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常州武進南夏墅小學錢伯顯校長為了辦好學校，高薪聘用各地的優秀人才到學校任職。他通過江蘇省無錫師範體育教師邵采(子博) 在無錫師範物色優秀畢業生來任教，有名的語文老師曹孟良 (上海南匯縣人) 和數學老師張漢傑（蘇北靖江禮士橋人）是無錫師範學校錫中高師科第二屆畢業生，正是那年來到學校的（見錢伯顯的弟弟錢季顯《我的大哥錢伯顯》一書）。他們是同班同學非常要好。我母親小學五年級時的班主任是張漢傑，我姨的班主任就是曹孟良，那年曹孟良25歲。

 曹孟良比我阿姨大15歲，即1908年出生。曹孟良也叫曹夢梁，武進南夏墅的鄉親都不知道他原名叫曹孟良，但都知道曹夢梁和張漢傑是錫師同班同學。查無錫師範的花名冊上他用的名字是曹孟良，也顯示了他與張漢傑是同班。校方對學生名字一般都較謹慎，這點相信校方的花名冊不大會搞錯。相信他是改了名才到南夏墅學校任職的，那時一個人有好幾個名字不稀奇。

 有關曹孟良的特徵：他中矮個，方臉，小眼睛，雙眼凹陷，戴一副眼鏡。走路步重，為人直爽。我阿姨回憶道，曹孟良每天下班回家，要經過她家，那時她常常在河邊碼頭上洗碗，曹孟良總是身穿一件尼大衣，腳穿皮鞋蹬蹬有聲地走過去，她雖看不到人，但知道就是他走過去了。有一次她母親請倆位老師到家裡吃飯，談到街頭小道新聞，母親關照：“不要說出去啊。”斯文的張漢傑點頭稱是，曹孟良卻說：“你要麼不告訴我，既告訴我了我是要說的。”可見其耿直性格。有一次曹孟良不知為何事憤然離校，被錢伯顯校長僱船從半路上將他追回，這件事既反映了校長對他的器重與愛才，也說明曹孟良是有脾氣的人。

 曹孟良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信。記得有一天傍晚，我阿姨在操場上對曹孟良說：“老師你看那月亮怎麼出現雙影？” 曹孟良看了也覺得奇怪，便對住宿生大呼：“大家出來看月亮啊，好奇怪啊。”他一叫竟然大家都出來了。

 曹孟良來到學校後把老家的老婆和孩子也接了過來。女兒叫曹淑九（又叫曹愛琴），他們一直是借住在小學裡張士衡（也叫張銓）老師的家裡的。曹孟良曾在南夏墅還為他南匯的弟弟領養了一個男孩取名曹金煥。

 曹孟良非常喜歡我阿姨，還認了她做乾女兒。冬天她只有一件棉袍，雙手凍得沒辦法，曹孟良常常會將她的手藏到他的腋下為她取暖。她11歲時甚至還跟着曹孟良去過他的老家南匯。

 曹孟良非常關心學生的學習，為了讓孩子不被家務纏身而影響學業，曹孟良和張漢傑常叫我母親姐妹倆晚上到他們的辦公室去自修。

因為她們家裡窮，孩子多，在鎮上一個親戚的勸說下，她母親要將我姨送給上海的一戶有錢人家做養女，但被曹孟良知道了，由老師出面阻止了這件事。

我母親和阿姨都感覺曹孟良與一般人不同，有些神秘。大家說他是地下共產黨人，有關他的情況經我查證有記錄如下：

 曹孟良在無錫師範學校就讀時任學生會主席，是進步學生代表。在《無錫師高等范學校校史》一文中提及學生鬧學潮：“1929年6月，師範部學生為反對省教育廳‘取消師範科學生膳費免費的規定’，舉行全體罷課；其後僅四個月，全校學生借周鳳甸校長‘因私曠職’為由，舉行罷課，要求教育廳撤換校長；11月，周被迫辭職離校。陳倫繼任校長後意圖‘切實整頓’學校，就用‘三師’時期一套管理辦法來約束學生，在某次‘紀念周’上訓話時，學生會主席曹孟良當場質問校長的訓話內容，陳校長一時語塞，學生一鬨而散，全部退出禮堂。”

