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誰給盧郁文寫了“匿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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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烈先生經多方調查、求證，獲得以下結論：

其一，這封“匿名信”確有其事，並非盧郁文製造的小型類似“國會縱火案”事件；

其二，這封匿名信是從北京海淀區發出的，並非發自外地；

其三，寫信者就是北大歷史系的大學生楊秉功，純屬個人出於義憤的行為，與毛所說的“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沒什麼關係。

其四，楊秉功所在班級反右時有3人被打成右派,但楊秉功因並未公開發表什麼“右派”言論，平安過關，並未成為“右派”。所謂匿名信攻擊盧郁文的案件告破，緣於另一起“反革命”案件的偵破，那時與匿名信事件已相隔 3 年了。

● 所謂“匿名信”事件及“破案”概述

“匿名信”的作者楊秉功的同班同學、楊秉功被捕時的見證者宋兆麟回憶：

楊秉功是河南人，家庭困難，當時申請了助學金。楊秉功的另一位同學在接受葉永烈先生採訪時說：楊秉功富有正義感。楊秉功是學歷史的，知道當年盧郁文是國民黨政府的“紅人”，投誠共產黨之後，又成為民主人士中的“紅人”。楊秉功看不慣盧郁文的為人，所以用匿名信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於盧郁文的不滿。至於楊秉功的匿名信居然會上了《人民日報》社論，成為嚴重事件，居然會被毛澤東看中作為反右派鬥爭的突破口，這是年輕的楊秉功始料不及的。

楊秉功的這位同學還說，楊秉功給盧郁文寫了匿名信，表達自己的不滿。楊秉功沒有在信中署名，這是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的不民主所造成的，“高壓政策”迫使楊秉功只能以匿名信表達自己的意見。楊秉功寫給盧郁文的信，即便個別詞句有點情緒化，那也不能作為“反革命罪證”來逮捕他。楊秉功因此入獄多年，這完全是“以言定罪”、“高壓政治”的體現。

有正義感的人，往往對那些使人憤憤不平之事鬱積於胸，不吐不快。

據北京大學歷史系 1957 級的王曾瑜回憶：楊秉功是北大歷史系學生，在調查少數民族歷史時去了廣西，因而獲知廣西在大饑荒中餓死人的具體情況。1960 年夏，楊秉功在未名湖貼出一張匿名小字報，介紹了廣西餓死人的情況。這張“匿名小字報”引起了公安部門的注意，無意中發現筆跡竟然與 1957 年盧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相同。“匿名小字報”案件發生在未名湖，搜索範圍更小了——在畢業分配前夕，此案(連同盧郁文收到匿名信的所謂“案件”)告破，楊秉功被捕。當校方向學生傳達時，消息閉塞的同學根本不相信會有餓死人的事，還真以為這個反革命分子造謠惑眾呢。

本站認為：現在我們可以準確判斷，楊秉功兩次“匿名”的文字行為，與獲取個人名利沒有絲毫關係，更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為，完全是個人出於義憤而一吐胸中塊壘。

楊秉功的這位同學回憶：1998 年（匿名信事件的40多年後）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滿頭白髮的楊秉功出現在同學會上。楊秉功以“反革命罪”經歷了20多年的牢獄之災，出獄後，終於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當上了縣政協委員。 　　

葉永烈先生經過多方打聽，終於撥通了楊秉功的電話。他一聽葉永烈的名字,就稱葉為“老校友”。他的語氣是那麼的平靜、平淡：“1957 年，我只25歲，年輕人一個，血氣方剛。如今半個世紀過去，老校友，不必舊事重提了吧。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現在，我算是有碗飯吃，生活還算過得去。”——是啊，往事不堪回首！觸碰創傷是很痛的。有多少稜角能不被20年“無產階級專政”的磨刀石磨平呢？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有碗飯吃”是重要的。楊秉功值得理解和同情。

但是,楊秉功寥寥數語背後留給我們的想象空間是巨大的！“沒有什麼可以說的”——難道不是此地無聲勝有聲？然楊秉功所說“血氣方剛”四個字，難道不正是對他當年寫這封“匿名信”動機的最簡約的解釋？與什麼“反動勢力”有關嗎？

● 毛澤東為何對“匿名信”事件如獲至寶

我們善意推測：毛髮動的“整風”運動，鼓勵和動員黨外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並宣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許當初確有此意；但一時間出現那麼多意見（全國共三十多萬條），便感覺“黑雲壓城”了，這也許對毛的滿滿自信是一打擊？他坐不住了——1957年5月，毛在一份《情況匯總》上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見《郭道暉：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看來，毛真的受不了、坐不住了，他絕對沒有古代齊宣王那種號召國民“面刺寡人之過”且有獎賞的智慧和胸懷（見古文《鄒忌諷齊王納諫》）——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全然不顧了，反正只要舞起“階級鬥爭”神器，什麼都可以說得看似有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也照樣可以大言不慚——於是“整風”戛然而止，轉向“反右派鬥爭”。

