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和文革的風暴中，江小燕的兩次選擇，為自己贏得了勇氣的獎座。她的故事，並非驚天動地，但卻感人至深，發人深省。

“我未參與她的‘被死’”

江小燕是上海人，自幼是基督徒。1958年5月，在她高中畢業兩個月前，她所在的女子中學打算把俄語教師柴慧敏定為右派分子。學校命江小燕以文字材料“幫助她，拯救她”，因為柴老師經常和江小燕談心，“學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學生的檢舉來打倒她。”江小燕說：“我不懂政治，但畢竟已十九歲，當然明白被劃成右派分子決不是好事。於是一心一意想‘救’這教師。故而，非但沒有交上學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為柴慧敏說話，為她辯護。”

於是，惡運降臨在她的頭上。江小燕的班級給她開了批判會，同學們一個一個走上前，批判在前面罰站的她。之後，江小燕被定為右傾分子，在高中畢業鑑定會上有如下判定：“立場不穩，思想右傾”，再加上政治品德“差”。從此，上大學和就業均與她無緣。她只好在家練習書畫，直到1972年父親去世，她已34歲，里弄才安排她到生產組。令人痛心的是，學校也沒有放過那位俄語教師。柴老師依然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後來在“文革”中，她跳樓自盡。

多年後，江小燕說，她不後悔為女教師辯護。“《聖經》上告訴：‘不可作假見證。’我怎麼能在文字上誣告她！這是犯罪！……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並未參與她的‘被死’。”

傅怒安的“乾女兒”

江小燕更為人所知的事跡，是保留了傅雷夫婦的骨灰。作家葉永烈在《江小燕與傅雷一家》一文中記錄道：“她與傅家毫無瓜葛，但她從小喜歡讀傅雷的譯作……她也喜歡彈鋼琴，看過傅聰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鋼琴老師那裡學琴。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帶回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後她又聽說‘傅家屬於黑五類，又是自殺的，死了不准留骨灰！’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於是，江小燕來到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提出一定要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殯儀館的工作人員被她的誠懇所感動。“她從殯儀館登記本上查到傅聰舅舅家的地址，在傅聰舅舅的幫助下，終於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大塑料袋，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為了避免意外，寄存時骨灰盒上寫的是傅雷的號——傅怒安。”

故事到此並未結束。後來，江小燕致信周恩來，反映受難者的骨灰認領問題。她說傅雷是愛國的，是被冤枉的。不料，此信落到了造反派手裡。1967年6月20日晚上，江小燕被抓。次日，工人和民兵對江小燕進行了一整天的審訊。據說，當時這件事是被當作大案來抓的。江小燕反問審訊者：“替人家收骨灰，落葬，這總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審來審去，造反派確定江小燕的行為沒有“後台”，就把她放了。雖然江小燕沒有被打成“反革命”，但是這次被抓、被審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直到1982年傅雷平反，她頭上的陰影才慢慢消散。

1998年，江小燕細說當年：“我最初的動機就是要寫封信給國務院周恩來，反映下邊老百姓的遭遇，因當時有幾個我有往來的人都走上這自裁的絕路，傅雷是不認識的，是其中之一。為了寫這封信，勢必要了解情況的過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無人領取的事，遂動了一個念頭：無人領，我冒名冒身份替他們親戚去領下來，然後交由他們親戚保管。故處理此事後，立即寫了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總理管管這種局面（我很幼稚，很單純，是吧！），誰知，正是這封求告信，才引來了這麼個追查大案。”

1979年4月，傅雷夫婦的骨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聰從海外歸來，得知父母的骨灰竟奇蹟般保存下來，和弟弟傅敏四處打聽這位陌生女子，並終於與之會面。他們對江小燕一再表示要“有所謝意”，但江小燕只是出於禮貌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門票。

靈魂的歸屬

作者葉克飛在博文中讚美江小燕說：“這是一個每次憶及都讓我眼眶濕潤的故事，總有一種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江小燕說，“看看那變幻如雲的世事吧！若不能解決靈魂的歸屬問題，那麼，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財，都是空的！”

俄語教師走了，傅雷夫婦去了。江小燕承受了許多年的恐怖陰影、窘迫困頓。悲劇疊加悲劇，苦難堆積苦難。在那個荒唐的年代，不堪折磨和屈辱、“自絕於人民”的人，不得保留骨灰。生前被毆打謾罵的公民，在死後亦失去了起碼的尊嚴。江小燕，一個“右傾”分子，“一個自己吃飯問題都無法解決的一介草民，卻想為他人的冤屈一振細臂而吶喊！”在互相揭發、師生和親人反目成仇的瘋狂中，江小燕的義氣是黑暗中的明亮。

紅色的風暴，帶來多少痛苦、淚水、絕望，漫無邊延。歲月見證了罪惡和卑鄙，也見證了勇氣與忠誠。布滿荊棘的路上，善良和關愛，是綻放的玫瑰，散發馨香，飄送慰藉。勇者的聲音，迴響在歷史的軌道，那是道德良知的明鏡，永遠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