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五三：毛澤東要軍隊支持造反左派   林元帥自作主撲滅文革烈火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中華民族第三次大劫難  文化大革命狂飆（上）  從炮轟劉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三章   毛澤東要軍隊支持造反左派   林元帥自作主撲滅文革烈火

全國全面的奪權引發了全國局面的大混亂，不同的造反組織的出現和造反組織間爭權奪利，使得毛澤東的大聯合設想難以實現。奪權、反奪權。真左派、假左派魚龍混雜。為確保奪權部署的正常進行，毛澤東只得利用軍隊來穩定全國局面。

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致信林彪說：“應該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該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

 其中“以前的命令作廢”一句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中央軍委關於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緊急指示而言。

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

軍隊的介入使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局面更加複雜化了。

軍隊支左決定一出，擺在軍隊領導人面前的最大難題就是“誰是左派”？對此毛澤東沒有明示，中央文革沒有明示，連中共中央關於支左的決定中也沒明確劃分標準。每個省市相互對立，相互鬥爭的群眾造反組織無數，大聯合後又組合成對立的兩大派。而在所謂支持“革命領導幹部”亮相過程中，造反派之間觀點對立，你革我保，你保我斗，爭鬥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面對這樣的局面究竟支持誰好？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的陳再道上將就在會議上說：“軍隊支左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堅決擁護，但為了避免軍隊犯錯誤，建議中央文革擴大一點，多吸收一些同志參加，以便給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領導三支兩軍，叫我們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免得搞錯了。”陳再道的講話可說是當時中共高級將領們的共識。但陳再道的建議沒被採納。果不其然，陳再道在幾個月後因“支左”犯了錯誤被押上審判台。

在弄不清楚誰是左派的情況下，全國各大軍區領導人經過猶豫考察，最後均按共產黨傳統的所謂標準：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工作表現等去考察誰是左派，結果都不約而同地支持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多的，復員轉業人員多的，勞動模範多的，守紀律的，擁護軍隊的群眾組織，這一派從人數來說是多數派，其造反精神不強，甚至保護一些當權派。而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又堅決支持激進的造反派。如此一來，軍隊又不斷受到造反派的衝擊，毛澤東又指責大多數軍隊領導犯了錯誤。

就在毛澤東蓄意開展全國全面奪權，煽動全國全面內戰時，共產黨內出現了一系列公開的、暗中的抵制行動，在這一抵制行動中，林彪站在了最前列。

早在六六的九月十五日，毛澤東接見全國各地經衛兵的大會上，林彪針對當時全國各地的衝擊省委、市委 ，衝擊軍事機關等一系列搞亂全國的做法就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林彪這一講話是與毛澤東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方針相違背的，毛澤東口頭上沒反對，但心中一定非常不滿。

隨着文革的深入和全國全面奪權、全面內戰的開展，林彪對一些過火作法強列不滿。雖然毛澤東早就向林彪、周恩來等人交了底，但對毛澤東全面內戰、全部打倒的方針還是有所保留。就在全國大奪權的瘋狂勁頭最盛的一月底，林彪果斷簽署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有關此命令的形成過程，時任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載：

 當時軍隊亂得一塌糊塗，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同志紛紛來京，住在京西賓館避難。駐軍部隊的許多領導幹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來不知下落。各地造反派無法無天，到處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搶劫武器彈藥，軍隊指揮失靈，無法擔負戰備任務。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當然着急。一月二十四日晚飯後，我坐車直趨林彪住地毛家灣……我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目前軍隊的混亂情況，說軍隊要穩定，這樣亂下去不行，要搞幾條規定，如不能成立戰鬥組織、不能隨意揪斗領導幹部、不准奪權等，林彪連連點頭說：是的，軍隊不能亂，我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當即由他口授，秘書記錄、整理了七條。葉劍英、聶榮臻都贊成七條，中央文革小組通過了七條，後來又增加了嚴格管教子女的內容，七條變成八條。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將八條送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完全同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拿到批示後對毛主席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

 從徐向前的回憶中可看出軍委八條雖是徐提議，但一個條文形成並非易事，再聰明的腦袋也得考慮半天，而林彪卻“當即口述”，說明在徐向前到林彪住地前，林彪即考慮成熟了。因而此八條首先應歸功於林彪。

林彪事前不請示，自己就把命令擬出，再與徐向前一道找毛澤東簽字。這就沒有一點逼宮的味道？

軍委八條針對軍內軍外的造反行為規定了許多“不准、不許、不得”之類的強制性條文，這是文革以來的第一次。林彪為什麼口授七條？據徐向前解釋說：“他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軍權在握，軍隊大亂特亂，他向毛主席交不了帳，對他也不利嘛。”此話純是無稽之談。照徐向前的邏輯，林彪為共產黨幾十年流血流汗就沒有一點功勞，戰場上出生入死，全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懷有個人的陰險目的了。事實上軍隊是毛澤東的與林彪何干？其國防部長還不是毛澤東叫他當就當，不要他當就不能當？林彪口授七條純是為了國家的穩定，為什麼非要說他有個人目的？

