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蘇聯解體真相(ZT)

　　黃軍甫：12月25日是蘇聯解體20周年，國內各界對此都很關心。您是國際著名冷戰史、蘇聯史專家，此時此刻一定感慨良多吧。

　　沈志華：是的，作為一個蘇聯歷史研究者，特別是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親歷者，每每想到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劇變，便有一種異常複雜的情感油然而生。當年聽到蘇聯解體的消息時，我就想，一個存在93年的老黨、74年的大國，怎麼說沒就沒啦，並且事先似乎沒有任何徵兆。現在通過看一些材料得知，蘇聯解體的事，連中央情報局都沒有任何感覺。

　　黃：看您的書也好，和您交流也好，感覺您有一個基本觀點：一種歷史，只有讓它離去一定時間，我們才能科學地研究它，完整、全面地把握它。那麼，蘇聯解體已經20年了，東歐劇變更是過去20多年了，現在應該可以對一些問題作比較清晰和準確把握的時候了吧？

　　沈：黑格爾有一句名言：智慧的貓頭鷹到黃昏才起飛。研究歷史必須要以原始資料為基礎，這是對史學家的起碼要求。第一是當年的公開報道；第二是外國學者的著作。但是，這兩種材料都無法構成歷史敘事的主體，還有後來的一些當事人回憶，都是第二位的。那麼，核心的史料是什麼？原始檔案。不過，檔案有一個解密期的問題。目前比較開放的是東歐各國的檔案，特別是涉及原來執政黨的文獻，幾乎全部都解密了。所以，現在確實是研究蘇聯、東歐劇變原因的大好時期。歷史學家應該也完全可以加入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黃：過幾天就是蘇聯解體的紀念日，這幾天俄羅斯又因杜馬選舉鬧出許多事情，所以，雖然20年過去了，國人對我們這個北方鄰居的興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濃。不過，對於學術界和政界來講，最感興趣的問題恐怕還是蘇聯解體的原因。多數人認為蘇聯解體、蘇共垮台基本上就兩個原因：其一是美國搞和平演變的結果，其二是戈爾巴喬夫背叛社會主義的結果。

　　沈：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仍舊把蘇聯解體這個十分複雜的現象歸咎於你提到的兩個原因。這兩點是不是原因？當然是。但它們恰恰是所有原因中最表面的、最淺層次的原因。熟悉馬列主義和蘇聯歷史的人都知道，共產黨人是要埋葬資本主義的，是要搞世界革命的。因此，蘇聯和美國的鬥爭，或明或暗、或文或武，你死我活，世人皆知。但為什麼人家沒敗你敗啦？是你自己有問題。這就是毛澤東講的，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另外，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歸咎於戈爾巴喬夫的背叛更是荒唐。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講到：每個人都在既定的、從前人承襲的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在某一歷史進程中發揮着自己的作用，也承擔着自己的道德責任。其中，偉大人物的作用和責任無疑要大一些。但，個人的力量再大也不可能改變歷史趨勢，各種力量的合力才形成某種歷史趨勢。因此，蘇聯解體怎麼能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呢？中國共產黨當初何等弱小，但由於處在上升的歷史通道中，其間，雖然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等黨的主要領導人在不同時期犯了這樣那樣的全局性錯誤，但中共非但沒垮，反而糾正錯誤後越來越強，最終奪取了政權。今天，那種在蘇聯解體問題上過多追究個人責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實際上，就是一種逃避。正如恩格斯講：“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麼會讓別人出賣自己。而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麼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因此，探索蘇聯解體的原因應該到蘇聯社會和歷史中去尋找，分析政治、經濟體制，階級結構和社會狀況，以及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文化政策，等等，才能作出比較可靠的結論。

　　黃：您說的這些原因，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制度問題，也就是斯大林模式，或者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記得蘇聯解體之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講過一句話：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20世紀的兩大遺產。這一說法顯然把斯大林模式等同於社會主義制度，認為蘇聯的解體意味着社會主義的失敗。是不是這樣？