當時無錫師範學校是共產黨的活動場所，許多學生先後都加入了共產黨，如管文蔚（曾任武進縣委書記）、黃祥賓、 朱士能、 楊錫類、 夏霖、王競西、錢正表等（見《管文蔚回憶錄》）。曹孟良當時是否也已秘密加入了共產黨或共青團組織無法獲證。

當時蘇南一帶如丹陽、金壇、武進等地共產黨相當地活躍，較知名的就有錢伯顯的子女錢夢悟和錢堯如，還有史濟榮等。許多黨員以教師身份為掩護從事革命運動。如武進都家橋小學裡的教師當時全是地下共產黨。南夏墅小學也是個秘密活動點，有些老師大家都明白是共產黨人。除了曹孟良，還有宿元博。宿元博老師抗戰前搞赤色宣傳曾被抓進去過，是校長錢伯顯將他保釋出來的。宿老師教過我母親三年級的課，後來他參加了地方抗日游擊隊。

我阿姨回憶：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曹孟良獲悉消息後，那天晚上激動地拿着紙話筒，帶着一幫住宿生從學校出來一路大叫，讓鄉親們出來慶祝。他走過我阿姨家還從窗外往裡叫“良良，快出來慶祝！”

 抗戰爆發後，1937年日軍從武宜公路往南京推進，轟炸常州，學校已無法上課了。曹孟良老師手拿書本, 朗讀《最後一堂課》的感人小說章節*，也為學生上了最後一堂課。他聲淚俱下，控訴日寇的侵略和中國人的不幸，教育學生堅決抗日，不甘做亡國奴。講台上下泣不成聲。(*世界文學名篇都德的《最後一堂課》，是以普法戰爭後，法國割讓阿爾薩斯為背景，當地一所小學的法語老師上最後一堂法語課的感人故事。)

 我母親回憶：有一天傍晚日本飛機群空襲常州經過南夏墅上空，鄉民們驚恐萬分，正好曹孟良在洗澡，他顧不得赤着上身，衝出來大聲呼喊，讓鄉親們趕快趴入菜園或就地臥倒不要亂跑。也正是他的這些不同尋常的行為，個別無知鄉民背後還叫他“曹神經”。

 我阿姨回憶：“1937年9月，曹孟良來到我家向我母親和大夥告別，說要到後方去抗日。許多話他含含糊糊，當時聽不太明白。”

 據出生南夏墅的文學評論家錢穀融（93歲）的個人回憶中說：“1937年9月，日本人轟炸了學校，學生都逃走了，老師也散了。錢穀融就回到了常州。不久，日本人打到了崑山，離那裡很近了。錢穀融的小學老師曹夢粱先生（後來聽說他是地下黨員，在五台山一帶的游擊戰中犧牲了）對他們說，你們是年輕人，不能留在這裡做亡國奴。1937年10月，曹老師帶領11個人一起跟他逃難（除了錢穀融，還有武進後莊人錢月庭，錢耀庭兄弟和一個姓周的）他們坐火車到了丹陽，日本人先是炸火車，還用機關槍掃射。火車坐不成了，只好步行，準備去安徽宣城中學，錢伯顯的弟弟錢季顯在那裡做老師。剛到那裡，日本人又開始轟炸宣城中學，結果，大家一起逃難，就步行到了江西九江和宜昌，然後隨着難民上了一艘國民黨的軍艦到了武漢。”

 錢穀融回憶道：“當初就是為了逃難到後方，沒有明確目的地。”   但是在我分析看來 ，曹老師當時出去是為了尋求抗日救亡工作而不是單純逃難，而且雖說是到後方去，卻在武漢與別人分手，北上河北，到敵後去，應該是碰上了什麼人或是原先根本就計劃好了的。我母親和阿姨並不認識錢穀融教授，從錢穀融的話中也說明許多人包括錢伯顯均說他是地下共產黨人。我母親不但清楚地記得曹老師最後是去了河北正定縣還聽說當了縣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軍分兩路向常州進犯，十九日武進縣淪陷。曹孟良的老婆和一個女兒（只有三歲）跟着鄉民一起逃難到滆湖邊的靈台村，以後由張士衡老師雇了條船，將母女倆護送回曹的原籍。曹孟良為了出去抗日，連老婆孩子都顧不上了。

