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共产党廉洁万倍的民国爱国将领吴佩孚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 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 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 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 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 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以下是吴将军的孙子写的纪实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头子拍桌子,掷茶碗,盛气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先祖父自知身处险境,谆谆教诲我父亲:不准当汉奸! 

　　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重庆中央政府对先祖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摒弃历史恩怨,亲发吊丧唁电,情见乎词:

 

　　北平吴子玉先生家属礼鉴: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饰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

　　身在北平的亲属得悉唁电后,设法通过路透社,于12月14日从上海发出专电。

　　几天后,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先祖父为“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1940年1月24日,即在北平为先祖父移灵举殡之时,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演讲中宣称:“吴将军是一个爱国者,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他始终奋斗,不改初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说:“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的政见怎样,是该表钦佩的,尤其是他有大节。”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公祭的文辞极富感染力,祭文的最后几句是:“不�￡惶�,盍先朝露,良图永息,道路所悲,惟兹正气,百世可师,侵地待复,魂魄焉依!”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先祖父: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总之,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诩为关羽、岳飞和戚继光,当时社会上有“关岳吴”的赞许,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元敬是戚继光的号)。以先祖父这样的为人和心志,后来却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拒当日本侵略者傀儡遭谋杀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头子拍桌子,掷茶碗,盛气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先祖父自知身处险境,谆谆教诲我父亲:不准当汉奸!
　　日寇意识到敦促先祖父充当傀儡的计划已告失败,于是密谋杀害先祖父,以绝后患。当时,先祖父患牙疾,延请德国医生到家中诊看,诊断需住院拔牙。因系“德国医院”,被毕生不入租界的先祖父拒绝。日本当局得知后,强行指派日医到家中拔牙,结果导致严重感染,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试想,德国医生认为家中不具备拔牙的卫生条件,才要求住院手术,这点难道日医不懂吗?可见这是谋杀计划的一部分。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
　　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去世后举国哀悼
　　　先祖父骤然辞世,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了街谈巷议之“迷”。日寇利用控制北平媒体的条件,多方散布谣言,企图掩盖事实。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作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电指出:
　　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重庆中央政府对先祖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摒弃历史恩怨,亲发吊丧唁电,情见乎词:
　　北平吴子玉先生家属礼鉴: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饰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
　　身在北平的亲属得悉唁电后,设法通过路透社,于12月14日从上海发出专电。
