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常州武进南夏墅小学钱伯显校长为了办好学校，高薪聘用各地的优秀人才到学校任职。他通过江苏省无锡师范体育教师邵采(子博) 在无锡师范物色优秀毕业生来任教，有名的语文老师曹孟良 (上海南汇县人) 和数学老师张汉杰（苏北靖江礼士桥人）是无锡师范学校锡中高师科第二届毕业生，正是那年来到学校的（见钱伯显的弟弟钱季显《我的大哥钱伯显》一书）。他们是同班同学非常要好。我母亲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是张汉杰，我姨的班主任就是曹孟良，那年曹孟良25岁。

 曹孟良比我阿姨大15岁，即1908年出生。曹孟良也叫曹梦梁，武进南夏墅的乡亲都不知道他原名叫曹孟良，但都知道曹梦梁和张汉杰是锡师同班同学。查无锡师范的花名册上他用的名字是曹孟良，也显示了他与张汉杰是同班。校方对学生名字一般都较谨慎，这点相信校方的花名册不大会搞错。相信他是改了名才到南夏墅学校任职的，那时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字不稀奇。

 有关曹孟良的特征：他中矮个，方脸，小眼睛，双眼凹陷，戴一副眼镜。走路步重，为人直爽。我阿姨回忆道，曹孟良每天下班回家，要经过她家，那时她常常在河边码头上洗碗，曹孟良总是身穿一件尼大衣，脚穿皮鞋蹬蹬有声地走过去，她虽看不到人，但知道就是他走过去了。有一次她母亲请俩位老师到家里吃饭，谈到街头小道新闻，母亲关照：“不要说出去啊。”斯文的张汉杰点头称是，曹孟良却说：“你要么不告诉我，既告诉我了我是要说的。”可见其耿直性格。有一次曹孟良不知为何事愤然离校，被钱伯显校长雇船从半路上将他追回，这件事既反映了校长对他的器重与爱才，也说明曹孟良是有脾气的人。

 曹孟良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记得有一天傍晚，我阿姨在操场上对曹孟良说：“老师你看那月亮怎么出现双影？” 曹孟良看了也觉得奇怪，便对住宿生大呼：“大家出来看月亮啊，好奇怪啊。”他一叫竟然大家都出来了。

 曹孟良来到学校后把老家的老婆和孩子也接了过来。女儿叫曹淑九（又叫曹爱琴），他们一直是借住在小学里张士衡（也叫张铨）老师的家里的。曹孟良曾在南夏墅还为他南汇的弟弟领养了一个男孩取名曹金焕。

 曹孟良非常喜欢我阿姨，还认了她做干女儿。冬天她只有一件棉袍，双手冻得没办法，曹孟良常常会将她的手藏到他的腋下为她取暖。她11岁时甚至还跟着曹孟良去过他的老家南汇。

 曹孟良非常关心学生的学习，为了让孩子不被家务缠身而影响学业，曹孟良和张汉杰常叫我母亲姐妹俩晚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自修。

因为她们家里穷，孩子多，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劝说下，她母亲要将我姨送给上海的一户有钱人家做养女，但被曹孟良知道了，由老师出面阻止了这件事。

我母亲和阿姨都感觉曹孟良与一般人不同，有些神秘。大家说他是地下共产党人，有关他的情况经我查证有记录如下：

 曹孟良在无锡师范学校就读时任学生会主席，是进步学生代表。在《无锡师高等范学校校史》一文中提及学生闹学潮：“1929年6月，师范部学生为反对省教育厅‘取消师范科学生膳费免费的规定’，举行全体罢课；其后仅四个月，全校学生借周凤甸校长‘因私旷职’为由，举行罢课，要求教育厅撤换校长；11月，周被迫辞职离校。陈伦继任校长后意图‘切实整顿’学校，就用‘三师’时期一套管理办法来约束学生，在某次‘纪念周’上训话时，学生会主席曹孟良当场质问校长的训话内容，陈校长一时语塞，学生一哄而散，全部退出礼堂。”

当时无锡师范学校是共产党的活动场所，许多学生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如管文蔚（曾任武进县委书记）、黄祥宾、 朱士能、 杨锡类、 夏霖、王竞西、钱正表等（见《管文蔚回忆录》）。曹孟良当时是否也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无法获证。

当时苏南一带如丹阳、金坛、武进等地共产党相当地活跃，较知名的就有钱伯显的子女钱梦悟和钱尧如，还有史济荣等。许多党员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运动。如武进都家桥小学里的教师当时全是地下共产党。南夏墅小学也是个秘密活动点，有些老师大家都明白是共产党人。除了曹孟良，还有宿元博。宿元博老师抗战前搞赤色宣传曾被抓进去过，是校长钱伯显将他保释出来的。宿老师教过我母亲三年级的课，后来他参加了地方抗日游击队。

