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血泊中的他
我於1965年調到了雷馬屏農場, 象我這種有逃跑前科的重刑犯,調來農場後,並不直接分到生產中隊。那裡住地分散,且沒有武警守衛,管理幹部都是“文職”人員(雖然絕大部份是轉業軍人),為使這些不穩定因素穩定起來,先讓這些新來的犯人在集訓隊嚴管集訓一番,也就是在荷槍實彈的士兵監督下進行勞動作業,同時輔以犯人們異口同聲讚美着的“苦口婆心”的前途教育,當然也包括抗拒改造死路一條的教育。如果在集訓期中表現良好,三、五個月就可以分配到中隊勞動改造,同理,凡在中隊裡表現不好,也可以經過犯眾批鬥後捆往集訓隊進行嚴管改造。集訓隊裡也有獨居小監,小監內又分為戴刑具和不戴刑具,戴刑具又分戴什麼刑具,戴手銬顯然比戴腳鐐高一個檔次,而戴手銬又要分戴前銬還是戴背銬或者蘇秦背劍銬,乃至於單手單腳銬,其中還得分是戴洋銬子(兩手之間有幾個小鐵環那種)或土銬子(以小鐵棍穿插兩銬之間、甚緊),洋銬子又比土銬子“舒服”一點點(這說法並非崇洋媚外,切身體會而己),戴腳鐐也得分10斤鐐20斤鐐乃至30斤鐐……。這使我想起中學時代教動物的老師在黑板上畫的那種圖表,就在脊椎動物下面又分什麼兩棲類哺乳類鳥類魚類,而上列各類動物下面又分為各個子目,子目下面更有子目,所以有關各種刑具和受刑方式及其舒適度和痛苦度並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受重刑者希望早日變為輕刑,關小監者希望早日回到大監,集訓者希望早日解除集訓,這才是受刑者的共同點。正如《基督山伯爵》最後所言：“希望和等待,它集中了人類全部智慧。”人類中當然也包括受刑者。
我所在的單位全稱叫作國營雷馬屏農場桂花大隊集訓隊,在這裡我的勞改表現也很一般,既無立功行為,也未重新犯罪。象我這種由勞教升級為勞改的累犯犯,且為十八年徒刑的重刑犯,集訓一兩年也不足為奇,不到半年就把我放到了生產中隊的確事出有因。我早年當兵時曾在涼山指揮部司令部電台上工作,司令部就設在雷馬屏三個字第一個字所代表的雷波縣城內,司令員魯瑞林很喜歡到電台來閒聊,他有幾個比較貼身的警衛員,都在一個單位進進出出,這些警衛還得給我這個穿幹部服的小伙子敬禮如儀。其中有一位轉業來到這農場而且當了一個中隊的一把手∶指導員。當年躊躇滿志的我對他毫無印象,只是面熟而己,在集訓隊犯人列隊時他指着我的鼻子和其他十多名犯人一起到了他所管轄的通木溪中隊。當晚他召來這十多名新犯到辦公室,在辦公桌上那盞檯燈的幫助下給了我一個特寫鏡頭,終於想起他就是當年的警衛員之一。訓話教育一番後,令各犯回去休息,惟獨令我留下,然後問道：“怎麼搞的?”他的意思是你怎麼會走上如此嚴重的犯罪道路?別看這個問題只有簡單的四個字,如果嚴格按犯人深挖犯罪根源的要求真可以從我8歲時談起,不,甚至於從我祖父那一代談起,乾脆一句話,這是一個永遠談不清楚的問題,我只好以“低頭”認罪的身體語言表態。停了一會,他感嘆似地說道：“想一下,一個黨的機要工作者……”,他也許突然想到和墮落到如此地步的我談這些已無必要,便中途打住,只叮嚀說在下面別亂說話,千萬別再逃跑了。以後他和我相處將近十年,應該說他對我還不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我在開田改土的工地上處理瞎炮,昏暗的田野里只有我和他兩個人,他竟然從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煙遞給我。從彼此身份的角度看,此舉可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可說是難能可貴,這就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私人交往,只因他從來沒有無中生有或者節外生枝地修理我,我對他還是心存感激。