　　几天后,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先祖父为“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1940年1月24日,即在北平为先祖父移灵举殡之时,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演讲中宣称:“吴将军是一个爱国者,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他始终奋斗,不改初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说:“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的政见怎样,是该表钦佩的,尤其是他有大节。”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公祭的文辞极富感染力,祭文的最后几句是:“不�￡惶�,盍先朝露,良图永息,道路所悲,惟兹正气,百世可师,侵地待复,魂魄焉依!”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先祖父: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丧事
　　　由于身在沦陷的北平,以上的种种哀荣,我们大多是事后才逐渐知晓的。然而当时北平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我们却是耳闻目睹、亲临其盛,很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先祖父之死在朝野引起的强烈反应,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以开脱罪行,遮人耳目,蛊惑民心。而久处日寇压迫下的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另有蒋雁行、潘灵皋、张燕卿、劳逊五、付定一、张馥卿、陈幼孳、寇英杰、邹泉荪、冷家骥、池宗墨、王揖唐、张瑞峰、张劭溥、王实坪等。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1.1万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木料原价7500元。
　　大殓时,由孝子(即先父吴道时),甥婿王实坪及属下张劭溥、洪晋彭等人协助入殓。楼下大厅被家眷、亲属、部员等数百人挤得满满的。殉葬品在殓入棺内之前,由王实坪件件大声报出名称并高高举起,向众人展示后,交孝子殓入棺内。
　　入殓品中,有一函《春秋正义注释》,乃先祖父历经七八年,每日不停笔写的未竟手稿,也殉殓棺内。记得书稿系手工线装,约有一尺来厚,十册左右。这是研究其思想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本应视为“立言”传给后世,不知当时是何人主张,竟当成殉葬品进棺。
　　12月6日是传统“接三”的日子。是日,伪南京中央政府通令各省一律下半旗致哀。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代表伪汪政府亲去什锦花园宅邸致祭,敌伪当局政要如多田司令官、齐燮元、江潮宗、余晋等亦先后前往。
　　当晚“接三送路”。警士列队,官乐队开路,亲眷相随,身穿孝服手执照路明灯的送路者数百名。
　　在治丧期间,北平各大著名寺院的法师、高僧,轮流诵经,时称“送经忏”,逢“七”还要在晚上加放“焰口”。当时参与丧事的有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承寿寺、潭柘寺、碧云寺、柏林寺、贤良寺、龙泉寺、白云观、翠峰庵等。诵经时,设大幡门,法师高坐法台,诵经声、鼓乐声交汇于耳,场面宏伟而庄严,至夜方休。
　　平日到灵前祭奠的人流不断,有生前僚属、故友、族亲,也有许多不相识的人。每逢“七”,都有官方和民间团体举行公祭。每次公祭都要供奉“祭席”,读祭文,间或送匾额、挽联、花圈、经忏不等。官方的不外是代表当局的军、政、警、宪和各大机关,民间团体则方方面面,有宗教团体、居士团体、慈善团体、工商团体、各省同乡会团体、学校团体、戏剧团体、曲艺团体、盲人团体、聋哑团体、车夫团体,好像还有乞丐团体。
　　1940年1月16日,举行“点主”大典(依传统习俗,死者牌位上的“某某神主”字样,“主”字缺一点,呈“王”型,由孝子用血补上,是为“点主”)。末代清帝之师傅增湘为点主官,清代翰林潘龄皋、付定一为陪主,陈幼孳、劳之常、孙汉尘、高松筌为襄主,张馥卿、孙子涵等为司仪。“点主”为丧事中的大典,白事里的红事,大棚内用彩红色装点,灵前的白烛、白帐均改为红色,孝子孝孙换孝服为礼服(长袍马褂)。典礼庄严肃穆,以孝子(先父吴道时)所刺的中指血蘸笔,由点主官点主。灵牌安位后,举行隆重祭礼。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时值隆冬,为了等待建祠工程完竣,定为在家守灵“七七”,后又延至52天。
　　1940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是移灵日子,实际上是民族传统形式的大出殡。64人杠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300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殡前由军、警列队开路,后边是西乐队、民乐队、古典仪仗队、各界民众团体队、影像松亭、若干匾额亭队、白柳队、纸活队、番、道、僧、尼队、僚属亲朋队、朝野军政要人步送者。孝子左手“接引幡”,右手“哭丧棒”,我们孝孙紧跟其后。灵罩后女孝眷每人乘白布小轿相随,骑兵马队殿后。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行进的路线大致从北平的东四,经灯市口、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天安门、西安门大街、地安门,至鼓楼西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拈花寺。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懑。沿途的楼窗里、阳台上、街道旁的观殡民众,人潮如海。途中搭有很多席棚进行路祭。殡队边进边停,极为缓慢,从早晨出发至黄昏才抵达,几乎行进了一天。当时报称,此乃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姓,则以各种形式吊唁发丧,直至出殡时万人空巷,表达了他们的哀恸和愤慨。
