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不足月余，中國政壇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抓捕“四人幫”事件，這一事件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當時雖然給四人強加了陰謀篡黨奪權等政治罪名，卻無法掩蓋在整個事件中，個人好惡和權謀之爭在其中的作用。這次事件的最大意義是為毛澤東時代向鄧小平時代的過度清除了障礙，為鄧小平等重新上台創造了條件。主導參與這次行動的人，不僅很快退出了歷史舞台，而且被歷史所垢病。

中央高層六年的大換班。

1976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駕馬車”同年離世，中國政壇失去了核心。一面是皇袍加身的華國鋒躍躍欲試，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還有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幹部虎視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童必武。其中毛澤東（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 來（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過世，李德生被中途換下（75年1月10日），鄧小平進入（75年1月10 日）沒多久又被打倒，華國鋒剛剛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澤東去世時，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是華國鋒、王洪文和葉劍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四個人。

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有韋國清、劉伯承、江青、許世友、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張春橋、姚文元。後補委員是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艾則孜。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職務。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華國鋒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軍委主席。中共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職的只剩葉劍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組成。政治局委員由韋國 清、烏蘭夫、方毅、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劉伯承、許世友、紀登奎、蘇振華、李先念、李德生、吳德、余秋里、汪東興、張廷發、陳永貴、陳錫聯、耿飈、聶 榮臻、倪志福、徐向前、彭沖等23人組成，候補委員：陳幕華、趙紫陽、賽福鼎·艾則孜。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增選陳云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和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胡耀邦為中央主席，趙紫陽為中央副主席，華國鋒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組成，新的排名順序為：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

政治局委員25人：萬里、習仲勛、王震、韋國清．烏蘭夫、方毅、鄧小平、鄧穎超、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楊尚昆、楊得志、余秋里、宋任窮、張廷發、陳雲、趙紫陽、胡喬木、胡耀邦、聶榮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候補委員：姚依林、秦基偉、陳幕華。

至此，中央十屆政治局委員只剩下葉劍英、韋國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時間，中央高層發生了大換班式翻天覆地的變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葉劍英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

參與抓捕四人幫的功臣後來結局均不佳。

很長時間以來粉碎四人幫被說成是大快人心的歷史功績，許多人都想分一杯羹，從不同的角度自誇其中的功勞，連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幾個文弱書生描述的驚心動魄， 大義凜然的樣子。其實這場所謂的粉碎行為，無論從法治角度還是政治遊戲都經不起歷史的檢驗，道義上也站不住腳，受歷史抨擊是必然的。

對四人幫的非法拘禁和逮捕如果論功行賞的話，頭功首推華國鋒。雖然他只是因為四人幫“欺人太甚”（黨內同仁間的的政治爭議甚至激烈爭議不可以有嗎？），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棄義”，至少在人格道義上根本是站不住腳的。僅從這一點上，他不足以成為國家領袖級的人物，後來被趕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東興既是抓捕四人幫的力主者，又是具體實施人，論功行賞該排第二。他是毛澤東的近臣，也是歷史上表面對毛澤東忠實的人。他更多是與江青有個人矛盾，因私人恩怨而參與抓捕毛澤東的親屬會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葉劍英、李先念在抓捕四人幫上的功勞被誇大，他們只是利用了華國鋒扳倒四人幫的機會，順水推舟並在態度上支持了華國鋒。事實上他們雖然沒有像華國鋒等人 那樣被清洗，卻有名無實的被邊緣化，後來在國家大政方面同樣沒有鄧小平和陳雲那樣有決策作用。原因在於他們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在位，與鄧小平、陳雲、胡耀邦、 彭真、薄一波等東山再起的老幹部不同，在“清算”文革問題上會涉及到自己。

陳錫聯、紀登奎、許世友、李德生、吳德、吳忠這些人是被划進毛澤東體系或華國鋒線上的人，雖然在抓捕四人幫問題上出過力，卻被定義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們曾與四人幫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被整肅是必然的。

其它毛澤東身邊的警衛人員參與抓捕四人幫，他們的行為也許既無奈又要效忠新主的行為，肯定是不會獲得獎勵的，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們這些人是背叛行為。

張耀祠，這位毛澤東老警衛負責人，1964年就晉升少將軍銜。雖然在抓捕四人幫中功勞甚大，卻仍受到長時間的審查，最後下放到成都軍區任副參謀長。以中央後補委員、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調任軍區副參謀長是一種降級使用。

武健華，時任副軍職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奉命參與策劃、組織、拘捕、關押四人幫，並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幫”專案組辦公室成員。1979年被調任陝西省軍 區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師職）。他的唯一收穫是可以在媒體面前大講自己抓捕四人幫的英雄事跡，不管是否真實，卻是當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點出場費還是可以 的。