持“釣魚、引蛇出洞”說者，也有充分的依據：不僅前蘇聯解密檔案已經有所披露，即便以整風——反右的過程亦可隨處可見，例如：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可就在第二天，即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而說此話半個月後的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些說明什麼呢？這是歡迎全國各界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嗎？

更不用說在整風開始後，毛在黨內指示中多次有明確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一類言辭——這是把游擊戰、三十六計運用到思想論爭以及對論爭中“異見”者的整肅中來了。

不論怎麼說，從信誓旦旦懇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甚至表示“教授治校”也應當研究、考慮，宣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今轉向把響應號召向黨提出意見、建議的人當作“右派”（階級敵人）打擊、整肅,總得有個說法,有個轉向的契機。

好，盧郁文——“匿名信”事件，恰恰給毛提供了這樣的契機，毛豈不如獲至寶？（這與後來文革初始聶元梓的大字報為毛提供推動“文革”更猛烈、深入開展的契機是一樣的，毛拍案叫絕，曰“寫得何等好啊！”）

對此，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回憶：就在《這是為什麼？》發表的前一天，即1957年6月7日，應毛澤東之約，吳冷西在胡喬木的陪同下，一起來到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臥室。吳冷西說，那次談話，除了毛澤東、胡喬木和他之外，“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吳冷西回憶：毛主席見我們進來就放下報紙，招呼我們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吳冷西說他剛坐下，毛澤東就跟他說起了“盧郁文事件”：

毛主席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接着，毛澤東向吳冷西說明了為什麼要抓住“盧郁文事件”做文章。毛顯然極具戰略眼光，他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選擇了“盧郁文事件”作為突破點的。毛澤東認為抓住“盧郁文事件”有兩大好處：第一，盧郁文是非中共人士;第二，那封信是匿名的。

毛主席說，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他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

毛澤東在跟吳冷西談話時，《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其實已經寫好。毛澤東手裡拿着《人民日報》 的這篇社論（可能是大樣？），向吳冷西解釋了社論的題目《這是為什麼？》的含義：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 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

毛說，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就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毛主席還說，寫文章尤其是社論，一定要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這叫做政治家辦報。

吳冷西還記得，臨走時，毛澤東又在社論上改了幾個字，囑咐胡喬木在翌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並囑咐吳冷西，在當晚就由新華社發出電訊，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

這清楚表明，《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即便不是毛親自撰寫，也是由毛澤東親自改定的，發表的時間也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一年多之後，毛澤東在另一次講話的時候，又談到了“盧郁文事件”，足見毛澤東對於他選擇“盧郁文事件”作為反右派鬥爭的突破口，以為是他在政治鬥爭中的得意之筆。

那是1958 年8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海灘游泳場休息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其時，毛澤東剛下海游泳回來，穿着睡衣就主持開會。出席會議的除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之外，還有彭德懷、王尚榮 總參作戰部部長）、葉飛（福州軍區政委）,胡喬木和吳冷西也參加了。

吳冷西回憶說：那天，毛澤東興致很高，高談闊論。毛主席說，凡事要抓住時機。去年開始反擊右派是抓住了盧郁文事件，批判《文匯報》是抓住了《新民報》作了自我批評。這次炮打金門，就是抓住美軍登陸黎巴嫩。

9 年之後，歷史重演，驚人的相似：1966 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此歷史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公開發動的一天。

發動反右派鬥爭，毛澤東抓住了“盧郁文事件”，大做文章；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則抓住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大做文章，稱之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本站覺得：抓住了這些“契機”而發動“政治鬥爭”,這會給人以怎樣的感覺？竊以為無須細述,你懂的。我們無法不想起《三十六計》中的“信而安之，陰以圖之”（笑裡藏刀）以及“瞞天過海”、“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等等。

不論如何為“反右”和毛辯護，“反右”強化了中國的文字獄和因言獲罪的“傳統”封建糟粕，從此斷了集思廣益的言路，踐踏法治，強化人治（所謂黨的領導），直接導致舉國上下萬馬齊喑（這是毛自己也承認的“壞處”），除了歌功頌德，不能有第二種聲音，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受到極大打擊和壓制，導致隨後而來“大躍進”“人民公社”暢通無阻，無人敢說半個不字，連陳雲、周恩來都被毛當眾指責“離右派還有50米”；十多個省的省級幹部因對合作化、統購統銷、大躍進政策有不同看法，而真真實實地被打成“反黨集團”、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職查辦、降職降薪、發配勞動……獨裁專制，終致“文革”十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