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董延安是在上海認識的。那是在1949年6月，共產黨剛剛占領上海， 號召青年參軍。有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報到地點是在大夏中學。 

我大概是去報到最早的幾個人之一，接着陸續也來了一些人。後來我才知道，大量的由各大中學集體來的是在另外一個報道處，我們這裡來的是社會（閒散）人員。我們這邊的人五花八門，也可以說無奇不有，例如有個人我連名字現在都還記得叫夏明錦，模樣倒是毫不出眾，但他見到任何陌生人自我介紹的第一句話卻是：“我過的橋比你們走過的路還多，” 還又是到過美國，又是到過歐洲，天南地北，談笑風生，活躍無比，看樣子卻一點也不像。另一個姓丁的戴眼鏡的也有趣，開口說話不到三句必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那時候共產黨才來了不到一個月， 我們當然對他都莫測高深，心懷敬意。編在我們一組的有三個是剛從監牢裡放出來的，有兩個工人是北方人，大概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被抓了，談了他們坐老虎凳的經歷；一個姓杜的失學大學生，先是跟一幫朋友到台灣去找出路，那邊懷疑他們是共黨奸細，把他們關在牢裡一個月，沒有證據又驅逐回上海；結果到了上海又認為他們形跡可疑，又被抓了起來，是共產黨來了才放他出來。另外還有以前我談過的蔡氏三雄之類，的確夠複雜的。 那個過橋太多的姓夏的後來結果卻不妙，在兩個月學習後開了鬥爭會，把他給抓了，說他是特務；不過我不這麼想，如果是特務不會這麼咋咋呼呼，風風火火的。主要原因是他太出風頭，喧賓奪主，不利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 尤其土八路工農幹部哪見得這個，不如抓了算了。至于姓丁的那位誇誇其談的，是差不多一年之後，在江津專員公署工作也被抓了，原因不詳，反正我看樹大招風。

董延安也在我這個組。他是江西人，比我大兩歲。個頭小，斯斯文文，說話細聲細氣的，和我很接近。他是從江西鄉下來上海投親，高中程度，被介紹到一家報館當練習生，其實他文筆很不錯，在江西鄉下讀書古文根底比較紮實的。以後我們隊上成立軍人俱樂部，我和他都被選為宣傳委員。記得那年七月一日，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在報上全文發表，我和老董（我就叫小董以示區別，）合作起草一份《俱樂部成立宣言》，就仿照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口氣，一問一答式的，洋洋灑灑，引起大家的稱讚。

(這是2009年在重慶舉行西南服務團入渝60周年紀念活動所發，我當然沒有參加，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台灣和上海都坐過牢的老杜替我領的，老友這麼熱心，也保留作個紀念。）

在向西南進軍的途中，我們兩個宣傳委員搭檔，每天都提早出發，走在隊伍前面，背上揹着背包，一人手上提一個石灰水罐子，用來寫鼓舞士氣的標語。那時候還沒有興誰的語錄，我們無非即興編口號，當然也少不了“紅軍不怕遠征難”之類，說實話也比較辛苦，因為不敢走慢了，如果讓隊伍追上了就沒意思了。我們一路上有的是時間談心，一個多月下來，基本上成了知心朋友。

行軍到最後，離重慶不過兩百公里左右，他的腿不行了，這時候開始調來了卡車，於是一批女同志和病號都乘車去了重慶。 那時候很缺幹部，重慶市委也不客氣，就把這一批先到的扣下了，成了他們市委的幹部。這以後我們到璧山地委，我和老董就分開了。他在重慶市委宣傳部，我在璧山地委宣傳部，我們兩個宣傳委員，最後干的還是一樣的活。

光陰荏苒，到了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我瞅着滿牆批我的大字報心煩，跑到北碚西南農學院，那裡有一個過去對我很好的女同學剛結婚，我到她家去住了兩天散散心。那時候我還真是不知道水淺水深，我在和他們談話中談到當時很流行的又紅又專問題，還大言不慚地說，我們這些人，紅的問題是解決了，現在就是要努力快點專了。恰好他們有一個重慶市委的朋友來玩，談到市委的情況，因為他們的反右鬥爭進行得比我們早，他談到，宣傳部的董延安已經戴上 了右派帽子。我一聽，這一驚非同小可，聯想到自己的事情，不敢再待了，趕快打道回校。這不，一個月之內我也隨之落網。這以後我和董自然失去了聯繫。

這次是日月如梭，不覺20年過去了，到了1978年，我也托福在對右派問題一風吹的所謂“改正”中摘掉了右派帽子，這才有了行動的自由，我就開始打聽和聯絡一些過去的朋友，自然董延安的情況是我非常關心的。聽說他處理比我輕，因為他本來膽小，所以罪行比我輕得多。說起來也好笑，例如他們市委宣傳部是住在原來一個豪宅的大花園中。市委宣傳部長（就是那個任白戈）住的小院有一道月亮門和他們的大院隔開，門內有衛兵站崗。有一天打羽毛球，球飛進了月亮門，他跑進去撿球，竟被衛兵訓了一頓。他氣壞了，出來發牢騷說這裡面簡直像封建帝王居一樣了，等等。這也算一條罪名。他的罪雖輕，但是不容許留在黨委機關了，被調到了南岸市立女中去，又因為那裡缺教師，居然還讓他去教語文，也算不錯了，（這期間聽說還鬧出了個師生戀的小故事）。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重慶市委有個決定把外地右派一律送回原籍，他被送回了江西老家，這以後就沒有任何消息了。

