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十四）：歷史見證—文藝戰線頌歌集錦（多圖）

對於江青在文藝戰線上的巨大貢獻，各界給予極高評價；對江青在電影、京劇、芭蕾舞、交響樂等方面的辛勤勞動，廣大革命干群發出動情的謳歌。下面選十篇一九六六年電影、京劇、交響樂、芭蕾舞等系統的大字報文章作為歷史的見證。由於篇幅所限，只詳錄一篇，其餘九篇僅列出題目。

第一篇：亂雲飛渡仍從容——向電影戰線的先鋒戰士江青同志致敬

　　建國十七年來，電影戰線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及其死黨周揚、夏衍、陳荒煤之流用卑鄙惡毒的手段專了政，篡了權。他們頑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致使電影界群魔亂舞，毒草叢生，成為他們向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相對抗的陣地，作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輿論工具。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江青同志，從建國初期就在電影戰線上向這條黑線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她堅定不移地捍衛和貫徹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電影事業無所畏懼的衝鋒陷陣，奮不顧身的英勇戰鬥。江青同志滿懷豪情地號召我們：“過去，教育文化戰線上一條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現在我們要把它奪過來！”

　　在這場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革命派把電影戰線的權奪過來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電影戰線上升起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

　　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在電影戰線上，如同在戲曲戰線上一樣，作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貢獻，為革命、為人民立了新功。江青同志是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電影戰線上英勇奮戰的先鋒戰士。讓我們回顧江青同志在電影戰線上走過的布滿荊棘的道路，從而激勵我們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一場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

　　1949年，當黑暗的祖國即將逝世，黎明的曙光即在眼前的時刻，黨中央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發出“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號召，並在會上指示全黨：“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做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同時又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更糊塗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塗思想。”不久，毛主席發表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毛主席強調指出：“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毛主席的偉大指示是我們建設新中國的指路明燈，毛主席的偉大思想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珍貴法寶。江青同志深刻地領會了毛主席的教導，極其敏銳地看到了我國的電影事業只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真正有前途。而當時迫切要解決的是由資產階級經營的電影企業要不要收歸國有的問題，這是讓無產階級專資產階級的政，還是讓資產階級專無產階級的政的問題。因此，在四月間，當中央電影局在北京成立的時候，江青同志就及時地提出：為資本家所經營的電影企業應儘早收歸國有。

　　可是，就在當時，劉少奇到處散布“階級調和”的修正主義謬論，公然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精神唱反調，明目張胆地公開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煽動資產階級“必須要和工人鬥爭”，極其險惡地大肆叫囂：“我們的黨、政府、公營企業必須主動地去找私人資本家和他們合作”，要“依靠”“自由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今天還不能廢除。”“這樣，中國就有救，有前途。”這難道不是煽動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奪權嗎？！難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宣揚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嗎？！一句話，劉少奇是反對無產階級來奪資產階級的權，反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周揚也跟着其主子狂叫起來：“全國文化事業也不是全部由我們管”，要“鼓勵私人資本家對影院的投資”。竊踞上海軍管會文藝處處長的周揚同夥夏衍，在到職的第二天，就向上海私營崑崙電影公司老闆秘告：“今後有事可找我。”接着，便藉口“公私兼顧，發展生產”，利用職權大量地批貸款給上海一些私營電影公司，併到處宣揚所謂“電影創作分工論”，公然提出“上影可專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電影”。在夏衍的支持下，私營廠相繼炮製了《烏鴉與麻雀》、《二百五小傳》、《女大亨》等反動影片。看看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多麼積極地貫徹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無產階級要奪資產階級的權，周揚、夏衍之流及其總後台劉少奇，則支持資產階級在垂死掙扎中利用反動影片作為輿論工具，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的陰謀勾當。

　　江青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緊緊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堅定不移地一再提出要從資產階級手裡奪取電影事業的領導權。1951年，當江青同志看到周揚、夏衍在上海仍然頑固地與資本家繼續炮製《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姐妹冤家》等毒草影片，緊密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撲，向年輕的無產階級政權繼續發動進攻，江青同志又挺身而出，向他們嚴正指出：“私營公司決不能照這樣搞下去！電影生產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且指出：“生產影片不比生產茶杯，電影工作者如果不改造思想，片子是搞不好的。”

