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二十一）：決戰

【公孫明按：儘管本文作者一直不做周恩來的批評，但終究說出“心懷鬼胎的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等字眼，還算公平。

要知，鄧小平和葉劍英都是周恩來為首的國際派大將，為周恩來所倚重的心腹。】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國，面臨着兩種前途的決戰。

　　中國共產黨內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式的鬥爭後狡猾地隱蔽下來的、仍然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和各種資產階級勢力沆瀣一氣，為復辟資本主義，時時窺測方向，以求一逞。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擁立劉少奇為領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想藉助林彪集團的力量。當劉少奇、林彪相繼垮台之後，他們沒有認輸，採取拉出來打進去的策略，為最後的決戰做準備。在中央，他們拉的對象就是周恩來。其實，周恩來是一直緊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至死對毛主席、對毛澤東思想忠貞不二。不過，周恩來八面玲瓏的工作作風，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理解的膚淺，在政府工作中有時處置不當，給了他們以可乘之機，所以他們在這次決戰中妄圖打着周恩來的旗幟。他們打進去的陰謀，從1967年“二月逆流”失敗之後就開始進行。葉劍英是第一個打進來的危險人物，由於他偽裝得巧妙，一直沒有被無產階級司令部除掉。第二個打進來的重量級人物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他的痛改前非、永不翻案、指天發誓、說假話決不臉紅的政客作風，迷惑了不少人，連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想試探一下他的真偽。

　　面對着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勢，1974年伊始，鄧小平是夾着尾巴做人，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是笑臉相迎。當他的權力到手，又看到周恩來時常病重、毛主席日見衰老，他就露出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劣根性。鄧小平的得意傑作就是“整頓”。“整頓”既迎合了毛主席“安定、團結”的要求，又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建立的革命秩序整頓掉，把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整頓出去，同時把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秩序整頓起來，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牛鬼蛇神整頓到台上當官做老爺。到了1975年10月7日，鄧小平得意忘形，竟然扯出了以“學習理論”、“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為綱的破旗，與毛主席“以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的革命路線相對抗。

　　在關繫到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決戰中，在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成果的生死搏鬥中，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江青，一如既往，挺身而出，勇敢地戰鬥在第一線，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她已經六十多歲，沒有了年輕人的爭強好勝，鋒芒畢露，只有老年人的執着和認真。

　　毛主席是“烈士暮年，壯志不已”，作為偉大領袖，也有自己的苦衷。由於中國共產黨內“真懂馬列的不多”，對於自己一生中進行的第二件大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擁護的少，反對的多”。如何使之變為“擁護的多，反對的少”呢？毛主席的晚年一心想讓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少些。所以只要誠懇地表示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檢查自己的錯誤，並且發誓“永不翻案”的，毛主席都給予信任和支持，建議黨中央安排重要工作。這些人反對誰都可以，甚至對自己有意見也無所謂，但不能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是底線，這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要掌握的底線。

　　周恩來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很清楚毛主席的底線。他讓葉劍英檢查，讓鄧小平檢查，讓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人檢查，都要求他們必須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態度鮮明。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間，葉劍英等幾次三番鼓動他表態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對江青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並規勸這些妄圖復辟的人：“我創造條件讓你們站出來工作，支持你們發揮餘熱，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力量，保持革命的晚節。但你們必須認錯，不要反對文革，不要反對江青他們，不要重犯‘二月逆流’的錯誤，不要走劉少奇、林彪的老路。這是我對你們的要求，也是毛主席對大家的希望。”

【公孫明按：除非當時也是在病榻之旁，這段話是作者自己加上去的，其實畫蛇添足，無謂的很。作者苦多對周恩來不忍批評，是其敗筆！】

　　葉劍英、鄧小平等資本主義復辟派們決不會聽從周恩來“逆耳的忠言”，“苦口的良藥”。他們的既定目標是維護官僚特權階層的統治，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社會的“先進制度”，把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大家庭，達到保護自己和自己小集團既得利益的罪惡目的。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前在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是最舒心的日子，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們的美夢，所以他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以江青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恨之入骨。他們反對林彪集團跟着毛主席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害”自己，但並不反對林彪維護官僚特權階層的路線。他們本想借着反林彪、批判林彪集團，把江青一併反下去，搞下去，打下去，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翻過來，沒想到江青他們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一個接一個地搞運動，什麼“批林批孔”，什麼“反對右傾回潮”，什麼“評法批儒”，什麼“評《水滸》批宋江”，什麼“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使他們焦頭爛額，狼狽不堪，難於招架。現在到了命運的決戰時刻，他們正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要進行拼死一搏。

