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 神州大乱 劳改磨炼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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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一、文革起始 晴天霹雳

 

【七律】《文革起始》

伟大领袖挥巨手，风雷激荡憾神州。                  

红色尘暴卷大地，批判浪涛冲霄九。               

师长权威被游斗，书记校长官位丢。                  

一夜威风尽扫地，结队劳改如犯囚。

经历了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的风风雨雨，龙志还是争取到了领导的支持，同僚的配合，创造了实验条件，克服了重重困难，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在运动之间见缝插针地作出了卓越的成就。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暂时稳定，他领导的科研教学也逐步走向正规，取得一批重大成果。龙志也成为学院的“一杆旗”和地地道道的国内养猪界的“学术权威”，已经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

从1963年8月到1964年5月，学校开展了历时8个多月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结束后，龙志于1965年受到学校培养重用，离开日理万机的教学科研岗位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也就是那个期间，他在1965年底参加了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党对“民主人士”政治上的关怀，只是龙志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被迫消耗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政治教育上。学习期间龙志倒是难得休息一下他那疲惫的身心，体重一下子增加了20多斤，有的衣服也不能穿了。好不容易才把那漫长的一年熬了过来，正当龙志踌躇满志回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岗位上继续努力工作，完成他那些雄心勃勃的科研、教学计划时，殊不知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的空前猛烈和旷日持久的政治大风暴。龙志的意志、信心甚至生存和生命都面临史无前例巨大的考验。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1966年神州大地开始的文化革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特别是知识分子带来毁灭性灾难。山西农学院最大的学术权威之一的龙志则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不能幸免。1966年夏天的农学院已经成了大字报的海洋。除了在餐厅，宿舍，教室外，动物科学系还专门在他常常讲课的阶梯教室设立了“张龙志大字报馆”。内容大致有以下方面[1]：

1．  与共产党明争暗斗，争夺动物科学系领导权。

2．  反共老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3．  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在课堂休息时间吃窝窝头，攻击共产党的领导。

4．  对政治运动“阳奉阴违”，是地地道道的“老运动员”。

5．  漏网右派，在党委内有代理人张雨竹书记帮助“反右”过关。

6．  反对政治挂帅，宣扬业务挂帅“只专不红”，宣扬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腐朽孔孟之道儒家观点，与共产党争夺下年轻一代。

7．  用资产阶级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下属，关心他们升级，节假日常常请助教吃饭，外出常常为助教付饭费，只收粮票。

8．  反动学术权威，利用“养猪学”反党,在再版前言中取消有关“党的领导”，“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内容。

9．  崇美亲美，与美帝分子“穆懿尔”关系密切，在美国有大量存款，1960年取回，利用“外汇证劵”套购紧缺物资，大搞特殊化。

10．       
做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农复会”担任畜牧顾问职务，为美帝收集情报。

11．       
解放前夕准备全家逃往台湾。

  1966年8月某一天下午，全院专门召开“张龙志批判大会”。龙志那天一直被小将“跟踪保护”，也没有机会吃午饭。文灿看到龙志临行前在一个学生的陪同下回到家里，在厨房端起米汤小锅，匆匆喝了几口厨房剩下的冷稀饭，便急急忙忙去开批判会了。会上，龙志低头站在台上，被定为“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漏网右派”。学生教工轮流批判发言，罪名不外崇洋迷外，崇美亲美；宣扬成名成家，和党争夺下一代；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等。全体学生教师多次在学生梁XX的带领下高呼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三反分子张龙志！”

“把张龙志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

  最后上台发言的一个竟然是龙志爱人桂琴，她刚才从晋中榆次参加了一年的“四清”运动回到学校。她工作非常积极努力，正在申请入党，因为乡下营养不良，她脸上的浮肿未消。据了解她的入党申请已经被四清工作队上级领导批准，大概由于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问题，而转回到山西农学院党委研究未被批准。在接踵而来文化革命中坏事就变成了一件好事，否则她会被冠以“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罪加一等，老两口子处境将会更加困难。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桂琴显然被动员、被迫上台与龙志划清界限。用她那颤抖的声调做了十分钟发言，大概说龙志要孩子们走“白专”道路，政治上没有要求进步等等。谁知招来竟然是双重批判，第二天在桂琴工作的图书馆外又贴满了批判她的大字报，桂琴被扣上“包庇开脱”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学校里零零星星也出现一些关于桂琴家庭情况的大字报，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一个兄弟在1951年被镇压。她也当然受到人们的许多白眼和冷风热潮。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宛如晴天霹雳，桂琴一急之下
胃出血住了太谷人民医院。

