鬥爭是一條主線。社會主義在歐洲大陸、亞洲、拉丁美洲等地以不同思想形態和現實形態而發展。二戰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崛起，使社會主義運動達到高潮。自70年代末，社會主義開始走下坡路。蘇聯陣營的解體，宣告蘇式社會主義的徹底失敗。它的一些變種繼續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拉丁美洲，60年代中後期一批右翼軍政府先後上台，打擊了拉美的“第三條道路”，連接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這個改革在拉美地區進展艱難，導致一批左翼政黨在90年代上台，但十多年之後它們又搞不下去了，紛紛下台，現在進入了低潮。在大社會主義思潮中，歐洲的各社會民主黨對現代文明的理解最為深刻，後來甚至承認了私有財產制度。但是，社會民主黨譜系把自己的理想寄託於國家權力的運作，這難免會導致反對或縮小個人自由的各種政策。二戰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成功，與加劇福利國家不斷加劇的債務危機是聯繫在一起的，目前它們困難重重。

同樣，新自由主義也不是一帆風順。同古典自由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較多地承認國家干預作用，但是，它的思想也遇到很大的阻力，80年代只有美國、英國、智利等少數國家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在歐洲大陸、日本、拉美地區的多數改革都遭到失敗。

對於這兩個對立的思潮，不能用失敗和成功來衡量。世界需要組成文明中心-半文明-野蠻的結構，不可能讓某一方戰勝另一方，這是歷史的邏輯。從目前看，自由主義一直和文明的中心地帶聯繫一起。假如它在全世界大獲全勝，那就會破壞文明的梯級結構，不符合文明和歷史的邏輯。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勝利了，還有其他的各種思潮，都起到了維持文明中心-半文明-野蠻這個國際結構的作用。

3. 中國可選擇的道路很多，但通向文明的道路只有一條。

中國的現代化面臨很多的選擇。就像一個孩子一樣，可以選擇讀完中學，可以選擇讀完大學和研究生，也可以選擇當文盲。要想讀到頂端，那是十分艱難的。一個國家的進步也是同樣，要想在文明的階梯上往上攀登，那是需要脫胎換骨的。“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是這個梯子的兩個關鍵環節，不是輕易就能成功。在建立自由經濟上，拉丁美洲地區只有智利一個國家成功了，它是皮諾切特用槍桿子建成的，付出很大人道主義代價。撒切爾的國企私有化，也不得不動用了軍隊和警察。因為要傷筋動骨而苦難重重，發展中國家大多做不到。它們也經常搞集權甚至動用軍隊和警察，但都是在維持政治穩定和維護現存制度。

對於中國改革開放應該走什麼路的問題，我已經寫了很多文章，在這裡不想再多說了。上面的內容其實也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只想強調，中國知識界應該深入研究文明的建構邏輯，這樣可以避免頭腦發熱，找到自己的位置。文明領先者對以後走什麼路產生懷疑是可以理解的，但落後不應迷路，因為榜樣就在前面。如果把目前世界的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狀況排個隊：英、美為第一級；歐共體中的先進國家、日本為第二級；韓國、歐共體中的落後國家、俄國、拉美先進國家為第三級；印度、中國為第四級。這就是現在世界的文明等級結構。嚴酷的是，由於存在着吸收能力的差別，文明的等級結構往往是長期不變的，幾百年上千年不會發生變化，它的上下流動性只給予極少數國家。按照目前的情況，中國別說趕上歐美，即便上一個台階，趕上韓國，也不知需要多少年的時間。何況我們總是想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總是要站在世界文明的對立面。就像一個學鋼琴的孩子，總是自以為是，無視教程和規則，蔑視大師而宣布另搞一套，自然就永遠也沒有希望了。

尹保雲，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