我阿姨回忆：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曹孟良获悉消息后，那天晚上激动地拿着纸话筒，带着一帮住宿生从学校出来一路大叫，让乡亲们出来庆祝。他走过我阿姨家还从窗外往里叫“良良，快出来庆祝！”

 抗战爆发后，1937年日军从武宜公路往南京推进，轰炸常州，学校已无法上课了。曹孟良老师手拿书本, 朗读《最后一堂课》的感人小说章节*，也为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他声泪俱下，控诉日寇的侵略和中国人的不幸，教育学生坚决抗日，不甘做亡国奴。讲台上下泣不成声。(*世界文学名篇都德的《最后一堂课》，是以普法战争后，法国割让阿尔萨斯为背景，当地一所小学的法语老师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感人故事。)

 我母亲回忆：有一天傍晚日本飞机群空袭常州经过南夏墅上空，乡民们惊恐万分，正好曹孟良在洗澡，他顾不得赤着上身，冲出来大声呼喊，让乡亲们赶快趴入菜园或就地卧倒不要乱跑。也正是他的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为，个别无知乡民背后还叫他“曹神经”。

 我阿姨回忆：“1937年9月，曹孟良来到我家向我母亲和大伙告别，说要到后方去抗日。许多话他含含糊糊，当时听不太明白。”

 据出生南夏墅的文学评论家钱谷融（93岁）的个人回忆中说：“1937年9月，日本人轰炸了学校，学生都逃走了，老师也散了。钱谷融就回到了常州。不久，日本人打到了昆山，离那里很近了。钱谷融的小学老师曹梦粱先生（后来听说他是地下党员，在五台山一带的游击战中牺牲了）对他们说，你们是年轻人，不能留在这里做亡国奴。1937年10月，曹老师带领11个人一起跟他逃难（除了钱谷融，还有武进后庄人钱月庭，钱耀庭兄弟和一个姓周的）他们坐火车到了丹阳，日本人先是炸火车，还用机关枪扫射。火车坐不成了，只好步行，准备去安徽宣城中学，钱伯显的弟弟钱季显在那里做老师。刚到那里，日本人又开始轰炸宣城中学，结果，大家一起逃难，就步行到了江西九江和宜昌，然后随着难民上了一艘国民党的军舰到了武汉。”

 钱谷融回忆道：“当初就是为了逃难到后方，没有明确目的地。”   但是在我分析看来 ，曹老师当时出去是为了寻求抗日救亡工作而不是单纯逃难，而且虽说是到后方去，却在武汉与别人分手，北上河北，到敌后去，应该是碰上了什么人或是原先根本就计划好了的。我母亲和阿姨并不认识钱谷融教授，从钱谷融的话中也说明许多人包括钱伯显均说他是地下共产党人。我母亲不但清楚地记得曹老师最后是去了河北正定县还听说当了县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军分两路向常州进犯，十九日武进县沦陷。曹孟良的老婆和一个女儿（只有三岁）跟着乡民一起逃难到滆湖边的灵台村，以后由张士衡老师雇了条船，将母女俩护送回曹的原籍。曹孟良为了出去抗日，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了。

  我通过国际网络和朋友帮助查阅了一些资料：

 中共正定县委史志办公室编写的《中共正定简史》（1921—1949）记载如下：

1938年4月28日，正（定）、新（乐）抗日县政府成立，驻正定县后塔底村，县长曹孟良（国民党员）、副县长庞绶荣。县政府秘书郭元瑞（国民党员）。

1938年8月25日，撤销正新县联合政府，成立正定县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10月，县政府改属冀西区第三专署。日军袭击了县政府所在地后塔底村，从此，县政府开始了游击活动。

1938年11月，曹孟良扣押并杀害了减租减息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王克绪，同时扣押了陈家瞳村减租减息积极分子李路子、李洛因等，县委发动群众同曹孟良进行了斗争。

1939年1月，第五专署撤了曹孟良的县长职务，由郭元瑞接任正定县县长职务。6月又罢免了郭元瑞的县长职务。

该书中提到：以曹孟良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以维护“抗日大局”为名反对“减租减息”，因此曹孟良的形象十分负面。《简史》一书中的“曹梦良”是否是我们上面提及的曹孟良呢？

2012年5月26日, 从河北正定县的一个博客“抗战博坛”的一篇文章细述了一些正定县当时的抗日故事，博客留有当地抗日村支书李路子的后代李同心先生的电话。经联系李同心先生，他说他父亲在世时常提起曹孟良县长，他热心地告诉我说他找到县政府管组织的一个主任，说可以找解放后的一位副县长叫张京良（90岁），已退下来了。李同心来信说：“为调查曹孟良的历史，我找到了曹孟良在任时县政府组织部长现年90岁高龄的张京良老部长，谈话结果如下：曹孟良是38年5月经冀察冀边区政府调任正定县政府县长的。他有文化，国民党员。因他对减租减息运动支持不力遭到工人游行示威的喊叫，到年底时不见他了，一没免职也没调任无声无息不见了。我分析可能到正定火车站座火车回江苏老家了。他只在正定当了半年县长至今毫无音讯了……………….。”

