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國家人文歷史》2016年第14期，作者韓戍，原題《寫作生涯因“革命”而起，因“革命”而終 茅盾：在文學與政治之間》。

沈雁冰作為中共第一批黨員，在大革命後脫黨，實際不難理解。沈雁冰有家有業，嚮往改變現狀卻缺乏為革命義無反顧的決絕心態，很難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他的本質是一個文學家，有人道和仁慈的一面，也難以適應殘酷的政治鬥爭和黨派傾軋。他有顧慮和矛盾。大革命失敗後，沈雁冰取筆名“矛盾”，當然也是內心矛盾的反應

1927年7月23日，一個名叫沈雁冰的年輕共產黨員，懷揣2000元支票，從漢口登上了前往九江的日本輪船“襄陽丸”號。此次奔赴九江，他肩負着一個連自己也不知道的驚天任務——為中共秘密籌劃中的武裝起義輸送經費。船到九江，與沈雁冰接頭的是董必武和譚平山。董必武告訴沈雁冰，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南昌，但現在九江到南昌的鐵路已經被切斷，讓其先去買票，如果確實無法前去，便回上海。沈雁冰到車站後發現，果然已無票可售，遂在他人的建議下先到廬山牯嶺，再伺機翻山前往南昌。然而，從牯嶺到南昌的路恰好在前一日中斷，沈雁冰便滯留在牯嶺。第二天，他竟一病不起。臥床七八日之後，忽然聽到中共在南昌發動起義的消息，才知道他手中2000元支票的真實用途。此時的沈雁冰再前往南昌已無意義，痊癒後立即下山直接乘船返回上海。途經鎮江時，國民黨軍警發現沈雁冰沒帶行李，只有2000元支票，形跡可疑，欲行拘捕。沈雁冰急中生智，將支票塞到軍警口袋裡，幸被放行。從此，沈雁冰為避免國民黨的通緝，自動脫離中共組織，並化名“茅盾”，開始以自由撰稿為生。

雙面人：革命先鋒與出版社小職員

沈雁冰，本名德鴻，1896年7月4日出生於浙江桐鄉烏鎮的富裕家庭。沈雁冰幼年入家庭私塾，少年時代趕上廢科舉改學堂的潮流，遂成為烏鎮第一所新式小學的學生。其後，他入湖州中學、嘉興中學讀書。那時江浙一帶的中學與如今不同，可謂是藏龍臥虎之地。單以嘉興中學而論，教國文的老師便是朱希祖、馬裕藻。這兩位章太炎的得意門生，後來進入國立北京大學任教，成為北大文史學科的掌門人。在名師的指點之下，沈雁冰打下了堅實的國文基礎。此時嘉興中學的校長和這些太炎門生都是革命黨人，學生已普遍自行剪辮，師生之間暢談“平等民主”是為常事。如此耳濡目染，給沈雁冰的內心播撒下革命和反抗的種子。

然而，辛亥革命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所變化的只是巡撫衙門房頂的幾塊瓦而已。民國建立後，地方保守勢力繼續當權，清末各級學校的自由之風反而受到壓制。作為曾經感受過革命氛圍的沈雁冰當然不能容忍，公開反對保守的學監，並酒後到學校鬧事，最後被學校開除。離校後沈雁冰轉學到杭州的私立中學，於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民國初年，一般大學都有預科之設，學制二到四年，結束後可以升入本科。不過，那時的北大，畢竟不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大，保守勢力居多。預科畢業後，沈雁冰無意升學，南下上海，來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

商務印書館家大業大，有各類員工上千人。沈雁冰作為一位低級職員，工作異常枯燥，工資每月僅24元，據說若要待遇翻倍，需十年以後。沈雁冰最初的工作是給商務印書館附設函授學校的學生改英語試卷，其後改為譯書，即從西方出版物中選取一些片段進行翻譯，炮製成一本帶有中國特色的啟蒙讀物。再往後，他開始擔任《學生雜誌》《小說月報》的編輯。

