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案審判親歷(2)

彭樹華

曾漢周到秦城來接我們回北京時，告訴我們向黨組匯報的時間定在下周一上午。所以從秦城回到機關後，我就一直等着黨組通知我們去匯報，可是等了兩天仍沒有動靜。我覺得有點蹊蹺：這麼大的案子，為什麼讓我們看完案卷之後，黨組也不要我們匯報？

到了第三天，一上班，曾漢周通知我和丁汾到他辦公室，說有急事要和我們談。到了辦公室，曾漢周說：“黨組不開會聽匯報了，只要副院長吳德峰一個人聽。”曾漢周說，這是謝老的決定。謝老做事深思熟慮，這樣決定想必是有所考慮的。

曾漢周的話還是讓我們有些糊塗。那時候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黨的意見很重要。如果黨組不聽匯報，不表態，我們怎麼辦？

從曾漢周辦公室出來，丁汾讓我跟她一起到王德茂的辦公室。王德茂是高法的辦公廳主任、黨組成員，與丁汾很熟，談話也比較隨便。他見我們，就問了一句：“原先黨組想安排聽你們的匯報，現在不聽了，你們是不是有意見？”

丁汾說：“不敢說有意見，但這麼大個案子，案情又那麼複雜，黨組不聽匯報，把我們搞得糊裡糊塗的。”王德茂說：“有什麼好糊塗的！這是中央定的案子，黨組聽不聽匯報有什麼關係？再說，潘漢年案涉及許多重大機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中央委託吳老全權處理，我們有必要摻和進去嗎？”

丁汾說：“你們都躲着，誰都怕沾這個案子，堂堂皇皇的理由一大堆，誰知道你們心裡怎麼想的？”丁汾是1931年參加工作的老革命，心直口快。她話里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我見他們倆頂起來，就趕緊找個藉口離開了。

過了一會兒，丁汾回來了，很嚴肅地說：“明天匯報工作，我們有什麼說什麼。作為共產黨員，要忠於黨；作為審判員，要忠於事實。”過了一會兒，丁汾像是跟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我們接手潘漢年這個案子，有人吃醋，說我們是黨組最信任的，但是個中酸甜苦辣的滋味，有誰知道？”我也無言以對。

第二天上午，我們如約到吳德峰那裡向他匯報。一見面，吳老便開門見山地跟我們說，他談的話，我們不能記錄。

吳老很認真地聽完丁汾的匯報後，問曾漢周的意見。吳老很了解曾漢周的情況，知道他曾被打過“右傾”，被下放到山西，一直到1962年之後才恢復工作，所以特地說：“這裡沒人做記錄，不會有人揪辮子、打棍子，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曾漢周表示同意我們的看法。

吳老轉頭問我：“小彭，也說說你的意見吧！”我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說：全案認定的犯罪事實還存在很多疑點，唯一可以認定的是會見汪精衛的問題，但這是犯罪還是違紀，還值得研究。

吳老聽到這時，馬上打斷我的話說：“潘漢年出問題就出在會見汪精衛上，一直瞞着黨中央、毛主席，這個問題誰也不敢替他擔責任。你們知道嗎？毛主席知道後很生氣。當年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的事，國民黨大肆宣傳，毛主席還親自簽署文電闢謠。過了十幾年，潘漢年才交代這件事，即使他辯解的都是事實，但這種嚴重違紀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絕對不能允許的。”

吳德峰曾在“中央農委”工作過，也是長期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和周總理關係很好。每年春天，他找人到鄉下采些桑葚，用中藥和蜜糖熬好，送給總理一些，可見私交甚好。吳老說：“潘漢年的工作是周總理、康生直接領導的，長期以來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周總理和康生對潘漢年是最了解的，但出了這麼大的事，他們也無法向毛主席解釋。”

