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13)

譚合成

卷二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為什麼要把午田公社單獨提出來呢？因為涉及到一個重量級人物——道縣縣委副書記、原午田公社書記熊禮衡先生。

熊禮衡1967年道縣發生大屠殺時任午田公社書記，作為公社一級的當權派，他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一點小小不然的衝擊，但絲毫不影響他作為“革命領導幹部”在午田公社的政治舞台上發揮主導作用。筆者在午田採訪時，一位基層幹部是這樣評價“我們熊書記”的：“這個人不簡單，有能力，有水平，有魄力。”那麼熊禮衡在殺人事件中是怎樣發揮他的能力、水平和魄力的呢？採訪中我們明顯感到，他早已運用他的權力和威望做了很多工作，使得他的身影在殺人事件中變得迷迷離離，難以捉摸。

午田公社在“殺人風”中共殺42人（自殺3人）。殺人期間，一共開了4次會議，第一、二、三次會議動員部署殺人，第四次會議剎車、制止殺人。動員部署有熊書記的身影，制止殺人也有他的身影。殺人主要集中在兩批，第一批8月23日左右，在清塘區三級幹部會影響下，共殺12人；第二批8月26日左右，在公社8·24“抓促”會議部署下，共殺28人。現已查明，叫得最凶的是午田公社武裝部長何孟祥，殺得最多的是午田大隊，共殺11人，也是何孟祥親自指使的。第二名是蔣家洞大隊，共殺8人。在這個大隊的殺人事件中，筆者終於看見了熊書記的身影。該大隊在公社開過“抓革命促生產”動員會後，下午回隊立即召開幹部會議，支書朱日生傳達公社領導的指示：“你們要向幸福洞學習，殺地富要出布告，把他們的罪狀貼出來。”於是研究殺人名單，初步定下了一個殺10人的大盤子。晚飯後，又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和貧下中農代表會議，與會者30多人，經討論有人又提出兩個對象，最後決定殺12個。

8月26日傍晚大隊民兵分頭行動，將要殺對象控制起來，關到大隊部的庫房裡。其中有一個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民兵抓他去大隊時，他死賴着不走，只好當場幹掉。當晚，大隊民兵營長朱報生在大隊部打電話到公社找熊書記請示，由於蔣家嶺、麻元里、石壩頭等三個大隊共一條線，線況不是很好，開始沒有打通。大隊長朱用生在辦公室值班，聽得風吹電話線嗚嗚作響，說：“莫非有人破壞電線？”叫朱報生打電話到公社，看線路通不通。結果一打就通了。接電話的人正巧是熊禮衡。朱報生向熊匯報了“雙搶”進度和大隊其它一些工作情況，最後向熊禮衡請示殺人的問題，說我們已經開了會，決定了要殺的名單，又把擬殺對象的成分、表現等等都做了匯報，並把已殺朱景文的事也向熊書記匯報了。熊禮衡念了兩條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必須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接着指示：“你們決定要殺哪些人我不作主，其他我沒有意見。但是殺人的問題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分子和子弟區別開來。”

放下電話，朱報生、朱用生等人馬上召開民兵幹部會，共11人參加，傳達貫徹熊書記指示，經研究決定寬大5人（都是子弟），只殺6人,其中5個分子，另有一個地主子弟叫朱牛仁，平時較為調皮搗蛋，不聽招呼，決定殺了“給猴子看”。寬大的5個人，當晚教育釋放。

第二天（8月27日）召開全大隊群眾大會，發揚民主，要大家舉手表態。要殺的6個人，捆起跪在台上。朱報生主持會議，宣布6人罪狀，念一個名字，問一句：“同不同意殺？同意的舉手。”所有的群眾都喊同意，一致舉了手。

走完這個程序後，民兵就把這6人牽到後背山上，用鳥銃打死。算上朱景文一共7人。最後被殺的是逃跑出去後被從外地抓回來的一名地主子弟。該子弟抓回來以後，公社已經傳達了47軍進駐部隊的指示，不准再亂殺人了。大家講不殺算了。可是朱報生、朱谷洪等人不同意，說：“如果不逃跑，可以不殺。逃跑了抓回來不殺哪還得了？土改時就是這樣的，逃跑的地富，抓回來沒有不殺的。”帶着幾個民兵半夜裡偷偷殺掉了。