  龙志看到此番来者不善，联想到自己解放17年来因为与美国人的关系屡屡遭受审查交待，家中那几十张在美国留学和美国教授等人合照的照片恐怕难再以保存了。在1966年6月夏日的一个中午，龙志一声不吭，面带忧愁和恐惧，匆匆把自己在美国时与美国友人，教授，同学的几十张珍贵照片找出来，堆成一堆，忍痛付之一炬，内心活动不得而知。所幸并没有全部烧毁，不然本书那几张仅存的照片也不能幸免。果不出所料，在接踵而来挖地三尺的抄家运动中，那些照片一定会成为“红卫兵”造反的猎物。而在3年多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龙志再次被隔离交待和美国人的关系，甚至被作为“美国特务嫌疑”审查了两年多时间，那些照片也很可能会成为“证据”给他带来更多麻烦。

二、忍辱负重 不易轻生

  过了没几天，农学院又掀起了游街邪风，今天这家，明天那家。龙志和桂琴尤如惊弓之鸟，一听到锣鼓声就心惊肉跳，知道难逃脱这一劫，但又不知哪天会大难临头。果然在八月的一天清晨，龙志家门前突然由远而近，锣鼓声大作，动物科学系的学生前来造反。桂琴急作一团，如卧针毡，一再催促文灿赶快起床，急促地说“来了，来了，学生们来了，你不是爱看热闹吗？快起来吗！”。一家人像被围困在山洞中的几只无处躲藏的羔羊一样，必须准备面对前来的凌辱和抄家。学生将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家里外的墙壁，说龙志是猪头，利用养猪学来反党。更有甚者，他们还精心准备了一顶高帽子，一个大牌子，让龙志戴上。然后命令桂琴出来，将另外一块写有污辱字句“三反分子张龙志”的白布让桂琴缝在龙志外衣背后。文灿看到桂琴匆匆进屋拿上针线，用颤抖的双手匆忙缝上，面无表情，只有极度的恐惧和惊慌。

  学生临走竟然命令龙志站立在门前继续低头认罪一个小时，并规定从此出门必须戴帽子，挂牌子，穿那件衣服。可怜的龙志在学生走后还默默地站立在院里，面无表情，目无可视。甚至受到一个智障傻小子的污辱，更多的邻居则躲在自己家窗后偷偷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文灿曾一次在校园里玩耍时正好在学校中间道路的收发室附近碰见龙志戴着那些东西，穿过学校大院。他面孔苍白，眼睛看着地，缓缓地从科学楼走向劳改农场。龙志一定看见文灿了，但目中无神，表情麻木，似乎谁也不认识，只是低着头，甚至没有看文灿一眼。龙志一定不愿让自己的儿子见他如此尴尬，但又无法躲避，无处躲藏，所以如此面孔凝重。龙志此刻一定忍辱负重，无所适从，但又不愿在他自己儿子面前表示出来。文灿还隐隐看到他父亲内在更有一斯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从容不迫，处之泰然的坚毅神态。

  难以言表此刻他们父子二人彼此的复杂心情。文灿当年仅是一个15岁的少年，看见自己的父亲被整成这般模样，心中似如万箭钻心，百感交集，十分不是滋味，觉得父亲好可怜，而自己又爱莫能助。愤愤不平地想道：学生们的心也真是太歹毒了，别出心裁，其他的“牛鬼蛇神”游街也就一两个小时，过去就渐渐淡化了，而自己父亲则变成了天天被游街。龙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19岁年轻时雄心壮志，满腔热血离开榆林，步行到太谷铭贤中学求学，清清白白奋斗了一生，为的只是实现精忠报国的理想。谁知道37年后斗转星移，到头来过去的一切努力和成就都成为罪过，成为被批判的内容，以致在自己奋斗一生的校园内遭受如此屈辱，甚至失去了一个普通人起码的尊严。

