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十五）：旗手與闖將（多圖）
公元一九六五年的中華大地，政治風雲已由漸變進入突變，由量變轉為質變。奪取了國家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內部已開始形成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司令部：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革命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嚴格遵照《共產黨宣言》的宗旨，堅定不移地把中國向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推進；另一個代表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利益，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以及共產黨內頑固維護既得利益的官僚壟斷集團，腐化變質分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竭力恢復和維護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不平等制度，窮凶極惡地復辟資本主義，他們的核心人物就是黨內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世間的事是複雜的，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問題就在於缺乏統一的標準。要說標準，也只有兩家。資產階級一家也就是所有剝削階級的一家，他們有他們剝削、壓迫、奴役別人的標準；無產階級一家也就是所有受剝削、受壓迫階級的一家，他們有他們反抗剝削、反抗壓迫、反抗奴役、爭取民主自由、實現世界大同的標準。其他的所謂標準，觀其表現，究其根源，在當今社會中，也只能非此即彼。一切障眼法、迷幻術，都會在階級分析的照妖寶鏡下現出原形。
既然涇渭分明，標準清楚，兩軍對壘，這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應該是一場好打的仗。其實不然，這就是自古以來的軍事常識：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犬齒交錯，跌宕起伏。何況都打着中國共產黨的旗號，都公開推崇毛澤東為自己的領袖。還有，所有的剝削階級都不肯不敢不能以真實面目示人，越是人類文明發展，這一特點越突出，中國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有着豐富的鬥爭經驗，表現得尤為狡猾。沒有久經磨難的孫悟空式的火眼金睛，是無法識別其真偽的。
應該說，一九六五年的江青已具備了一付火眼金睛。她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旗手，也是向資產階級司令部衝鋒陷陣的先鋒和闖將。
由於掛着共產黨的招牌，又不敢公開反對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所以資產階級司令部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進攻，總是隱蔽的、曲折的、若明若暗的、變着花樣的、時而緩慢時而激烈的、採取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方式進行。他們的武器就是修正主義，也就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篡改和修正。他們有豐厚的土壤，那就是幾千年的私有制殘餘和根深蒂固的傳統勢力及私有觀念。他們的隊伍是一幫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知識精英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是一幫老奸巨滑、有着豐富的反革命經驗的亡命之徒。而且兩軍對壘的中間地帶，有大量的迷茫的人群可供他們爭取和驅使利用。更重要的是，有手握大權的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做他們的大大小小的司令官。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奪取中國的最高領導權，全面復辟資本主義。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江青所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嚴陣以待。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打了幾個漂亮仗，在批判各種各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開展反右鬥爭的基礎上，進行了城鄉“四清”運動，全面開展了京劇改革、樹立了革命樣板戲，等等，造出了革命的輿論，清除一些“外圍據點”。然後，江青奉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命，開始對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奪權陰謀發起進攻，戳穿他們在黨中央實施篡權的詭計，這就是展開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
北京市付市長吳晗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資產階級司令部放出的一顆試探性的政治氣球，是為已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罷官的右傾機會主義頭子彭德懷鳴冤叫屈、妄想東山再起的大毒草。這株大毒草一出籠，一些資產階級文人馬上響應，如康濯寫了歷史小說《柳宗元被貶》，陳翔鶴寫了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等等，為被“貶”的黨內走資派、機會主義分子鳴不平，為被推翻的地、富、反、壞、右大唱“輓歌”。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面對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猖狂進攻，本來想採用一些溫和的方式方法解決，例如象40年代的延安整風那樣，所以在1964年開展了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又在1964年底經毛主席親自批示，將包括吳晗寫的《海瑞罷官》和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兼付市長鄧拓等人編寫的《燕山夜話》在內的三十九個材料發到縣級單位進行批判，等等。但是，這些都沒能絲毫觸動資產階級司令部，因為他們不但不批判，反而壓製革命派的批判。
於是，江青立即着手組織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寫作班子，一心要打開批判的缺口，給資產階級司令部重重的一擊。當時之所以選擇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海瑞罷官》題材的本身有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險惡用心。它敘述了明朝大臣海瑞與嘉靖皇帝的鬥爭，被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引申為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與毛主席的鬥爭，這種附會很容易被人們接受，把彭德懷比喻成剛直不阿的海瑞，既能引起廣大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又貶低了毛主席的威信，達到了他們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誣陷“毛主席應對大躍進出現問題負責”而沒能實現的目的。二是《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寵兒，他既得到彭真的保護，又受到鄧小平的偏愛，是鄧小平知心的牌友。吳晗的歷史就是一部資產階級文人的個人發家史，他也曾奮鬥過，苦悶過，那是因為不得志，沒遇到明主。當受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的重用後，他就如魚得水，一心要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來改造中國共產黨，協助他的主子完成復辟心目中的資本主義的宏圖偉業。所以，批判吳晗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意義重大，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非常高明的一着棋，十分象毛主席在革命軍事戰爭上經常使用的敲山震虎的策略。