照徐向前的邏輯，毛澤東是一國之主，他把國家搞亂對他也沒好處，可他為什麼還偏要“祝開展全國全面內戰”？

政治場上並沒有固定的好人和壞人之分，評價一個政治家主要是看的做的事對國家、民族是否有利。

徐向前這個人在文革中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被毛澤東提名為中共政治局委員，這對於因張國燾事件而被打入冷宮三十年的原四方面軍總指揮來說真有受寵若驚之感。隨後被毛澤東、江青提名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在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期間，一切唯江青馬首是瞻，根據毛澤東搞亂軍隊的指示，大力支持軍隊院校的造反派揪斗各級軍隊幹部。時任中共軍隊總後勤部部長的邱會作在造反派揪斗時被葉劍英保護下來。但徐向前以中央軍委副主席與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身份命令邱會作回總後勤部接受批鬥。邱會作在幾天批鬥中被打斷肋骨、剃陰陽頭、搞噴氣式，幾乎整死。葉劍英為這件事拍桌指責徐向前要搞亂軍隊。後來邱會作向林彪求救，林彪大怒，命令陳伯達立即放出了邱會作。中共軍隊文革期間只有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組長時被造反派搞得大亂。徐向前為批鬥邱會作一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面向邱會作道了歉。

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頒布時，正值毛澤東等人支持的造反派搞打、砸、搶、抄、抓、斗之風最烈之時，軍隊執行八條命令，必然會與造反派發生激烈衝突。當時全國較為著名的幾次衝突有青海趙永夫事件，成都二月鎮反事件，武漢的軍隊鎮壓造反派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寧市的群眾組織在北京來串連的紅衛兵的煽動下，說《青海日報》的一篇社論有問題。組織人衝進報社打、砸、搶。當場幾名報社工作人員活活打死。青海軍區負責人聞訊後派部隊到報社去對造反派進行制止。但造反派們此時正瘋勁十足那裡聽得進去。青海省軍區隨即派部隊對造反派進行武裝包圍，命令造反派交出武器、退出報社、揪出壞頭頭，否則一切後果自負。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將此事向中央軍委和林彪辦公室匯報請示，經林彪批准，部隊對被包圍的造反派進行武裝圍剿，當場打死二百七十一人，打傷三百多人。二月二十三日，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名義打電話對趙永夫說：“林副主席說，你們打得好。”葉劍英的話很快在西寧街頭以大幅標語形式出現。西寧造反派頓時瓦解。由於此事是林彪批準的，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對此只能沉默。幾天后，中央文革利用簡報刊登紅衛兵造反派的來信控訴。在毛澤東授意之下，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聯名致信毛澤東，要求重新審查此事件。毛澤東於三月十一日表態說：“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重新審查結果是將趙永夫作為替罪羊揪了出來。當趙永夫分辯說此事是向林彪辦公室請示過的，但林彪矢口否認。因文革還得依靠林彪的支持，毛澤東也沒再深究。三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在《決定》宣布會上，趙永夫被當即逮捕，解放軍二０五部隊政治部副主任張曉川、青海省委書記王昭隔離反省。

在四川成都，由於成都軍區在支左中支持了以共產黨員，勞動模範為主流的群眾組織“產業工人戰鬥軍”，壓制激進的造反派組織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二月，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在頭目江海雲的帶領下，會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造反派近萬人在成都軍區靜坐示威，要求承認其是革命群眾組織，並在軍區外搭帳篷長住。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政委甘渭漢嚴詞拒絕並向軍委報告。二月十七日，中央軍委發出《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團的公開信》，此信在四川全省用飛機大量散發。信中警告如不遵守中央規定，繼續煽動群眾圍攻軍區，由此產生的後果由他們全部負責。但造反派絲毫沒有撤離的意思。成都軍區遂果斷採取行動，抓了數萬人。四川全省的造反派受到震懾，此後數月，四川全省文革冷冷清清。此事發生時，正值幾位元老大鬧懷仁堂，毛澤東並沒有深究。三個月後，毛澤東作出了《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決定中指出：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產業軍”是反動組織，承認“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團”是革命群眾組織，撤消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政委甘渭漢的職務，由張國華、梁興初分別擔任成都軍區政委、司令員職務。此後，造反派們才重新發動起來。但是林彪愛將梁興初對造反派支持不力，又在暗中支持原“產業軍”分化出來的組織和保守派“紅衛兵成都部隊”至使四川兩派組織武鬥不斷，成為全國打得最熱鬧的地區之一。

