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十三） ：第十三章　大破大立

從批判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鬥爭到批駁俞平伯等人資產階級唯心論引起的風波，預示着新中國成立後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將正式拉開序幕，而五七年的反右鬥爭則敲響了開幕的鑼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從一九五五年開始江青敏銳地發現，蘇聯的報紙上對斯大林的讚揚突然顯著減少了，她馬上告訴了毛主席：“我估計赫魯曉夫和蘇共領導對斯大林的評價要發生較大的變化。他們會詆毀這位偉大的人物。”
　　毛主席當時正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江青的話引起他的高度重視：“給你的任務中，尤其應多注意國際問題，特別是蘇聯的動向。這個國家對我們現在的影響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對內的方針有所變化，你要從大量的現象中抓住最本質的東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場。當大會的情報源源不斷從好幾個渠道送到毛主席的案頭以後，江青首先看完這些材料，她對毛主席說：“你看怎麼樣，事實證明了吧？赫魯曉夫這個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時候，他是最擁護斯大林的，不然他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說明他改變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條件都對他有利的情況下才採取反斯大林行動的。”
　　毛主席沉思了，說：“這下可好了，整個東歐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這勢必會波及我們中國。”
　　“這是肯定的，這幾年鬥爭的矛盾會趁勢暴發一下。國際的反蘇勢力會製造一些事端，國內的反共分子一定會遙相呼應，黨內的右傾勢力也會有所行動。”江青有些憂慮地說：“我們可要早作準備啊。”
　　見毛主席沒有出聲，江青接着說：“儘管斯大林有一些錯誤，也造成過嚴重危害，但我們不宜在國內大反斯大林，相反地，對赫魯曉夫這個人，倒是值得特別警惕。”
　　毛主席說：“你的認識和觀點很正確，我會在政治局講這個問題，並在適當的時候向外界發表我們的看法。”
　　到了一九五七年初，國內開始出現一些苗頭。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說：“今後我們還是少提毛澤東思想，多提馬克思主義，不要讓蘇聯同志認為我們是在搞個人崇拜。個人崇拜的最後結局是破壞黨內的民主，不利於黨的集體領導的發展。”
　　鄧小平立即響應：“毛主席一個特點，就是善於總結經驗，接受教訓。今後我們不搞個人說了算，採取集體領導，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劇重演。”
　　與此同時，陸定一、周揚等人也馬上行動起來，在宣傳系統作了若干的規定，如不提毛澤東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稱為毛澤東同志，等等。但是這一套規定，由於受到廣大干群的抵制，沒能貫徹執行。
　　江青把這些動態報告給毛主席：“主席，這些動向是個信號。黨的‘八大’由於你的主動，他們還羽毛未豐，可能還自覺不太成熟，所以沒有行動。‘九大’時可就不一定了。”
　　“去年‘八大’我是以退為進。”毛主席說：“這是觀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辦法。下一步怎麼辦？還是因勢利導，一步一步的來。”
　　於是，毛主席召集全國省、市委書記開會，說：“去年下半年以來，有一股右傾或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今年五月人大會、六月政協會怪議論一定會多。我看我們要準備打仗，把這幾股歪風打下去。”
　　會後，江青問毛主席：“你把話說到這樣的地步，右派豈不是不跳了嗎？”
　　“不跳他們怎活下去呢？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不可。”毛主席說：“不過，也有不跳的，隱藏很深的，甚至變着法子渾水摸魚。你好好地看看吧。”
　　從一九五七年初整風號召發出後，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期間，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報和一切黨報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不作反批評，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不予反擊，目的是讓全國人民分清是非，辨別鮮花和毒草，提高階級覺悟和政治認識水平，積聚左派力量，等待適當時機，實行有效反擊。
　　劉少奇等人對毛主席的安排非常反感，他們的本意是“整整個人崇拜”，“破除個人迷信”，降低毛主席的作用，樹立他們自己的威信。不想這樣一來，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毛主席的威望更高了，而受自己右傾思想影響的黨內外人士紛紛跳了出來，叫革命左派抓個正着。劉少奇發泄地說：“故意地、人為地使鬥爭激烈化，使鬥爭氣氛緊張起來，似乎只有創造鬥爭的樣子，才舒服，好象就有這麼一種嗜好，不鬥一下就不過癮。”隨後他真的“渾水摸魚”，指示負責反右工作的鄧小平，要多打幾個右派，“法不責眾”，“有機會糾正的”，“現在正在風頭上”。