江青本來想在北京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所以就先找到了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小人物”李希凡。這時的李希凡已不是當年的“小人物”，正步入仕途，青雲直上，熟稔了官場的關係學。雖然要不是毛主席和江青的發現與支持，李希凡可能到現在還默默無聞，甚至會被資產階級大人物壓得喘不過氣來，但當知道是批判吳晗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心裡開始權衡利弊得失。這齣戲他也看過，而且知道北京的頭面人物都對此戲有過評論，北京的重要報刊也發了不少消息。眾口一詞，都在讚美戲演得好，都在佩服海瑞精神，只是私下裡的議論，又大多數都認為這齣戲必有所指，也都對這齣戲的來頭心知肚明。在這種情況下去批《海瑞罷官》不是虎口拔牙麼？風險太大了！李希凡縮了回去。
不得已，江青來到上海。上海是京劇革命的基地，有無產階級革命家、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坐鎮，很容易就組織了批判班子，其主要成員是張春橋（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姚文元（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最後以姚文元的名義發表。
這項工作必須保密。因為觸及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害——罷官問題，也就是奪權問題，肯定會被心懷鬼胎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人物千方百計搗亂破壞；又因為“拔了蘿蔔帶出泥”，一旦打開缺口，資產階級司令部會暴露，黨內走資派會被株連，甚至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所以資產階級司令部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扼殺這項工作，而且參與批判的積極分子要遭到嚴重迫害。保密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調配”。另一方面“卻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保密也是為了提高批判文章的質量，叫敵人抓不住把柄，以利於整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保密了七、八個月”，九易其稿，第十稿經毛主席審閱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匯報》上正式發表。
這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象一枚重型炮彈，在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陣地上轟然爆炸，革命陣營的人民拍手稱快，不明真相的人們也感到問題的嚴重，而黨內走資派則嚇得心驚膽戰，氣惱成怒。
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頭目、當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首先跳了出來，歇斯底里地叫喊：“要頂住！”他們拼命封鎖這篇文章的消息，命令所把持的報刊電台“不准轉載這篇文章”，“不准廣播這篇文章的內容”。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有利條件、強大保障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江青參加的這場戰爭就是如此。既然黨內走資派還奉毛澤東主席為領袖，既然以黨內走資派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還接受毛主席的領導，那麼，毛主席的出面，就使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們不得不收斂三分。當《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宣傳上受阻、威力發揮不出來的時候，毛主席下令：“出小冊子發行！”當小冊子也進不了北京這個獨立王國時，毛主席告訴中國共產黨的大管家——周恩來總理，要他出面干預。這下，資產階級司令部才亂了陣腳，迫不得已進行撤退。於是，1965年12月，全國的宣傳機構如出籠的鳥、脫韁的馬，歡喜雀躍，熱烈奔騰，迅速掀起了聲討《海瑞罷官》、憤怒批判吳晗的高潮。
江青知道，這只是第一個回合的勝利，戰鬥才剛剛開始，敵人一定會變着花樣進行頑抗。果然，1965年12月12日，彭真手下的幹將鄧拓以“向陽生”的筆名，發表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掩蓋這場鬥爭的實質，妄圖把嚴肅的階級鬥爭引到“道德繼承”問題的邪路上去；12月14日，彭真在國際飯店召開會議，當面為吳晗撐腰打氣；12月29日，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面人物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付部長）親自出馬寫文章，署名“方求”，要讓這場批判鬥爭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12月31日，彭真又下達命令，讓他的手下一齊出動，混戰一場。
無產階級司令部看到資產階級司令部要狗急跳牆，就採取了“誘敵深入”的方法，充分調動敵人的兵力，運用“圍而不殲”的戰術，並且“環繞此周圍，另闢他戰場”。
江青擔任“另闢戰場”的任務就是去抓部隊的文藝工作，仍然選擇的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領域——文學藝術——作為突破口，所以才有了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見附錄）
這篇《紀要》意義重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為把《紀要》印發全黨，寫下了高度讚許的批語：“這次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座談會。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這個文件。它不僅適合於軍隊，也適合於地方，適合於整個文藝戰線。各級黨委應當聯繫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通篇《紀要》貫穿着江青的思想，是江青人生道路的里程碑，是江青政治生活的宣言書,是江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滿意的一份答卷。《紀要》的第一部分簡述了座談會召開的概況，第三部分是結束語，主要內容在第二部分。
《紀要》的第二部分共闡述了十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總結建國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所存在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文藝黑線作了透徹的分析比較，痛斥了文藝黑線的種種謬論，鄭重指出：“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指《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引者注）發表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後兩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者注）也已經發表將近十年了。但是，文藝界在建國以來，卻基本上沒有執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並號召大家：“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繫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繫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第二個問題是參加座談會人員，乃至黨中央毛主席、整個無產階級司令部以及全國人民對以江青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文藝戰線“大破大立”所取得的輝煌成績的充分肯定，從而奠定了江青“偉大旗手”的地位。