　　葉劍英、鄧小平等人攻擊的目標選擇在江青身上。一是江青比較集中地代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造反派的領袖人物；二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指示都是通過江青傳達貫徹的，他們是恩愛的政治夫妻，可以說“打在江青身上，疼在毛澤東心上”，一箭雙鵰，達到不公開反對毛主席而又反對了毛主席所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三，江青是個女人，在中國舊道德中，女人是不能參與政治的，參與了既呆不長也沒有好下場。造女人的謠，敗壞女人的名聲，簡直易如反掌。於是，罪惡的陰謀出籠了。從1975年5、6、7月開始，鄧小平利用和毛主席匯報的機會，把他們收羅的誣衊江青的所謂“人民來信”，塞給毛主席，一再要求毛主席表態、寫出批示。不論毛主席說了什麼，鄧小平從毛主席那裡出來都變成批評江青的話。這就是利用毛主席的話來打擊江青。葉劍英、鄧小平是政治局委員，中共政治局經常開生活檢討會，採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這是毛主席制定的優良傳統。心懷鬼胎的葉劍英、鄧小平等人，把政治局生活會當成編造流言蜚語的權威場所，把大家的自我批評，特別是江青的自我嚴格要求的話，當成加工、生產謠言的素材。這些謠言低級下流，粗俗不堪，充滿了污衊、咒罵和威脅。例如編造謊言，說毛主席曾對江青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周恩來對毛主席的批示建議：“暫緩執行。”又如到處散布江青要當“女皇帝”，要效法漢朝的呂后、唐朝的武則天，女人當家，雞犬不寧，天下大亂。還有，說江青與遲群、謝靜宜關係不正常，甚至把“面首”、“相公胡同”之類的污言穢語潑在她身上。葉劍英、鄧小平等人搞的這些活動見不得天日，只能在陰暗的角落進行，他們不敢運用“四大”，怕辯論，怕群眾，怕真理，怕革命群眾的無產階級專政。

　　鄧小平收集的所謂“人民來信”，大都是葉劍英等人暗地裡安排、慫恿、指使、代替寫的，一個普通人怎麼會知道那麼多中共上層的鬥爭呢？這時已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樣，許多事都公開。例如，青島市嶗山縣中韓公社食品站的韓愛民在1975年給江青抓的“點”——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寫信，指名罵江青：“她不是領導，而是帝修反的走狗，內奸、叛徒，”“是野心家、陰謀家、政治騙子、資產階級政客。”還書寫、張貼標語“打倒江青”，在火車上散發傳單。原來，韓愛民的親戚在北京，與資本主義復辟派的大人物關係密切，是受人指使干的。

　　鄧小平假“人民來信”之手，也有暫時得逞的時候。那是1975年7月，鄧小平通過賀龍的女兒得到電影《創業》編劇的一封信，如獲至寶，認為這是打開文藝戰線缺口、向江青反擊的炮彈，一再讓毛主席表態，寫個批示。毛主席為了調整文藝政策，寫了如下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鄧小平在第二天馬上以中共中央文件下達，認為這次可以公開來批判江青了。其實，江青曾建議和支持根據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的事跡拍攝一部電影，反映他革命意志堅強、政治立場堅定的好品質。後來因為忙，根本沒有看過此片，更沒有直接批評過，只是對報紙上吹捧這部影片的傾向提出不同意見，並且聽說，電影中鐵人王進喜成了個“中間人物”。事實弄清之後，鄧小平雞飛蛋打一場空，一根稻草也沒有撈着。