午田公社新茶大隊，第一次殺人高峰時沒有殺人。第二次高峰時也沒有殺人。不是這個大隊沒有四類分子可殺，毛主席早就講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個大隊一千多口人沒有一個階級敵人，豈非咄咄怪事？也不是這個大隊的四類分子表現得特別好，用該大隊一位幹部的話說：“這表現不就是一句話的事，說你好就好，說你不好就不好。”那麼什麼原因使得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一直不開殺戒呢？原來該大隊幾名可殺對象背景太複雜，要麼家裡有人在外面當幹部，要麼家族勢力在當地很強大，說盤根錯節也行，說千絲萬縷也行，總而言之一句話，殺起來有麻紗，不像其他大隊的土地富，殺一個是一個，殺兩個是一雙，殺了就殺了，連哼都不哼一聲。新茶大隊的幹部群眾不想扯那個麻紗。下面鼓潮的不是沒有，上面批評的也不是沒有，區里、公社裡都派人下來督促過：“別的大隊都殺了，你們這個地方的四類分子就那麼好？”話都說到這個份上，新茶大隊的幾個主要領導還是咬緊牙關，“殺”字硬是不肯出口。

9月8日，午田公社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熊禮衡在會上點名批評了新茶大隊在對敵鬥爭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思想保守，認識模糊，心慈手軟。熊說：“新茶大隊朱梅這個人頑固得很，調皮搗蛋搞破壞。他當過國民黨的航空生，屋裡勢力又那麼大，留下來不殺，對國家搞建設沒什麼用處，對你們大隊的領導危害很大。你們現在不殺，以後又說難得領導。公社早就批下來了，其他大隊都殺了，如果你們大隊怕殺得，就派塘下、下汶的貧下中農去支援你們。”塘下、下汶等幾個大隊的幹部跟着起鬨，搞得新茶大隊幹部覺得很沒有面子。熊禮衡笑眯眯地問新茶大隊與會幹部：“你們同不同意殺？”新茶大隊的幹部齊聲回答：“同意！”“要不要塘下、下汶的貧下中農幫你們革命？”“不要！我們自己革命！”

散會以後，回大隊的路上，民兵營長唐桂龍對其他四巨頭說：“熊書記已經開口了，回去以後就不再通知了，吃了午飯，就去學校集合。”大家說：“好。”唐桂龍吃完飯，就到朱梅家叫他去學校有事。朱梅不知道要殺他，乖乖地跟在唐桂龍後面到了大隊小學。一進門就被早已在這裡等候的民兵捆了起來，綁到操場的籃球架上。

唐桂龍指着朱梅，把熊禮衡說的話原原本本地重複了一遍，然後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朱梅的死刑，立即執行。幾個民兵上來，把朱梅用鳥槍打死。上午11點多鐘散會，下午3點不到就把熊書記的指示落到了實處。

最後，支部書記朱純生帶領大家喊了幾句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新茶大隊在文革大屠殺中僅殺朱梅一人。

實事求是地說，熊書記在道縣大屠殺中的表現絕對不是最惡劣的那一類，這一點從他主事的午田公社僅殺42人中可以看出，比其它公社的很多大隊殺得都要少。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確實是一個穩健派，午田公社在殺人事件中，開始殺人比較晚，四類分子子女殺得較少，滅門的較少，輪姦殺人、謀財害命的較少。筆者並無為熊書記辯解之意，當時比他惡的幹部實在太多了，熊禮衡做得已經足夠謹慎。筆者既然寫了他的故事就有責任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們從熊禮衡這樣有能力、有水平、講政策的公社領導幹部也捲入了“殺人風”中，能夠對這場大屠殺的本質有更深地認識。

(據處遺工作組專案材料披露，8·17清塘殺人動員會後，久佳、清塘兩個公社聞風而動，但午田沒有動。8月20日清塘區召開全區公社書記會議（有群眾代表40多人列席參加），匯報全區階級鬥爭情況，匯報殺人反應。會上，表揚了久佳公社行動快，批評了午田公社思想保守。會議為期3天，8月22日上午，周仁表從營江紅聯前線指揮部返回，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我昨天到營江向零陵軍分區的趙副司令匯報了我們這裡四類分子的破壞活動，破獲反革命組織人民黨和貧下中農殺四類分子的情況，趙副司令對我們的革命行動很滿意，他說殺四類分子是文攻武衛，你們做得對！這一下，我的膽子就更大了。”會後，午田公社上汶大隊文革主任朱靜道和支書蔣幫賢等人回到大隊，馬上召開黨員、民兵、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貫徹落實區會議精神。會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等人提出：“蔣成全、蔣成祥、蔣三樂這3個人參加樂反革命組織‘人民黨’，怎麼辦？”蔣幫賢說：“殺一個最壞的。”朱靜道說：“群眾討論，要殺一起殺了算了。”最後，群眾討論決定一起殺掉。當晚就殺掉了。這是午田公社的第一起殺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