　　沈：首先，這裡有一個對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問題，就是名詞解釋吧。在蘇聯垮台之前，實踐中只有一種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或曰斯大林模式，如果這樣理解，那麼蘇聯制度的滅亡就是社會主義的失敗。但是，蘇聯的社會主義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設計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前的過渡時期）。我曾在1979年發表過一篇文章《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概念及其他》，就是從中國的角度闡述的這個問題。如果這樣理解，那麼你說的那個判斷就不成立了。所謂蘇聯解體、“帝國”的崩潰只是形式，本質上的確是一個制度的滅亡，是一種體制被歷史拋棄了。這裡又引申出兩個問題，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有沒有在將來成為現實的可能性；第二，現實的社會主義是不是只能是蘇聯的或斯大林的一種模式，或者說這種模式是否能夠發生變革。第一個問題是一個宏大的理論問題，以後可以討論，我們所說的實際上就是第二個問題。

　　大致從16世紀初，在西方文明的中心，社會結構開始發生根本變化，這就是現代化的歷程。到今天幾百年過去了，人類走向現代化有很多方式和道路，如英美法的自由主義模式，德意日的法西斯模式，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等等，但總體來說，比較有影響的是兩種：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而後者就是俄國開創的道路。應該說，歷史上出現的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是不完善的，都是需要不斷完善的。如果這種制度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而不斷調整（或曰“改革”），那麼它就是有生命力的，反之則必然滅亡。19世紀，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論著中以詳細的經濟史料和嚴密的邏輯推理，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內在矛盾——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對立。現在看來，這些論證仍然是合理的，有意義的。不過，馬克思由此作出的結論就有問題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無法解決其內在矛盾，所以必須依靠外力來解決，也就是通過革命和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並在此基礎上以新制度替代舊制度。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是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並且在經歷了20世紀的幾次調整後，依然存在至今。這種制度不是完美無缺的，但到目前為止還是適應歷史潮流的。馬克思所說的用來替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而試圖把這種在理論和邏輯基礎上推導出來的社會制度變為現實的第一人就是俄國的列寧。這種推理是否正確、能否實現，是一個理論問題。但從俄國開始，20世紀的很多落後國家都打出了社會主義的旗號，則是一個現實問題。因此，同資本主義的出現一樣，實踐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黃：這種合理性和必然性，馬恩也有論證。但這就引起一連串的追問：蘇聯搞的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為什麼叫它斯大林模式？它的優勢和弊端何在？如果有優勢，為什麼不能堅持始終？如果有弊端，為什麼不能克服？說到底，還是這種模式是怎樣走上一條不歸路的？

　　沈：是的，正如他們所說，西方資本主義形成原始積累的客觀條件已不復存在，後進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嘗試也受到世界市場競爭的擠壓。特別是在上世紀30年代初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景與美國的大蕭條形成鮮明對照，在一些亞非國家看來，社會主義道路可能是一種比較實際的選擇。

　　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成功後，布爾什維克黨就想按照馬恩的理論要求建設社會主義，再加上當時的列強幹涉和國內戰爭，便搞起了軍事共產主義。這種社會制度在政治上高度集權、高度集中，實行一黨制；經濟上取消商品、貨幣，試圖實現計劃經濟，所有銀行和工商業企業都收歸國有；在農村推行公社制，工農業產品統一分配，強迫徵集糧食，等等。不言而喻，這種制度有它的積極意義。在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藉助國家力量進行資源調配，從事生產，引導消費，就是鄧小平講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短時期內是很見效的，特別是在戰爭的特定環境中。但是，這種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在正常的和平狀態下，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它的弊端就暴露無遺。

　　黃：列寧、斯大林等人作為現實的政治家，就沒有看到這一制度的弊端嗎？

　　沈：當然看到了，豈止看到，事實上，在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已有過三次調整或改革的嘗試或機會，但或者夭折，或者放棄，無一成功。

　　第一次是20年代初，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我當年做碩士論文，研究的就是這個內容。到1921年內戰結束，布爾什維克黨保住了政權，但大量農民起義，克朗施塔德的水兵也造反了，而這些人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力量。列寧被迫實行轉變，逐步實行了新經濟政策。這種理論和實踐剛開始被列寧視為一種政治策略，只是必要的退卻，是權宜之計。但隨着實踐的深入，尤其是列寧生病以後，作為對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濟制度逐漸被列寧、布哈林等人接受。列寧在1923年寫的《論合作制》一文中說：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變了！這可以說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次改革。然而，列寧第二年就去世了，許多想法沒來得及實踐。此後，布哈林繼續進行探索，並力主長期推行新經濟政策的模式。然而，斯大林為了取得個人的權力地位，先是利用布哈林的理論攻擊托洛茨基，隨後又用托洛茨基的貢賦理論，再加上他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過於嚴重，終於宣稱：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伴隨着工業化計劃和全盤集體化的強制推行，斯大林把蘇聯又拉回到軍事共產主義的道路上，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隨着工業化完成和蘇聯憲法公布，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所以，蘇聯的社會主義就是斯大林模式。