　　鄧小平的“人民來信”被毛主席識破，是在1975年8月和10月，他又把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的兩次來信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看過之後，讓自己在生病期間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直接告訴政治局：“中央有人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並草擬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中共中央11月26日轉發全黨。《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全文是：“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他們用造謠誣衊、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志，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着毛主席的。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就劉冰等同志的信展開了大辯論。這個會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全校師生中進行辯論。　二、毛主席指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江青並不十分清楚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齷齪伎倆。她1974年初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部署，全力以赴抓“批林批孔”，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一起搞成了“重點工程”——匯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中共中央予以轉發，並下達《通知》。《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個部分：一：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論，陰謀篡黨奪權；三，宣揚“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惡毒誣衊勞動人民；四，宣揚“德”、“仁義”、“忠恕”，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五，販賣“中庸之道”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六，用孔孟反動的處世哲學，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七，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攻擊“五·七”道路；八，教子尊孔讀經，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這些材料極大地激發了革命干群“批林批孔”的積極性。同時，江青接連參加了在京部隊和中央直屬機關及國家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並發表了極其重要的講話，有力地推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健康發展。江青更加受到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讚揚和擁戴。

　　1974年9月，“風慶”號萬噸巨輪遠航勝利歸來，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歌頌“自力更生”的偉大成果。上海的報紙以“自力更生的凱歌”為題寫了許多歡呼讚揚的文章。可是，資產階級復辟派們卻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惡毒攻擊“風慶”號是“得不償失”，“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技術不行，不要逞能”等等。10月13日，江青看了《國內動態清樣》上關於“風慶”輪遠航過程中交通部派去的個別領導人歪曲誣衊我國造船工業的報道，立即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寫道：“看了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卻有少數人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在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大多數政治局成員都對此感到十分氣憤，紛紛表示應該給予批判。可是當江青拿着“風慶”輪事件的傳閱材料質問鄧小平“你對批判‘洋奴哲學’，究竟抱什麼態度？”時，鄧小平暴跳如雷，蠻不講理，竭力為買辦資產階級思想辯護，為“洋奴哲學”找所謂的理論根據，並且反咬一口，說江青他們“圍攻”他，更惡劣的是，不顧黨的紀律，不辭而別，拂袖而去。

　　1974年，江青還有一次與鄧小平、葉劍英等人針鋒相對的重大鬥爭，那就是有關晉劇《三上桃峰》的政治事件。鄧小平、葉劍英他們一直窺測方向，如何搞臭江青，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翻過來。機會來了，中央準備搞華北地區文藝會演，如果能在演出節目和內容上做點文章，既使江青分管的文藝部門後院起火，又打出翻案的試探氣球，一舉兩得。問題是由哪個省來做這個事情。葉劍英提出可以讓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華來完成。葉劍英分析：“謝振華是紅小鬼出身，很得毛主席的信任；他是個軍人，對我這個軍委副主席的話還是聽的；更重要的是，謝振華和原華北局的李雪峰、北京部隊的鄭維山一樣，在文革前緊跟劉少奇同志的路線，文革中又和林彪、陳伯達打得火熱，廬山九屆二中會議前積極支持、宣傳陳伯達的華北講話，在廬山會議上跟着陳伯達大肆鼓吹‘天才論’和叫囂‘設立國家主席’，還曾參與鄭維山修建林彪展覽館的事情。‘批林批孔’作了檢查，正窩着一肚子氣。”鄧小平他們一聽，連聲叫好。於是，葉劍英、鄧小平利用開會的機會，找到謝振華。葉劍英說：“現在林彪完蛋了，小平同志也官復原職，各行各業都在整頓，劉少奇的問題也要有個新的說法。你們應該趁着文藝會演的機會，做做輿論。”鄧小平接過來說：“搞‘四清’的時候有個題材《一匹馬》的故事，值得挖掘。搞文藝不光江青行，你們一定比她強。”謝振華受到兩位老領導的賞識，心花怒放，回到山西，很快指使人編排出晉劇《三上桃峰》。

