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９）

譚合成

卷二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8·13武鬥後，“紅聯”在縣城道江鎮已處於劣勢，但他們在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還掌控着道縣的基本政權和整個農村，他們的怒火需要有對象發泄，他們的正統性和革命性需要得到證明，四類分子就被理所當然地被推上了祭壇。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沒有比農民更好指揮和操縱的了，也沒有比嚴懲四類分子更輕而易舉和沒有風險的了。

一位負責道縣處遺工作的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說：“下壩殺朱敏對全縣的影響並不大，直到我們這次大面積清查，還很少有人知道下壩的事。真正起到惡劣影響的是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鍾佩英一家母子三口，可以說，道縣濫殺的序幕是從那裡拉開的。”

鄭家大隊位於道縣東南角，與寧遠縣搭界，與下壩的直線距離約40公里，（1967年）8月13日，當下壩大隊用群眾專政的鐵拳砸爛朱敏的“狗頭”時，楊家公社周塘營大隊的紅東廟內，也在秘密地醞釀着新的殺機。

古廟內，燈影閃爍，早已倒塌的神龕旁，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正在傳達上級的“戰備方案”。燈光照在他油汪汪的臉上，顴骨凹凸分明。他叫蔣文經，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在成了赫赫威靈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首先帶領與會的各大隊黨員幹部誦讀了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語錄，然後開始傳達（8月11日，縣抓促領導小組召開全縣電話會議，按照慣例楊家公社由公社秘書蔣文經接聽並記錄。電話會後，公社召開了脫產幹部會議，學習上級指示精神並研究“戰備方案”，決定：一、團結一致對外；二、組織民兵防止“革聯”下鄉串聯；三、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四、出現緊急情況，要做好“文攻武衛”的準備。在討論第三條時，公社書記陳樹能說：“四類分子調皮的，搞掉幾個就是了。”蔣文經說：“還是講專政好些，不要講得那麼粗，是不是採取這種提法：如果四類分子起來暴動，就採取斷然的專政措施。”會後，公社的幾位主要幹部分頭下基層，分片傳達。分工負責周塘營片的有公社秘書蔣文經、公社公安特派員樊書宋、公社會計唐道智、公社培植員唐咸福。）：“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民兵站崗放哨；第二、要採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採取斷然措施……”

參加這一片會議的有鄭家、合作、前進、周塘營等四個大隊的大隊幹部和造反派頭頭(文革主任)，共計二十餘人。

蔣司令講話後，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歷史反革命鄭元君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躲起來了。”他憂心如焚地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到他們手裡。”

周塘營大隊支部書記聽到這裡，焦慮萬分：“吃虧了，我們已經走在階級敵人後面了！”

前進大隊支書接着感嘆：“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麼不開口呢？”

蔣經文一笑，叫大家打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他語重心長地說：“貧下中農同志們，革命的同志們，其實毛主席早就開口了，只是我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干！”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象鍾佩英這號人，怎麼搞？”

蔣文經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麼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麼時候搞掉她！”

接着，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策劃了殺害鍾佩英的具體方案。起初，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地搞掉，或乘鍾佩英出工時，把她騙到山上幹掉等方案，由於太不高明，自然被否決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研究出一個與“搞掉朱敏”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蔣文經等人又到富足灣，召開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的黨、團員會。這次會上，除了他的“戰略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關於四類分子鐘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說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信都難。

8月15日晚上，鄭家大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經等人的布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麼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為什麼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沒等她說完，鄭會久又是一聲喝問：“鍾佩英不老實，怎麼辦？”“捆起來，送到公社去！”眾人一聲吼。

下面的事，與“搞掉朱敏”基本類似。所不同有三個細節：第一，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18歲，一個20歲）喊“要文斗，不要武鬥”，被貧下中農狠狠“教育了一頓”，打得口吐鮮血；第二、鍾佩英被拖到山上是用鋤頭扁擔打死的；第三、幹掉鍾佩英之後，又想起一個事先沒有考慮周到的問題：她的兩個乃崽還在，肯定要給老母親報仇的，怎麼了得？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裡安然。”於是，回頭又到鍾佩英家。鍾佩英的兩個兒子已經上床睡覺，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母親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以為真的是送到公社關押，這在當時不是什麼新鮮事，被送到公社關押的人多了去，吊個“半邊豬”，搞個“猴子抱樁”、“蘇秦背劍”等（都是捆綁人的方式。具體捆法，但願後人不懂。），都是家常便飯。白天搞雙搶累了一天，明天還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鬥，就趕快洗腳睡覺了。人們把他們從床上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照章辦理了。