　　江青卻不管這些，認認真真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她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及時送給毛主席參考。江青參與的整風活動，既打擊了真正的右派，也發現了一些黨的幹部以反右派為名進行公報私仇，對提意見的群眾無限上綱，有意多報右派人數等問題。她特別提到周揚：“整風一開始，他帶頭鬧事，說：‘七、八年來的思想改造是嚴冬，到今天才有初春的感覺。’又說：‘黨有沒有領導好？我看沒有領導好，真正領導好一定是內行。’可是後來抓右派時，他又搖身一變，表現最‘積極’，他主管的單位定了那麼多右派，是他們搞得鬼，都是鄧小平批示：‘同意’。主席，我看他們才是真正的右派。”
　　毛主席告誡江青：“這次鬥爭，要有側重點。該解決的問題很多，應有先後。這次能在經濟戰線急風暴雨革命之後又取得思想戰線上的勝利，就很不錯了。它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
　　對於江青的工作，毛主席有很高的評價。他在中南海“一組”會議上專門提出表揚：“江青這個哨兵幹得不錯，問題和時機都抓得比較準確、及時，沒有貽誤戰機。如果不是這場鬥爭，我們很可能經受不住黨內黨外、上層下層的資產階級的聯合進攻。那樣一來，我們的反擊就困難得多了。在這場鬥爭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後還是要準備繼續打仗呢。”
　　毛主席是真真正正地把自己的夫人江青當成革命同志、當做黨的幹部來要求來使用的，只不過又遵循着“親者嚴”的古訓以及從更高標準來培養教育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角度出發的。
　　江青沒有辜負毛主席的希望，她不為名不為利，默默地做好無產階級革命哨兵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夏，江青正在上海做調查工作，收集對毛主席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各方面的意見，作為毛主席和黨中央決策時的參考。去年夏天，她陪着毛主席視察各地，看到全國人民在“三面紅旗”的鼓舞下的沖天幹勁，但也看出一些問題，主要是幹部工作時簡單粗暴，存在命令主義、官僚作風，導致不少地方出現了“浮誇風”“共產風”，等等。這些她都及時詳細地向毛主席作了匯報，並談了自己的看法。她對毛主席分析產生問題原因時講到的“所有制觀念”印象特別深刻。毛主席指出，集體所有制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它過渡到比較完全的全民所有制還得有個過程，還得有一定的條件。有些人有意無意地混淆了這個問題，導致許多地方出了嚴重的缺點、錯誤。毛主席滿懷信心地向全黨提出認真讀書學習，提高認識，糾正偏差，徹底改正錯誤，以利於繼續前進。這才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召開了“廬山會議”。
　　可是會議開始不久，江青在上海就接到毛主席的電話，讓她馬上去廬山。江青立即感到出了問題，不然毛主席不會這麼急。她上山後，毛主席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又有大仗要打啦！”他讓江青先看材料，看會議簡報，看彭德懷等人的發言。江青看完之後，氣憤極了：彭德懷怎麼能這麼不顧事實，誇大錯誤，把屎盆子扣到毛主席頭上呢？！毛主席說：“先別生氣，你說說彭德懷要幹什麼？”“要奪權，要改變黨的路線，要讓你休息！”江青脫口而出。毛主席吸了一口煙，點點頭說：“那好，你參加會議，深入到參加開會的人群中去，聽聽大家的反映。”
　　經過幾天會議的發言辯論，江青看到大多數人都和自己一樣，對彭德懷等人的言行十分憤慨，連劉少奇也揭發批判出不少彭德懷的問題。江青把情況匯總後報告給毛主席說：“這是一次黨中央的路線鬥爭，絕大多數人還是擁護您的路線的。”毛主席沉思着說：“這個絕大多數也要進行分析。跟着彭德懷他們跑的，情況也不一樣。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是件好事，彭德懷遲早是會暴露的，早比晚好。不過鬥爭才剛剛開始。江青呀，你的擔子更重了，在中央，真懂馬列的不多啊！”

廬山會議後，江青和毛主席同甘共苦，節衣縮食，克勤克儉，與全國人民一起，迎接三年自然災害的挑戰，迎接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污衊和挑釁。同時，他們認為，現在更需要抓好意識形態工作，讓無產階級占領思想宣傳陣地，不然的話，外界的困難就會壓垮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牛鬼蛇神會紛紛出籠，革命的成果就會喪失，無產階級的江山就會改變顏色。
　　馬列主義者都有一個顯著的特徵，那就是迎着困難上，不被階級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他們自信掌握真理，“真理是不可戰勝的”。江青也不例外，她從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她從自己掌握的馬列主義理論寶庫中，她從二十多年與毛主席相濡以沫、孜孜不倦汲取毛澤東思想的飛快成長中，認識到真理的偉大作用。
　　當悲觀情緒籠罩在一部分人心頭的時候，江青卻獨闢蹊徑，要歌頌光明、歌頌工農兵、在文藝舞台上塑造無產階級的偉大形象。她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多次向中宣部、文化部提出自己的意見：“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濫成災。應該有選擇地少演舊戲，多排演新戲，讓歷史的創造者工農兵登上舞台、占領文藝陣地。”她的這些正確意見，或者被某些“大人物”壓下去，或者被當作耳旁風，因為她的地位不夠高，權力不夠大，甚至有的人把她的話當成笑柄，當成批評、嘲弄的對象。江青卻執着認真，矢志不渝，堅決要實現把工農兵搬上舞台的目的，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為此進行了“大破大立”的艱苦工作。