　　匾额挽联等不计其数
　　　先祖父治丧期间收到的祭文、挽联、匾额甚多。当时什锦花园住宅的正院、东院以及大门外胡同均高搭席棚,棚中挂满了各界送来的匾额、挽联、花圈、佛幡、万民旗、万民伞、帐料等,不计其数。家人曾专门抄录于册,多年珍藏,惜乎失于“文革”动乱。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和手头的一些材料,挂一漏万地补记一些。
　　匾额的题词有:名垂宇宙,武圣,关岳吴,大义先觉,乃圣乃神,至大至刚,乾坤正气等。
　　挽联收受甚多,目前能找到的只有先祖父青年时的同窗挚友李际春的两幅及附文:
　　第一幅: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
　　同投军,同就学,同拯国难,扶棺痛哭,岂独念私情。
　　第二幅:是奇男子,是真将军,家国系安危,斯人胡可死?
　　为天下忧,为民众惜,行藏系劫数,天道竞难论!
　　[附文]:孚威之丧,举国同戚。况四十年间叨在契未,噩耗传来,能无心痛?前联情犹未尽,再志数语,以志将军之亡,为天下同悲,非一二人之私痛也。时艰未艾,吾与谁谋?天其犹未厌乱欤!悲夫!
　　凡来祭奠的政府机关、各类团体和朝野要人均有祭文。现就所存,摘录两则如下:
　　山东同乡会祭文:
　　……何来厄运,如沸如羹,虫沙化幻,风鹤时惊,东山在望,如望雨零。胡天不吊,劫数相仍。催我柱石,坏我长城。云霄惨淡,忽陨将星。况关梓谊,悼痛何胜,所堪共信,正气充盈。精神不死,虽死犹生……
　　汇文小学师生公祭文:
　　……蓬莱境,东海滨,诞生大英雄,处忧患,如安居,志在拯救愚蒙。众民皆感戴,将来定成功。到现在,成往事,徒留身后名。嗟呼!痛心哉!……近年来,隐居在北京城隅,不贪财,不怕死,不住租借地。善绘画,兼真草,乐此无聊耳……日月失光兮,又逢黑云幕幕,天地色变兮,伟人骤而远逝。前途茫茫,是谁来挽救疮痍?我众无法。只有仰天长叹息。蹉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去了救国神裔。
　　抗战胜利后隆重公葬
　　　先祖父灵柩在拈花寺暂厝历经七年之久,直至1946年12月才安葬于北平西郊玉泉山西麓自家购买的茔地。
　　抗战胜利后不久,邓锡侯、杨森等先祖父生前的故交挚友,从四川抗日后方先后飞来,并由他们倡议发起了公葬活动。当时的南京国民中央政府发来了明令褒电:“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没。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上将衔。”并以“故旧袍泽”及“平市各界”的名义发起公葬。
　　当时贵州省主席杨森主持具体事宜,组成了以行政院长孔祥熙、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为主任委员的“蓬莱吴上将军营葬委员会”,登报启事与向全国各省市地方发函并举,募捐公葬费。
　　坟地是自家在玉泉山西麓陆续购买的,约计40亩。选用“玉泉”其地,寓意有三:先祖父生前以“关、岳”自喻,关羽死后曾在“玉泉”显灵,遂以为“圣地”;玉泉之玉,正合其字“子玉”;而清澈洁净的玉泉水象征其洁如白玉的品格永远流传。
　　当时募集的公葬费本相当可观,因此墓地的设计极为雄伟宏大。从图纸上看,坟茔高大,石座玉栏,还有碑亭、神路、石人、石兽、阳宅和树木围墙,可称蔚为大观。然而随着当时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只建成了一座坟墓宝顶(水泥碹)和一个为掩埋墓门的土台,就用尽了巨额的募款。结果坟地成了个简陋的半成品,连墓碑都未能建成。
　　1946年12月15日,拈花寺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前夕的大祭。灵堂前悬挂着蒋中正赠的“正气长存”匾额。北平市长何思源作为蒋的代表主祭并宣读祭文,另有政要人士、朝野名流、部下属员、亲朋好友等前来祭奠。由于葬费殆尽,只能一切从简。
　　1946年12月16日是安葬之期,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下半旗致哀。时逢隆冬,运灵是辆扎彩棚的大型军车,送葬的是长长的汽车队。车队行经鼓楼、交道口、王府井大街、东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到玉泉山,一路人山人海。安葬后,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站在寒风凛冽的简陋墓地上,向众人作了简短讲话,而后由李宗仁、何思源率领送葬来宾进行公祭。礼仪简单而庄重。
　　坟茔现状
　　　先祖父坟茔的确切地址现为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西洪门村,当地人依坟冢之形称之为“大宝顶”。
　　先祖母张佩兰于1949年10月15日病逝,即合葬于此墓内。先父吴道时在1951年7月15日去世,葬于墓前,只培了一土坟。1957年秋三祖母陈佩秋病逝,与已故二十余载的三祖父吴文孚合葬于墓边培一土坟。
　　经过土地改革,墓地以树木为界,划了十亩为私家坟地。1952年,政府曾颁发由北京市长彭真签署的《土地所有权证》。
　　“文革”中,墓地惨遭破坏。“大宝顶”上面被砸出几个大窟窿,土台没有了,地下墓门露出多半截,墓中棺木亦被毁。墓地上的树木和三祖父母、父亲的土坟都不复存在。
　　我们经数年酝酿,于2002年6月全家集资对墓地做了简单修补。主要是补好幕顶的窟窿,封墓门于台下。同时立了一块简朴的普通石碑,上书:
　　吴佩孚 张佩兰之墓
　　2002年7月27日,修补竣工。孙、曾孙、玄孙三辈子女举行了简单的家祭,并撰祭文曰:
　　时光之飞逝兮,往事其如烟;
　　风云之变幻兮,阴晴其相间;
　　灾难之袭劫兮,尚存其主垣;
　　孙辈之尽心兮,略补其破残;
　　修葺之惊扰兮,宽恕其千万;
　　今日之告竣兮,奉祖其寝安;
　　列祖之圣灵兮,佑孙其平安;
　　后世之无忧兮,永眠其玉泉。