一九六七年二月，武漢造反派組織“三鋼”、“三新”（即武漢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武漢市紅衛兵第二司令部、鋼九、一三，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強行占領《長江日報》社，二月八日，在《長江日報》上發表聲明說《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此後造反派到處衝殺。二月十一日衝擊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二月十八日，武漢軍區黨委發表嚴正聲明，批判“三鋼” 、“三新”二月八日在《長江日報》上的聲明。在請示了全軍文革小組後，三月十七日，武漢軍區根據軍委八條精神，抓了一批造反派頭目，並宣布解散“鋼工總”及其所屬組織。幾月後，武漢軍區發生了更大規模的“七、二Ｏ事件”那是後話了。

類似青海、四川、武漢等地的軍隊與造反派的衝突在全國各地都發生了，而軍隊敢於採取行動，正因為有林彪的口授軍委八條為依據。由於軍隊的鎮壓，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到一九六七年二月突然就產生了一種停頓感。直到三月底毛澤東在北京召開反擊二月逆流大會後才得以從新發動起來。

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對一些多年為共產黨奮鬥的元勛們是一大鼓舞。二月中旬，一些老帥們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抗爭，是繼林彪的武力鎮壓後的又一次抵制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行動。

二月十一日，周恩來主持懷仁堂的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葉劍英對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拍着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搞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嗎？”葉劍英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麼重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想幹什麼？”葉劍英質問陳伯達：“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陳伯達說：“葉帥你這樣講我就無地自容了。”

 二月十六日下午，在懷仁堂上幾位老帥再次發難，大鬧懷仁堂。據當時張春橋、姚文元的整理紀錄透露：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原定議程“抓革命、促生產”。

開會前譚震林提出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打斷了話，大發雷霆說：

“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搞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乾子弟統統挨整，見高乾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麼？這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

“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

“這一次是黨內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譚起來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會場說：“讓你們這些人干，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

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

“這些傢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義。”

 “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余秋里拍桌子發言：“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麼行。”

李先念說：“不要和稀泥。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搞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裡有一點反毛主席，我不是為自己，是為了整體老幹部，是為了整個黨。”

李先念說：“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倒了。”

 二月十七日，譚震林給林彪寫信，信中說：“昨天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不聽主席的指示，當着主席的面說人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斗，戴高帽子，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我們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

譚震林給林彪寫信而不是給毛澤東寫信，這是耐人尋味的。若此時的林彪心懷二志，登高一呼，那麼中共的老傢伙們一定會全力支持。

林彪看了譚震林的信，反覆思量後把信交給毛澤東，還附上一句話：“沒想到譚震林思想竟如此糊塗。”

面對全國各地出現的軍隊鎮壓造反派，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對文革的指責，毛澤東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在懷仁堂發難的政治局委員們：“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如果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麼。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說完就退場。

毛澤東把林彪同自己扯在上起，不但是為了穩住了林彪，也是要讓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們明白：林彪是我毛澤東的人，他不會支持你們的！

自二月二十八日起，中共中央多次召集會議，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對譚震林、陳毅幾人進行了圍攻批鬥。而林彪卻沒參與此事。林彪的沉默不難使人理解。

為了反擊全國範圍內對文革的抵制，重新把文革烈火點燃起來，三月十四日，毛澤東、中央文革在北京組織了十萬人的大遊行，以製造反擊所謂的“二月逆流”的聲勢。讓全國的造反派們重新起來造反。

林彪此時也知道軍委八條在全國貫徹後所造成的結果。也知道毛澤東心中的極大不滿。為了重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林彪又於四月初口授了“軍委十條命令”。一

九六七年四月初，林彪與黃永勝談話，其秘書張雲生在場。林彪問張雲生：“當前運動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張答：部隊與地方某些群眾組織的關繫緊張。林彪轉而問黃永勝：“你看怎麼辦？”黃永勝答：“我看就是重申八條、貫徹八條。”林彪說：“只靠八條是不解決問題了，現在需要有個新的東西，向全軍發出一份新的命令，規定幾條，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於是林彪口授十條，由秘書張雲生整理。毛澤東一見此文，當即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當天就下達到全國。

軍委十條的中心是對原軍委八條的否定，並強調正確對等群眾。林彪前後兩次口授軍委命令，其內容大相徑庭，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軍委十條頒布後，毛澤東的文革烈火再次燃燒。其瘋狂勁頭比以前更甚。從一般的圍攻揪斗發展到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進而相互之間進行武裝鬥爭。林彪後來在聽了秘書匯報全國武鬥情況後，也只是嘲諷一句：“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