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2017-04-28 10:58 訊】作者：阿波羅網白梅綜合報道

“他們一群群地被趕進了一個名叫幹校的地方——那實際上就是政治集中營，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也已沒有了一絲知識分子的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文革期間，因毛澤東要建立“地上天國”，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五七幹校”。“五七幹校”從實質而言，與俄國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亞，德國法西斯關押猶太人的“集中營”沒有什麼區別。作家徐方認為“（幹校）不僅勞民傷財，更多的是對人的思想強制性扭曲，對人才的極大浪費，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毛澤東要建立一個“地上天國”

2016年5月，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署名趙信的文章指出，“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五天后，毛澤東在和“秀才”陳伯達、戚本禹談話時說，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戚本禹《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共識網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見，毛澤東把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就是要建立一個“地上天國”。

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農村

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慶安縣柳河的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毛澤東看到有關材料後，命令在《人民日報》刊登。在姚文元親筆撰寫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推廣這一經驗，興辦大量“五七”幹校，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這場運動就像突然襲擊似的，沒有徵求當事人的意見，也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幹校札記》這樣寫道，“下放動員提出的口號是‘連鍋端’，鼓勵人們退掉房子，帶上家屬一起走。軍宣隊作動員報告時說，‘你們這次下去是要紮根農村，在那裡過一輩子，不回來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動了，用擔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這樣，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農村。據統計，“當時，中央黨政機關共在全國18個省區設立了106所五七幹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陽一個地區就設立了20所。其中，息縣一個縣設立了8所。”（吳敬璉《回望幹校年代——<幹校札記>序》）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陽當年之所以在全國18個省區中建起數量最多的幹校，就是拜“以農民為試驗對象”的人民公社運動所賜。那場運動使得本來物產豐富、氣候宜人的魚米之鄉成為地廣人稀的荒蕪廢墟，如此廣闊的天地正好可以辦“大學校”！結果，兩場建立“地上天國”的努力都失敗了。

“二戰”中猶太人遭遇再現

《幹校札記》的作者徐方當時還是一個15歲的少女，她是跟隨在學部經濟所工作的母親到幹校的。《幹校札記》是以一個少年人的視角去觀察和描寫，一些場景同樣讓讀者驚心。

“學部”的知識分子們剛到息縣時，沒有現成住房，男女分開，男人住在一座棉花倉庫，“那倉庫碩大無比，坐北朝南，東西兩側各有一扇赭紅色大木門。倉庫本不是為住人蓋的，只有高處開有幾個小氣窗。內部用粗木頭搭成架子，再鋪上床板，構成上下兩層通鋪，住進去140多人。”

“我們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倉庫集中吃飯。在南北兩排上下層的大通鋪之間，人們用桌子兩兩並在一起，擺成長長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盞馬燈。經濟所全體職工加上家屬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兩側，場面蔚為壯觀。”

這個集體住宿、集體就餐的畫面，多麼像反映“二戰”中猶太人遭遇的電影鏡頭。

對人才的極度浪費

《幹校札記》中記載，幹校採用軍事化的編制和管理方式，將老幼分別編進連、排、班，由“軍宣隊”和“工宣隊”領導。他們蔑視這些知識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開會時，一位政委在台上訓話：“學部這個單位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一位美國學成歸來的女學者曾和徐方談起美國用洗衣機洗衣服，軍宣隊指導員知道後在全連大會上批判說:“有人到了幹校還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說什麼可以用機器洗衣服！”

這些以無知識自詡的人卻手握大權，安排知識分子從事五花八門的勞動：錢鍾書當郵遞員，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郵電所取來報紙信件；紅學家俞平伯為豆腐坊選黃豆、為蓋席棚搓麻繩，語言學家呂叔湘在食堂賣糧票，文學研究所所長、大詩人何其芳被指派養豬。陸志韋是繼司徒雷登之後原燕京大學的一位重要校長，下幹校時他已76歲，也被安排養豬，有一次竟然昏倒在養豬場。

還有顧准，當時他精神頻臨崩潰，拼命幹活。麥收時，顧准彎不下腰，只好跪着割麥子。據《息縣日記》記載，顧准從事的勞動種類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脫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窯等，多達51種！

“幹校”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2010年第9期《記憶》發表署名陳虹題為《五七幹校——並不遙遠的歷史》（以下簡稱“歷史”）的文章披露，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於是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幹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再到後來，就連老牌的“黑幫分子”們也無不暗自“慶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幹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僅僅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淒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夫妻分別住進男女宿舍

“歷史”的文章還披露，至於管理，同樣是“準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鬥批改”。不僅平時根本不准請假，就連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徹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時不時地被哨聲喚起，強行“拉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裡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着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要挨批評的！”

後來，讀了別的幹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並非是咸寧幹校的“專利”。在位於河北的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幹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着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哪個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請示報告；而班長的答覆，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準軍事化”的幹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竟然也被強行拆散了——當初有些“學員”是將整個家搬下來的：或是因為夫妻雙方均在一個單位里，或是因為夫妻二人不願長期分離。然而進得幹校後才得知：這裡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不管你是夫妻，還是其他什麼關係，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裡，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幹校時只有6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下等人”成為迫害對象

按照當年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類人物、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谿”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胆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幹校”產生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殘破的世界》一書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神運動’和‘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針見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幹校的罪惡之所在！正是“集中營”的罪惡之所在！

早在1998年，一個名叫摩羅的年青學者就這樣評價過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群群地被趕進了一個名叫幹校的地方——那實際上就是政治集中營，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也已沒有了一絲知識分子的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