  到了九月份，龙志家和其他一些人家一起被抄家，龙志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龙志当时已经和其他“一类劳改人员”一起住到了学校农场，母亲由于胃出血在太谷康复医院住医院，文炳在太谷中学住校。文焕和文灿搬了几件经过检查的简单行李和衣服到一个临时住处，没有床铺，他们就在地上打铺睡觉，在食堂吃饭。三个月后，抄家完毕，家里一片狼藉，厨房的地砖被撬开，挖地三尺，据说是找“电台”。家里仅仅损失一部分首饰和钱财，龙志之前已经将和美国友人的照片烧毁，学生们一无所获。

  文革初期无疑是对龙志及桂琴毅力的最严峻的挑战，一个是兢兢业业的知名学者；一个是积极上进的国家干部，一夜之间，名誉扫地，甚至丧失了人的起码尊严，遭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劫难和污辱。龙志表现出来的是茫然和麻木，桂琴则多次因为胃出血住了医院。怎么让他们理解这场运动？但文灿从来没有看到龙志和桂琴在孩子们面前，甚至私下有过任何不满，抱怨，表示，语言，甚至神态。他们还是检查自己的过错，正面正确对待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只是把一切痛苦和希望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学校有一个人在运动初期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了（杨岱莆先生），龙志当时和后来遇到多次“不堪凌辱”的情况，因为按照儒家“士可杀，不可辱”
的气节，龙志也都有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轻生想法。但桂琴一再宽慰他，“真金不怕火炼，我相信你没有问题，怕啥子嘛？”，“你走了，一了百了解脱了自己，丢下三个上中学的儿子，让我怎么办？”，劝他不能那样做。龙志也知道自己的许多历史问题无法求证，如果死的不清楚，一定是有重大问题隐瞒不敢交待，那时叫“畏罪自杀”，反而死无对证，罪上加罪。只有活着才有希望爬起来的一天。更为重要的是，龙志觉得是他的罪孽害了他儿子们的前途，他不能自私地一走了之，而是要卧薪尝胆，悔过自新。为了他的事业，为了孩子们去再次向命运挑战，争取党和人民的宽恕，为孩子们的成长铺平道路，而不是给爱人和孩子留下更加沉重的经济和政治负担。

就当时的情况，龙志活下去要比轻生难的多。后面将会多次提到，龙志其实是一个为人民，为国家，为事业“视死如归”的人，只不过学习领悟了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思想精髓，不愿做无谓的牺牲，对个人人格的侮辱和利弊得失表现了超然的忍耐。所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权衡，他选择了更艰难，更具有挑战，更为智慧的生路。

龙志的“生死之道”是他人生最大的亮点之一，在一次次面临生死考验和艰难选择时刻，特别是在接踵而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龙志面临着更为艰难困苦的生死考验，他破例写了200多篇日记（见附件）来记录自己的真实思想。在十年之后形势改变，他年老体弱带病办培训班时刻，在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择写《我的自传》之中，都有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和表述，且容慢慢道来。

三、拖累孩子 因祸得福

文革开始之后，在当时盛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影响下，龙志的三个儿子也开始了他们
“狗崽子” 的生涯。他们自己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实际上他们的“家庭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他们自己认为“家庭成分”还是“城市贫民”，比一般人还不差。但那个成分已经宛如杯水车薪，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了。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前，他们还不知道“政治歧视”是怎么回事。其实“阶级路线”从1964年就开始了，他们的许多同学因为“家庭政治问题”被挡在了中学校门之外，早早就到农村插了队。