事畢，辛苦了半夜的人們又聚集到鍾佩英家，翻壇倒罐，尋找罪證。翻了半天，沒找到什麼東西，就將鍾家餵的幾隻雞鴨全部宰了，一鍋熬起，又打來幾斤金剛蔸釀的燒酒，宵起夜來。待到鍋里只剩下些湯汁的時候，驀然聽得一聲雞叫，眾人心裡一驚，想起白天還要出工，趕緊推門而出……

據鄭會久寫給處遺工作組的“揭發交代”材料說：搞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第二天早上，他早飯都沒吃，心裡不託底，不知道這件事搞沒搞拐場，上級追究下來怎麼辦？心急火燎地趕到公社，向蔣文經匯報。蔣文經一聽，哈哈大笑，連聲說：“好得很！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裡，以後殺人也就不再在乎什麼了。

鍾佩英母子被殺害後，濫殺風很快蔓延全縣。首當其衝自然是楊家公社。8月17日上午，蔣文經又在塘坪主持召開了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31人。

據查在道縣大屠殺中，楊家公社所隸屬的四馬橋區共殺533人（被迫自殺52人），其中槍殺86人，刀殺126人，沉河1人，投岩洞38人，活埋128人，棍棒打死22人，繩子勒死57人，火燒死23人，其他致死52人，滅門55戶。該區下屬4個公社（楊家、四馬橋、大平嶺、橫塘營），楊家公社殺人最多，共殺190餘人，其中蔣文經親手批殺95人。這個雙沾滿無辜者鮮血的劊子手後來被提拔為下蔣公社黨委書記。

關於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了鍾佩英等人之後的殺人情況，我們想用一份處遺工作組的調查報告來作回答。

一、基本情況

鄭逢姣，男，現年73歲，本人成份農民，漢族，住楊家鄉鄭家村，文革期間任大隊支部書記。

二、犯罪事實

1967年8月上旬，鄭逢姣因懷疑地主子弟鄭生堯（1967年8月30日晚，逃跑到湘源錫礦的鄭生堯被抓回楊家公社，公社公安特派員樊書宋對鄭進行了嚴刑拷問。之後，樊書宋、公社副書記鄧耀春、公社會計唐道智等人將鄭拖出去，打死，最後還在身上壓上一塊大石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報復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隊已殺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鄭逢姣在鄭開德家主持召開了生產隊以上幹部會，會上說：“前三批殺得很好，這次我回來，也要殺一批……”並點名要各隊報名單，後決定殺七人。當天下午，鄭逢姣指揮將鄭際東等七名地富分子及子弟用繩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沒被殺的地富子弟勒的）。

同年9月14日，鄭逢姣在鄭開德家主持召開大隊支委會，並在會上說：“要大家來是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殺一批……”會議當中，楊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員樊書守等三人來到會場，鄭逢姣將開會內容告知三人後，樊書守提出：“九五命令（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史稱9.5命令。這裡所說的九.五命令是指47軍6950部隊針對道縣殺人事件，結合宣傳中央9.5命令發出的嚴禁殺人的命令。）早下了，殺人問題影響很大，不能再殺了。”鄭逢姣不聽勸阻，並說：“我們大隊四類分子這樣多，又這麼壞，不准殺也要殺。”由於部分大隊幹部支持鄭逢姣，彭心明無奈說：“我的先生……你們要搞就搞遠點，搞到寧遠界子邊去，免得影響我們公社。”

當天下午，鄭逢姣組織召開了生產隊以上幹部會，在會上重複了在支委會的講話內容，並分任務到各隊。次日，鄭逢姣指揮民兵，將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寧遠歐沖壘山里殺害（這19人大多是婆婆姥姥和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有兩個60多歲的瞎眼婆婆和兩個10歲以下的小孩，他們是在寧遠歐沖壘路邊的荒坡上被活埋的。因為埋人挖了四個大坑，現在那裡得了個新地名“四個坑”。）。

