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讓女兒上哈佛?   ZT

( 下文令人想起一位哈佛學者，他是西班牙籍的比較文學教授，某年春，他在課間看到一隻春鳥在窗外遊戲，喃喃自語：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於是辭職，飄然而去，不知所終。他的個案作為行為美學一例，長留哈佛群體記憶中－小序）

和很多菁菁學子一樣，我曾經有一個哈佛夢。這個念想，是我在北大讀研時萌生的，除了真心想做研究，還有一點想證明自己的虛榮心。

當然了，誰都知道，哈佛不是想上就能上的，但是，我有一個特點，只要是我自己認準的事情，不做到底我是不會罷休的，除非我中途改變了想法。

轉眼之間，我畢業十年有餘，其中的大部分時間，我是在做獨立研究——對這個好歹不分的時代作出我的個人回應。

坦率講，要是我把這段時間用來在這個學術分工體系中考博和讀博，我不可能獲得這樣徹底的自主性和自由度，那我也就不可能獲論成果。

“十年磨一劍”，現在，我為我的問題找到了答案。我不想去也沒必要再去哈佛讀個博啥的了。這是夢醒，不是夢碎，所以，心中沒什麼遺憾，也就不會有“父夢女承”的悲劇後果。

事實上，我不僅不會鼓勵女兒上北大、上哈佛，而且會不遺餘力地說服和打消她的心中的念頭，如果將來她心中真的會冒出來的話。

我的一個深思熟慮的觀點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教育”，尤其是那些以名校為代表的所謂“精英教育”，到頭來可能都是一場“假教育”。

憑什麼這麼說？

誰都知道，名校之所以為名校，在於它們集中了支配性的優勢資源，但是，別忘了有一種機制叫“資源的詛咒”：優勢資源必然引發高度競爭，而高度競爭反過來勢必會造成優勢資源的分配與評價機制的單一化、標準化和績效化。

久而久之，這種競爭遊戲本身就會成為養尊處優且爭強好勝的精英學生們心中的目的和意義，他們自帶的偏好、節奏和直覺就會被帶偏和扭曲，後果就是一種高位的同化和平庸。

集體的同化實際上就是自我的異化，症狀就是精英學生們的淡漠（或冷漠）、焦慮和抑鬱。

說到這裡，我相信一定有人想起《優秀的綿羊》(Excellent Sheep)那本書。該書的作者是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教授，他在藤校有24年的經歷，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及博士，並在耶魯大學任教十年，但在2008年辭去了終身教職，然後發表了《精英教育的劣勢》(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反思了美國（精英教育的弊端。

在他看來，精英教育是完全反智的(anti-intellectual)，所以，他在《新共和》雜誌上給家長們的忠告是“別送你的孩子上常青藤，美國的頂尖學府正把孩子們變成殭屍”，“相比之下，那些在不知名大學裡的孩子往往更加有趣、更加開放、更有好奇心，少了些養尊處優和爭強好勝”。

對此精英教育的這種弔詭現象，人格和社會心理學中關於成就動機的研究結論可以提供一種解釋或者說印證：

▪ 處在一個競爭性的、評價單一的學習環境的學生，更容易於成為績效導向型(performance oriented)的人格，他們總是試圖證明自己的能力超過同學，或者同學的能力不如自己，卻會在現實中恐懼失敗和迴避挑戰，因而缺乏像樣的成就。

▪ 在一個非競爭性的、協作性的環境學習的學生，則更容易成為主導取向型(mastery oriented)的人格，他們通過高水平的努力發展自己的理解和勝任能力以解決特定的問題，往往能夠達到較高的成就水平。（我自己在十年的獨立研究過程中也深深地體證到這一點）

至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如今的精英教育已經與“育人”和“真理”沒有多大關係了，已經退化為一種像科舉制那樣的權力分配和再生產體制，所以，這個體系生產出來的知識，也越來越無力對這個世界給出有價值的回應，它培養出來的往往也只是資本-權力體制在規定範圍內的代理或執行者，而不是應對不確定未來的主體或主導者：

前者比的是快、效率，和計算力，能夠正確地做事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為什麼去做，只講利弊，不問善惡；

後者比的卻是准、效力(effectiveness)和判斷力，之所以能夠做正確的事，是因為明白為什麼去做，既講利弊，又問善惡，善惡問題實際上深刻地關乎着未來的可能性和自由度。

那麼，以精英教育為鏡，我們可以說，真正的教育是面向未來的，應該是主導取向型的，因為績效取向型的人格不可能在不確定的未來真正主導自己的命運。

所以，我將來會選擇讓女兒在一種“競爭最小化、協作最大化”的環境中學習，如果沒有條件，那我就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