當時正處於新文化運動時期，沈雁冰不免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成為滬上反對鴛鴦蝴蝶派急先鋒。同時，沈雁冰還參與發起了著名的“文學研究會”，在當時的新文學界占有一席之地。新文化運動時期，最初的革命家原本是從文學家中分化。經過朋友介紹，沈雁冰認識了與胡適等分道揚鑣、到上海出版《新青年》的陳獨秀。1920年7月，陳獨秀領銜的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在李達的介紹下，沈雁冰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

沈雁冰對現實社會有反抗的意願，但並不是一個樂於行動的人。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其後全國學聯到上海宣傳，他曾前去旁聽，認為這種群眾抗議運動的效果很空洞，頗不以為然。那麼，他為什麼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其中大概有幾方面原因。沈雁冰從小便有反抗精神，不滿於北洋政府的倒退統治。蘇俄的鬥爭哲學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以及一系列改造社會的方案，令他耳目一新，似乎找到了一條新路。其次，商務印書館工作枯燥無聊，搞革命活動則可能開啟一段波瀾壯闊的人生，頗有吸引力。第三，應該是陳獨秀方面的拉攏。沈雁冰是“文學研究會”負責人，商務印書館編輯也算是一個體面的身份。藉助沈雁冰，早期的中共便於開展秘密活動。不過，他雖然是第一批黨員，卻不是核心成員。典型事例是，中共一大召開，沈雁冰不是代表。沈雁冰似乎也缺乏領導能力，始終是一個打雜的配角。然而，他卻是組織上頗為信任的人。陳獨秀在廣州期間，以沈雁冰為中央直屬聯絡員，凡是各地組織與上海方面的信件，都以“鍾英”的名義寄給商務印書館，再由沈雁冰來轉交。外地地下黨員來上海，也以沈雁冰為聯絡人。

受中共早期致力於發動工運的“左傾”思想影響，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開始配合中共發展工人組織，成立工會，甚至暗中醞釀大罷工。在國共兩黨合辦的上海大學，沈雁冰也擔任教席。國共合作之下，沈雁冰名列國民黨上海執委。於是，此時的沈雁冰有兩種身份，公開身份是商務印書館的小編輯，兢兢業業出版各種圖書，儼然兩耳不聞天下事的技術人員。然而，另一個身份卻是挑戰現政權的革命者。作為上海市黨部代表，沈雁冰有幸作為五位代表之一，參加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大。在廣州，他還充當了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毛澤東的秘書，撰寫各種文章批評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者。（然而，毛澤東則早已志不在此，前往湖南考察農民運動）。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沈雁冰被迫回到上海。此時，他的身份已經暴露，商務印書館贈給他一張股票，將其禮送出館。從此，沈雁冰成為職業革命者，代管中共上海交通局，仍是負責通信聯絡工作。在中共的安排下，他又前往武漢，編漢口《民國日報》。不久，武漢分共，便有了送支票到南昌支援起義國民政府的情節。

政治人：文學生涯的崛起與終結

沈雁冰作為中共第一批黨員，在大革命後脫黨，實際不難理解。沈雁冰有家有業，嚮往改變現狀卻缺乏為革命義無反顧的決絕心態，很難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他的本質是一個文學家，有人道和仁慈的一面，也難以適應殘酷的政治鬥爭和黨派傾軋。他有顧慮和矛盾。大革命失敗後，沈雁冰取筆名“矛盾”，當然也是內心矛盾的反應。他自述道：“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漢又經歷了較之前更深更廣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會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時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們思想上實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於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為筆名。”其後，葉聖陶說這個筆名一眼看去便知是假名，給他加了個草字頭，成為“茅盾”。當然，茅盾雖然充滿“矛盾”，由於7年的黨齡底子，也無法成為象牙塔中的純文學家。他雖然不能亦無法回到黨內，卻選擇了一種與用暴力革命改變社會的相似方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用文字揭露這個時代的黑暗。