一年之後的某一天，突然南岸有消息說董延安回來了。那時候電話還很不普及，趕快寫信聯繫，果然不假，於是我們約期見面。我如期趕到南岸女中，這時他已經回來了一個月了。靠着原來師生戀的那個女生的幫助，（她已經結婚在附近的師範工作，）他已經又有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家。我們見面雖未抱頭痛哭，卻也算悲喜交集。他明顯衰老了些，也遲鈍了些，只是在把回憶之門打開之後，逐漸又有了些生氣，我依稀又看見了一些原來我熟習的老董的樣子。

談到這些年來的生活經歷，他重複地說：苟且偷生，苟且偷生，只有這四個字說明問題，他是深刻地體會了和實踐了這四個字。

原來他被送回江西，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只好由姐姐收留他。姐夫是個老實巴交的鄉下教書匠，自己也有一點說不清的歷史問；眼看階級鬥爭的烈火就要燒到農村來了，打入殺人的消息不斷傳來。董延安也知道農村里什麼問題都是有理說不清，殺個右派分子只當殺一隻雞，哪裡還敢再待下去。好歹姐姐湊了點可憐的錢，就匆匆忙忙逃了出去。他心想自己是重慶送出來的，還是向四川方向走較好。自己一出了姐姐的家門就是舉目無親，那一點點可憐的錢不到兩個星期就用完了。他竟當了差不多一年的乞丐，一路討飯為生，最後到了武漢。他說，人是一張臉，樹是一張皮，臉一次放下了，也就不在乎了。反正自己蓬頭垢面，更不會碰見熟人，也不需要計較臉面了。只不過茫茫大地，雖沒有自己容身之處，但他也從來沒有想到過死。為了生存，其他一切不去想，放下了一切，每天只考慮自己今天這一天怎麼過得去，過得一天是一天。

討飯的人，最想的就是能吃上一口熱飯，最大的問題就是晚上如何過夜。在那樣亂的社會裡，好心的人很少；當然也由於亂，所以他才混得下去。討飯的人，自然是被人呼來喝去，從來看不見好臉色，挨罵受氣是家常便飯，對付惡狗也是必須的本領。但在困頓中，他也的確遇見過一次好心人，那是在湖北的一個鄉下。那天他極其不順利，又冷又餓，天黑下來了，他感覺頭暈，發燒，四周一片荒涼，真覺得了無生趣，勉強堅持到路邊一塊石頭上坐下來，心頭一片茫然，心想這樣長期下去，如何了結，不如死了算了。這時侯影影倬倬從路邊過來了一個牽着孩子的婦人，看見他在路邊坐就問他：“老公公。你怎麼樣了？”（那時他才40歲，）他回答說自己人不舒服。那婦人說你快回家呀，他說我沒有家。婦人說你這樣不行的，天黑了你會凍病的，我家就在附近，你跟我回去，我熬點草藥給你喝，就這樣他跟着那婦人到了她家裡。她那房子雖破，畢竟能避風雨。婦人看樣子三十多歲，口口聲聲叫他老公公，摸了他額頭髮燒，就熬了草藥，又熱了稀飯給他吃。當天晚上，在外屋鋪了塊草蓆，給了他一床褥子，他好好睡了一覺，次日感覺好多了。那婦人說，我看你一定是被鬥了趕出來的，真造孽。我自己家裡是地主成分，也常挨斗，我不敢留你，你老人家要保重自己，實在過不得時也可以偶爾悄悄來找我幫一點忙。 她給了他一些乾糧，讓他早早上了路。他倒是問清楚了她的姓名和地址，準備日後報答她。自此以後，他覺得心裡踏實了些，所謂一飯之恩，畢竟人間有真情。來自同是底層人一件小小的恩惠，給了他很大的精神力量。