　　反動學術權威、三十年代“大導演”蔡楚生聽了以後，跳出來瘋狂叫嚷：“為什麼私營的片子只能演一星期?!用這樣的辦法建立國營片的威信是不公平的，可以互相競賽嘛！”頓時，一群牛鬼蛇神都向江青同志張牙舞爪大肆反撲。

　　周總理看到這種情況，立即表示堅決支持江青同志提出的必須在電影戰線上進行奪權的革命行動，並由政府採取措施，指示有關方面進行私營廠國有化的醞釀與籌備工作。在周總理、青同志堅持鬥爭下，終於衝破了周揚、夏衍、陽翰笙及蔡楚生之流的阻撓，將長江影業公司和崑崙影業公司等合併為公私合營性質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對資本主義電影企業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電影戰線上的奪權鬥爭中，打了第一個勝仗，並戳穿了周揚、夏衍之流及其總後台劉少奇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真面目。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嚴重鬥爭 

　　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並不是隨着三座大山被推翻之後，就很快解決了。這場鬥爭是長期的尖銳的複雜的。在解放初期，反動影片、戲曲、歌曲、書刊被資產階級用為向年輕的無產階級政權進攻的武器。劉少奇也公然為反動文化大肆泛濫大開綠燈，胡說：“宣傳封建，不怕。幾千年了，我們不是勝利了？”“對書報、戲劇、電影的審查尺度要放寬，否則會使很多人失業。”於是，劉少奇的死黨胡喬木、周揚一夥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將香港反動的永華影業公司和反動文人姚克等炮製的大毒草《清宮秘史》拿出來公開放映，一些報刊隨之為它大肆吹捧。劉少奇看後更是大為讚賞，津津樂道地對胡喬木說，這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影片”。

　　毛主席一直在密切注視着文化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當看到《清宮秘史》之後，立即嚴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 《清宮秘史》是一部美化帝國主義，美化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污衊革命的群眾運動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宣揚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的影片。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導，用毛澤東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清宮秘史》的反動本質，勇敢地投入了電影戰線上這一場激烈的鬥爭。江青同志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義正詞嚴地提出：《清宮秘史》很壞應該批判！但是，大閻王陸定一、胡喬木、周揚卻瘋狂地進行反撲，胡喬木竟厚顏無恥地捧出他的後台老板，大聲叫嚷：“少奇同志說的，這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影片，不能批判。”妄圖拿劉少奇的黑指示把江青同志的正確意見壓回去，但這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獲知之後，立即尖銳地批評了胡喬木。毛主席說：“這個影片明明是賣國主義的，為什麼說是愛國主義的？”胡喬木理屈詞窮，陽奉陰違地不得不表面上“承認”錯誤，被迫停映了影片，但是，暗中卻指定一個思想反動的歷史工作者，寫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文章寫成後，胡喬木還嫌“太激烈”了，乾脆就扣壓不發，妄圖矇混過關。

　　1954年，毛主席看到這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賊心不死，不僅妄想在《清宮秘史》問題上滑過去，又企圖在《紅樓夢》問題上打擊、壓制新生力量向資產階級開火。於是又再次提出嚴重警告：“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劉少奇本來就對毛主席和江青同志通過《清宮秘史》問題進行的一系列鬥爭懷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在一次政協全國委員會學習座談會上非常惡毒地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他狂叫：“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到底是‘是’還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沒有學習，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如此赤裸裸地進行瘋狂反撲，恰恰暴露了這個“劉克思”本身反毛澤東思想的大野心家的真面目。

　　毛主席又向劉少奇及其死黨再次敲下警鐘：“《清宮秘史》五年來沒有批評，如果不批評就是欠了這筆債。《清宮秘史》實際是擁護帝國主義的賣國主義的影片，光緒皇帝不是可以亂擁護 。”

　　毛主席尖銳的批語正中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害，點出了他們跟帝國主義、封建皇帝是一路貨，披着共產黨員的外衣干着賣國主義的黑勾當。這一下促使他們亂了陣腳。此後，他們雖然不敢再出頭露面地為《清宮秘史》唱頌歌，但卻向毛主席、向全國無產階級欠了這一筆罪債。

　　江青同志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死黨面前，敢於展開面對面針鋒相對的鬥爭，任憑風多大，浪多高，堅定地按毛主席的偉大指示辦事，顯示了江青同志忠於毛澤東思想，敢於向敵人搏戰到底的大無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文藝戰線上爆發了第一次大鬥爭