文化革命那年，他们兄弟三人都正在读太谷中学，老大文炳高二，老二文焕初三，老三文灿初二。那时“政治挂帅”，讲究“阶级路线”和“家庭成分”，家庭成份和家庭情况成了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因为有这样那样“家庭成分”问题的人为数不少，另外还有毛主席“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教导，兄弟三人倒也没有完全被排除在造反组织之外，除了那些“根正苗红”的人自己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之外，他们还可以参加一些“红外围”组织。当然，运动开始表面上他们属于被“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运动”的对象，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在“实质上”的歧视。因为到了当兵、分配、找工作、甚至找对象的关键时刻，他们每次被拒之门外，全家才感觉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滋味。实际上，在那后来的十年里，全家被“打入另册”，再没有抬起头来。

 1966年夏天太谷中学开始“停课闹革命”，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和形形色色“战斗队”，学校领导机构瘫痪。大概在7月份，“革筹委”决定让年纪较小的所有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回到各自家里去。文灿本来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回到农学院后，响应号召，组织了学校的中、小学生成立了“红闯将”战斗队，有不到20个人。文灿知道自己的名字有“学而优则仕”的味道，暂时也给自己换了一个革命的名字“向东”。那个名字没有给他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他“黑五类”的身份没有被马上点破而已。后来，随着他自己政治身份的改变和暴露，他的那个革命的名字也就进入了记忆，再也没有被人提起，包括他自己。

文灿领导的战斗队给小学部的老师贴大字报，批判自己曾经受到的“学而优则仕”教育。学校的教师们评论，“当年你们自己要求加强学习，害怕考不上太谷中学，现在恩将仇报，又回头批判老师”。后来，在学校大学生的“辅导员”干预之下，“红闯将”战斗队一分为二，家庭没有问题的叫“红卫兵”，家庭有问题的改名为“造反队”。几个月之后，这两个战斗队也就自生自灭了，中学的同学都回到了太谷中学搞运动去了。小学的同学就放任自流，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开了一点中学课程。到了1969年10月插队时，农学院在太谷中学上学的一部分同学又和那些当年上小学的同学们一道插了队，其中大部分原“造反队”成员。此乃后话。

1966年夏天，全国“红卫兵”开始了全国大串联，交流和传播“革命造反”经验，把文化革命烈火引到各个全国角落。开始还可以乘火车汽车，不需要要买票，但是中央很快发现，全国几千万串联学生已经造成铁路和公路交通的瘫痪，使火车车厢里座位下，行李架上，甚至厕所里都塞满了串联学生。于是就提出了步行串联的办法，学生们自愿组成小组，自己背上行李，从各地奔赴湖南“韶山”，陕西“延安”；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等等“革命圣地”以及各个大中城市。一路上都到处都有接待站，一般吃住在当地学校教室里。文炳和董华及其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从山西太谷出发，先是步行到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回来以后又挥师南下，步行3千里，行程50多天到达江西井冈山。其间文炳为了回头找一条忘记拿的武装皮带，和同行的同学董华走散了，董华将文炳的行李先行带回太谷家中，可把龙志和桂琴急得团团转，以为文炳出了什么事，直到十几天后，文炳一个人安全回来，一家人才放心，那大概是发生在1966年底的事情。

很快，太谷中学的形形色色的战斗队和群众组织因为政治观点和在社会上“站队”问题，最终分裂为势不两立两大派。他们兄弟三人都属于比较保守的“遵义兵团”一派，与山西省的保皇派“指挥部”为一派。在太谷中学，他们的对立面是“指挥部”，属于山西省“红联站”一派。

到1968年，两派的文斗演化为武斗，成立了的“武斗队”。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也由运动初期的“一斗、二批、三改”转化为两派之间的“文攻武卫”。他们兄弟们基本上成了逍遥派，被排斥在武斗队之外，一方面人家不要他们，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武器有限。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知之明，不去参加那些过激和危险的行动。龙志也不让他们参加。

回头再看，那些“歧视”也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是一件大好事。因为那些运动中被重用的“激进分子”和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头”也没有得到任何收获，大部分人都对于那段历史不堪回首。每天就是写大字报，集中开批判会，上街游行示威，参加武斗，“打、砸、抢、抄”。不但白白浪费了几年的大好时光，而且干了许多违法乱纪，伤天害理，无法无天的坏事。个别年轻学生甚至在武斗或其它活动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被形容为“白天死了的白死，黑夜死了的黑死”。也有人因为武斗期间杀人放火，后来难逃法网，以命抵命或者坐监终身。实际上，只有像他们兄弟三人那样的逍遥派的下场结果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一来没有资格“出人头地”参加运动，甚至参加两派武斗去整人、害人甚至杀人，二来也没有因此受害被害。后来都在龙志的教育和形势的逼迫下，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成为他们一代人中的佼佼幸运者，乃不幸之大幸。不能不说是因祸得福。