　　第二次改革的機會出現在斯大林時期。

　　斯大林是政治家，也是現實主義者。軍事共產主義，顧名思義，就是與戰爭相連接的。二戰的爆發掩蓋了蘇聯模式的弊端，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挽救了斯大林的體制，因為這種體制非常適合戰爭的環境。戰爭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改變了國際格局，國際關繫結構發生了變化。戰前蘇聯被孤立於國際體系之外，蘇聯人有一種孤島意識，這也是斯大林模式得以產生的原因之一。現在不同了，蘇聯不僅進入了國際體系，甚至參與締造了這一體系，很多遊戲規則也是在蘇聯的參與下制定的。這就為戰後蘇聯的發展道路轉軌提供了客觀前提。斯大林對戰後安排的考慮，不外乎就是蘇聯的安全和發展問題，而在當時的國際格局下，這些都離不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合作。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產國際，就是一個信號，表明了斯大林對戰後蘇聯發展道路思考。斯大林清楚，繼續高舉世界革命的大旗，與資本主義世界長期對抗，是沒有出路的。通過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等一系列世界巨頭會議，斯大林終於取得令他十分滿意的收穫，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確立了對戰後蘇聯安全和發展的保障。為此，斯大林答應了西方的條件，在其勢力範圍內維持議會選舉制，在其勢力範圍外，不搞輸出革命。斯大林要求東歐國家建立議會制和多黨制，命令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放棄武裝參加政府，逼迫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如此等等，我給他歸結為“聯合政府”政策，其目的就是保證與西方合作的政治前提。在這樣的前提下，蘇聯期望可以從美國得到60億美元的貸款，從德國得到100億美元的賠償，從而為其發展積累資金。

　　黃：從蘇聯社會內部看，有沒有實現轉軌或改革的條件？

　　沈：這一點很突出。戰爭的另一個最重要結果就是為蘇聯這個封閉的社會打開了窗口。我在俄國檔案中看到許多普通戰士的家書，有人說：捷克斯洛伐克的老百姓家裡掛了個壁毯，這在原來俄國貴族家才有呀！更有意思的是，戰功卓著的朱可夫元帥被斯大林撤職，真實原因當然是功高蓋主，但檔案中反映出來的罪名竟然是從占領區往家裡運送紅木家具！與外部世界接觸以後，人們普遍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戰勝的社會主義大國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一個戰敗的資本主義小國？我們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其優越性究竟體現在哪裡？在黨內領導層也出現了一種要求變革的傾向，代表人物就是列寧格勒派的那些人。我在俄國檔案里發現了一個材料，是1947年2月起草的蘇共十九大黨綱，其中提倡加大對農業和輕工業投資，強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許多方面與後來的二十大報告十分相似！

　　黃：看來戰後在蘇聯的確存在着進行制度改革或道路轉軌的機會，但實際上這種改革或轉軌並沒有實現！

　　沈：不錯，歷史為蘇聯提供的調整和改革其發展模式的第二次機遇最終還是被放棄了，其原因十分複雜。看過大量的檔案文獻後，我的初步結論是，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是矛盾的，其目標和手段都是背離的，甚至是衝突的。對外可以開放，對內卻繼續收緊，對外講放棄世界革命，對內繼續大搞階級鬥爭。這裡有意識形態、傳統理念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斯大林擔心其統治地位的動搖，擔心這種統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戰。後來發生了兩件事，外部爆發了冷戰，內部出現了百年不遇的旱災，這使得蘇聯馬上就回到了戰前的老路，不僅如此，還把蘇聯模式強行推廣到東歐，迫使東歐各國全盤蘇化，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

