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大禮包｜西安事變中的「小傢伙們」 

Original 2016-12-12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和楊虎城

1936年12月的一個晚上，常駐中國的《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呆在上海百老匯大廈的公寓裡，據他後來回憶：

從新聞角度看，過去的幾個月頗為沉悶，不免略感無聊。目前，總司令正在陝西省的西安市。該處位於中國的西北地區，距共軍占領區不遠。占據西安及周邊地區的則是少帥張學良的東北軍殘部。一直有惡意的謠言稱，少帥的部隊已經與紅軍沆瀣一氣。傳言歸傳言，卻一直無法核實。那晚，我左思右想，橫豎想不出有什麼消息，足以作頭條發往紐約。

於是他先打電話到宋子文家裡探聽消息，宋不在家；然後想到了找蔣介石的澳大利亞顧問端納打探，被告知端納去了孔祥熙家。他緊追不捨講電話打到孔祥熙家，得知宋子文、宋美齡和端納都在孔府，出於職業敏感阿班感覺到發生什麼大事。端納徵求了宋子文的意見，讓宋子文直接在電話里告訴阿班：

蔣介石在西安被東北軍劫持了！

這是個驚天動地的獨家消息呀！欣喜若狂的阿班馬上專心致志地寫稿，每十行組成一段快訊，讓車夫送往電報局。車夫就這麼來回奔波於辦公室與電報局之間。

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的領導人張學良和西北軍的領導人楊虎城聯手對蔣介石發動“兵諫”（大陸史書上稱西安事變）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球。這一事變最後得到了和平解決，張學良以負荊請罪的心態陪同蔣介石返回南京，從此被幽禁終身。當時西安事變是國內外矚目的一件大事，但我認為那時候各派政治勢力，多數不會想到這一事件將會有那麼深遠的影響，足以改變了歷史進程。

事情過了整整八十年，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一事件不啻是聖誕節前，上帝送給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禮包，中共是這次事件的唯一贏家。

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的紅軍來到陝北後，力量已經下降到谷底，幾支主力紅軍會師後只剩下3萬餘人，而且全擠在貧瘠的黃土高原。奉行“攘外必先安內”之策的蔣介石想畢其功於一役，親自來到西北督戰，企圖趁紅軍喘息未定，以東北軍、西北軍兩支大軍將其徹底消滅。

“西安事變”讓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落了空，中共絕處逢生。爾後兩黨合作，抗擊日寇，中共臥薪嘗膽，休養生息，等到日本投降後，中共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了，蔣介石必須將中共視為一個可以平起平坐的談判對手。

關於“西安事變”的原因和影響，後世的專著和文章可謂汗牛充棟。在這場讓中國共產黨鹹魚翻身的事變中，一群年輕的“小人物”的作用不容小覷，他們就是楊虎城對張學良所言的“小傢伙們”。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撰寫有關西安事變的交代材料，當時張學良如此說：“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那是他對楊虎城一家數口被殺的負疚和不平。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接受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如此說楊虎城：

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

刀客出身、百戰餘生的楊虎城的人生經驗和膽略顯然原勝於紈絝子弟張學良，只是張學東的東北軍力量強於西北軍，又是全國的“副總司令”，必須把張學良推到前台，充當事變的領導人。而實際上策劃此事變的，則是楊虎城身邊一群青年幕僚，他們大多是中共地下黨員。

張學良在1957年所寫的《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回憶說：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夥伴——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願剿匪。這是由於他有兩種心情：一是為了保存實力，一為趨向時髦。我們兩個人雖非故交，短時間卻結為好友，彼此間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在當時，他已竟（經）被共匪滲透，是利用他另作一個角色——關於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寫這篇文字，盡力的十分忠實，除非我記憶上小有差錯。我準備任何人向我挑戰……）現在我曉得，中共的重要幹部，他的偽大使王炳南（小編按：當時王炳南任中國駐波蘭大使，在台灣的張學良必須說其為“偽大使”），當時是在楊的幕中。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一下說：“我那些小傢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傢伙們”，那證明他背後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王炳南（左三）陪同周恩來拜訪卓別林

就在張學良在和張氏姐妹的談話中，他進一步肯定了王炳南等中共地下黨員對楊虎城的影響力：

楊虎城要緊的是王炳南。楊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厲害。不但是文人，還有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他自己實實在在，他的太太是共產黨。我判斷他的太太就是帶着任務來的……

王炳南實實在在就是楊虎城的秘書……楊虎城很聽他的話。

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是中共地下黨員，而王炳南等人和共產黨的關係，當時楊虎城心裡可能也是明鏡似的，只是他並不反感共產黨，而對蔣介石行一石兩鳥之計，以“剿共”為名消耗其西北軍的勢力更為警惕。

王炳南是陝西乾縣人，生於1909年，當時只有27歲，在楊虎城的的眼中確實算是不折不扣的“小傢伙”。一個小年輕對西北軍的統帥怎麼有那麼大的影響呢？除了王本人的才華和能力深得楊虎城欣賞外，還得從他的家世說起。

王炳南的父親王寶珊，早年加入同盟會，曾在楊虎城部任職，與楊虎城過從甚密。可以說，王氏父子兩代都做過楊虎城的幕僚。王炳南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乾縣特支書記。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破裂後，1929年春王炳南由楊虎城將軍資助出國留學，先赴日本，後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專業。

當時由楊虎城派遣出去留學的陝西籍青年精英有好幾位，王炳南之外，還有後來擔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蘭州大學校長的江隆基和郭則沉、蒲子政（赴英國）、潘自力（赴法國）等人。

在柏林大學，王炳南和江隆基與和中國共產黨語言組取得了聯繫，後來王炳南任中國共產黨語言組書記，江隆基任宣傳委員。1932年夏天，德國共產黨書記台爾曼專門會見了中共語言組的王炳南、江隆基、辛安石等人。

▲江隆基（右一）和馬寅初陪同周恩來視察北大

1936年春天，就在中央紅軍剛到達陝北不久，紅軍三大主力上還沒有會師，王炳南和江隆基學成歸國，回到了西安。王炳南任楊虎城的秘書，江隆基亦是幕僚之一，後來擔任陝西省立西安市第二中學校長，也在楊虎城所言的“小傢伙們”之列。沒想到，這着看似無意的閒棋，在1936年12月活了。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要害位置的一個“小卒”真的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王炳南等幾位年輕的中共地下黨員，在八十年前就是“過河的卒子頂車用”。

王炳南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1988年12月22日去世。江隆基1966年6月25在蘭州大學批鬥會上被毆打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