他在武漢待了下來，天冷了睡橋洞受不了，後來他想到一個辦法。他把討到的錢存起來，到航運站去看離武漢最近的一站是黃岡，他的錢夠買一張船票。於是他就買了票，有了票就可以在航運站過夜等第二天早上的船。到早上再把票退掉，這樣冬天過夜的問題就解決了。就這樣過了七八天，但重複久了總會被發現，挨了一頓訓之後這條路也斷了。眼看天氣一天天冷下來，他實在扛不住了。最後他下定決心，乾脆找公安機關自首算了，關進牢裡，豈不吃住都解決了。黃岡這地名他很熟了，於是他竟買票上船到了黃岡。下了船他打聽到公安局的地方，就徑直去報到了。不料這時候公撿法已經被砸爛，根本不辦公。他去報告自己是逃亡的右派，特別前來投案，裡面說我們現在根本不管事了，你去找民政部門吧。他只好東找西問來到民政局，不料到這裡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原來這時候甘肅靈寶縣的有個什麼城鎮居民下鄉的事被人民日報報道了，毛老頭眼看城市居民問題不好解決，不如把矛盾交給農村，於是發出了所謂動員城鎮居民下鄉的最高指示，（後來知青下鄉的前奏，）而那時只要是最高指示是必定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去貫徹的，而且只要是運動就有指標，這黃岡縣民政局正為完不成指標頭痛。 董延安一去，正好算一個人頭，也不聽他分說什麼，馬上問你是不是願意下鄉，他也糊裡糊塗的就答應了。這一下他時來運轉，立刻頂了一個下鄉的城鎮居民名額，還發給了他多少錢的生活費，配備了農具和生活用具，竟然敲鑼打鼓地把他送到了山區的一個生產隊。

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誰也不敢反對呀，生產隊當然接受了，而且這個隊在山區，也屬地廣人稀，不在乎多一個人。他這時候自然已經改名換姓，成了老金。那隊長看他樣子斯斯文文的，就說我們隊裡少個會計，你就來擔任會計吧。他一聽嚇壞了，說不行，我不識字，怎麼能當會計。隊長說不識字不要緊，我找個識字的來幫你記賬。我就需要一個像你這樣在隊裡無親無戚的人來當會計，才好辦事情。他推託了半天，看推脫不了，也只好接受了， 就這樣他冒充文盲當了生產隊的會計，因為沒有熟人關係能夠大公無私，倒是自然的，但畢竟要得罪人，受人攻擊，而且他知道生產隊的會計是屬於領導階層，萬一有一天發現了他這個四類分子篡奪了生產隊的領導權，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他一直想設法擺脫這個責任重大的差事。因為他是擔任會計，就了解到隊裡的後山有一片果樹，但是從來沒有收益，因為到成熟期大家都去採摘，都是熟人沒有人管得住。於是他向生產隊長自報奮勇去管那片果林，隊長覺得這樣也好，於是派人替他在山上搭了個寬敞的棚子，他就到山上安了家，這一下才算真正安全了。

由於他大公無私六親不認，誰來摘果子都不行，頭一年果園就有了幾百元的收益，隊裡自然非常滿意，這以後他更加努力，還在山上開荒種地，果園收益更加增多，生產隊把他作為典型上報，說成是城鎮居民下鄉支援農村的典型，縣裡的宣傳部門要來採訪他，把他嚇得要死，裝病拖也拖不過去，也無法解釋，只好豁出去了，假巴意思請生產隊裡一個小學畢業生寫了一份發言稿，無非如何活學活用毛老頭著作 ，縣裡來了人， 他裝着呆頭呆腦結結巴巴別字連天地讀了一遍；且喜後來運動多，新的運動來了，舊的也就沒人問了，他慶幸自己又躲過了一劫。

境遇改善了，他想起幫助過他的那婦人，試着悄悄寫封信去聯繫，想不到收到了回信。原來她也是小學畢業，死了丈夫，帶着孩子苦苦過日子。老董的如古井的心不禁打開了。他找隊裡請了假，開了介紹信，帶了些土產就去探望。那婦人還在，可孩子已經沒了。那婦人萬沒想到那晚上的老公公如今判若兩人，竟是和她年齡相當。兩人談得十分投機，正是同病相憐，由憐生愛，互論嫁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由於老董在生產隊很得人緣，此事隊裡大力支持，不到半年時間就把小梅（那婦人的名字）娶上山來。從此他們小家庭在這世外桃源過起了可算幸福的日子，期間還添了一個孩子。他和小梅雖然已經彼此徹底了解，但對外他仍然保持文盲大老粗的本分，山上既無報紙，也無收音機，對於世事他是一概不知。

時間到了1979年，有一天他下山去趕集，口渴了到一間茶館裡去喝茶。在他旁邊的桌子上有一張報紙。他一時好奇，看看旁邊沒有熟人，就拿過來看看，突然看見上面有一篇關於馬寅初的發言的報道， 他覺得很奇怪，心想這馬寅初是個大右派呀，怎麼報紙上會登載他的發言呢？回到山上他告訴小梅，覺得裡面大有文章，必需弄清楚。到最後他們才知道一年前右派已經改正了。

這以後的事是順理成章的了。他回重慶辦手續，小梅哭成個淚人兒，生怕他回去就不要她了，是他賭咒發誓，千哄萬哄才讓她放了心；生產隊的幹部當然祝賀他，有個老練的幹部說我早看出了你老董非比一般，真是鳳凰落在雞窩裡。

我去看老董的時候， 他已經在設法辦理小梅的農村戶口如何遷來的問題。他說，不管手續多麻煩，我先讓她馬上來探親。我說，嫂子來了之後要補請我喝一杯喜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