  我通過國際網絡和朋友幫助查閱了一些資料：

 中共正定縣委史志辦公室編寫的《中共正定簡史》（1921—1949）記載如下：

1938年4月28日，正（定）、新（樂）抗日縣政府成立，駐正定縣後塔底村，縣長曹孟良（國民黨員）、副縣長龐綬榮。縣政府秘書郭元瑞（國民黨員）。

1938年8月25日，撤銷正新縣聯合政府，成立正定縣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10月，縣政府改屬冀西區第三專署。日軍襲擊了縣政府所在地後塔底村，從此，縣政府開始了游擊活動。

1938年11月，曹孟良扣押並殺害了減租減息積極分子和共產黨員王克緒，同時扣押了陳家瞳村減租減息積極分子李路子、李洛因等，縣委發動群眾同曹孟良進行了鬥爭。

1939年1月，第五專署撤了曹孟良的縣長職務，由郭元瑞接任正定縣縣長職務。6月又罷免了郭元瑞的縣長職務。

該書中提到：以曹孟良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以維護“抗日大局”為名反對“減租減息”，因此曹孟良的形象十分負面。《簡史》一書中的“曹夢良”是否是我們上面提及的曹孟良呢？

2012年5月26日, 從河北正定縣的一個博客“抗戰博壇”的一篇文章細述了一些正定縣當時的抗日故事，博客留有當地抗日村支書李路子的後代李同心先生的電話。經聯繫李同心先生，他說他父親在世時常提起曹孟良縣長，他熱心地告訴我說他找到縣政府管組織的一個主任，說可以找解放後的一位副縣長叫張京良（90歲），已退下來了。李同心來信說：“為調查曹孟良的歷史，我找到了曹孟良在任時縣政府組織部長現年90歲高齡的張京良老部長，談話結果如下：曹孟良是38年5月經冀察冀邊區政府調任正定縣政府縣長的。他有文化，國民黨員。因他對減租減息運動支持不力遭到工人遊行示威的喊叫，到年底時不見他了，一沒免職也沒調任無聲無息不見了。我分析可能到正定火車站座火車回江蘇老家了。他只在正定當了半年縣長至今毫無音訊了……………….。”

我向他要了張京良的電話，於6月14日親自與張京良通了電話。他頭腦清楚，耳朵不聾。說曹縣長是江蘇人，戴眼鏡，相處過半年。年令特徵完全相符，可惜我無法將相片交張部長進一步辨認。

張京良確認了幾件事：

 1）縣長的名字是曹孟良，江蘇人，國民黨人。（其它史料如《正定縣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黨史知識競賽試題》記錄的也是曹孟良，《中共正定簡史》一書中誤寫為曹夢良。）

  2）曹孟良是任命的，他有文化。這與有關當時冀察冀邊區經過短訓培養，讓各地來邊區抗日的知識分子擔任中層幹部甚至縣長的資料一致。

3）曹孟良是自己不告而辭先走的，不是撤職後走的。

4）年齡特徵極其吻合。

那麼曹孟良是否回江蘇去了呢？當初我的疑問是，他既是邊區政府派下來的，如果工作上不順利，按他的個性，應當先去邊區政府述職才是，怎麼會想着回老家呢？且我再三問我姨，她肯定1937年曹離家後就再也沒回來過，要回來是必定會去江蘇武進南夏墅的。