　　黃：接下來就是赫魯曉夫的改革了。

　　沈：對，蘇聯第三次改革的機遇出現在赫魯曉夫時期。對這一問題我只想強調幾點：其一，赫魯曉夫之所以改革不是因為他比別人水平高、境界高，是因為客觀情況使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不得不改。不改，蘇聯經濟和百姓生活就難以為繼。其二，改變斯大林體制（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當時蘇聯領導人的共識。首先提出改革的是貝利亞，然後是馬林科夫，最後才是在權力鬥爭中勝出的赫魯曉夫。其三，赫魯曉夫只有小聰明，沒有大智慧，目標是不錯的（儘管有些朦朧），但缺乏保障的措施。公開批判斯大林就是他沒有政治智慧的表現。其四，赫魯曉夫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對。1958年以後中蘇分歧加劇並逐漸公開化，中國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對赫魯曉夫是一種制約和壓力，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蘇聯黨內的反對派。腹背受敵、內外交困，赫魯曉夫下台是遲早的事。其實，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就是蘇聯改革失敗的原因，這是一個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無論如何，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蘇聯再次走上回頭路。

　　黃：在蘇聯74年的歷史上，勃列日涅夫階段比較奇特，蘇聯重新回到了斯大林模式，而且將其進一步凝固化。儘管，蘇聯繼續高唱緩和，但與美國的爭奪卻愈演愈烈；蘇聯的國力特別是軍事實力提升很快，但民眾生活水平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距離卻越拉越大……

　　沈：這的確非常值得研究，目前我們的蘇聯史研究對勃列日涅夫階段重視不夠。在我看來，這一階段，從事實判斷看，它是一個向舊模式全面回歸的階段；從價值判斷看，它是一個不具有任何進步意義、政策上沒有任何可取性的階段。經濟上，赫魯曉夫的探索成果幾乎全部被拋棄，表面上的經濟飛速發展，主要得益於國際能源價格一路飆升和不計成本的國家投資。而國力增強和經濟繁榮的背後是商品的嚴重短缺及百姓生活水準的相對落後。政治上，黨內外民主越來越少，思想控制越來越緊，幾乎所有的異見者都遭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整肅。特別是在領導體制和幹部制度上，最高當權者的弱勢演變為高層的集體領導體制，而這種體制在缺乏制度和法治保障的態勢下，最終導致幹部隊伍中形成以利益為訴求的官僚集團。軍工、石油、外貿、農業、教育、衛生等部門高官各自為政、各霸一方。與此同時，是社會的碎片化和道德體系的全面崩潰。總之，勃列日涅夫時期堵塞了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的所有通道。

　　黃：這就意味着，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讓蘇聯喪失了調整和改革的最後機會。

　　沈：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蘇聯已經走進死胡同。就像一個人已病入膏肓，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只是想對病人進行手術，結果發現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術台上。

黃：意大利學者克羅齊講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人也懂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研究蘇聯、東歐歷史，肯定是有一種關懷和訴求的。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什麼啟示？

　　沈：托克維爾說過，當過去不能昭示未來，人們的心靈將會在黑暗中遊走。從這意義上講，史學家的責任首先是把歷史真相告訴社會，告訴決策者。蘇聯的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就是我們常說的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否則就會走不通。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一開始是全面學習蘇聯，就是“一邊倒”，所以其結構和本質與蘇聯體制是相同的。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的很多做法對這種體制有破壞性，從後來改革的角度看，這在歷史上起到了一種不自覺的工具的作用。鄧小平堅定不移地在經濟體制上搞改革開放，抓住了歷史機遇，的確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只要繼續沿着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中國就有希望為人類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

　　黃：沈老師對冷戰史的研究很有成就，據說您領導的華東師大冷戰史研究中心是目前世界四大冷戰史研究機構之一。冷戰史研究與蘇聯、東歐史研究有什麼內在的關係嗎？

　　沈：確切地說，後冷戰時期的冷戰史研究叫做冷戰國際史研究。現在的研究主張把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結合起來考察，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等都是研究對象。國家發展道路的研究當然就包括其中，何況冷戰本身的內容之一就是制度的對抗和較量。從方法論的角度看，研究蘇聯、東歐的劇變和轉型，就是要把對內政策和對外關繫結合起來考察。

　　黃：這樣我就明白沈老師為什麼最近又靠家人資助的200萬元去東歐7國複製有關社會轉型的解密檔案了。

　　沈：收集、整理和翻譯東歐檔案的工作已經開始一年了，這要感謝上海市委和相關部門的領導，為我們立項，還提供了大量資金。目前項目進展順利，部分匈牙利、民主德國、保加利亞的檔案復製件已經送到中國。下一步就要整理和翻譯，再下一步就要組織研究。現在幹活的主要是靠我們組織的國際團隊，以後中國學者應該跟進了。在這裡，我想借《社會科學報》一角，呼籲有志於冷戰史及蘇東問題的研究者，特別是青年學者，加入我們的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