第三個問題是對軍隊文藝工作現狀的分析，說明軍隊內部也存在着激烈的階級鬥爭,人民解放軍也不是生活在真空裡。
第四個問題要求：“在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中，解放軍一定要起應起的作用，勇敢地、堅定不移地，為貫徹執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而鬥爭。”
第五個問題是從理論上講清楚當前兩個司令部文藝路線鬥爭的歷史根源和中外階級鬥爭的影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讓無產階級牢牢占領文藝陣地。
第六個問題對如何搞好社會主義文藝革命提出了具體要求，“提倡‘群言堂’，反對‘一言堂’，要走群眾路線。”
第七個問題是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積極的文藝批評，使資產階級文藝謬論沒有藏身之地。
第八個問題是把中國文藝戰線的階級鬥爭與國際上的反修鬥爭聯繫起來，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第九個問題是提倡創作方法上“要採取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對如何寫戰爭、如何寫生活、如何寫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都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第十是有關重組無產階級文藝隊伍的問題，對新老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具體要求，特別指出：“要注意保持無產階級的晚節，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要求大家：“讀一輩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席的書，革一輩子命。”
有人說，《紀要》是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輿論準備的，說江青是向資產階級司令部首先發起進攻的闖將，這是很有道理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政治嗅覺也十分靈敏，他們預感到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會使自己陷入滅頂之災，於是千方百計打探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動向，特別注意江青的行蹤。為了探聽消息，彭真從1965年12月到1966年2月初，多次要求見毛主席。毛主席毫不留情地質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許多文化部門要問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吳晗、翦伯贊是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彭真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掛帥人物還不甘心，背後造謠說：毛主席認為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同時，他得知江青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消息後，馬上在北京於2月3日開始炮製《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綱》，並急匆匆於2月7日完成。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後台劉少奇、鄧小平立即批發同意，在2月12日迫不及待地發到全國各地。
比較《紀要》和《二月提綱》，就可以看出，這是兩個針鋒相對的文件。最突出的就是：一個要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讓全國人民、全體黨員都清楚兩個司令部所推行的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而另一個則聲嘶力竭地捂蓋子，生怕暴露出他們資產階級的反動面目，別有用心地把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問題引向學術討論的歧途，這是一切沒落階級慣用的手法。
無產階級司令部當機立斷：不能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擾亂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進的方向，必須立即向其掛帥人物開火，必須把他們的反動綱領《二月提綱》昭示天下、批深批透批臭。這下慌了劉少奇、鄧小平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後台的手腳，他們不得不忍痛“斬馬謖”，演了一場“舍帥保主”的悲苦戲。
於是，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被相繼拋了出來，劉少奇、鄧小平進行假投降，迫不得已在聲討資產階級司令部罪惡的《“五·一六”通知》上簽了字。
作為“旗手”和“闖將”的江青理所當然地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用：參與了《“五·一六”通知》這個向資產階級司令部進攻的綱領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時+被任命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第一付組長。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寫作了《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的重要文章，以“高炬”的筆名在《解放軍報》、《紅旗》等報刊上發表。文章深刻揭露了資產階級司令部控制下的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醜惡面目,讓人們認清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劉、鄧反動路線（沒提劉、鄧的名字——引者注）之間尖銳複雜的鬥爭實質，號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出來，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時的江青,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用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武裝了自己的頭腦。