 無獨有偶，網上查悉，《中共蔚縣黨史大事記1929-1949年 》一書中又記載了有關曹孟良的情況，且對他的政治表現和在他領導下的蔚縣抗日政府寫得十分正面：

1939年3月9日蔚縣抗日政府縣長段鍾南調離蔚縣，曹孟良接任該職。

宋時輪支隊從冀中到蔚縣休整訓練。蔚縣縣委為該隊臨時擴軍200人，征糧300石，並將縣基幹隊30名骨幹送到部隊。

3月13日在宋支隊部分兵力配合下，蔚縣縣、區武裝和有關部門村自衛隊，收復天罡山，全殲王育仁等匪徒。

4月6日縣“優抗會”召開，蔚縣各界暨抗屬聯歡大會，600余名代表出席會議，縣長曹孟良致開幕詞，各界代表紛紛發言，表示要進一步做好優抗工作。……。

4月22日蔚縣青年抗日救國會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縣領導及代表分別講了話。

6月底，縣直機關從東莊子村東遷張家店村。

7月，縣長曹孟良調離。縣政府秘書楊炳鐸代理縣長職務。12月楊炳鐸調走，李文杰（李劍白）接任縣長職務。

曹孟良這段時間的政治身份是否還是國民黨無法確認，但根據有關蔚縣歷屆縣長任職的資料顯示：從1937年10月起，蔚縣縣長分別是：1鍾蛟蟠  2 張蘇  3 段鍾南 4 曹孟良 5 楊炳鐸  6李文杰（李劍白）等。除了曹孟良和楊炳鐸（黨派不明）外，其他縣長都是清一色公開的共產黨人。如果說他仍然是“國民黨的頑固派”似乎有些牽強。曹孟良僅做了5個月的縣長即被調離，是何原因以及曹孟良調離後，楊炳鐸做了約半年的代理縣長，是否與曹孟良有關，未查到資料。我們僅得知根據地那段時間的形勢是非常嚴酷的：

相關資料顯示：
        1938年到1940年，正是日寇大掃蕩、占領、蠶食根據地時期。

1938年11月，日軍對冀南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掃蕩。

1939年2月初，日軍集中3萬餘兵力，大舉掃蕩冀中、冀南。還隨時集中兵力偷襲根據地縣、區領導機關，捕殺我各級幹部。

1939年6月，蔚縣縣政府從東莊子村遷到張家店村，又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縣直機關再度東移嶺南，三里棚一帶，12月遷往岔道河，到了1940年5月因暴雨水災和敵人掃蕩，根據地緊縮甚至丟失。縣政府被迫進入北山領導打游擊，當時縣政府的主要任務簡單來說六個字：“要糧，要人，要槍” ，軍民的景況十分艱苦。

資料也顯示，抗日戰爭期間，晉察冀邊區的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發展對共產黨力量的壯大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日寇掃蕩的最艱苦環境下，抗日民主政府官員由任命變為由民主選舉下產生，從1938到1939年初，國共合作也是較為成功的時期。

《彭德懷全傳》一書中寫到：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河北阜平縣召開了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由聶榮臻、宋劭文、劉奠基、呂正操、胡仁奎、李傑庸、婁凝先、張蘇、孫志遠九位委員組成的行政委員會。宋劭文任主任，胡仁奎任副主任。劉奠基以國民黨代表身份參加邊區政府工作，同時兼任邊區政府教育處處長。1月31日，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行政院的正式批准了邊區政府的建立，並且明確了邊區政府接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指導；劃定了邊區範圍。邊區政府成立後，馬上開展工作，任命了各縣的縣長，實行減租減息，配合軍隊反擊日寇侵略，恢復邊區經濟，支援部隊抗戰，動員民眾抗日。1938年3月，時任中共北方代表的彭真到達晉察冀邊區政府，找到劉奠基，希望他主持恢復和建立邊區的國民黨組織，出任邊區國民黨的領導。理由是：國共合作，邊區不能只有共產黨，沒有國民黨。

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內閣首相近衛接連發表對華聲明，誘國民黨降日反共。國民政府亦兩次發表聲明，嚴斥近衛，宣布抵抗到底，並聲言：“防共即是亡華”。國民政府的駁斥近衛聲明，受到全國民眾的擁護，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聲譽。1939年1月，中共發動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擁蔣反汪 (精衛) 活動。在敵後，從八路軍總部到各根據地，都舉行了擁蔣反汪群眾大會。

《統戰部歷史沿革介紹》一文提及：“根據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精神，194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頒布《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明確提出：“徹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設，健全各級民意機關，在民意機關和政府人員中，爭取並保證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其它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據此，1940年下半年，晉察冀邊區廣泛開展了建立“三三制”政權的新民主主義憲政運動。在1940年的民主選舉中，晉察冀邊區在“三三制”政權中，對各種人員的比例，掌握的不十分嚴格。從中共方面看，原因之一是來自一些人“左”的干擾，即企圖造成清一色的政權。他們認為對中間勢力必須實行“先打擊之，而後團結之”的辦法，完全忘記了抗日戰爭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打退全民族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忘記了國內的階級矛盾應該服從這一根本任務，因而對團結對象心懷敵意，對吸收他們參加政權表示牴觸。對於上述防礙“三三制”政權的“左”的觀念，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及各根據地中共組織不斷予以克服。必須形成完整的統一戰線。”這些資料顯示當時即使在共產黨內部，上下對統戰政策的理解和執行有着相當大的偏差，對先前下面的些某做法意欲糾正。

