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的脊梁是軟還是硬？

     —評介《彎曲的脊梁》一書

“國民性”批判在當下中國仍然盛行，最常見的就是對中國人和知識分子脊梁（骨頭）軟硬的討論，一般會引申出兩種結論：我們的脊梁幾千年從沒硬過，我們的脊梁過去硬過後來變軟。

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彼特沃克寫了本書《彎曲的脊梁》，對比納粹德國和東德宣傳體系的異同，試圖從傳播學角度探索德國人脊梁彎曲的原因。一個民族脊梁軟就容易被定性為“奴性強”（或有劣根性），言下之意即為“劣等民族”，可是放到德國人身上，這個結論不用經過學術論證，全世界多數人民都不答應，一個奴性強的民族不可能在各種領域屢屢創造那麼多奇蹟。國民性角度解析脊梁軟硬跟道德批判一般無聊，由此進行民族優劣定性更加荒謬。

從組織或宣傳角度切入研究極權體制的論著，中文世界的譯著寥寥無幾，彼特沃克的書，無法解答所有疑惑，卻能在學術死水領域投下一塊石頭，打開我們的眼界。

同一個“優秀民族”在不同體制下的表現 

在各種領域巨匠如雲，鮮有人認為德意志這個民族不優秀，包括它的敵人。

德國人的遭遇獨一無二，世界上流行過的主要政體都在它的土地上施行過：傳統的君主制、自由民主義制、納粹體制、斯大林體制。德國人在各種體制下的表現世所罕見，即無論採納何種制度，它在全世界或在同一層級里能做到極致。

君主時代的德國建立近代最完善的職業文官體制，其政府的廉潔與效率首屈一指；納粹德國不僅是高福利國家，還是當代多項“制度創新”之母，如農業補貼制、配偶分割課稅制、機動車強制險、工人帶薪休假制、婦孺窮人幫扶制；蘇東陣營里，東德公認生活水平最高，政治相對寬鬆，有着“櫥窗”作用；西德與統一後的德國，經濟、教育、科技水平全球位居前列。 

自由民主時期的德國，多元開放，社會從不缺乏批判聲音；君主時代的德國，民間社會與知識分子亦是百家爭鳴，博弈不斷。東西德時期，德國人同一時間體驗着兩種制度，西邊的人民敢上街喊總理下台，東邊的人民最大膽的無非殫思竭慮翻越柏林牆。只有在納粹德國和東德，人們的脊梁徹底彎曲了，為什麼？一個“優秀民族”在不同制度下的迥異表現，顯然無法用“國民性”來粗暴闡釋。

洗腦到底有沒有用？

彼特沃克認為，納粹德國和東德都花費了大量的精力來彎曲，有時是折斷人們的脊椎，它們都發現宣傳是一個絕對必要的過程，所以建立了一個複雜龐大的“洗腦體系”。

當代西方社會，“宣傳”的定義雖然多種多樣，但它總體上是個貶義詞，含有洗腦、信息灌輸和欺騙等意味。信息對於受眾的影響，大眾傳播學曾有兩種觀點的激爭：魔彈論和免疫論。

魔彈論又叫“皮下注射論”，認為媒介擁有無法抵抗的強大能量，傳遞信息時受眾就像身中子彈或被注入藥劑，態度與行動可以被左右。免疫論則認為魔彈論過分誇大了媒介的力量，受眾仍有獨立辯析能力，兩種理論都有正反案例來支撐觀點和反駁對方。

二戰時的德國，對外宣傳投入了大量精力，效果甚微；冷戰時的蘇聯，在外宣上投入的財力人力亦相當驚人，但事實證明對西方大多數受眾基本無效；美國新聞界被認為普遍左傾（指自由派），事實也證明，民眾卻總體偏右（保守主義）。

傳播學的兩種理論放到極權體制下來看，無庸置疑魔彈論獲絕對主宰地位。

德國與蘇聯兩張宣傳畫，後來東德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照搬蘇聯，宣傳體制自不例外。

左邊兩張是德國的領袖宣傳畫，右邊兩張是東德的領袖宣傳畫。   

二戰時的德國，對外宣傳投入了大量精力，效果甚微，但對內宣傳非常成功，人們狂熱地崇拜元首，相信元首，發自內心地追隨他把國家推到戰爭深淵。東德的宣傳體系照搬蘇聯，遠不如納粹德國那麼“成功”，至少絕大部分人在公共場合假裝深信不疑或不予質疑。
  