我在集訓隊呆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有一個人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他睡在我對面的鋪上,人們都叫他杜瘋子,事實上他也是個瘋子,年齡估計四十歲上下,濃眉大眼但不象那種面帶兇相的人。眾所周知,小說《紅岩》裡,有一個在國民黨監獄裡因裝瘋而取得成功的地下黨員華子良,這個人物從另一個方面警惕着勞改隊的監管幹部,他們決不會給企圖裝瘋的犯人以可乘之機。據我本人所積勞教勞改23年之經驗,有兩例裝跛子一例裝瞎子以逃避重體力勞動曾取得成功,卻無一例裝瘋子能成功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就象我們國家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政治犯的國家一樣,勞改隊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精神病患者的地方,這裡只有裝瘋賣傻、抗拒改造的反改造份子。我腳對面躺着的杜瘋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也因為這項現行破壞活動經原生產中隊批鬥後捆來集訓隊嚴管改造。他終日嘰嘰咕咕地自言自語,奇怪的是他對犯人從來不說好歹。有一次我們分隊長來到寢室,剛從他床邊走過,我聽見他嘰嘰咕咕地說：“你莫做起那副要不完的樣子,你老漢(四川方言稱父親為老漢)就是場口上賣豆花的周老四,你以為別個不曉得。”這分隊長只假裝沒聽見算了。如果有幹部在大會上訓話(在勞改隊,幹部對犯人的講話一律稱為訓話,以進一步突出其話的權威性),他就偏要在下面嘰嘰咕咕地揭這個幹部的“老底”。或者說他老漢是殺豬匠,或者說他媽是寡母子(四川方言稱寡婦為寡母子),反正在他心目中這些訓話者無一不在歷史上存在“污點”。其實這些幹部沒有一個是他那個縣的人,更別說鄉或鎮,那位分隊長就不姓周而姓蔡。不幸的是杜瘋子這罄竹難書的“誹謗”全都針對代表着專政權威的幹部們,更不幸的是他身邊總有幾個一心想檢舉他人立功減刑的犯人,不斷為他那些七零八碎的言論進行加工改造以增加政治重量,而他完全沒有自我辯護的能力甚至自我辯護的意圖,他命運的岌岌可危便是意料中事。
集訓隊出工因有幹部帶班,士兵把守,上、下午工間休息各十五分鐘,比較準時。有一次一個曾經與杜瘋子同隊的犯人在休息時間擺龍門陣,說到三年前杜瘋子的老婆帶着他十歲的兒子翻山越嶺來看他,因為他判刑後從來不給家裡寫信,不知他是死是活。老婆終於打聽到他的去處,便背上家鄉的臘肉鹽蛋和給他做的布鞋來到中隊部,幹部們先向家屬介紹情況,希望通過親人的教育使杜瘋子迷途知返,不再裝瘋賣傻,繼續與人民為敵。而杜瘋子連自已的老婆兒子都不理不睬,似乎根本不認識。幹部們認為他頑固不化,十分氣憤,叫他老婆把布鞋留下,吃的東西全都背回去,他老婆一路走一路嚎啕大哭,在路邊勞動的犯人聽到無不動容。我當兵時參加過土地改革,當右派以前還幹過三年農村工作,深知這類農村婦女的善良淳樸,我為她的不幸感到十分難過。
我在這個農場勞改了15年,這漫長的15年在我的記憶中,目睹遠方親人的探訪總共不會超過十人次,這十人次中基本上都是來自農村,因為城市裡大部份人都有單位,單位的人都有個人檔案,檔案中都有社會關係這個重要欄目,凡有親人在歷次運動中被殺、被關、被管者,特別應該老老實實填入其中,如有隱瞞等於欺騙組織,也就等於自毀前程。而具有這種複雜背景的人也十分自覺地強調和那些“份子親人”劃清界限一刀兩斷,並表示願意接受組織考驗,到勞改隊來探望豈不等於抓屎糊臉；另一方面被判勞改的人,想到由於自己的事影響了全家人的處境,已經十分愧疚,那裡還有親人探望的奢望,有的還要求親人和自己鬥爭到底。只不過犯人的來往信件都必需經過幹部檢查,不排除其中有偽裝積極的可能,好在這些伎倆和刑期這個重大原則問題掛不上鈎,就讓這些敵人去表演吧。再加上這個勞改農場地處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當年的普通老百姓手頭也不寬裕,更何況勞改犯家屬,籌措往返車船費用也不是輕而易舉,因此,我對這位堅貞的杜大嫂還有一份敬重之情。
我從集訓隊分配到中隊以後,按照勞改隊的紀律自然和集訓隊的人斷了來往,不久就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幹部們教育說：“現在革命群眾的階級覺悟空前提高,把你們關押起來實際上也保護了你們,如果放你們到社會上,憤怒的群眾用亂棒也可能把你們打死。”使犯人們更感到勞改隊恩重如山。