鄔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澤東的隨身衛士，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是江青的主要隨衛。在抓捕四人幫時負責外圍工作。1979年調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仍然是個副軍職。退休以後，一面出書和積極參加紀念偉人的活動，一面以親身經歷者的身份向媒體報料。

毛維忠，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參預抓捕四人幫。1979年調任山西省軍區副司令，也是平調。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衛局的處長孫鳳山、副大隊長畢方治，以及負責解決王洪文的組長李廣銀，隊員吳興祿、霍際龍、王志民；負責解決張春橋的組長紀和富，隊員蔣 廷貴、徐金升、任子超；負責解決江青的組長高雲江，隊員黃介元、馬盼秋、馬曉先(女)；負責解決姚文元。組長滕和松，隊員康海群、張雲生、高鳳利；以及現 場擔任警戒的丁志友、東方、葉桂新、趙汝信等人，文革後也沒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說法敘述了抓捕四人幫的過程。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說當年發生的事件，互相之間又非常矛盾，很多是無中生有。

現在反思抓捕四人幫的理由以及後來所謂的審判強給四人定的罪名，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是荒唐可笑和站不住腳的。

抓捕四人幫沒有論功行賞的主要原因是抓捕行為無關政治正確，只是黨內權力鬥爭的激烈表現形式。而且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而言，這些人的屁股並不乾淨。

無論是華國鋒還是汪東興及葉劍英，他們清除四人幫勢力並非是要改朝換代，也不像鄧小平後來那樣扭轉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而是私利當頭，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排除異己。

華國鋒是毛澤東器重的人，他默認“按既定方針辦”和“兩個凡是”，說明他不可能改變毛澤東以文化大革命為標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作為資歷不深且人脈不廣而位極人臣，他錯誤的認為威脅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沒有看到虎視眈眈的老幹部才是最大的威脅。僅從這一點上看，華國鋒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為此，他用逮捕黨內政見不同同志的行動，為世人詬病，他也為此而後半生在懺悔中渡過，落了個兩頭不討好。有人把他的這一舉措說成是“英明”，實則是對他愚蠢行為的最大諷刺。

汪東興沒有擺脫歷史上“宦官”的特徵。他是一個表面忠誠於毛澤東（甚至可以當面下跪認錯），又想從中弄權的人格。以大警衛員擠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開始挑戰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結果雖然因抓捕四人幫而高升黨的副主席，卻被各方不認同。就像他的女兒汪延群說的“汪東興直接參與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但他對“四人幫”的定性持保留態度，還批評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麼清”。說明他要奪的是四人幫的權，並非是對他們的真正打倒。因為他心裡很清楚，否定了毛澤東及四人幫也等於否定了自己。汪東興與胡喬木、鄧立群一樣，既想討好鄧小平，又不想放棄一生追隨毛澤東的信念，最終只能在糾結中打圈圈。

葉劍英是位機會主義式(也可以說成是一種智慧)的政治人物，歷史上有多次“反水”經歷。這位老“參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測毛澤東意向作為行動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躍在運動中。他獲得毛澤東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所謂毛澤東最後向他“託孤”完全是臆測。葉劍英被毛澤東“託孤”一說是《葉劍英傳》自己編造出來的，並被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金沖及主編）所採用。在華國鋒被廢黜之後，他仍然說自己“在宣傳華國鋒中說過過頭話，作了過高的讚譽，有“周公輔成王”的 封建思想作怪。”“頭腦里有愚忠愚義思想”，繼續他的毛澤東“託孤”一說。中國歷史上周公輔成王、漢劉邦託孤周勃、蜀劉備託孤，都因為圓滿完成了託孤任務 而名名垂千古。葉劍英則不僅親手把“先主”的老婆關進監獄，而且夥同他人把“孤主”趕下台。他錯誤的以為清除了四人幫自己就成了鶴立雞群的老革命家，然而當鄧小平、陳雲、徐向前、聶榮臻這些老一代人物登場後，他立馬放棄“託孤大臣”的身份，寧可要一個副主席的虛名，也不為華國鋒殉葬。葉劍英是反手作空的高 手。

鄧小平沒有參與搞掉四人幫，對華國鋒等人的行為不屑一顧，只把他們當作是過渡人物。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上台，也可以通過審判四人幫開始“非毛化”，卻不想讓這種黨內“政變”流芳百世。作為政客，他知道這種行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腳，必將受到後來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這幫機會主義者全部趕下台， 重起爐灶開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階段。鄧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幫的最大受益者。

參與抓捕四人幫各類人物的結局是悲哀的，他們沒有因為這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壯舉”而獲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邊緣化。

歷史無論向哪方面發展，不論是毛澤東回歸還是鄧小平旗幟占主導，抑或是中國發生政治反向，這批人都是“馬戲丑角”，無法得到正面評價。因為他們的行為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既違背了政治遊戲規則又違背傳統倫理道德。這是歷史的瘋刺，也是他們的悲哀。到頭來落得個為他人做嫁衣裳，在歷史上留下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