善於抓“大立”的典型。江青發現了上海搞京劇革命的好苗頭，就親自跑到上海，找市委領導談，找編劇、導演、演員談，從劇本的改寫，舞台的設計，演員的遴選，演員的唱腔、動作，音樂的配置，她都一絲不苟、不厭其煩地一一去抓。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幾年的奔波努力，極大地推動了全國的京劇革命。終於，在一九六四年，於首都北京進行了第一次京劇現代戲的觀摩演出。她在演職人員座談會上講道：
　　“我對這次演出表示祝賀。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這是京劇革命的第一個戰役，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收穫，影響也將是比較深遠的。
　　京劇革命現代戲是演起來了，可是，大家的認識是否都一樣了呢？我看還不能這樣說。
　　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歷史真正的創造者，不是這些國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在方向不清楚的時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這裡提兩個數字供大家參考。這兩個數字對我來說是驚心動魄的。
　　第一個數字是：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餘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八十多個是文工團，其餘兩千八百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第二個數字是：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這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問題不僅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吃着農民種的糧食，穿着工人織造的衣服，住着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着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麼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還會有反覆，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說的兩個數字，就有可能不反覆，或者少反覆。即使反覆也不要緊，歷史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但是，歷史的車輪絕不能拉回來。我們提倡革命的現代戲，要反映建國十五年來的現實生活，要在我們的戲曲舞台上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我們也不是不要歷史劇，在這次觀摩演出中，革命歷史劇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寫我們黨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歷史劇也還是要的，而且也要樹立標兵，要搞出真正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的、能夠古為今用的歷史劇來。當然，要在不妨礙主要任務（表現現代生活、塑造工農兵形象）的前提下來搞歷史劇。傳統戲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戲和歌頌投降變節的戲以外，好的傳統戲都盡可上演。但是，這些傳統戲如果不認真整理加工，是沒有什麼人看的。我曾系統地下劇場兩年多，觀察了演員、觀眾，可以得出結論，傳統戲如果不認真進行加工，是不會有人看的。今後傳統戲的整理、加工工作還是要的，但是，所有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個任務。
　　其次，說說從何着手的問題。
　　我認為，關鍵是劇本。沒有劇本，光有導演、演員，是導不出什麼，也演不出什麼來的。有人說：‘劇本，劇本，一劇之本。’這話是很對的。所以，一定要抓創作。
　　這些年，戲劇創作遠遠落後於現實，京劇的創作更談不到。編劇的人少，又缺乏生活當然創作不出好劇本來。抓創作的關鍵是把領導、專業人員、群眾三者結合起來。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長城》的創作經驗，他們就是這樣搞的，先由領導出個題目，劇作者‘三下’生活，並且親身參與了一次殲滅敵人特務的軍事行動。劇本寫好之後，廣州部隊的許多負責同志都親自參加了劇本的討論。排演以後，廣泛徵求意見，再改。這樣，不斷徵求意見，不斷修改，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搞出這樣及時反映現實鬥爭的好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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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作上，要培養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會開花結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這也好。
　　移植要慎重選擇，第一看政治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與本劇團條件是否合適。移植時，要好好分析原作，對人家的長處要肯定下來，不能改變；對人家的弱點，要加以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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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劇藝術是誇張的，同時，一向又是表現舊時代舊人物的，因此，表現反面人物比較容易，也有人對此很欣賞。要樹立正面人物卻是很不容易，但是，我們還是一定要樹立起先進的革命英雄人物來。……”