1966年秋天，桂琴和往年一样，与学校妇联缝纫组联系为她的三个孩子缝制冬天棉衣，后来竟然遭到“革命群众”拒绝。理由也是他们不为“反动权威”的“狗崽子们”服务，桂琴只好找附近农村杨家的张大娘，通过她找到裁缝帮忙才做好了过冬的棉衣，那时候也有好心人，农村里好心人要比学校里多。后来几年，桂琴就找学校里后勤处书记梁垠庆爱人缝纫全家衣物，再也没有用过妇联缝纫组。

  从1968年6月起，在文化革命开始两年之后，龙志与学院的其他有“问题”的牛鬼蛇神的月工资被改变为生活费。龙志的工资也从过去的每月201.5元下降为每月60元生活费，其中给龙志生活费30元，给他的三个儿子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这样桂琴每月60元的工资就真正对他们家庭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龙志全家也就开始和其他普通人一样，过上了相对紧张的日子。尽管如此，由于桂琴的工资照发，龙志一家的生活还是比一般普通人强一些。对于在劳动改造中的龙志来讲，可以大大缩短他这个被监督改造“对象”与工人、学生及年轻教师间的距离，与工人兄弟“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打成一片”。好在龙志和桂琴都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的人，为了明天，他们都坚毅面对生活的挑战，没有半句怨言。对于成长中的兄弟三人，一下子落到到社会底层，经受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歧视、磨难和锻炼，真正尝到了社会上的甜酸苦辣和人世间的寒热冷暖，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也积极参加了许多自食其力的工作，文炳学木匠，文焕学修鞋、修锁，文灿在员工灶义务帮厨。武斗升级后，龙志让文焕和文灿回到陕北榆林跟三叔学习中医，以图谋生。他们兄弟也打过马草，当过泥水匠临时小工，挖城墙砖以及到太谷苗圃，良种场，和农村工作。锻炼自己，铺贴家用。

四、劳改磨练 潜心钻研

  文革开始后不久，龙志和其他一些被“揪出来”的几十个“牛鬼蛇神”，包括农学院院长，各系的主任，主要教授，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被列为一类劳改人员，都被集中吃住在学校农场劳动改造，不许回家[2]。文革前他们受到特殊照顾，学校专门有一个高级小灶，龙志文革前常常在那里招待他周末回家的三个儿子。文革开始，那个小灶也被取消了，炊事员写了一条通知，命令“牛鬼蛇神”端起你们的“猪盆狗碗”，滚蛋！

  后来，那些有问题的牛鬼蛇神又被送回各系接受“群众专政”。动物科学系很快就宣布“勒令”龙志到畜牧试验站去喂猪，接受工人阶级劳动改造。那是1967年春天。

  前已述及，龙志于1958年亲自创建的畜牧研究站由一个种马人工授精管配种站，一个奶牛场，一个实验猪场和一个饲料加工厂组成。配种站饲养着几头纯种苏联进口重挽马种公马和种公驴，高大雄壮，为当地农民的矮小土种蒙古马、土种毛驴进行人工授精和品种改良，产生体型高大、价值不菲的役用骡子。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畜力是北方农村车马运输和农业耕种的主要动力来源，配种站在改良北方蒙古马和本地毛驴的作用就非常之大。奶牛场饲养着40余头荷兰黑白花母牛，解决全校牛奶饮用。种猪场饲养着十几头巴克夏，约克夏，内江公猪和60余头母猪，大部分是本地土种，内江猪和与巴克夏猪的杂交后代，这些杂种猪后来又选育成为山西黑猪的基础群。由于文化革命，科学研究被迫中断，种猪场的中心工作就是维持正常生产，为周边的农民提供内江种猪和杂交肉猪。