這一時期，是茅盾文學創作的高峰期，因為失業恰使他擺脫了編輯的瑣碎事務。著名的小說三部曲《幻滅》《動搖》和《追求》，便是他這一時期的傑作。三部曲展示了知識階層從嚮往革命，加入革命再到幻滅動搖，革命失敗後抬起頭來重新奮鬥的過程，其可圈可點之處在於並非狂熱地鼓吹革命，而是更多描寫了人性的弱點、狂熱和頹廢，展現了人的複雜性，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三部曲陸續發表後，成為文壇爭相談論的熱門話題，也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茅盾這個名字橫空出世在中國的文學舞台之上。三部曲獲得成功後，茅盾對創作這種史詩性質、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的文學作品樂此不疲。其後寫就的《子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出現的另一部非常優秀的長篇小說，真實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波瀾壯闊的面貌，在廣闊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之下，成功地塑造了數百名形態各異的人物。從三部曲到《子夜》，茅盾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徹底奠定。

抗戰爆發後，茅盾輾轉到長沙、廣州、香港、桂林等地。此時，他完全成為中共外圍的文化人士，行動上基本接受黨的安排，主要負責編輯各種左翼文化刊物。期間，左翼人士杜重遠邀請茅盾前往新疆活動，因盛世才意欲交好蘇聯，頗為善待左翼人士。新疆學院遂成為茅盾傳播左翼文化文學的舞台，甚至他還傳播毛澤東思想，給學生推薦《論持久戰》。1940年，盛世才轉而迫害左翼人士，杜重遠被逮捕入獄，茅盾的處境非常危險。在蘇聯總領事館的幫助下，茅盾乘坐飛機逃出虎口。茅盾剛上飛機，盛世才便已後悔，卻悔之晚矣。沒有來得及逃離新疆的毛澤民、陳潭秋等中共黨員，都被盛世才加害。

離開新疆以後，茅盾決心到嚮往已久的延安去。茅盾是魯迅的摯友，也是文壇巨匠。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到延安來的統戰意義非常重大。毛澤東親口對茅盾說：“魯藝需要一面旗幟，你去當這面旗幟吧。”在中共對左翼文化人的排位中，茅盾可以繼魯迅、郭沫若之後，排到第三位。茅盾準備在延安安家落戶，並鄭重提出恢復黨籍的要求。不過，周恩來認為茅盾這種影響力大的民主人士，留在黨外更加合適，回到國統區作用更大。因此，茅盾回到重慶，但是留下了沈霞、沈霜一對兒女。女兒沈霞是忠誠的革命者，意外懷孕後唯恐影響即將到來的國共戰爭，主動要求人流手術。由於延安醫療條件差，最後沈霞客死延安。這是茅盾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延安之行後，茅盾更明確了中共“自己人”的身份。1945年，經過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的籌劃，中共在國統區發起了茅盾五十大壽的大型祝壽紀念活動，《新華日報》出版了紀念祝壽專刊，延安方面紛紛發來賀電。開明書店、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等十餘家出版社特價銷售茅盾著作，以茅盾為名發起有獎徵文活動。相關祝壽活動聲勢浩大，延宕數月，茅盾在左翼文人的聲望中達到頂峰。

抗戰勝利後，茅盾一度受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赴蘇訪問。此時的茅盾已經基本不再從事文學創作，而是發表大量雜文和文化評論，配合中共的宣傳策略。這些題目包括《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他》《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實際上，茅盾搞文學出身，沒有受過西方的政治學訓練，談這些問題哪有羅隆基、蕭公權、儲安平等人講得透徹？不過，這些文章的意義要遠遠大於其實質，可以證明所謂人心向背。當然，茅盾也未嘗忘情於文學，蘇聯歸來後也寫了《驚蟄》《春天》等小說。不過，此時的寫作已不比早年，充滿條條框框，思維也愈加僵化。作為一個文學家，茅盾的文學生命，這個時候實際已經結束了。