我向他要了张京良的电话，于6月14日亲自与张京良通了电话。他头脑清楚，耳朵不聋。说曹县长是江苏人，戴眼镜，相处过半年。年令特征完全相符，可惜我无法将相片交张部长进一步辨认。

张京良确认了几件事：

 1）县长的名字是曹孟良，江苏人，国民党人。（其它史料如《正定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史知识竞赛试题》记录的也是曹孟良，《中共正定简史》一书中误写为曹梦良。）

  2）曹孟良是任命的，他有文化。这与有关当时冀察冀边区经过短训培养，让各地来边区抗日的知识分子担任中层干部甚至县长的资料一致。

3）曹孟良是自己不告而辞先走的，不是撤职后走的。

4）年龄特征极其吻合。

那么曹孟良是否回江苏去了呢？当初我的疑问是，他既是边区政府派下来的，如果工作上不顺利，按他的个性，应当先去边区政府述职才是，怎么会想着回老家呢？且我再三问我姨，她肯定1937年曹离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要回来是必定会去江苏武进南夏墅的。

 无独有偶，网上查悉，《中共蔚县党史大事记1929-1949年 》一书中又记载了有关曹孟良的情况，且对他的政治表现和在他领导下的蔚县抗日政府写得十分正面：

1939年3月9日蔚县抗日政府县长段钟南调离蔚县，曹孟良接任该职。

宋时轮支队从冀中到蔚县休整训练。蔚县县委为该队临时扩军200人，征粮300石，并将县基干队30名骨干送到部队。

3月13日在宋支队部分兵力配合下，蔚县县、区武装和有关部门村自卫队，收复天罡山，全歼王育仁等匪徒。

4月6日县“优抗会”召开，蔚县各界暨抗属联欢大会，6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县长曹孟良致开幕词，各界代表纷纷发言，表示要进一步做好优抗工作。……。

4月22日蔚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县领导及代表分别讲了话。

6月底，县直机关从东庄子村东迁张家店村。

7月，县长曹孟良调离。县政府秘书杨炳铎代理县长职务。12月杨炳铎调走，李文杰（李剑白）接任县长职务。

曹孟良这段时间的政治身份是否还是国民党无法确认，但根据有关蔚县历届县长任职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10月起，蔚县县长分别是：1钟蛟蟠  2 张苏  3 段钟南 4 曹孟良 5 杨炳铎  6李文杰（李剑白）等。除了曹孟良和杨炳铎（党派不明）外，其他县长都是清一色公开的共产党人。如果说他仍然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似乎有些牵强。曹孟良仅做了5个月的县长即被调离，是何原因以及曹孟良调离后，杨炳铎做了约半年的代理县长，是否与曹孟良有关，未查到资料。我们仅得知根据地那段时间的形势是非常严酷的：

相关资料显示：
        1938年到1940年，正是日寇大扫荡、占领、蚕食根据地时期。

19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

1939年2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兵力，大举扫荡冀中、冀南。还随时集中兵力偷袭根据地县、区领导机关，捕杀我各级干部。

1939年6月，蔚县县政府从东庄子村迁到张家店村，又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县直机关再度东移岭南，三里棚一带，12月迁往岔道河，到了1940年5月因暴雨水灾和敌人扫荡，根据地紧缩甚至丢失。县政府被迫进入北山领导打游击，当时县政府的主要任务简单来说六个字：“要粮，要人，要枪” ，军民的景况十分艰苦。

资料也显示，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边区的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发展对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日寇扫荡的最艰苦环境下，抗日民主政府官员由任命变为由民主选举下产生，从1938到1939年初，国共合作也是较为成功的时期。

《彭德怀全传》一书中写到：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河北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由聂荣臻、宋劭文、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娄凝先、张苏、孙志远九位委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任主任，胡仁奎任副主任。刘奠基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同时兼任边区政府教育处处长。1月31日，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正式批准了边区政府的建立，并且明确了边区政府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导；划定了边区范围。边区政府成立后，马上开展工作，任命了各县的县长，实行减租减息，配合军队反击日寇侵略，恢复边区经济，支援部队抗战，动员民众抗日。1938年3月，时任中共北方代表的彭真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找到刘奠基，希望他主持恢复和建立边区的国民党组织，出任边区国民党的领导。理由是：国共合作，边区不能只有共产党，没有国民党。