在自由多元社會，信息來源豐富且獨立，沒有一種媒介能輻射所有受眾，也沒有一種力量能控制所有媒介，受眾的教育程度、知識結構、宗教信仰、族裔身份、興趣偏好等都會對選擇媒介，辨析信息產生影響。
  
只有在納粹德國和東德，一切信息與知識的生產傳播工具實現了高度的“集中與統一”，從文學到藝術，從教育到學術機構，從報紙雜誌到電台電影，全部受控於一個力量，灌輸一種觀念，神化一個人，沒有雜音，不准質疑，嚴禁選擇，能做到傳播的強制性，時段的全天候，媒介類型的全輻射。

彼特沃克發現，兩種在德國施行過的體制表面看嚴重對立，互相排斥，可他們宣傳體系的本質與目的卻那麼相似，頂多形式和效果有差異。一個對宗教保持友善地控制，一個對宗教持排斥態度，但其實他們宣傳都具有準宗教色彩：

“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致力於對歷史的一種完美的構想，並以實現這一構想的世界作為自身使命。它擁有一個願做一切必要之事以達成目標的政黨，一個源於天命或歷史法則而選擇的領袖，一種將其主張滲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觀，一種對大眾宣傳充滿自信的依賴，以及對至少大多數制度的中央控制。” 

多元社會並非不會產生虛假信息，虛假信息也可能不缺乏追隨者，但只要質疑與辯駁合法存在，虛假信息的惡果可以遏制到最小，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 

只有實行緊急狀態的憲政體制及威權體制才有“新聞審查制”，作者沒有明確點出這一點，但他提到，這套鐵網般的洗腦體系建立以後，納粹德國和東德實際上沒有“新聞審查制”，因為不需要這種低效的審查制度，直接“指導”即可，只要發出指令，宣傳魔棒可帶動整個體系奏出迷幻樂章。

洗腦的配套措施

兩種德國體制使人們的脊梁彎曲，需要三大基本前提條件：信息控制、暴力威懾、組織壟斷，即俗稱的“謊言、暴力、人民原子化”，三大條件相輔相成，都要做到絕對，不能有通融。

納粹德國和東德在組織控制方面有相似之處，把男女老幼統統納入形形色色的官辦“群眾團體”，具體到意識形態領域，所有從事知識、信息生產傳播的人必須納入到專業協會。納粹德國因為不否認私有權，大眾傳播媒介民營資本始終占據很大比例，所以它的宣傳體系遠比東德複雜得多，東德從理論和法律上否定民營媒介的存在，只需要全部收歸“國有”，接受宣傳鼓動部的指導即可。

最為著名的就是戈培爾任主席的帝國文化協會，協會下設美協、音協、戲劇協、文協、新聞協、電影協等分會，實施行業准入許可制，凡相關工作人員，必須入會接受管理，用飯碗死死掐住其喉舌。 

當人在社會網絡和精神上變成孤立原子時，無法形成抗爭的群體力量，不能從獨立輿論來源獲得信息和觀點，缺乏觀點共同體賦予的自信心，面對國家機器操控的有組織成體系的宣傳鐵網，毫無抵禦能力，即便某些個體免疫力強，通常也只能選擇從眾或不違眾。 

人身監控是組織壟斷的具體手段之一，兩種德國都未放鬆這方面工作，對比雙方的秘密政治警察數據，相較納粹德國，可以看出東德對自己的宣傳極缺信心。納粹德國有6千萬人口，戰前政治警察（蓋世太保）最多時7000多人，開戰後因地盤和人口劇增廣設分局，蓋世太保擴充到史上最多的3萬5千多人（包括機關里的打字員，接線員）。東德管理1600萬人口，在編全職秘密政治警察（斯塔西）9萬，非全職便裝斯塔西17.5萬。  