　　人民公敵蔣介石曾大肆吹捧武訓的奴才精神是“堅苦卓絕”，大漢奸賣國賊汪精衛稱頌武訓“廉頑立儒”，而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也不比他們“落後”，雖然沒有公開頌揚武訓，但曾對民主人士說：“我到天津的時候曾經講過，說你這個資本家，現在有幾百工人在門外等着，要到工廠做工。問題就是：‘資本家先生，我們請求你剝削一下，我要在你工廠裡面做工，剝削一下我就有飯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剝削，不讓我工作，那就不得了！’”這豈不是在大肆頌揚武訓的奴隸主義和奴才精神、要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乞求剝削、屈膝投降嗎？劉少奇這樣污衊工人階級，比起蔣介石、汪精衛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異口同聲頌揚“武訓精神”，正是他們階級本性的大暴露。

　　周揚、夏衍之流也狂熱地吹捧《武訓傳》“是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夏衍親筆下手幫助修改《武訓傳》的劇本，親自批下貸款，催促這部反動影片早日出籠。他們妄圖利用電影這個輿論工具“教育”群眾，要無產階級象武訓那樣向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屈膝投降。周揚看了影片後，非常滿意、非常感慨地說：“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時候還流了眼淚……”美帝國主義也看中了這部毒草影片，花了大筆臭美金把影片買走了。可見，《武訓傳》是什麼貨色！

　　毛主席發現《武訓傳》在上海、北京廣泛上映放毒之後，便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揚，指出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必須進行批判。江青同志還沒有說到毛主席的意見，就被周揚惡狠狠地頂回來，他惡毒地說：“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有什麼了不起嘛！”

　　周總理見周揚如此頑固地抵制對《武訓傳》的批判，很快就下通知，一定要批判這部反動影片，以肅清流毒，並教育電影及文藝工作者。

　　由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對《武訓傳》的批判開始了。這是建國以來文藝戰線上第一次大鬥爭。毛主席親自寫了一篇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發表於《人民日報》，毛主席尖銳地指出：“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周揚、夏衍之流在其總後台劉少奇支持下炮製《武訓傳》和抵制批判《武訓傳》的罪惡勾當，給了他們當頭一棒。

　　在全國展開大批判運動的大好形勢下，周揚、夏衍之流受到沉重打擊，但卻不甘心失敗，他們支持上海一些報刊宣揚《武訓傳》問題“你、我、他都有份”，故意製造混亂，為《武訓傳》辯護。周揚還直接跳出來為自己開脫罪責，他胡說什麼《武訓傳》的出籠是由於思想上的“麻痹”，是由於“事務主義的作風”造成的。

　　江青同志看透了周揚之流陽奉陰違的鬼把戲，為了徹底揭開他們利用《武訓傳》進行反革命宣傳的政治陰謀，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親自指導了“武訓調查團”去山東調查。周揚害怕江青同志撕掉他的假面具，派了他的秘書鍾惦裴進行種種阻撓和破壞。但在江青同志的指導下，調查團終於衝破了種種障礙和困難，經過深入、細緻、準確的調查，後經毛主席親自修改，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武訓歷史調查記》，為這場大辯論作了最好的總結。《武訓歷史調查記》以鐵的事實，令人信服地說明，“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周揚見他們的罪惡勾當被戳穿了，便趕緊以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者”自居，掩飾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假惺惺地作了個“總結”。過後，他又趁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會之機，反轉來為《武訓傳》批判“糾偏”，大肆叫囂這場大批判運動發生了一些偏向，什麼“從教條公式出發”啦，“粗暴”“武斷”啦，“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壓抑和苦惱”啦。實質上，他是向毛主席，向堅決執行毛主席指示而進行尖銳鬥爭的江青同志實行猖狂反撲，妄圖反攻倒算。

　　江青同志看到文藝界在周揚之流的控制下階級鬥爭異常尖銳、複雜，一次又一次出現反覆，便親自深入電影界、美術界、音樂界做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把文藝界存在的嚴重問題向中央反映。中央決定在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