吴佩孚后代概况

　　吴道时，字智中，1909年农历8月12日生，1950年农历7月15日逝世，年41岁。吴道时是吴佩孚之弟吴文孚的独子，自幼为吴佩孚嗣子。吴佩孚兄弟三人，其兄夭折，其弟又早逝，除吴道时外未有其他子女。因吴佩孚尊崇儒学反对洋学，吴道时少年未入“洋学堂”读书，只是延请家教攻读经书。19岁时曾被授予少将军衔。1928年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张绍曾之女张义先结婚。1932年吴佩孚到北京后，吴道时侍奉膝下，不曾再任军政职务。1939年吴佩孚被日寇杀害，吴道时谨遵“不当汉奸”的遗训，自此赋闲在家。1946年冬，扶吴佩孚灵柩安葬于北京玉泉山。1948年，吴道时患心脏病并发肝硬化，卧床两年有余，于1950年农历7月15日病故于北京。
　　吴道时有二子：长子吴运乾，次子吴运坤。
　　吴运乾，1929年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1956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1951年与张亚男女士结婚。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先后在天津师范学校、第六干部中学、河西业余大学、天津市广播电视大学任教。1988年任副教授，1990年退休。2006年因突发脑血栓去世。
　　吴运坤，1931年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同年与余益慧女士结婚。先后在冶金部驻津办事处、天津近代化工厂工作，1991年退休。
　　吴运乾有三子：长子吴晞，次子吴晔，三子吴星。
　　吴晞，1955年生，1972年天津九十中学毕业后到河北省广宗县下乡，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家文化部、深圳图书馆任职，现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1982年与靳萍女士结婚，1983年生一女吴紫嫣。
　　吴晔，1959年生，1976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1978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客车修配厂工作，现于天津高速公路管理处就职。1985年与张德敏女士结婚，1987年生一女吴紫微。
　　吴星，1961年生，1980年天津体育馆中学毕业，1984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建系毕业，同年到北京热力公司工作，现任北京热力集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7年与刘燕女士结婚，1991年生一女吴紫菲。
　　吴运坤生有二子：长子吴昀，次子吴暐（日韦）。
　　吴昀，1958年生，1975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参军，1978年复员后到工商银行工作。1989年天津河西职工大学金融专业毕业，2003年获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行长、高级经济师。1983年与邢瑛华女士结婚，1984年生一子吴岩泽。
　　吴暐，1965年生，1983年天津和平中学毕业，1985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第一煤气厂工作，现于新华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任职。1990年与王毅红女士结婚，1993年生一女吴紫舒。
　　按，《吴佩孚后代概况》一文是吴佩孚长孙吴运乾教授生前为郭剑林教授著《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所撰写的附录。凡与以上情况不符者，均属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