 塑造“新人類”要洗腦，洗腦從娃娃抓起效果最好，圖為東德的“自由德國青年”組織的宣傳畫與活動。

  納粹德國“希特勒青年團”宣傳畫。

  希特勒青年團的儀式與活動。

彼特沃克對信息控制從形式到技巧進行了重點論述，他還注意到暴力作為宣傳後盾的重要性，人們懂得抱怨與質疑帶來的後果，必然會自我審查，謹言慎行；興許專業與主題的限制，對於組織壟斷，彼特沃克未有系統性深入考察，這是極權體制的基石之一，與暴力威懾同為擴大宣傳魔力的輔助條件。 

技巧與效果

彼特沃克總結出，要撒謊就撒大謊，小謊好破解，大謊難辯白。污衊某個人盜竊，這個好證偽，污衊猶太人有摧毀地球，統治德國的大陰謀，猶太人和受眾極難證偽（何況不允許證偽）。 

在這方面，納粹德國有更多高明技巧，化繁雜概念為簡單的口號和結論，且不斷進行有力地重複，受眾對深奧晦澀和不肯定的理論無興趣；新聞不能同人的直接經驗相衝突，如轟炸損失的報道在受影響地區就要準確，歪曲眼前發生的事並無意義。

納粹黨靠選舉上台，有相當的民意支持度，宣傳上高舉迎合大眾的民族主義和福利主義路線，並無系統的宣傳指導理論，只要達到元首設定的終極目標，很多時候不要求具體每一步怎麼邁。 

東德完全在蘇聯武力庇護下建立，聲稱有一套完整的普世科學體係指導一切，包括宣傳工作。兩者相較，納粹德國的政權基礎比後者牢固，儘管都逃不脫宣傳的枯燥乏味，納粹德國的宣傳效果的確比東德好得多，形式、技巧更為活潑、高明。

察考雙方的宣傳效果，納粹德國情況則要複雜得多。彼特沃克興許忽略了這一點，納粹時代的德國人甚至並不認為自己脊梁彎曲，可能覺得在元首的領導下脊梁挺得“更直”了。

彼特沃克審視兩種德國宣傳成敗時，用了“失敗”一詞，卻未簡單做出“民心得失”、“腐敗專制”等文青式結論，他認為它們的失敗是伴隨政權覆滅而來，與宣傳體系無關，一個被外部強力摧毀，一個因為經濟蕭條，失去蘇聯支持，缺乏敢武力大鎮壓的強人而覆亡。

其實洗腦鐵網建立後，並不需要對所有人100%有效才算成功，只要有少部人狂熱相信，大部分人不同程度接受，另外少部人沉默即能達到理想效果，對個人直接經驗範圍之外的事情，大多數鐵網中的受眾沒沒有精力、興趣去逐個驗證消息、結論的準確性。

很多事實與數據能證明作者的結論，二戰時德國並未發生過任何稍具規模的軍人、民眾起事。洗腦從娃娃抓起更具奇效，盟軍攻入德國，中樞指揮體系日趨癱瘓的情況下，希特勒青年團的孩子們鬍子沒長硬，卻成為有組織的最後頑抗力量。

二戰後英美法占領區從組織到宣傳實行了強制去納粹化措施，但至1950年初，民調顯示，大部分德國人仍舊認為“希特勒是個好領袖”，“納粹主義是好主張，只是操作錯了”，有些事情不如意，但“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

 即使東德政權的基礎脆弱，可是在嚴密的監控與告發網絡作用下，到1989年春天，斯塔西估算整個國家“激進分子”也只有2500人，異議骨幹分子只有60人，幾十年間僅10%的人口勇敢地選擇了“翻牆”，大部分人還是彎曲着脊梁繼續活下去。

在宣傳、組織和暴力的天羅地網下，絕大多數人的脊梁肯定要彎曲，還需學會“變臉”，彼特沃克引用了一個蘇聯公民的自白：我有6張面孔，一張對妻子，一張對孩子，一張對密友，一張對熟人，一張對同事，一張在公開場合表演。

全世界有不計其數的例子，在某個寬容制度下堪稱“傲骨錚錚”的知識分子，在另一種令人窒息的制度下過着更卑賤的生活卻表現得無比奴顏媚骨。脊梁軟硬取決於鐵錘的大小與力度，人皆凡胎，脊梁都經不起敲砸。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阻止這種體制的出現，切勿指望極少數人不怕粉身碎骨。

宋石男 讀史明智5 201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