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的同學

        我和朱老弟不在一個小組(班),甚至不在一個大組(排),我們只是在下班後或工休天才有機會聚在一起。工休天照例有義務勞動,即每個勞教份子到一個指定的煤窯里去挑80斤生活用煤回來,換取那頓午飯。每逢這個聚在一起的機會,我必定與朱老弟同行,這來回近30里路程是我和朱老弟談笑風生的旅途。我那時剛參加體力勞動不久, 羊腸小道上的80斤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輕鬆的數字,而朱老弟從小練就了一身體力勞動的基本功,一百斤的重擔對他來說也只是小菜一碟,他每次都多挑一些,只是快到隊上時才背着眾多耳目(以防“小圈子” 、“小集團”之類的涉嫌),從他的擔子裡勻出一些給我,使我能順利地領到我那一份飯。

        管教幹部動輒訓斥說我們“好逸惡勞”,我認為這對朱老弟特別不公平,因為不論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都是朱老弟的拿手好戲,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似乎只有通過體力勞動才能改造成為新人,對此我也有保留意見。因為據我所知,偉大的馬克思並未參加過體力勞動,而且也並非出身工農家庭,他又是怎樣改造好了的呢?如果他沒有改造好,也就不可能創建一種我們都信奉的學說,並努力用這個學說去改造整個世界,甚至改造全體人類。當然,這些觀點都只能和朱老弟私下交換,因為我們知道勞教隊不是講道理的地方。

       有一次,我們在運煤返回的途中,碰到一個放下擔子在路旁休息的中年勞教份子,他大汗淋漓氣喘吁吁反覆用一條髒手絹在臉上抹汗,他戴着的一副斷了一支“腿”的眼鏡,斷“腿”則用一根黑線挽上掛在一隻耳朵上,似乎有點新意,我也就多看了一眼,隨即挑着我的煤擔繼續前行。才數十米,又看見一個我認識的勞教份子在路旁休息,他叫羅相毅,貴州赤水人,是西南師範學院的學生,到勞教隊以後,他給他的老師,大名鼎鼎的吳宓教授寫了一封信,而吳教授竟毫不顧及“敵我界限”四個字的殺傷力,親筆給他寫了回信,我對吳宓教授暗自五體投地之餘,將羅相毅三字一併刻入腦際。他向我打招呼,待我和朱老弟回應了他的招呼,擱下了擔子,他便過來對我們說：“你們剛才看到那個戴眼鏡的“同學”(勞教份子之間的法定稱呼)沒有?”我說：“看見了。”羅相毅說：“他就是董時光!!!”

        1957年四川省被揪出的數萬名右派份子中,我相信沒有一個具有董時光那種坦蕩,那份勇氣,也沒有能像他那樣占據過《四川日報》那樣多的版面。除了一位寫了幾首詩被毛主席點了一下因而被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的年輕詩人以外,真正具有最高知名度應該是董時光首屈一指。這位在美國取得學位懷着一份愛國赤誠,謝絕了美國豐厚的物質享受,毅然於五十年代初返回大陸,任教於西南師範學院的愛國主義者,在鳴放中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刊戴着他的大膽陳言,雖然話語中難免有偏激之詞(例如他說,“你共產黨有四百萬軍隊,我董時光有正義感”就是一例),但總體來說他畢竟不是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為目的的。當我和朱老弟單獨挑擔前進的途中,朱老弟悄聲對我說：“共產黨用這種方式對待一個知名學者,我認為是一種失策”。

(附言：一年多以後降臨了“自然災害”,董時光終於“病”死在一個名叫寧南鉛鋅礦的勞教隊醫院。又據說1979年左右,有一位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董時光的親屬,因公務來到中國,他堅持要求我國協助他找找董時光的墳墓,以便前往祭奠一番,我的天!那蠻荒的群山之中,那滾滾的金沙江之畔,鬼知道哪一堆亂石中的哪一個小土堆,覆蓋着董時光的錚錚鐵骨)。

                                                          我 被 懷疑

 凡在沒有公路的荒山野嶺中修鐵路,必須在動工之前先修一條簡易公路,專業詞彙叫鐵路便道,因為鐵路動工以後,必有大量水泥鋼材木料炸藥等後勤物資陸續運到,如果沒有汽車運輸,這些堆積如山的笨重玩意怎能送到建設者的手中?

  有好事者為修鐵路的基本工種概括成兩句順口溜說：“擔抬推打拗,外搭一放炮”。這成千上萬名昔日白面書生、今日勞教份子,誰擁有這些基本功?幸好同為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管轄的築路一支隊,全是由昔日勞改犯,今日刑滿就業人員組成,都是同一系統中人,從那裡叫幾個技術熟練的“傢伙”過來指導指導也不費吹灰之力。反正名諺早己說過：“除了讀書之外,世間沒有百日之功。”民諺的意思是學問深不可測,而其他各種勞動技能,沒有在一百天之內學不會的,果然一百天之內我們這批“份子”都學會了“擔抬推打拗,外搭一放炮”,幾個月便修通了這條沿着橫江岸邊的鐵路便道。

  便道的對面,也就是橫江的另一側,便是我們的鐵路工地,它的名字叫黃桷槽1號隧道,黃桷糟不是一個場鎮,實際上只是一個住着十多戶人家的居民點,那裡還有一座2號隧道,是由也是勞教隊番號為19隊開挖的,他們是有選舉權的“公民隊”(此詞涉嫌生造),兩個隊都住在自己修建的工棚里,相距數十米,眾勞教份子各懷鬼胎,便少有來往。