 虽然龙志和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过去常常到实验站去参加劳动，冬储夏抢，收集科学数据等等。这次却是真正大批量饲喂母猪，完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量，必需采用限量的口粮（每天每头猪一斤精饲料，即玉米面），完成每年规定仔猪生产指标。而且就在他亲自筹款、设计建造，多年苦心经营的试验站里。

  龙志开创的实验猪场的饲料加工方法基本上是采用过去山西农村“穷养猪”的一套加工饲养方法。饲料作坊里有几口大锅，每个饲养员分有一个。饲养员的工作就是将米糠，粉碎的玉米轴，甜菜渣，酒糟，醋糟等粗饲料在锅里煮熟煮烂，然后用一个大勺子装到水桶里，趁热挑到几十米外的猪圈里喂猪，一次不能喂太多，怕猪厌食，叫“少喂勤添，先稀后干”。每个饲养员还有一个小水缸，里面放的是发酵的玉米面糊糊，叫精料。在猪只吃粗饲料吃的差不多了，在最后将少许精料喂上，叫“先粗后精”。总之，就是想尽办法让猪多吃多喝粗饲料。

  当时57岁的龙志已经多年没有参加重体力劳动，现在却每天要担几十担超过百余斤重的猪饲料喂猪，还要割苜蓿喂猪。另外要出猪粪，打扫猪舍。更重要的是要为母猪配种，接产和护理仔猪。作为一个劳改对象，他不仅要接受工人的监督，而且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如发生任何问题，就属于阶级敌人破坏，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并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开始龙志还不太适应高强度的劳动，有些困难，要求文焕或文灿去帮他喂过几次猪，他们一块配饲料，担担子，咯咯地叫着赶猪，割苜蓿，清猪粪等等。一次龙志的猪没有管好，一头母猪带领一窝小猪跑到了猪圈栅栏外面，文灿亲眼看见一个工人对龙志大声呵斥叫骂，龙志赶快将那群猪赶回，然后站在栏门旁边，面无表情，默默承受，大口吸烟，象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这样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任何工人、学生和教师都可以训斥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龙志不但逐渐进入了角色，而且开始琢磨如何能干的更好。夏秋季节，学院里经常卖蔬菜，他总是拉一个小推车，到菜摊上去拣菜叶，用小平车拉回到几里外的牧站喂猪。他还经常冒着酷暑去割野菜，秋天在校园清扫树叶，用小平车拉回去喂猪。作为中国“青粗饲料派”和“穷养猪”的代表人物，他是在做一个试验，亲手证明可以少用粮食，多用青粗饲料喂好猪，达到同样的营养效果。

  文革开始有人批判他的猪是只吃粮食的“老爷猪”。牧站工人也说，“你是个养猪专家，应当知道如何不用粮食喂好猪”。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大量用青菜、野菜和树叶喂猪，龙志在那几年中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曾为国家节省了几千斤粮食。由于他精心饲养，他的工作完成的比一般饲养员要好。

  如果按10－15斤野菜顶一斤粮食换算，在那几年中老人家至少额外收集了几万斤菜叶、野菜和树叶喂猪。很难设想当年一个近60岁的老人是怎样几年如一日地牺牲了自己午休和节假日时间，冒着烈日酷暑，一根根、一叶叶、一片片地把那几万斤菜叶、野菜和树叶收集起来，用小车拉回到几里以外的试验站，一刀刀切碎煮熟，再一担担担到猪圈饲喂母猪。真是颗颗粮食，滴滴汗水，片片心血，他实际完成的是几个年轻工人的工作量。龙志在自己已经失去自由，以一个“劳改囚犯”身份，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为母猪接产护理仔猪是养猪生产中的另一个难关。有时母猪半夜临产，有的母猪没有经验会压死自己的仔猪。另外，由于牧站比较偏僻，冬天饿狼吞食仔猪的事时有发生。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为了保护他喂养的母猪小猪，他常常点一堆火，和衣蹲在狭窄矮小潮湿的猪舍里，通宵守侯在母猪旁，一只只地为母猪接产，护理，彻夜不眠，第二天照常参加工作学习。在后边日记中[3]也谈到这种情况。后来（1972年）龙志成为了“改造积极分子”，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为全校教师作报告，有人问他怕不怕，如果狼来了怎么办。他说:“如果狼来伤害我的仔猪，我就和它拼我这条老命!”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他不怕死，又不作无谓牺牲的思想可见一斑。在他劳改喂猪的三年里，他在矮小潮湿、充满臭味猪圈里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无从考证。