　　江青在這裡提出了許多無產階級文藝觀點。她在1964年7月8日的講話中又強調說：“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她還支持文藝系統的人員、院校的師生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文化，反對修正主義的文藝觀點。1964年，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些教師、幹部、學生，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反對該院修正主義黨委的錯誤觀點。江青受毛主席的委託，於十月二十五日接見了他們的代表，聽取了他們的匯報，表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並說：“你們放心，不搞清楚不下戰場，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她把文藝當作無產階級政治的一部分，提出“領導、作家藝術家、群眾三結合”的革命主張，發揮了她三十年代的革新思想：演員可以懷疑導演，要允許演員和觀眾提意見修正劇本，破除“導演中心論”的陳規舊俗。江青不止一次地講：“廢除導演中心制，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創作人員都參加討論，然後把好的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由導演執行。不妥不正確的意見，可以解釋和批評。”
　　江青頂着巨大壓力，在1964年11月18日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如何對待民族的和外國的遺產，這對每個國家來說都是個問題。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解決這個問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他們都是腐朽的、反動的，他們根本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墮入形式主義，直到搞扭擺舞等等，民間音樂也商品化、爵士化了。
　　我們應該有雄心壯志，敢於在世界上推陳出新，標新立異，那種‘非驢非馬’的說法是錯誤的，是謬論，它只從形式上看問題。‘洋老虎’、‘土老虎’都是很厲害的，我們不能受它的束縛。”

當時的國內的階級鬥爭已十分嚴重，劉少奇、鄧小平利用中央名義召開文藝座談會，對抗毛主席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沿。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在會前會上會後，他們大放厥詞：劉少奇說：“反對藝術上的教條主義”“文藝工作者下農村可以開大轎車去，作家可以在車上做飯睡覺”“現在寫的小說、劇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時期的好，所以演戲就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鄧小平說：“利用無產階級專政強加於人，結果是不中不西，非驢非馬！”他看完《紅色娘子軍》發牢騷說：“工作了一星期，人們想到戲院來輕鬆輕鬆。相反，你走進戲院，看着這玩意，還是發現自己在戰場上。”；彭真誣衊京劇革命是“粗製濫造”，京劇演革命現代戲是“穿開襠褲子”“吃手指頭”的小孩。特別是對《紅色娘子軍》更極盡嘲笑和污衊：“只能說是象一個襁褓中吃奶的嬰兒”，是難見婆婆的“醜媳婦”，他邊看《沙家浜》邊說：“象一杯白開水。”（江青反唇相譏：“你只有喝了白開水，才能喝茶、喝酒，誰離開了白開水也沒法活。”）；周揚則搞了“新十條”，胡說什麼“哪些作品是社會主義的，是非社會主義的，很難說。”“適合社會主義需要，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今後不要再提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等等，他還說：“如果所有的影片全表現階級鬥爭也不好，大家看了會以為中國社會不安定，不穩定。”他們還封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歪曲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批評，製造了不少事端。
　　毛主席對江青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在1964年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期間，毛主席親自觀看了《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紅燈記》、《紅嫂》、在看完《蘆盪火種》後並指示：要突出武裝鬥爭，改名為《沙家浜》。在1964年十月八日，毛主席觀看了《紅色娘子軍》後說：“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

江青不怕黨內資產階級分子的冷嘲熱諷，頂着壓力，也面對着各種各樣的表揚，仍然一如既往，堅定自如。她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講道：“凡是我講過的戲，我都一道參加修改，如《紅岩》、《奇襲白虎團》、《杜鵑山》、《五把鑰匙》。”隨後她又集中精力，成功地創造了第一個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使毛澤東思想在芭蕾舞台上大放光芒。
