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台灣顧爾德專欄:”主子與奴隸的鬥爭”

台灣鄉土文學作家、也是美麗島時代的民主運動參與者王拓於八月九日去世，享年七十二。

原名王紘久，二次大戰終戰前夕出生於基隆八斗子漁村。父親早逝，家境清貧，半工半讀完政大中文研究所。他曾說因為受到保釣運動洗禮而開始關心土地，開始去了解家鄉八斗子的的人與事，去寫這些鄉親的故事。

投入黨外，青瞑不驚銃

「透過實地上山、下海的經驗，我開始檢討自己。」王拓曾回憶說：「當時覺得當然台灣要革命，所以我瞧不起那些要從事選舉的人，我認為這是改良主義，只會延長腐敗統治者的壽命。」

一九七七年因為參與了鄉土文學論戰，而開始感受到國民黨政權打壓圍剿。原本在政大擔任講師，結果被解聘；想寫文章，但園地都被封殺。當時只能在沒有稿費的左派刊物《夏潮》寫稿，「那個時候有拿到稿費的就只有中國時報，但不能用『王拓』的本名發表文章；而聯合報不會登我的東西。」

王拓說，他對社會問題越了解，卻愈覺得文學無力。「大家都稱讚《金水嬸》寫得很好，但是看的人有多少？一年出兩版，兩版就只四千本；但康寧祥在台北橋頭演講──夭壽！一場就有兩萬人！颱風天，還沒有人走掉！」雖然嚮往革命，但也愈覺得台灣沒有革命的條件，於是無路可走的王拓參選，他相信這是比文學更快的傳播改革信念方法。

投入了黨外運動，在美麗島事件演講中擔任司儀，最後被判刑六年。從一個滿腔熱血的文藝青年、關懷社會、投入黨外運動、親身體驗到什麼叫做白色恐怖，最後鋃鐺入獄。王拓說，他不是因為勇敢，而是因為「青瞑的不驚銃」，其實自己是很怕死的。

統治者為何逼人上梁山？

王拓自述從文學走上政治這條不歸路，其實是不少在白色恐怖、威權統治下生存的人都曾有過的經歷。一個獨裁政權同時握有蘿蔔與棍子，當你不願就範、被韁繩套住乖乖啃蘿蔔時，獨裁者就用盡各種方式羞辱你、孤立你，把你從社會脈絡中分化出來，讓你無援無助。

也許有人會懷疑，統治者這種作法是明智的嗎？這不是在逼人上梁山、為自己製造更多敵人嗎？
黨外運動的參與者很多不都是飽受打壓？被驅出黨國體制（張俊宏、許信良）、被趕出學校（陳鼓應）、被放逐海外（張燦鍙）……。這些人被逼着走頭無路、造反起義，最終把統治者趕下台了。

其實，不只國民黨威權政府這樣對待異議者，對岸的共產政權也同樣羞辱糟蹋、孤立分化反對者。這些作法體現於對待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公民運動領導人許志永、「赤腳律師」陳光誠以及法輪功信徒等反抗者。

以陳光誠為例，他在二○一○年服滿刑期出獄後，一家人遭到二十四小時監視，不得出門，不得有訪客，電話、網絡都不能用。更可怕的是，當地政府花錢雇用了幾乎整個村子的人每天三班、多組人馬在村口、家門口站崗看守他，看守者還大剌剌地登門入室監視。

徹底壓垮反抗者意志

用這種「高規格」對待一個盲人，只能說就是刻意要羞辱他，讓他失去求生意志與尊嚴。後來陳光誠雖在民間支持者的協助下逃出，但是有多少人能像他有這種意志力、撐住這麼大的壓力、沒有讓自己垮掉？

這不只是極權統治者要徹底整垮反抗他的被統治者，也是在殺雞儆猴，告誡其他被統治者，讓他們警惕到敢造反就是這樣的下場。

這一招是有用的。在威權政體下多數民眾選擇當順民，因為從統治者教訓反抗者的案例上，他們清楚得到統治者傳達的訊息：「我是統治者、主宰者，你們的生死榮辱與禍福都操在我手上！」他不會讓你有餘裕與幻想，他要清清楚楚地把你不能跨越的紅線畫出來。即使你一時跨越、即使他鬆綁一點點，也不會對統治者造成立即損害危險，但他就是不允許你有違背主子的幻想，更不容你跨線成習慣。

北京當局也用這種態度在對待香港與台灣。
兩年前，許多香港人不相信北京居然這麼毫無商量餘地的「落閘」、全國人代常委會斷然否決普選方案，但北京就是要清楚告訴港人：香港政制方案、政治安排的決定權在我手中──我是中央，你是地方。

如今，北京當局更進一步，要港府嚴格審查參選人的政治立場──即使口頭反港獨，只要我認定你主張港獨，還不讓你參選。
同樣的，北京要有意在中國發展的台灣演藝人員清楚地統獨立場表態。不讓你有模糊空間，原因不見得是擔心台獨會立即危害其政權，而是要告訴你：「要你表態你就得表態，因為我才是決定你生死的主子。」

同樣的，在肯尼亞遣返問題上沒得商量，因為這不是什麼法理、管轄權之爭，他只是要傳達同樣的訊息：「我就是管轄你的主子！不容存疑。」

我才是決定你生死的主子

就像當年的王拓和許多國民黨政權下反抗者，就像中國的維權人士，統治者羞辱他們、逼他們上絕路其實是經過理性計算的。統治者就是要明白地讓你體認到：「我是主子，被統治者不能違逆我！」

當然，主人與奴隸的鬥爭，主人不見得都是最後贏家──歷史已不只一次告訴我們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