五、枪林弹雨  九死一生

  在那样的年代里，豺狼并不是唯一的危险，真正可怕的是两派武斗的形势。龙志在畜牧实验站劳改的三年，正是学院武斗最凶的三年。文革开始不久，山西农学院也和全国一样，革命群众成立了许许多多革命组织，后来这些组织按照不同观点合并成了“山农火炬”和“山农红旗（指挥部）”两大派，各自宣布自己为响叮当的左派。两派间的“文攻武斗”渐渐代替了运动初期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和斗争，继而演变成为文革的主要形式和内容。1967年8月10日，山西太原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武斗队，乘几百辆卡车，手持长矛大刀，去平遥解救陈永贵回来路过太谷农学院，洗劫了由对立派“山农火炬”占领的教学主楼，将整个五楼的玻璃窗户，仪器设备砸碎，图书资料遗失殆尽。

  1967年后半年开始，由于两派武斗造成社会动乱，无政府主义横行，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开始有了一些抢劫行为，特别是针对龙志这样的一类牛鬼蛇神被关、被管人员，他们家境比较好，抢了他们又不敢报案，再说那时天下大乱，也无处报案。龙志有三个彪壮儿子，年轻力壮，文革中都在学习形意拳，远近闻名，一般人也不敢轻易上门抢劫。他们也不敢大意，桂琴将家中细软，也就是一些呢料、布料、被面和其他贵重衣物分装了五个箱子，其中两个放到了自己家的顶棚上，其余三个则用平车拉到太谷南门外文炳的同学苗际元家里存放。一次半夜有不轨生人敲门，弟兄三人准备了菜刀和铁锹与之对峙，耀武扬威，大声呵斥，将外边的几个不速之客赶走了。

  从那以后几年，学院主楼一直是两派武斗争夺的焦点。后来到了1968和1969年，武斗升级，由长矛大刀变成了现代化武器。两派武装割据，每天高音喇叭，枪弹，手榴弹，地雷声不断。学院成了整个晋中太谷地区的两派争夺的武斗据点，时或有教师、学生或工人被打死的报道。学生郭世民就是在上厕所时被对立派的神枪手在几百米外射死的。学院里家家都用床板，砖头筑起了工事，学生教职工都大部回家躲命。学院空了，基本上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两派武斗人员，另一种则是被改造分子及其家属。虽然造反派忙于武斗，无暇顾及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也不敢贸然离开劳动改造工作岗位。龙志劳改的牧场离主搂不远，是火炬一派的领土，而他家住的南园则是红旗一派的领地。那时候学校围墙上到处是枪眼，又是工事，又是雷区。龙志上班回家都要经过两派的岗哨和中立隔离地带，经常遭到举手盘问。家家户户修筑了简单工事，用床板和砖头把窗户堵起来，以防不测。

  1969年3月19日，两派在太谷火车站、农学院、太谷纱厂和省畜牧研究所（现为山西生药厂）周围发生追逐枪战。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留美归国的黄率诚教授正好和一队劳改分子在两派交火之间的麦田中劳动改造
，躲避不及，胯部不幸中弹。虽然校医宋大夫不顾危险翻墙到现场抢救，但为时已晚，不幸惨死，终年仅53岁[4]。那次交战中，文炳太谷中学的同班同学代彦福和太谷纱厂的一位工人也被打死了。

  那天，龙志下午骑自行车回家比平时晚，满头大汗，浑身泥土，喘息之余，发现随身几十年的怀表也丢了。原来他是从水沟里爬过一段危险地带，躲避了那一场枪战。他虽然舍不得老怀表，但还是心有余悸地说：“消财免灾！消财免灾！！”。龙志算是捡了一条命，因为他回家的路上就经过那位学生被打死的地点。用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来描述当时的情形一点也不过份。