　　《三上桃峰》有什麼問題呢？《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批判文章說得很清楚：1963年5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廣大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不久，劉少奇拋出了一條形“左”而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人民群眾，保護牛鬼蛇神。劉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竄到河北省撫寧縣的桃園大隊，以“四清”為名，行復辟之實，炮製了一個旨在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桃園經驗”。王光美狂妄地說：“全國都在學大寨，桃園要在政治上超過大寨，叫全國也要學習桃園。”1965年1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批判了劉少奇的反動路線以及“桃園經驗”。劉少奇不甘心失敗，他讓王光美從桃園撤退後，還留下一個鞏固組，送去一匹大紅馬。追隨者在桃園附近立起一塊高達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記”四個大字，為王光美樹碑立傳。王光美還到處作報告，並特意親自到文聯禮堂講話，動員文藝界替她鼓吹。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政治背景下，1965年夏天開始，在被舊中宣部閻王們控制的輿論陣地上，圍繞着通訊《一匹馬》和故事《三下桑園贖馬記》（把桃園改成了桑園），掀起了一股宣傳劉少奇、王光美熱潮。主持宣傳的人特意提醒說：這個“故事發生在經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河北省撫寧縣，更加引起人們的深思。”“深思”什麼？就是要人們看清楚這個故事是為王光美塗脂抹粉的，是為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他導演的“桃園經驗”翻案的。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園》受到了革命群眾的批判，為劉少奇、王光美樹的“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九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勵下，《三下桃園》改名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了舞台，把這塊被推倒了、被打碎了的“碑”又樹了起來。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啊！從《三下桃園》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沒有變，故事情節沒有變，基本的人物關係也沒有變。惹人注意的三處改動是：一、“桃園”變為“桃峰”；二、時代背景從“四清”運動後的1965年推到1959年；三、那個姓王的女縣長不見了。然而，越描越黑，欲蓋彌彰。這些改動，除去炮製者完全知道一匹馬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園》的政治要害，做賊心虛，害怕露出馬腳以外，絲毫不能說明別的。

　　《三上桃峰》的問題反映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說：“你江青有沒有感覺，劉少奇的路線現在並不臭，或者說像臭豆腐聞起來是臭的，吃起來是香的。說不定某一天，有些人就會公開樹立起為劉少奇翻案的大旗。”

　　《三上桃峰》受批判後，周恩來嚴肅地告訴謝振華，要認真檢查錯誤，不要頭腦發脹。鄧小平則到處說：“我看江青很空虛，光怕別人給劉少奇翻案，她心中有鬼。”謝振華起初表現強硬，用耍無賴掩蓋自己和後台老板的罪惡目的：“我豁出去了，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你們怎麼着吧！”後來，他還是聽從了鄧小平的話：“老謝，你在這種惡劣情況下敢於講真話，伸張正義令我非常感動。但是，現在還不到時候，。江青這個人太放肆了！隨便批判你，完全是為所欲為，絲毫不受黨紀國法的半點約束。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哇！真是人妖顛倒、是非混淆，黨的優良傳統都徹底葬送在這些人手中啦。我看這種局面維持不了多久，你還是檢查一下，應付過去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今後還要重用您呢。”作了檢查。

　　江青通過這件事，思考了很多，她多次對同志們說：“《三上桃峰》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文化和教育部門確實存在着不少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復辟、回潮的現象。今後要注意抓這方面的典型，不能給劉少奇的復辟勢力留下任何捲土重來的土壤和氣候。這根階級鬥爭的弦可是要繃得緊緊的呀！”

　　到了一九七五年，決戰在即，偉大統帥毛主席發出了一系列號令。1975年8月，毛主席從評論《水滸》入手，批判投降派。毛主席從最近出現的事件，如外交部工作中有害怕美國原子彈的情緒、“風慶”輪引發的政治風波、鄧小平等人的復辟活動，等等，看出“樹欲靜而風不止”，各種修正主義思潮紛紛出籠。用什麼辦法開展鬥爭，把全黨全國的思想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是對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嚴峻考驗。毛主席曾經問過江青：“你認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什麼？”“投降主義！”江青脫口而出。毛主席欣慰地笑了。於是，毛主席在1975年8月13日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蘆荻的談話中發出了政治信息：用《水滸》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為了貫徹執行毛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政治局成員進行學習討論；《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連續發表毛主席的批示和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出版單位做好有關內容的出版工作。

　　江青對毛主席評論《水滸》的批示理解得非常正確而又深刻。八月下旬，她對文化部的負責同志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很清楚，這是指鄧小平，因為周恩來病重住院，國務院的工作都是鄧小平一人說了算，好多篡改毛主席的話，背着毛主席的活動，都是鄧小平搞的。九月，江青在山西大寨說：“不要以為評《水滸》只是一個文藝評論。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歷史評論，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批《水滸》就是要大家知道我們黨內有投降派。”“要看到我們黨內有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