劉少奇、鄧小平這兩位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後台老板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已感到必須進行拼死一搏，才能挽救最後的失敗。他們研究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戰術，研究分析了毛主席的所思所想，一致認為“硬抗”是不行的，象彭真那樣只能加速滅亡，只有順着毛主席、揣摩毛主席的心思、接過革命的口號打着紅旗反紅旗最有效。他們看到，《“五·一六”通知》發表後，全國一片歡騰：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學校內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首先樹立起“紅衛兵”的大旗，決心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江山”；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組接管了《人民日報》；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並配發了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夠了，這樣亂下去，整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不是要全軍覆沒麼？！他們恨得咬牙切齒，準備拋出他們在“四清”運動中使用過的毒招——派工作組，去進行“滅革命之火”、轉移鬥爭大方向、搞一番形“左”實右的反革命工作。他們首先進行火力偵察——先由北京市委在六月三日派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看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映，進行試探。結果，無產階級司令部按兵不動，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認為時機已到，於是從六月五日，從北京到全國逐漸鋪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陣地——文教系統——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組，隨後又向工礦企事業單位也派出工作組。
這些“劉、鄧工作組”是鎮壓革命烈火的滅火器，是扼殺革命新生力量的劊子手，是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撲的急先鋒，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擲向無產階級革命陣地的罪惡的炸彈，他們妄圖把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一網打盡、全部消滅。在短短五十多天裡，全國有數以百萬計的革命干群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等等，被批鬥，被開除黨籍、團籍，被投進監獄。
江青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是靜觀其變，採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因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物隱蔽得很深，狡猾多端，不如此實在無法使他們充分暴露出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以前的說服教育、整風運動都不見成效，就是例證。再說，人是發展變化的，不經過殘酷的階級鬥爭的考驗，很難識別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可能今天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明天又變成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如此。
江青自從參加制定《“五·一六”通知》之後，來來往往於北京、上海之間，也曾幾度去杭州見毛主席。五月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外，還出席了全軍創作會議，看了六十八部國產的、與軍隊有關的影片，並發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見和建議，成為以後軍隊電影工作的指導性原則。隨後來到上海，與張春橋等人共同替中央文化部（文化部已由中央文革小組代管）起草了《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研究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六月二十九日給在外地視察的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毛主席七月八日有近兩千字的著名長信回復——見附錄。此信江青建議在黨內最高層部份人中傳閱，毛主席同意，後來應林彪和葉群的要求，又在江青、葉群、戚本禹的監督下把原件燒掉。）。
時間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無產階級司令部認為反擊的時機到了，於是，向資產階級司令部發起總攻擊的號角吹響。七月十六日，毛主席在武漢暢遊長江，並發出鼓舞人心的召喚：“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長江水深流急，可以鍛煉身體，可以鍛煉意志。”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十九日就給了劉少奇當頭一擊：“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江青是七月二十日從上海回到北京的。她見到毛主席，滿肚子的話不知從何說起。他們分別已經一個多月，要在平時，只是短短的一瞬間，可這是瞬息萬變的急風暴雨的時刻，每一分鐘都會發生人們意想不到的事情。江青望着毛主席滿面紅光的臉，只見他精神煥發、神采奕奕，根本不象七十三歲的老人，倒象一個充滿活力、正在征服大自然的年輕學者，又象一個成竹在胸、只待決戰到來的中年統帥。毛主席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江青，我已經給那一位（指劉少奇——引者注）攤牌了，當面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看他自覺不自覺。”江青不無憂慮地說：“主席，人們正在議論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要公開化呢。”毛主席說；“兩個司令部的說法，不是人為的，也是掩飾不了的。本來是一家，都應該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共產黨嘛，就是搞無產階級革命，可是有人不搞了，反而去破壞，不光自己阻撓革命前進，還拉幫結夥、招降納叛，硬要分裂出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硬要去當後台老板，妄想取而代之。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必然反映，只要階級存在一天，黨內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我一貫的立場是與人為善，不問哪個山頭的，要搞五湖四海，但是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繼續革命。可以辯論、爭吵、教育、等待，甚至當面罵我、反對我，但不能背後搗鬼，搞陰謀詭計，把革命拉向後退。”江青說：“從這幾個月的發展看出，形勢很複雜，你七月八日給我的信，更敲響了警鐘。我們真的會被打得‘粉碎’嗎？”顯然，她還沉浸在回憶毛主席覆信所謂的“黑話”中。毛主席進一步開導她：“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馬列主義者應勇於鬥爭，敢於面對失敗,失敗了有什麼了不起?頂多從頭再來。我們的任務，就是推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事業，讓全國人民在鬥爭中經受鍛煉，得到教訓。既然是認真的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演習，就得準備充分，有我們自己的戰略部署。人都是會變的，左派、右派、中間派，都會在運動中發生變化。為了掌握情況，你和中央文革小組他們應該儘快下去，深入群眾，獲得真知，才有發言權。”江青臉上綻出了笑容：“我原先挺樂觀，叫你這封信把我嚇得高興不起來了，看來還是走群眾路線不夠。明後天我就到北大去看大字報。”毛主席說：“很好。我告訴恩來，讓他儘快給你們安排。”