　　在舊中宣部一次只限少數文藝單位領導參加的小型整風會上，有人點名批判周揚，周揚生怕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大暴露，想方設法，避重就輕。更惡毒的是他對江青同志的尖銳批評懷恨在心，胡說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難做”，妄圖把江青同志排擠出去。但這只是周揚白日做夢。文藝界的整風運動深入開展起來，周揚的同夥夏衍、陽翰笙都保不住，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蔡楚生、史東山都受到批判。在江青同志堅決鬥爭之下周揚被迫作文藝思想“檢查”，但由於其總後台劉少奇在背後為他撐腰，他就妄想在政治問題上滑過去，準備再來一次大反撲。江青同志就是這樣艱難地一次又一次地進行鬥爭，大大推動了電影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

為在銀幕上體現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而鬥爭

　　列寧說：“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在我們建國初期，黨為了加強對電影事業的領導，周總理指示：成立電影指導委員會，對劇本、製片、完成片、及發行計劃和政策等提出指導意見。周揚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貫徹到電影戰線上，便玩弄陰謀進行抵制。他們在電影指導委員會裡除江青同志外，七拼八湊塞進了陸定一、李立三、蔣南翔、丁玲、鄧拓、陽翰笙、田漢等一夥反黨分子，以及一批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民主人士”。江青同志雖然被這一夥牛鬼蛇神包圍着，但她始終不怕“孤立”，不怕圍攻，非常頑強地不屈不撓地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進行鬥爭。

　　1950年9月8日，在電影指導委員會召開的第三次會上，討論1951年故事片製片計劃，胡喬木當即作了長篇報告，公然反對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電影藝術的創作，提出“應根據人民對藝術作品的整個要求來指導創作”，“我們考慮電影計劃的根本出發點，是全國老百姓的需要。”在這裡胡喬木不僅大講“全民文藝”，而且極力反對體現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胡說什麼“不企圖以這些軍事政策，戰略方面來解決問題而仍然反映了鬥爭。”江青同志當即和胡喬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有力地駁斥：“在軍事影片方面，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屬於政治工作方面鞏固國防軍、建立國防軍的電影。有種片子確實故事性不大，這種片子也還是要的。象三大殲滅戰這類片子，因為要忠實於歷史，故事性會少一些，但是這些鬥爭的本身就很豐富，因此一樣會感動人的。如西北戰役拍起來也會有困難，但是還要拍。”“明年在軍事題材的影片中，最要緊的是打垮美蔣武裝的這一階段的片子，教育我們的人民和戰士，我們已經經歷過艱苦鬥爭與戰勝過美蔣強敵，我們不畏懼任何侵略者來挑動戰爭。”江青同志在會上強調電影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廣泛宣傳毛主席的人民戰爭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在9月14日的會上，她又再次提出：“要搞三大戰役，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個來！”“這樣一部軍事片，說的國民黨有優於我們的武器彈藥，開始時有多於我們幾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軍火物資援助，但是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由於我們的將領和幹部正確地執行黨的政策，由於我們戰士們的英勇，我們戰勝了蔣介石，也就是戰勝了美帝。”“如果本質的寫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這樣一部軍事片配合起來，那麼對於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義一定更大的。”

　　在江青同志堅持鬥爭下，在1951年9月6日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上，通過了表現毛主席偉大軍事戰略思想的《南征北戰》電影文學劇本，並決定：“應組織創作幹部對劇本創作經驗進行學習。”這兩個決定，意味着江青同志所執行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勝利，胡喬木、周揚之流推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遭遇到沉重打擊。事實上，就在電影創作處在最困難的時刻，是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文藝方向，不辭勞苦，親自抓了和時時關心着影片《南爭北戰》的創作和拍攝，並獲得巨大成功。影片一出來，便受到了廣大工農兵的強烈反響和熱烈歡迎。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卻慌了手腳。周揚在1953年3月電影局召開的創作幹部會議上大叫要“以現實主義的標尺來衡量電影劇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要提倡“暴露黑暗”、“大膽寫困難與矛盾”、“揭露社會矛盾”，大肆反對所謂“公式化”、“概念化”、“圖解表現政策”。