　　經過毛主席深思熟慮發動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並沒有使鄧小平、葉劍英等資本主義復辟派們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步伐停止，更沒有使他們幡然醒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迫不得已，毛主席、黨中央1975年11月26日決定，將毛主席審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轉發全黨；《紅旗》雜誌在1975年12期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指出：“教育界的奇談怪論就是企圖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進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接着，革命群眾也行動起來，例如，清華大學校內貼出了《論走資派還在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鄧小平，引起強烈反響，《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紛紛予以轉載。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以“教育革命大辯論”為起點開展起來。

　　1976年2月2日下達《中共中央通知》：“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轉彎子”會議，傳達了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指示，其中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同時由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講話：“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發起了決戰的進攻令。

　　江青根據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布置宣傳、文藝等部門要高舉“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旗幟，把工作做好。於是，《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述評，指出，鄧小平“他們提現代化是假，復辟資本主義是真，衛星上天是幌子，紅旗落地才是真意。”《紅旗》刊登《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右傾翻案風與資產階級法權》等文章；《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翻案不得人心》。電影界先後推出了故事片《決裂》——向修正主義教育制度決裂、《反擊》、《盛大的節日》、《歡騰的小涼河》、《千秋業》，用以反映廣大革命干群跟走資派斗、發展和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英雄事跡。北京京劇界則要把電影《春苗》、《第二個春天》、《戰船台》改編成京劇。

　　江青還於1976年3月2日，在中央十二省、區會議上發表長篇重要講話。她首先回顧了與劉少奇、林彪他們的鬥爭經歷，藉以提高與會同志的路線鬥爭覺悟，接着聯繫現實形勢說“鄧小平這種事（指背着黨中央、毛主席做的壞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他在政治局是採取三種辦法，一種是拉，拉得很緊的；一種是欺騙蒙蔽；一種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他無組織無紀律，不報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襲擊。因為我怕影響團結，我就都擔起來。”“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散布的謠言很多……鄧小平說我是個勇敢分子。現在看來，全國的謠言都是鄧小平弄的。說我一切職務撤消、下放勞動啊，說我已經自殺了。其他的人家不給我看，怕我看了生氣。”“他（指鄧小平）要是上台，象我這樣的人，那是千百萬人頭落地。我公開在政治局講，我已經有精神準備，殺頭，坐牢，我不過只有一個頭吧，從入黨的時候起，我作了精神準備。不過我這次也要保護自己一點，不能隨便叫他們殺頭、搞死……”“他（指鄧小平）七五年一月出來，剛剛只有一年多嘛。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麼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偉大的成果……” “我們的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都說了三七開嘛，我上一次講了，就不重複了。我多想三，受過衝擊的同志，你們多想那個七。三也要一分為二，主席說了。至於那個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錯誤。全面內戰我根本沒份。” “文元的文章寫了要批判經驗主義，文章寫得很好。這是個重要事情，我不過是在偶爾的一個場合，而且是在沒有睡覺的情況下，說了批經驗主義，所有的都弄到我的頭上來，……而且把新華社的人也弄上去鬥爭我，我一看那個形勢不對頭，我想我都承擔吧，我還替新華社記者承擔了。”“我說他（鄧小平）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叫他漢奸，正確不正確？我們的主席還在保着他啊，我說話是我個人的意見。（對張平化同志）你對《園丁之歌》那樣積極，造了許多謠，那個信說是你支持的，搞的？（張答：是。）你能夠造主席那麼多謠，而且你安排了給主席看，是不妥當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我沒有聽主席說過。‘三十三條’都學了吧？政治局沒學完，就鬥起我來了，抓住一個枝節問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更為可貴的是，江青在決戰的緊要關頭，牢記毛主席的教導，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也要求一塊向資產階級頑固堡壘發起猛攻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她在會議上講道：“現在的資產階級不在於榮毅仁，那個誰都知道，而在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官，在於咱們。我資產階級法權挺多的，我雖然老是自己限制，還是有一些，有一些還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那可厲害了，我曾經形象地說過，我是且戰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幹了血跡，包起來再上戰場。要提高警惕，你看我們都住着樓房，我住賓館，我沒有住那個最好的，是因為怕爬樓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員的房屋，有汽車、警衛員、秘書、護士。我有護士，因為我吃毒藥一一安眠藥，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沒有服務員，我是女同志。護士、戰士，還有司機。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們屬於大官。”