那些年代,勞改隊和社會上一樣,政治運動不斷,除了配合國內各項運動的時事政治學習以外,還有半年小評、年終大評,我個人對此的感受是和當兵時那一套簡直異曲同工,區別只在於動員大會聲勢更大一些,通常都得槍斃一兩個多則三個反改造份子,這又和古代帝王出征前總得殺一些俘虜或者牛羊以壯聲威有點近似,據說漢語中犧牲一詞即源於此。當然也會對一批反改造份子給予加刑處理,也會對有立功表現者給予減刑、個別有突出表現者甚至提前釋放,也就是生動地體現前途光明和死路一條的兩條道路。
雷馬屏農場地處雷波縣、馬邊縣、和屏山縣之間,地域相當遼闊,除場部直屬的桂花大隊、西寧大隊、茶廠、醫院和電廠之外,還有三個分場,如全場犯人集中開會不要說有的分場當天不可能返回住地,在山巒重重的涼山也不可能開闢一個能容納上萬人的什麼廣場,再說具體一點,與會人等的屙屎屙尿問題也會讓主持者耗損若干智商。因此我們桂花大隊因距場部較近就常和直屬單位一起開,地點便在靠近場部的桂花溪中隊,每年的那個日子都特別嚴肅甚至隆重,配有手槍的中隊級領導腰間鼓起多高,向犯人展示那裡面是能打死亂說亂動者的玩意。會場四周的制高點上,由機槍布成交叉火網,如犯人會場暴亂必然血流成河。各交通要道包括流動人口眾多的廁所附近,固定哨流動哨虎視眈眈,其實別說那些從深山的茅棚里抓來的資產階級(他們中有的人稱槍為“炮火”,聽見槍響就渾身發抖,對此本人另有狗屁文章敘述),就連我這個經歷大小戰鬥數十次的反革命份子,連做夢也沒想到過暴動或者劫法場之類的恐怖行動。我決沒有責怪當局小題大作或者神經衰弱的意思,因為提高警惕、嚴防萬一也是有益無害的,但當時的會場氣氛就是這樣,不能不如實道來。
這天的大會高潮終於到來,押到主席台前進行審判的反改造份子五花大綁,每兩名士兵扭着一個現行犯快步進入會場,為首的一個背上插着死囚標牌的竟然是杜瘋子,他漠然的表情,說明他並不知道即將發生的事對他有多麼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鬧,時不時還抬起頭來環視一下會場,然後嘴皮子嚅動幾下,似乎嘀咕着什麼,擴音器吼叫着他的現行罪狀,當然是惡毒攻擊什麼什麼,誹謗什麼什麼乃至於對偉大領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又什麼什麼,實屬什麼什麼,最後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身後的兩個士兵推搡着他奔赴刑場,也就是會場背後的一塊空地邊。
隨後的領導講話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我聽見了一聲槍響,聲音並不大,但對我震動卻很大,雖然我有把握相信我不會瘋。
按慣例,這種大會的最後一個程序是全體犯人從已被槍斃者的屍體邊繞過,形式上倒和現今流行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同小異,實際上和俗話說的殺雞給猴看異曲同工,當然這也得納入苦口婆心的範疇。回到隊上,某些幹部甚至會意味深長地問你：“看到沒有,怎麼樣?”幫助你當晚做個惡夢。
我從杜瘋子屍體邊走過時特意放慢了腳步,我看見他腦袋的右上方已變成一個巴掌大的窟窿,旁邊塗灑着紅色的血和白色的腦漿,還有一團團腦漿和鮮血混合的小塊,勞改服上一層厚厚的污垢,證明他從不換洗衣服……,突然間,我看見他的腳,左腳上穿着一隻布鞋,右腳卻赤裸着,估計是推赴刑場時跑掉的,我知道勞改隊是不發布鞋的,莫非他穿的仍然是那年他妻子為他送來的那雙鞋。因為他常年不出工,鞋子很難穿壞,況且在日用品極端缺乏的勞改隊,沒有讓他得到布鞋的途徑。這時,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嚎啕大哭的杜大嫂,甚至想到了哭斷長城的孟姜女,如果她知道她鍾愛的丈夫是這樣肝腦塗地,這樣陳屍荒野,她又該怎樣號啕大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