於是，七月二十二日，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負責人一起去北京大學看大字報，二十三日再次來到北京大學。當北大師生高呼“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志學習、致敬！”時，江青也高呼“黨中央萬歲！北大革命同學萬歲！”並說：“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你們，聽聽你們的意見，看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多懂得些事，少犯點錯誤，跟同志們，一塊來搞文化大革命。我們是一塊的，不是脫離你們，你們什麼時候有意見叫我們來，我們立即來。現在我們了解還不夠，還提不出什么正確意見。總之，一片大好形勢，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好的，幹勁是好的，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一邊。革命是大熔爐，最能鍛煉人。”還一再說：“革命派跟我們在一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我們永遠站在革命派一邊。”最後江青誠懇地說：“我們一定把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
七月二十四日，江青又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們來到北京廣播學院，了解情況,並支持這裡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二十六日晚，江青參加了北京大學批判“劉、鄧工作組”的萬人大會，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同時，她與其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碰頭磋商研究後，立即在大會上當眾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組，讓革命師生起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江青從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參加了聲討並宣布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垮台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參與制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作了進一步表演。劉少奇在八月一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一天，心情十分緊張。他伸長耳朵聽着毛主席在講什麼，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緒，以免讓別人看出來，心裡祈禱但願自己能悄悄地躲過這一關。當讓他講話時，他一心為自己辯解，把自己打扮成一付受委屈的樣子，暗含着反撲：“同志們，主席在會議前的重要講話中，非常嚴厲地批評了向首都大專院校派工作組的錯誤。這個錯誤的形成有當時的客觀原因和條件。”
在八月二、三日下午的大會上，由於一開始沒分清路線是非，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犯了錯誤的、許多部門和省市的負責人紛紛作了檢查，與政策的制定者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劃清了界線，只有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死硬分子繼續負隅頑抗。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就是突出的一個。劉瀾濤是劉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他1936年8月30日在《華北日報》上夥同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受劉少奇的指使，登出《反共啟事》，聲稱：“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受其煽惑。”投降變節出獄後，劉少奇馬上安排他擔任重要工作，在“八大”上又被拉進中央委員會。在這次會議上，劉瀾濤表現非常惡劣，當毛主席責問他對所犯錯誤“通了沒有”時，他竟說：“我至今認識不到錯在什麼地方。”毛主席嚴厲地批評教育道：“鎮壓學生難道沒有錯？把那麼多學生打成‘反革命’難道是正確的？你們還追問學生們的後台是誰，後台就是我！什麼人鎮壓學生運動？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現在又輪到你們，還說沒錯！”劉瀾濤灰溜溜地挨到會議結束，立即跑去中南海福祿居找劉少奇匯報。劉少奇、王光美夫婦嚇得要命，生怕別人看見，“我的天，”王光美叫道：“你怎麼這個時候又來了呢？”
在討論即將在會議上通過的《十六條》時，江青他們主張把“叛徒、特務”與“資產階級右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起作為集中力量“打擊、孤立”的對象時，被鄧小平調到中央的陶鑄（當時也參加文件起草工作），立即跳出來反對，並向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通風報信，特別告訴他們：“左派們要抓薄一波他們的叛徒問題，請多關注。”劉少奇指示陶鑄，要“堅決頂住，不能讓他們亂來，”“最好把‘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句話也作些技術性處理。”
在會議期間，劉少奇還第一次向鄧小平表明了心跡：“我覺得，他（指毛主席——引者注）頑強不屈，足智多謀而又殘酷無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權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們都像傀儡一樣亦步亦趨。我們只能退卻，隱蔽下來，等待東山再起。”劉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插嘴說：“就是這樣。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襲擊，我們的選擇就不會告吹。”鄧小平顯得比較輕鬆：“怕什麼？大不了混戰一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後還不知道鹿死誰手呢！”
毛主席針鋒相對，又搞了“突然襲擊”，八月五日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隨後作為會議文件印發。這一“炮”，震垮了劉少奇這個披着共產黨員外衣、竊據了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從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嶄新的階段。
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江青與其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負責人一起，陪同毛主席，接見全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千一百萬人次，檢閱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浩蕩大軍，書寫了中國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的革命創舉。她支持了革命大串聯，讓革命人民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親自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種灑向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帕米爾高原到東海之濱，從白山黑水到椰子叢林，祖國大地無處不響起聲討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吶喊。
時間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對於江青來說，是永遠難忘的。她將迎來播種者收穫的喜悅、革命者勝利的歡快。
北京，人民大會堂里人聲鼎沸，那戰鬥的歌聲此起彼伏，紅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語錄》在人群中揮舞着，像紅色海洋波浪翻騰。
兩萬多人把人民大會堂擠得水泄不通，內中有不少人特地從外地趕來。