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接连发表对华声明，诱国民党降日反共。国民政府亦两次发表声明，严斥近卫，宣布抵抗到底，并声言：“防共即是亡华”。国民政府的驳斥近卫声明，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1939年1月，中共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拥蒋反汪 (精卫) 活动。在敌后，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根据地，都举行了拥蒋反汪群众大会。

《统战部历史沿革介绍》一文提及：“根据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194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它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据此，1940年下半年，晋察冀边区广泛开展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在1940年的民主选举中，晋察冀边区在“三三制”政权中，对各种人员的比例，掌握的不十分严格。从中共方面看，原因之一是来自一些人“左”的干扰，即企图造成清一色的政权。他们认为对中间势力必须实行“先打击之，而后团结之”的办法，完全忘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打退全民族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忘记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应该服从这一根本任务，因而对团结对象心怀敌意，对吸收他们参加政权表示抵触。对于上述防碍“三三制”政权的“左”的观念，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及各根据地中共组织不断予以克服。必须形成完整的统一战线。”这些资料显示当时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上下对统战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有着相当大的偏差，对先前下面的些某做法意欲纠正。

也许这里，我们对曹孟良在正定县当县长时的经历及矛盾性有了不同的审视角度。

随局势的变化，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处理异党问题的新办法》，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最终导致了边区“合作”的破局。

相关资料还显示，为了抓住共产党领导的主动权，所谓“三三”制政权内国民党方面的人，基本是比较中立的，有的两边都挂名，还有“红色特工”。晋察冀边区选出的行政委员会九位委员中，除了聂荣臻、张苏、李杰庸、娄凝先、孙志远是公开的，宋劭文、吕正操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外，只有胡仁奎、刘奠基是国民党员。1939年1月底，受边区政府委托，刘奠基与胡仁奎去重庆见蒋介石，刘奠基和蒋介石也不知胡仁奎其实1926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驻会参议员、边区政府民政处视察员、 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务联合办事处代理主任的郭飞天做梦也想不到他的直接上司胡仁奎竟是红色特工。

我阿姨在38年到39年之间与曹孟良通过多次信，先后收到他4-5封回信，发信地是正定和保定，他来的信全是用的假名：“苏进武、丁一之和梁梦翘”，都显示与江苏武进和他本身的名字有关，也像随意用的名字。考虑到收信地是沦陷区，来信用语比较隐晦，比如说：“在山上坐着晒太阳，给你写信”等，反映出居无所居，野外生活的艰苦环境。我姨信中仍然称呼他为“寄爹”，他回信说：“以后还是称曹老师吧”可能他已随时作好牺牲的准备了。

我母亲在江西雩都正式入“中央军校”已是1939年5月份，她从我阿姨处拿到曹孟良的地址，给他写过信。也收到过曹孟良两封回信，用的信封都是河北正定县的，信上用的均是假名，第一封信用的是“丁一之”， 另一次用的是“苏进武”。信中慷慨激昂，鼓励她坚决抗日，革命到底。还问为何未把妹妹也带出来。当时我母亲对曹孟良写的信内容如此“赤”色大胆而感到留下来危险，于是看完就撕碎在厕所里冲走了。关于他自己的情况他写得十分含糊并用许多暗示。以后就没有了消息。

时至今日，对曹孟良为何老用假名和其真实身份是否是地下共产党员均是个迷。按照当时中共的秘密组织原则横向不联系，纵向单线联系，因此如今可能已很难证实曹孟良的真实身份了。

1940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形势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大力推行了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持续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为目的，大举“扫荡”和“蚕食”各根据地。石家庄周围遭受日军较大规模的“扫荡”达10多次。

 曹孟良牺牲了。

抗战胜利后他老婆不见他回来，邻居安慰她老婆说：“你男人一定是做了大官，你以后要享福了。” 可怜他老婆天天坐在大门口盼他回家，极度的失望以至精神病发作，到死都没盼到他回来。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出去后，小孩不满4岁，孤儿寡母生活很苦，以后连学费都付不起，仅靠叔叔接济。

四十年代在武进南夏墅，校长钱伯显好象从上海得来消息说曹孟良老师已在河北打游击时牺牲。有些不同版本：

一说他在五台山一带作战时被日本人俘虏，被刺刀刺死于一个柴草堆边。

我姨还另有一传说好象是被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人枪杀的。说在一处建筑物里外僵持，里面人问：“你敢不敢进来”？曹说：“我就敢！”随后中弹牺牲。

总之没有确切证据，没人了解细节。

60年代文革前，他女儿曹淑九与丈夫陈兴才两次找到我姨，打听她父亲的详情，说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总想知道个说法，可惜无人能说清楚。如今算来淑九她也八十有余了，也许早就死心了。

曹孟良，你究竟是怎样的人？也许只有让人们自己及后人去评判了。可怜一代英杰连尸骨都没找到，你或许只能是我们心中的“抗日烈士”。       

JOHN ZHANG

二零一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