　　1952年之後，江青同志因病離開了電影界。但體現毛主席人民戰爭偉大的戰略思想的故事片《南征北戰》的攝製成功，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兩軍對壘，旗幟鮮明。《南征北戰》上映沒幾個月，除了周揚，這個對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懷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憋不住跳出來大聲叫喊要“以現實主義的標尺來衡量電影劇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外，林默涵也殺氣騰騰地狂叫《南征北戰》“不真實”，胡說《南征北戰》體現毛澤東軍事思想“完全不足為訓”。陳荒煤更惡毒地進行挖苦挑疵，說“導演和演員表現缺乏真實”“放棄根據地向後撤退，造成內部思想混亂”“研究創作方法，第一條就是是否真實地描寫生活”。大肆宣揚“人性論”，胡說什麼“共產黨員最有豐富的感情，愛自己的妻子，也愛全世界人民。共產黨員也是人”。這群牛鬼蛇神狂蹦亂跳，妄圖一棍子把《南征北戰》打死，他們對《南征北戰》的攻擊和污衊，實際上，也就是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和污衊，是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瘋狂反撲，他們恨不得砍殺江青同志經過艱苦鬥爭和關懷而拍攝出來的影片。但是，廣大工農兵群眾熱烈歡迎和喜愛這部影片，給予影片以很高的評價，這使周揚、林默涵、夏衍、陳荒煤之流的惡毒陰謀終於沒有得逞。

江青同志重回電影戰線展開新的戰鬥

　　毛主席在1963年、1964年先後作了關於文藝界的兩次批示，嚴重地指出了文藝界存在的問題，毛主席尖銳地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毛主席針對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又一次敲下了警鐘，毛主席寫道：“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過後，在一次談話中又尖銳地批評：“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資產階級）服務的，不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毛主席的批評一針見血。這一年中，大批毒草影片，如《兩家人》、《逆風千里》、《北國江南》、《桃花扇》、《早春二月》、《兵臨城下》等紛紛出籠。鄧小平甚至公然同意讓《兵臨城下》作為國慶獻禮片。陳伯達同志看了之後，立即指出，這是一部反動影片，必須批判。周揚、夏衍之流才不得不停止發行。《北國江南》公開反映後，有人登報大肆吹捧，康生同志發現後，立即指出影片必須批判。1964年8月間，周揚、夏衍之流不得已便草草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準備對《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作批判。毛主席見此報告後，作了如下批示：不但在幾個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一些別的，都需要批判。但是毛主席的這個重要批示竟被閻王殿扣壓下來。（直到1966年4月才拿出來，可見他們怕得要死。）

　　江青同志雖然身體有病，但見到文藝界、電影界問題如此嚴重，鬥爭如此尖銳，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1964年12月間舊中宣部一次會議上向閻王們尖銳地提出：《林家鋪子》、《不夜城》、《兵臨城下》、《逆風千里》、《紅日》、《革命家庭》、《聶耳》、《舞台姐妹》、《兩家人》、《球迷》等十部反動、反革命、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的大毒草，都必須批判！批判了可以達到思想、經濟雙豐收。而陸定一、周揚一夥，在劉少奇的支持下，拒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原定批判十部壞影片的計劃否定了，只批判《林家鋪子》與《不夜城》。同時，又定下學術批判的調子，不許接觸政治問題。即便如此，周揚還暗中捎信給《不夜城》的炮製者柯靈，要他“不要緊張”。

　　江青同志傳達的毛主席指示在北京遭到抵制，便設法在1965年1月間通過上海市委，指示這些壞影片上映時不要修改，不要為壞影片遮醜，以便讓它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徹底批判。周揚獲知之後，極端害怕這條黑線從上海開刀因而全部暴露出來，趕緊先下手為強，夥同彭真、羅瑞卿命令把大毒草《不夜城》、《舞台姐妹》、《阿詩瑪》修飾後上映。

　　江青同志很清楚地看到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企圖破壞對毒草片的批判，便當面要求周揚、石西民等一定要召開“全國電影攝影座談會”，討論有關電影創作上的重要問題。周揚之流在江青同志接二連三發動猛烈攻勢之下，步步被動，慌了手腳，為了挽回敗局，他們又在背後策劃，進行破壞，故意拖延開會時間。在江青同志一再催促下，他們迫不得已，又耍了個花招，叫電影局副局長司徒慧敏召集各廠攝影師去討論過期的彩色膠片如何使用的問題，歪曲了江青同志的原意，扭轉會議的方向。江青同志看出他們要搗鬼，便親自前來參加會議。周揚聞訊後驚恐異常，他惡狠狠地說：“為什麼要通知她，她來幹什麼？！”第二天，江青同志來了。周揚假惺惺地陪同前來，並請江青同志指示。江青同志語重心長地說，她只有三句話，要與會的同志：“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江青同志還談到要“標新立異”——“標社會主義之新、立無產階級之異”。要破掉資產階級的“導演中心制”等重要問題。另外，對會議室掛的一張毛主席像提出批評，指出：這張像是抽象派畫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建議馬上將此像摘掉。