　　1976年的春天，決戰的另一方，鄧小平被揪出來了，葉劍英也因為在部隊製造和散布謠言受到毛主席的批評而停職休息，怎麼辦？資產階級復辟派燃起的慾火，沒有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揭露、批判、鬥爭而收斂，更沒有熄滅。他們分析了自己的有利條件：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幾千年私有制形成的傳統觀念，鄧小平執政一年多給某些人的甜頭將發揮的作用，這些就是龐大的政治思想基礎；雖然鄧小平被停職，但還有充分的自由，葉劍英更可以利用裝病的機會大肆活動。周恩來的去世，更會煽起善良的人們對他的懷念，這是極好利用的一筆遺產，周恩來的旗幟不光不能丟而且要高高舉起，以顯示周恩來是支持我們資產階級復辟派的，儘管周恩來生前一丁點兒也沒有同情、鼓勵、支持復辟行為的言行，可是資產階級政客們是不會理睬這些事實的。他們決心一搏。所以就導演了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鬧事的、歷史性的一幕。在這個過程中，無孔不入的謠言，鋪天蓋地的反革命輿論，所能利用的文學的、藝術的手段，用最卑鄙、最齷齪、最仇恨、最能蒙蔽人的語言、行動、甚至眼淚，來控訴無產階級司令部，控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髒水一遍又一遍地潑向江青等無產階級革命派。

　　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使資產階級復辟派的孤注一擲沒能得逞。應該說，在處理“四·五”天安門事件中，華國鋒是立了大功的。他國務院代總理的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長的實權，使他成了鎮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英雄，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向無產階級司令部表忠心，甚至極力討好以江青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有積極表現，這一切讓他在1967年4月7日戴上了兩頂桂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為他後來叛變革命贏得了本錢。

　　1976年8月中、下旬，當抗震救災工作取得勝利之後，江青所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忘搞好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積極開展“鬥私批修”、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向全國人民下發了《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評<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三個文件，作為運動中的學習材料。江青根據黨中央的安排，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先後到新華印刷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濟南部隊某團連隊、山西大寨等地，深入實際，聯繫群眾，調查研究、指導工作。她鼓勵大家，戰勝天災人禍；她大聲疾呼：“莫等閒白了少年頭，但我們無產階級不‘空悲切’，要加油干，幹革命，為無產階級打江山、保衛江山、建設江山。”她告訴同志們，要認清鄧小平的真面目，“鄧小平是造謠公司的總董事，也叫總經理。他造毛主席的謠，造我的謠，造革命同志的謠，分裂黨，分裂中央。誰跟主席革命，他就打擊誰。文化部、體委、小靳莊，等等，凡是堅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都受鄧小平的壓。他要把遲群和小謝（謝靜宜）打入十八層地獄，還有其他革命左派。他搞的那些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惡劣。他要登基，當皇帝。”她時時處處以普通革命者的身份出現，穿着半新的軍裝，斜背着黃色挎包，挎包上扎着一條白毛巾，準備隨時擦汗。在農村田間地頭，和社員們啦家常，解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意義；在軍隊營房，和幹部戰士一塊學習文件，啟發大家的覺悟，提高大家的認識；在工廠校園，和工人、學生、職工，共同領會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教導，從理論高度看清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認識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可以說，為了進行中國兩種前途和命運的決戰，江青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她無愧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無愧於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領袖，無愧於偉大導師毛主席的親密戰友、革命伴侶、最真誠無私的妻子。也許她缺乏政治家的謀略，與鄧小平、葉劍英等復辟派們相比，沒有他們有政治鬥爭的經驗，沒有他們的陰謀詭計，然而，正是她的坦率、正直、敢作敢為、胸襟坦蕩、表里如一、敏銳的政治嗅覺、高超的理論水平，越來越贏得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尊敬、愛戴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