　　江青除了在戲劇方面大立了無產階級思想，還抓了美術、音樂、電影方面的思想改造工作。她一九六四年冬參觀美術展覽時說：“油畫應當很好地為工農兵服務。應當做到外為中用。”“不能因為學繪畫藝術就不和工農兵在一起。這裡有技術為誰服務的問題。”“反映地主階級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作品在你們美術裡面倒是有的，也許還不少吧？可是反映工人階級受剝削受壓迫以及和資本家作鬥爭的作品，這裡就沒有看見。應當有這樣的作品，應當有鮮明的表現階級鬥爭的作品，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嘛！封建地主階級倒是臭了，資產階級呢？恐怕還有人覺得香吧？其實，應當搞臭才是。”
　　“搞臭資產階級”，這是江青的遠見卓識，是她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巨大貢獻。
　　江青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同音樂工作者進行了親切交談。她尖銳地指出：“你們學校（指音樂學院——作者注）的問題，有學校工作的問題，也有文化部的責任。現在情況複雜了，延安來的同志有的停滯不前了，有的革命意志衰退，當然還有革命的。要有這樣的信心，相信我們一定能做好。”隨後不久，她又對六十八部國產電影片進行了入木三分的評價。這些評價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愈加顯示出它閃爍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光輝。
　　由於江青身先士卒，帶領廣大無產階級文藝戰士衝鋒陷陣，在屏幕上，在舞台上，都取得了豐碩成果。有反映抗日戰爭時期地下革命鬥爭的京劇《紅燈記》、人民武裝鬥爭的京劇《沙家浜》，有反映解放戰爭時期剿匪鬥爭的京劇《智取威虎山》，有反映抗美援朝的京劇《奇襲白虎團》，有表現解放後碼頭工人戰天鬥地英雄形象的京劇《海港》，有表現革命婦女反抗壓迫反抗剝削反抗奴役不屈不撓鬥爭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還有革命交響樂《沙家浜》。除了抓這八個革命樣板戲，江青從一九五一年就提出“要搞‘三大’戰役”的影片，“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個來”，她指出：“在軍事影片方面，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屬於政治工作方面鞏固國防軍、建立國防軍的電影。有種片子確實故事性不大，這種片子也還是要的。象三大殲滅戰這類片子，因為要忠實於歷史，故事性會少些，但是這些鬥爭的本身就很豐富，因此一樣會感動人的。如西北戰役拍起來也會有困難，但是還要拍。”“明年在軍事題材的影片中，最要緊的是打垮美蔣武裝的這一段的片子，教育我們的人民和戰士，我們已經經歷過艱苦鬥爭與戰勝過美蔣強敵，我們不畏懼任何侵略者來挑動戰爭。”江青的這些提法，都強調了電影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廣泛宣傳毛主席的人民戰爭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她為在銀幕上體現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在她的關心和指導下，一些比較優秀的軍事影片拍攝成功，如《南征北戰》、《南海長城》、《平原游擊隊》、《戰鬥里成長》、《上甘嶺》、《地道戰》、《小兵張嘎》等等。

培養意識形態領域的無產階級新人，是一項十分艱巨複雜的任務，江青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在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中，她發現了李希凡、藍翎兩位年輕人，儘管後來他們被名利纏身而落伍了，但當時卻是充滿了蓬勃朝氣和革命造反精神；在戲曲改革中，她發現了譚元壽、於會詠等好苗子；在思想輿論戰線上，她幫助支持了張春橋、姚文元、俞銘璜（寫《“有鬼無害”論》的作者）等一批新的理論工作者；她還和革命元老柯慶施團結在一起，使文藝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服務而出謀劃策。
　　這些工作，江青在文藝戰線上的鬥爭、革新、改革，是完全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導進行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強調：“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一九四四年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中又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着舞台，這是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從以上所引幾段毛主席的教導可以看出，江青在意識形態的重要喉舌——舞台上、銀幕上大樹工農兵的形象，宏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無產階級主旋律，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在回擊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反革命路線的猖狂進攻。
　　從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江青的言行表明了她是“大破大立”的共產主義戰士，她的“破”和“立”都遵循着無產階級革命軌道前進。她的大膽創造，豐富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藝寶庫。江青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采已逐漸展現在全國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