也許這裡，我們對曹孟良在正定縣當縣長時的經歷及矛盾性有了不同的審視角度。

隨局勢的變化，1939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發布了《處理異黨問題的新辦法》，國共雙方的軍事摩擦最終導致了邊區“合作”的破局。

相關資料還顯示，為了抓住共產黨領導的主動權，所謂“三三”制政權內國民黨方面的人，基本是比較中立的，有的兩邊都掛名，還有“紅色特工”。晉察冀邊區選出的行政委員會九位委員中，除了聶榮臻、張蘇、李傑庸、婁凝先、孫志遠是公開的，宋劭文、呂正操是半公開的共產黨外，只有胡仁奎、劉奠基是國民黨員。1939年1月底，受邊區政府委託，劉奠基與胡仁奎去重慶見蔣介石，劉奠基和蔣介石也不知胡仁奎其實1926年就秘密加入了共產黨。擔任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駐會參議員、邊區政府民政處視察員、 國民黨晉察冀邊區黨務聯合辦事處代理主任的郭飛天做夢也想不到他的直接上司胡仁奎竟是紅色特工。

我阿姨在38年到39年之間與曹孟良通過多次信，先後收到他4-5封回信，發信地是正定和保定，他來的信全是用的假名：“蘇進武、丁一之和梁夢翹”，都顯示與江蘇武進和他本身的名字有關，也像隨意用的名字。考慮到收信地是淪陷區，來信用語比較隱晦，比如說：“在山上坐着曬太陽，給你寫信”等，反映出居無所居，野外生活的艱苦環境。我姨信中仍然稱呼他為“寄爹”，他回信說：“以後還是稱曹老師吧”可能他已隨時作好犧牲的準備了。

我母親在江西雩都正式入“中央軍校”已是1939年5月份，她從我阿姨處拿到曹孟良的地址，給他寫過信。也收到過曹孟良兩封回信，用的信封都是河北正定縣的，信上用的均是假名，第一封信用的是“丁一之”， 另一次用的是“蘇進武”。信中慷慨激昂，鼓勵她堅決抗日，革命到底。還問為何未把妹妹也帶出來。當時我母親對曹孟良寫的信內容如此“赤”色大膽而感到留下來危險，於是看完就撕碎在廁所里沖走了。關於他自己的情況他寫得十分含糊並用許多暗示。以後就沒有了消息。

時至今日，對曹孟良為何老用假名和其真實身份是否是地下共產黨員均是個迷。按照當時中共的秘密組織原則橫向不聯繫，縱向單線聯繫，因此如今可能已很難證實曹孟良的真實身份了。

1940年到1943年是抗日戰爭形勢最艱苦的階段。日軍在敵占區和游擊區大力推行了五次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另一方面，持續採取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摧毀抗日根據地的生存條件為目的，大舉“掃蕩”和“蠶食”各根據地。石家莊周圍遭受日軍較大規模的“掃蕩”達10多次。

 曹孟良犧牲了。

抗戰勝利後他老婆不見他回來，鄰居安慰她老婆說：“你男人一定是做了大官，你以後要享福了。” 可憐他老婆天天坐在大門口盼他回家，極度的失望以至精神病發作，到死都沒盼到他回來。我們所知道的是他出去後，小孩不滿4歲，孤兒寡母生活很苦，以後連學費都付不起，僅靠叔叔接濟。

四十年代在武進南夏墅，校長錢伯顯好象從上海得來消息說曹孟良老師已在河北打游擊時犧牲。有些不同版本：

一說他在五台山一帶作戰時被日本人俘虜，被刺刀刺死於一個柴草堆邊。

我姨還另有一傳說好象是被國民黨河北省主席鹿鍾麟的人槍殺的。說在一處建築物里外僵持，裡面人問：“你敢不敢進來”？曹說：“我就敢！”隨後中彈犧牲。

總之沒有確切證據，沒人了解細節。

60年代文革前，他女兒曹淑九與丈夫陳興才兩次找到我姨，打聽她父親的詳情，說不管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總想知道個說法，可惜無人能說清楚。如今算來淑九她也八十有餘了，也許早就死心了。

曹孟良，你究竟是怎樣的人？也許只有讓人們自己及後人去評判了。可憐一代英傑連屍骨都沒找到，你或許只能是我們心中的“抗日烈士”。       

JOHN ZHANG

二零一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