吳德峰對潘漢年也很了解，喊他“小開”，對潘漢年的處境，他的話語中既有同情、惋惜也有無奈：“像潘漢年這樣長期在敵占區或大後方工作，他的社會關係、工作環境、接觸的人必定非常複雜。為了打入敵人內部開展活動，常常得使用革命的兩面手段，因此一旦領導不信任，不擔責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說做秘密工作的人，一隻腳在監獄裡面，一隻腳在監獄外面，這話未免有些危言聳聽。但是潘漢年問題出來以後，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確實感到一種壓力。”

吳德峰最後說了一句：“對潘漢年案的其他問題，我不想說什麼，中央既然對他的問題定了案，我們對中央的決定，只有堅信不疑，認真做好審判工作，完成中央交給我們的審判任務。”——他雖然沒有把話直接說透，但意思我們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辦的，我們照辦手續就是了。

到現在，我們都更加意識到這個案件的不尋常。吳老的秘書鄭展，是連貫（註：國務院僑辦副主任）的女婿，是抗戰期間在馬來西亞參加共產黨的老同志，可是我們匯報工作的時候，他也不能參加。謝老又決定黨組不聽匯報，不開會。現在看來，謝老的決定的確非常明智——如果開黨組會，我們審判員把對案件的疑點提出來，傳播出來，影響也不好。

也許是為了打消我們的疑慮，後來吳德峰安排我們單獨跟謝老見面，談談對潘漢年案的看法。在謝老的辦公室里，我們匯報了40分鐘左右。謝老聽得非常認真，既不插話，也不提問，就是靜靜地聽，一言不發。謝老雖然帶了秘書，但很顯然他已經事先打了招呼，秘書什麼都沒帶，只是在一旁聽，也沒有做記錄。

聽完匯報之後，他一邊喝水，一邊慢慢站起來走了幾步，秘書要上門去攙扶，他揮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時間後，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靜卻又很嚴肅。

謝老說：“你們辛苦了。你們對潘漢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細，提出了你們的看法，這很好。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我們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們說過了吧，潘漢年案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

謝老一席話，再次讓我們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辦理法律手續”，那還要我們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去審閱案卷幹什麼？既然這樣，將來開庭審判時，檢察院指控什麼罪行，我們就按什麼罪判、依葫蘆畫瓢，寫個判決書就行了，何苦費這麼大力氣去討論案情？？？心裡這樣想，嘴上卻不敢說。

謝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緒，轉頭問我：“你讀過王勃寫的《滕王閣序》嗎？”然後說王勃的這篇文章里，有這樣兩句說：“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他怕我們不理解，還特地詳細解釋一番。

說完王勃的詩，謝老又看似很隨意地說起另一位歷史名人：“王勃的這兩句詩說的是漢、唐的事，還有宋代的岳飛，他主張抗金，卻被誣陷要謀反。難道當時沒有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枉的嗎？當然有人知道。但在當時，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議和，所以誰能救得了岳飛？”

謝老話鋒一轉，又接着說：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書畫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濱偶然發現一篇碑文，是宋高宗親賜岳飛的御札，他當即填了一首《滿江紅》，這首詞很能說明問題。文徵明很有見識，後人都罵秦檜是謀害良臣的罪魁禍首時，他卻說秦檜的能耐，只是善於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飛被害，秦檜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禍首，卻是宋高宗趙構。

謝老一字不錯地為我們背了那首《滿江紅》，背完後，謝老又說：“岳飛的功過，後人已有評說，也無須再議宋高宗和秦檜誰是害死岳飛的罪魁禍首。我只是想說明一點：在一定歷史時期發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無緣無故的。”謝老又給我們講了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可能是想幫助我們理解此事。他最後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殺，是非功過，總有一天會弄清白的。”

謝老在談話中引的王勃的詩，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準備好的。他引岳飛的例子也很特別，那首《滿江紅》我讀過，但印象不深，和謝老談過之後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現在再回憶那個場景——謝老怎麼談的，他的平靜的表情，一切都歷歷在目。 謝老縱論古今的這番話，沒有一句話是說潘漢年的，但我們回來悟一悟，實際上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指的潘漢年案。事後想起來，感覺謝老水平確實高。和他談過話之後，我們踏踏實實地準備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