我們來到了這個被稱為作喜鵲鄭家的小山村。該大隊文革中先後殺了37人，是道縣殺人事件真正的爆發點。幾十百把棟破破爛爛的磚房，成一大兩小三個塊，分布在一個山洞（洞：應為垌，四周是山的田地。在道縣一律寫作“洞”。）里,背靠着一片平緩的紅土丘陵。山上原來儘是合抱粗的大樹，58年人民公社化辦食堂搞大兵團作戰的時候，都砍下來煉了（廢）鐵。現在只剩些低矮的權木和丈把高的馬尾松。交通不甚便利，村民生活一直比較困難。現任支書鄭逢橋要殺雞置酒款待我們，被我們堅辭了。提起鍾佩英，鄭支書說：“那是一個很體面的女人家，那時大約四十多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解放初期跑到貴州，和我們大隊在那裡做事的鄭元君結了婚。六五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遣送回來的。”問起鄭元君什麼成份，有何劣跡，他說：“鄭元君土改時沒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鄉里沒聽說有劣跡。只是他的堂兄鄭元贊（鄭元贊，道縣四馬橋區楊家鄉鄭家村人，1948年曾任國民政府道縣偽縣長，1949年任國民政府寧遠縣偽縣長，1952年為首在寧遠縣組織3.29暴動，暴動被鎮壓後，經香港逃到台灣，後死於台灣。），1952年為首組織一夥土匪在寧遠搞了個三·二九暴動，殺了我們一個縣委組織部長和兩名幹部。參加暴動的人基本上都鎮壓了，只有鄭元贊跑脫了，聽說跑到了台灣。這些事情，我們也是聽說的，搞不太清楚。”

“鄭元贊的事與鄭元君、鍾佩英有什麼關係嗎？是不是鄭元君參加了寧遠暴動？”

“鄭元君倒沒聽說參加了寧遠暴動。他是64年社教時揪出來的，戴着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來的，原來在貴州一個倉庫里當保管員。65年在衡州（衡陽市）撞汽車自殺了。”

“這麼說鍾佩英本人並沒有定為‘四類分子’，當時殺人時，隊上那麼多四類分子，為什麼首選她呢？”

鄭支書說：“唉，那陣子，鍾佩英有了這層社會關係，老老實實呆在屋裡，也難保沒事。她又去參加什麼‘湘江風雷’，搞反革命串聯，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這麼多活動，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不過死也死得慘，就在你們過路的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

“要殺她，就是因為她參加了‘湘江風雷’？沒有別的原因？”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殺鍾佩英的事，不會這麼簡單。（有人說鍾佩英參加“湘江風雷”根本沒有那回事，被殺是因為大隊上有人打她的主意，遭到拒絕，懷恨在心，藉機殺人。但一家之說，缺乏證據支持。）

“別的原因嘛，我搞不清。你們可以問工作組的人，他們比我清白些。”

其實，我們已經問過工作組了，他們也說不清楚，事情過去那麼久了，要查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可能。其中一位同志回答得更乾脆：“要搞得那麼清楚幹什麼？反正宜粗不宜細，只要把她是怎麼被殺的，誰指使的，哪些人殺的，殺在什麼地方搞清楚不就行了。”

話確實有道理。但這畢竟是拉開大屠殺序幕的殺人事件，難道不應當查得更細些，調查得更清楚些嗎？特別是鍾佩英被殺後，傳出一起謠言，說鍾是1952年寧遠革命暴動頭子鄭元贊的小老婆(鍾佩英是怎麼一下子變成鄭元贊的小老婆呢？)，奉命組織四類分子搞反革命組織，布置四類分子開會時，每人帶一條狗仔凳（小板凳），準備要殺害貧下中農。鍾佩英坐在中間，手搖鵝毛扇發指示，橫搖三下如何如何，豎搖三下又如何如何……幸虧貧下中農警惕高，及時發現她的陰謀，把她鎮壓了。還說鄭元贊已從台灣秘密潛回大陸，到了冷水灘，和鍾佩英接上了頭，準備血洗道縣。這個謠言蔣文經等人多次在會議上作為敵情通報傳達，難道他們沒有責任說明消息的來源嗎？

在了解該大隊後來的幾起殺人事件時，我們得到這麼一個情況，當時，大隊在四類分子和子女中選了幾個當“耳機”，“刺探敵情”，定期匯報。“耳機”這個代名詞，撩起我極大的興趣。這類人，有叫“耳目”的，有叫“線人”的，但都沒有“耳機”來得生動形象。我在來鄭家之前查閱相關資料時，了解到這個大隊第四批殺七個人，採用的是以毒攻毒的辦法，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勒死的，（原）支部書記鄭逢姣宣布，地富子弟殺一個分子，可保全家不殺，不知“耳機”有沒有份？

“有份。”鄭支書給了肯定的回答。

“後來這些‘耳機’也殺了嗎？”我又問。

“有的殺了，也有沒殺的。”