  过了不久，文灿在去太谷牛许村乡下（原来的保姆王金凤家）看望大哥文炳回来的路上，骑自行车走的很快，没有注意，不巧在回到离家不远太谷韩村附近，碰到太谷中学对立派的武斗人员正在公路上拦路打劫。虽然不是同班同学，但也互相认识。文灿和两个同时被劫持的外地来太谷的外调人员一起被拉到路边，把棉衣脱下来，包在头上，用枪托痛打一顿。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因为那些武装分子之中有一个文炳的同学说情，他们才没有扣文灿的自行车，也没有把文灿拉到他们武斗据点进行进一步的折磨。 

  龙志和桂琴看到来者不善，告诫儿子“人家打死咱是白打死，咱打死人要偿命”。连忙于1969年3月和1969年4月分别安排文焕和文灿先后回到陕西榆林老家躲避武斗，因为那时陕西省武斗已经结束。学校里大部分人都已经躲避到了外地，只有两种人留下来，即武斗人员和那些劳改分子。龙志老两口则勇敢地留在了武斗和劳动改造第一线。他们和学校里其他留守人员一样，家家户户都修了工事，用外面用砖头，里面用铺板将四面窗户堵死，防止流弹和爆炸物进入室内，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安全。

  在那漫长的日日夜夜里，龙志基本上吃住都在牧场。有时回家拿点吃的东西，除了喂猪外，他自己还要烧火做饭。他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玉米面和咸菜。三年中，他吃的和工人一样，就是每天三顿玉米糊糊就咸菜。穿的也是补丁落补丁的布衣服，和工人没有两样。值得一提的是龙志和工人朝夕和谐相处的上下级关系，虽然他过去贵为那些工人的领导，但是此时此刻，他是一名向工人请示汇报，心甘情愿接受监督和工作安排的“被领导”，和知心朋友。工人们有这样那样的经济困难和家庭问题，老人孩子生病，红白喜事等等，龙志都热心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借龙志的钱有时也不还，龙志从来不追讨，难得糊涂，只当送个人情。记得有个青年工人蛮娃要回农村老家见对象，龙志借给他自己舍不得穿的新衬衣，后来对象果然谈成了。

当然，作为劳改分子，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公休假日，甚至没有到澡堂洗过个热水澡，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幸亏龙志年轻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用“脱胎换骨”来说龙志劳改中所遭受的磨难并不完全准确，可以算是真正经历了卧薪尝胆，死里求生的战斗洗礼。在那难忘的岁月里，龙志夫人桂琴也一直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给他一日三餐生活上的帮助，是他的坚强后勤，更重要的给他生存下去的勇气希望，家庭温暖和莫大精神慰寂。

经过1966-1969形势动乱，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无政府的混乱状况，龙志自己却三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在劳动改造中重新作人，思想意识得到了提高，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虽然当时在两派武斗的混乱形势下，除了老天和畜牧实验站的工人外，没有人会注意到龙志在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另外，龙志身体得到了体力劳动锻炼，竟然比文革前还有所改善，可以说无形中为下一步更加惨烈暴风雨的来临做好了生理上的准备。当时龙志并不知道，他的磨难并没有因为他的“积极改造表现”而减少，相反，他一生中最为严峻和惨烈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考验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有诗为证：

《劳改喂猪》（文革前三年，1966-1969）

一夜落难为下人，从头学起作小工。                               

顶班喂猪尽心干，不输工人敢比拼。                               

挑担割草样样行，枪林弹雨照出勤。                  

倾盆汗水洗旧过，滴滴心血铸新身。                                                               
寒夜接产千堆火，酷日拔草万担青。                               

菜帮树叶野花草，一株一叶注深情。                                  

母壮仔肥超定额，节约精料数千斤。                               

蒙冤岁月知雅量，危难时刻见信心。

 

 
 
 
 
 
 
 
 
 
 
 
 

P_9.1. 文焕、文灿在榆林躲避武斗与张龙田全家（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