局外人：文化高官與文化部虛職

由於茅盾在1949年前的表現，新中國成立後自然獲得了回報，受命出任共和國第一任文化部部長。此種任命並不意外，茅盾文化地位是無可取代的，更重要的是，茅盾可靠。他雖然一度脫黨，但始終是一顆紅心向着黨。國民黨在文化上失敗，也由於宣傳敵不過中共，連張道藩、王平凌這樣的三流文化人，都能成為國民黨的骨幹。可以想像，茅盾這樣的文化人，如果投靠國民黨，必然可以在文化教育界獲得高官厚祿。然而，茅盾甘願貧窮，頗有操守。因此，毛澤東親自召見茅盾提出此事，對他說“雁冰兄，你剛才講的是你的小道理，現在我來講講我的大道理。全國剛剛解放，百廢待興……現在想當文化部長的人不少，但我們偏偏選中了你，因為我們相信你，這是全國人民的需要。”據說茅盾本想到杭州去隱居，搞文學創作，但毛澤東的邀請，讓他盛情難卻。在這個文化部長任上，茅盾一待就是15年。

不過，文化部長看似位高權重，實際上作為相當有限。首先，相對於來自解放區的文化、宣傳系統的同志，如周揚、丁玲、胡喬木、陸定一等人，茅盾來自國統區，並非真正的黨員，也沒有經過延安整風暴風驟雨般的洗禮，政治資歷終究差一層。因此，在文化部，周揚擔任常務副部長，黨組書記，掌握了實際的權力。周揚同時是中宣部管理科學文藝的副部長。中宣部管轄指導文化部，這便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政治現象，作為副部長的周揚，實際是部長茅盾的上級。如此安排，導致茅盾並不能按照自己的抱負和追求去實現文化理想。實際上，茅盾本來應該習慣於此種安排，樂於象徵性的榮譽職務。然而，他卻偏偏要介入實際事務，導致不斷碰壁。在1957年的鳴放中，茅盾頗為牢騷：“在文化部呢，我也只是個掛名，成天忙於別事，不務正業。”茅盾常常覺得自己在文化部掛名不幹事非常尷尬，幾次請求辭職卻得不到批准，只能硬着頭皮幹下去。

那麼，此時茅盾的主要職責是什麼？開會。茅盾自稱，他開會時間占據了生活的2/5。然而，痛苦更在於，開會卻沒有決定權。另一個是從事象徵性的文化外事活動。從1951—1962年，茅盾訪問莫斯科達16次之多。至於文學創作活動，可謂完全停止。作為文化部長，茅盾的文學和政治地位已經確立，他需要做的是提攜新人，凡是茅公點評過的作家，都能有所發展。當然，由於茅盾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也可免於追責。毛澤東對文化部有過一個經典的評價：“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認為文化系統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裡”。不過，這個責任似乎也不用茅盾承擔。周恩來曾寬慰他：“文化部的工作這些年來一直沒搞好，這責任不在你，我們給你配備的助手沒有選好，一個熱衷封建主義文化，一個又推崇資本主義文化……”茅盾辭掉文化部部長職務後，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反右時期，組織上也對茅盾網開一面。雖然茅盾在鳴放中有所不滿，實際卻得到有關部門的暗中保護，及時收住了不滿言論並轉而抨擊右派，得以倖免於難。

“文革”到來，茅盾靠邊站了。1969年，茅盾被剝奪了國慶登天安門的權力，警衛員取消，秘書調走，內部文件不能看，名字也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單上消失了。不過，由於他的年齡和地位，不會遭遇太大衝擊。1981年3月，茅盾走完最後的歷程，臨終前最大的願望是加入中國共產黨。對於這個遺願，黨中央當然會極力滿足，決定恢復茅盾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這個時候的茅盾，也算“求仁得仁”吧。

老衲秘史 2018.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