“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在這裡舉行。台下的濟濟人頭，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統帥的文藝大軍，大會的召開，要檢閱革命的文藝隊伍，總結前段的革命成果，發出新的戰鬥號令。這次大會，有人說，是江青作為偉大的文藝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禮，也並不過分。
在萬眾歡呼聲中，江青和周恩來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滿懷激情地來到主席台上。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讚揚了文藝革命所取得的輝煌成功，稱頌了江青的偉大貢獻，他說：“堅持文藝革命的方針，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周恩來在大會講話中強調：“上面所說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堅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
這次大會雖然是“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但也是針對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周恩來的講話就精闢地闡述了自己對這場革命的意義、目的和方法的認識理解。他說：“這場革命，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社會。這場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防備資本主義的復辟，保證我國永不變色，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且大大影響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運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隨着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就開始出現了同舊的剝削階級的文學藝術相對抗的新的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歷史任務。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明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又親自領導了一系列的更大的反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在經濟戰線上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又展開了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兩篇輝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滅資興無的偉大任務。這個革命發展到現階段，就成為全社會都動員起來的、億萬群眾自覺參加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新經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是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新發展。我們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有千百萬群眾的高度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我們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樣，要形成一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江青在大會講話中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理解是“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掌握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反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鬥爭中逐步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幫助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並能結合首都的實際：“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清算。”“堅決把揭發、批判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搞深搞透，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她第一個提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及靈魂。”對於犯錯誤的幹部，江青講道：“必須徹底交代，徹底揭發，只有這一條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經過群眾的充分批判，如果他們真正進行了徹底的揭發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們還是可以參加革命的。如果……真正努力改過自新，走上黨的正確道路上來，他們還有可能爭取作為好的幹部。”她還講道：“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去談什麼‘少數’‘多數’，要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誰手裡，誰真正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上，誰真正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不同的單位，要作不同的具體分析。”
江青對於人們頌揚自己，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她說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有個認識過程；對派工作組的嚴重錯誤，“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看到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見了百萬革命小將，“主席是那樣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是那樣相信群眾，是那樣愛護群眾，我覺得自己學習很不夠。”她給自己下了保證：“我就叫做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經常能夠合拍的，是時而追上，時而落後於形勢。因此，我有什麼缺點錯誤，希望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批評我，寫信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凡是我錯的，我都改。凡是我對的，那我當然要堅持。”從中可以看出，江青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謙虛謹慎的高貴品質。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之後，江青聲望鵲起，遍於中國大街小巷的宣傳畫，畫着江青手拿毛主席語錄、身穿軍裝，和文藝戰士及革命小將在一起，有工農兵的戲劇形象，有迎風招展的漫天紅旗，使全國人民進一步認識了她。當然，我們也不能不遺憾地看到，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闖將，江青是當之無愧的，但與無產階級政治家還有些差距。從這次大會的發言，通過研究可以看出,江青與周恩來，只能一個是革命家，一個是政治家，這是十分鮮明的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