於是我向鄭支書表示希望找個“耳機”談談。

“可能在責任田裡扮禾，蠻遠的，我去叫一下。”

鄭支書去了。我趁這個機會，在村里四處走走，想找幾個“遺屬”了解了解當時殺人的具體情況。我們在縣裡聽得這麼一個傳聞，鄭家大隊67年8月26日第三批殺人，殺了一個快要分娩的婦女，先後使用了五道酷刑，一割眼皮，二削鼻子，三割嘴巴，四切奶子（乳房），最後用刀通腹部，剖出胎兒。該婦女到底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要對她施以如此酷刑？絕不會僅僅為了殺人取樂那麼簡單吧？這裡面應當還有其他的什麼原因。筆者問了鄭支書。鄭支書說，殺人的時候他不在場，不太清楚。沒有辦法，我只好另外想轍，從“遺屬”那個方面調查一下。通過別人指點，我找到這麼一戶。一間新修的一棟兩間的瓦屋，屋前一個小小的禾堂，屋裡只有兩個女人，一老年，一中年，老的在堂屋剁豬菜，中年的在禾坪里曬穀。其實不用指點，一看這房子，我就估計到這一戶人家的身份了。當時道縣文革被害者遺屬的安置補償政策大致是這樣的：房子被拆了或分了的，補償人民幣300元；人被殺了的，按被殺人數每人補償150元(俗稱“人頭費”)；農具、家具等生產生活物資被分了的，按1967年市價的1/4補償。300元在當時不算一個小數目，相當於筆者三個多月的工資，但要砌一棟住房就遠遠不夠了，便又採取“國家補一點，自己出一點，集體給一點”的三一點辦法來解決無房遺屬的住房問題。即使這樣也只夠砌一棟最簡單的一棟兩間的房子。於是道縣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房屋。看見這樣的房子，別問，走進去，百分之九十是遺屬。

“我們想找你了解一下這裡文革中殺人的情況。”我對中年女人說。

她抬頭盯了我一眼：“那些事，我記不得了。”

“哦，哦，請你不要誤會，我、我只是想問一下，你們家是不是也有被、被殺了的人。”我突然變得有些笨嘴拙舌。

“你莫問我，我都記不得了。”她不耐煩地答道，眼圈卻一下子紅了。那木訥的神情和黯然的眼神讓我終身難忘。

她低着頭只管曬她的谷，再不理我。

這時，鄭逢橋也從壠里回來了，“耳機”不在，到四馬橋趕鬧子去了，他在鬧子上擺了個修鐘錶的攤子，一個圩場弄得一、二十塊錢。

我知道他是不願意見我。可能鄭支書也不願意我見他。

明紅在一旁怪笑着看着我：“你想見‘耳機’的心理是不是有些太過刻毒了。”

我一時無語。確實，細想一下，剛才的那股子興奮勁確實不厚道。他能活下來該是多麼的不容易啊！漫長的歲月中，苟且偷生可能比死去更痛苦，那是一種無休無止的靈魂折磨和拷問！我又何苦在傷口上再撒把鹽？（在處遺工作組的材料中，筆者看到如下一段文字：鄭國志，男，1945年出生，成份地主，主要問題：1.為了保存自己和家人，親手殺害1名地富分子；2.捏造事實，整理多名被殺人的假材料，為幕後指示者和殺人兇手開脫罪責。）但是，對我的這種想法明紅並不認同，他說：“你放心，活得下來就不會受靈魂的拷問，受靈魂的拷問就活不下來。”唉，不知為什麼，在很多問題上，明紅總是比我看得更本質。

中共零陵地委處遺工作組對上述這段歷史作了如下總結：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行“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干、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的傳言。加之在這個時間裡，有四個區（這四個區是清塘區、壽雁區、梅花區、橋頭區。）搞出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8月17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殺人風”蔓延過程見下表：

實事求是地說，當時雖然派性鬥爭激烈，並且發生了武鬥，但縣裡面三級組織依然存在着，大體上也在運作，特別是縣武裝部有着“人民解放軍支左”的尚方寶劍，實際上掌握着大權。如果縣裡某些人站出來說一句話，以後的濫殺不會發生，發生了也不難制止，更成不了規模。遺憾地是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當時的縣級領導幹部中，暗中支持甚至慫涌殺人的大有人在。還有人根據毛澤東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把這種濫殺無辜的犯罪行徑讚揚為“好得很”的革命行動。從而殺人風迅速蔓延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