  這時是1959年下半年,在我的記憶里,這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幾年,是我國報紙用套紅大字作醒目標題最多的幾年,1959年的大躍進,天天紅色喜報頻傳，象徵高產的紅色衛星在報紙上頻頻亮相, 農作物畝產從幾萬斤到十幾萬斤，牛皮越吹越離譜。各省、自治區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報告的大豐收喜訊,也就是一個比一個更大的牛皮天天以紅字標題在報上較勁。幾年以後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一條條紅色的最新指示,這省那區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大紅喜訊也就像當年的“衛星”一樣,在紅色大幅標題下震驚世界。

遺憾的是,這些用大紅標題宣揚的新聞，正掩蓋着我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餓死三、四千萬同胞的大饑荒，還有自稱史無前例、而被後人指控為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這個反常現象怎不令人閉目深思。

  我和朱老弟都是隧道里的炮工,我和他仍然不在一個大組,加上隧道班實行早中晚三班倒的收、出工方式,我們之間的交往大大減少,但只要見面,便會一見如故,無所不談。他是農民出身,我幹過三年農村工作,我們都知道一畝地如果堆積十萬斤以上的稻穀,其厚度決不會低於一米,也知道除非稻杆用鋼筋製成, 既便將稻杆變成灌木也很難承受那人工堆砌的穀粒的重量,對此我們有共同的看法,更使我們惴惴不安的是,這些連常識都拒絕接受的謊言，卻一再重複,竟然能在實事求是的大旗下堂而皇之,這也許就是反右派鬥爭的“偉大成果”之一,令我倆感到無限悲哀。

至於土高爐煉出了多少多少噸優質鋼的紅色大標題,因為我和他都不懂工業,所以一言未發,近年來才知道,那是用老百姓的菜刀火鉗煉出來的一堆廢鐵,這是後話。

  我勞動表現一貫很好,二錘打得特別棒,隧道里我一直扮演“主攻手”的角色,幹部們對我似乎還不錯,我的勞教地位已接近“後補班長”。但是我也存在着一個十分致命的弱點，即到那時為止，我還沒有用書面或口頭的形式向政府幹部檢舉揭發其他勞教份子的反改造言行，這就是說, 除勞動以外，可以證明自己靠攏政府的行動我還不曾作出, 估什幹部們對我還處在摸不清底細的狀態,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黃桷糟隧道全長六百米左右, 像這種中等長度的隧道常常是從一座山的兩頭也就是一條隧道的南北兩個洞口同時開挖,我一直在北口勞動,這時南口的洞口發生塌方,即在進入隧道十多米處的頂部,因岩層結構不緊密常常有石塊坍塌下墜, 從隧道內抬頭向上看，頂部已形成了一個空洞,存在一定險情。因為隧道在未用混凝土灌頂以前,都是用木柱加橫梁,並且在與岩層接觸的縫隙中以“劈柴”（劈開了的短木柴，隧道里的專用詞）填充,構成臨時拱架(隧道里的專業用語叫廂架),以免頂上那些新近爆破而成的頂篷（隧道里的專用詞）上突然落下的石塊砸傷這些打洞人的腦袋 。由於有一小股地下水在上面滲透，我們這座隧道頂篷上的空洞還有日益擴大的趨勢，已經不是用少許劈柴能填滿的了，恰好這塌方的位置，只是在進洞十米左右的地方，這裡的岩層結構並不像隧道深處那樣緊密，從頂篷上墜下些零散石塊的情況時有發生，它直接威脅着有關人員的安全。

   這南口的隧道口塌方和我這個在北口的勞教份子有什麼關係?偏偏把我這個掄二錘冠軍,主攻手調到了南口,而安排給我的工種簡直令我發愣,就是專職監視這些下墜物,如發現有巨石時,則立即叫來木工,鋸一根長度合適的木料一頭抵着巨石另一頭抵在拱架上,以免那危石突然落下用加速度將拱架砸垮.甚至發生封住洞口的嚴重後果。還專門配給我手電筒一隻,隨時照射頭頂上那些可能掉在頭上的大小石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差事,因為誰也摸不透大自然的脾氣,萬一它突然發作,大片垮坍,第一個砸死的必然是我。

  為什麼在兩百多人中單單選中我來擔當這“敢死隊員”的角色,的確令人費解?

  這段時間我身邊發生了兩件異乎尋常的事：

  其一是我裝在衣兜里的一個英文單詞本不知去向。剛投入勞教那段時間,我和許多勞教份子都懷着天真地幻想,想利用“坐牢”(廣義的)的機會,學點東西充實自己,我便選定英語作為主攻方向。為此,我就像學生時代那樣,隨時在荷包里揣着一個抄有若干英語單詞的袖珍筆記本。此時突然不翼而飛,我又確信我是帶到隧道里來了的,只是幹活時我將揣着英文生字本的外衣脫下放在廂架下面,除了偶爾有帶班幹部進出隧道，或者他們叫我用電筒照射一下頂部垮塌的情況外,身邊不會有其他人靠近,況且單詞本里無錢無糧一般人拿去只能當作廢物一件,那麼誰拿去了?又為什麼拿去了?成為一個謎團；

  其二是我們那位管教幹事在隧道裡帶着一絲冷笑,用十分神秘的口吻問我：“你最近幹了些什麼?”我據實回答：“除了幹活什麼也沒幹。”他卻用更加光明磊落的冷笑來證明他的來者不善。“哼!好好想想吧。”這又是一個謎團。

  好幾次,這位管教幹事在晚點名訓話時(幹部對勞教份子講話一律稱為訓話,以此詞進一步強化該“話”的權威性),他都會說一句：“有些人幹了壞事還認為自己高明,幹得巧妙……”不同尋常的是,說這話的時候,他那雙立場鮮明的火眼金睛,總是盯着我的“醜惡嘴臉” ，似乎在向我暗示着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