　　周揚狼狽不堪，驚慌失措，不得不把原定的三天會期延長七天，並親自出馬和劉白羽一唱一和，妄圖詆毀江青同志講話的巨大影響。周揚在會上大肆歪曲江青同志提出的“標新立異”的口號，借題發揮說：“標新立異是任何階級、時代共有的要求，有此要求，人類才能進步。”甚至胡說什麼“蘇加諾退出聯合國也是標新立異”。他處心積慮地抹煞階級觀點，混淆階級界限，販賣“全民文藝”“階級調和論”，同時周揚又反對江青同志提出的破“導演中心論”，他胡說：“正因為導演在創作中是領導，所以才要聽工農群眾的意見。”周揚極力要保住“導演中心制”，而且還要讓導演以老爺的資格“聽聽”工農群眾的意見。由於周揚等的破壞，江青同志的指示和革命精神，沒能得到很好的貫徹。

　　江青同志非常氣憤，為了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親筆寫了一封很重要的信。江青同志寫道：“我曾建議中宣部和文化部召開一個‘全國電影攝影座談會’的專題會議，讀了毛主席批的徐寅生的講話，鼓勵大家奮發圖強，標社會主義之新，立無產階級之異。”江青同志特別着重指出：“為了徹底解決目前這種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經營管理方式，我建議認真解剖一個麻雀（製片廠）廢除導演中心制，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創作人員都參加討論，然後把好的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由導演執行。不妥不正確的意見，可以解釋和批評。”

　　江青同志這封充滿了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信，判處了電影界資本主義復辟的死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們害怕這封信在電影界會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失掉他們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的陣地。於是，使盡了反革命的伎倆進行抵制和破壞。他們嚴密封鎖消息，不讓江青同志的信與廣大革命群眾見面。這封信轉到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彭真手裡，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腳踢給了舊文化部肖望東。肖望東這個劉鄧的忠實走狗把信壓了五個月之久，才假惺惺地讓秘書寫一張紙條，說什麼要電影局提出個處理意見。後來，肖望東一夥又拖壓了三個月，才勉強拼湊了一個所謂的“調查組”，並指名讓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吳雪當掛名隊長。調查組最後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吳雪、趙辛初、肖望東對此根本不聞不問，就同時集中全力炮製《北京農業大躍進》和《劉少奇訪問四國》等美化劉少奇、彭真的大毒草影片，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大作輿論準備，同時又為自己獨攬大權樹碑立傳。

　　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樣懼怕，又這樣仇視江青同志，就是因為江青同志的指示和信件擊中了他們的要害。江青同志毫不畏懼，為了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真正地貫徹到創作實踐中去，衝破周揚、夏衍之流的阻擋和破壞，在忙於進行京劇改革的同時，深入到電影工作者當中，直接和製片廠的攝製組成員座談，直接抓影片的拍攝工作，給同志們很大的啟發和教育。

　　江青同志在1964——1965年間在百忙中帶病多次接見八一電影製片廠《奇襲白虎團》攝製組和山東省京劇團部分同志。江青同志批評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把“反帝鬥爭”、“血的南京路”都給削弱了。電影《千萬不要忘記》則“突出了姚母，大講資產階級戀愛經，這是寫中間人物的戲。”後來又指出：“電影《人民戰士》很不好，淒悽慘慘，最後進關時只剩下劉興一個人，其他人都死了！”“戰爭是那麼殘酷，那有什么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之分？！”

　　江青同志同志激勵電影工作者說：“我們一定要打破這種洋教條、洋迷信。要有雄心壯志，搞出好作品來。現在世界上資本主義進入了腐朽階段，只有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有些進步的東西，在意識形態、文藝領域是腐朽透頂的，對我們沒有用處，一定要奮發圖強，搞出我們自己的東西來。”江青同志對電影工作者這樣熱情、誠懇、坦率地批評和勉勵，給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江青同志不顧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阻撓和破壞，相信群眾，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和群眾一道貫徹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不僅說得到，而且做得到。，特別是親手抓了《南海長城》的拍攝工作，滿懷信心地把這個樣板電影樹起來，要在電影戰線上真正升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