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了嗎？

1911年武昌城頭一聲炮響，辛亥革命爆發，至今已經一百多年了。

辛亥革命要幹什麼？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麼？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以後，當時先進者追求的民主、自由、憲政、人權等等依然任重道遠。但是帝制這玩意，後來再也行不通了。儘管民初的中國兵荒馬亂，內憂外患，人禍天災連綿，復辟派說是今不如昔，客觀地講很多方面的確如此。相比起如今很多人誇張渲染東歐、中國台灣、泰國等地民主化以後的所謂“亂象”，民初的亂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國革命後引發的慘烈內戰了。

但所謂人心懷舊不過是想入非非，袁世凱、張勳兩次嘗試復辟帝制，都立即成為國人公敵，身敗名裂。人就是這樣怪：有的事情人們就是認準了不能回頭的。正如世上不少國家獨立後長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亂到盧旺達、索馬里那種地步，也沒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為選項。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治安問題嚴重，曾被我們一些人引為民主有害的證據，但南非現在就是白人也無人想恢復種族主義的“好秩序”了。同樣，辛亥以後國人告別帝制也是義無反顧，民國再“亂”，復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畢竟沒有“成功”—當然，有人說它沒有成功是因為它“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因而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對此我們姑置不論，但孫中山先生臨終的遺囑也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見革命後的現實的確是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當作富國強兵的手段，革命後的民國年間顯然沒能實現這個目的。如果把革命當作制度的更替，那麼帝制雖然廢除，民主卻未能建立，無論是軍閥割據，還是一黨專政，顯然都大有違於辛亥時賢的初衷。當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憲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既不希望看到軍閥割據，也不希望看到一黨專政的。

“辛亥觀”的演變

因此後人的“辛亥觀”便成為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辛亥革命，連同其象徵性人物孫中山先生，一百年來一直得到各種不同立場甚至互相敵對的中國人的共同稱頌。可以說自清開國以來三百多年歷史，兩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華人）諸派（所有這幾方各自的朝野、體制內體制外與反體制者），有兩個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這兩個人都生當“鼎革之際”這種中國歷史上最期待英明領袖的時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國。但他們當然不是蔣介石或其他黨國領袖，也並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順的諸位成功或失敗的帝王。

那麼這兩位大人物是誰？就是南明的延平郡王鄭成功與民國的開國元勛孫中山。鄭成功反清復明最終失敗，孫中山反清立民（國）得以實現，但他們今天都得到了異乎尋常的一致稱讚。不過同樣異乎尋常而且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人們稱讚這兩位偉人的緣由卻大有區別，甚至完全相反：如鄭成功，大陸方面認為他驅逐荷蘭“收復”台灣，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台灣兩蔣時代稱讚他堅持反清復明，“退守”台灣延續明祚並希望“光復大陸”，而後來的“綠營”又視他為與海峽對岸分庭抗禮的“台灣政權”之“開基創業”者。

而孫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和中國國民黨的創黨“總理”，國民黨對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產黨對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尊敬，則不僅因為他發動革命推翻帝制，更因為他後來的“聯俄聯共”（台灣的書上稱為“聯俄容共”）。有趣的是，台灣的“綠營”很反蔣介石，卻也很崇敬孫中山。因為據說蔣“鎮壓台灣人”，而孫是同情、支持台灣人的：他曾三次到過日據的台灣，作為清朝和北洋政權的反對派人士，那時他與日本有互相利用的關係—有如他後來的“聯俄”，這關係雖不像如今一些“反（辛亥）革命”人士所罵的那樣不堪，他也無疑希望台灣人心系華夏，但肯定不會推動台灣投向清朝或北洋，這就可以被“綠營”作有利於自己的解釋。而且“綠營”作為台灣民主化進程的獲益者，他們也高度評價孫中山的民主民權事業。甚至因為揚孫抑蔣，“綠營”還借用了大陸的資源。2003年筆者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音像廳，就曾看到那裡放映的居然是珠江電影製片廠拍的《孫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孫中山斥責孫科和蔣介石的一節。我想這顯然與當時是“綠營”執政有關。

然而另一方面，各方中國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思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方面自然是大陸這邊更為突出。改革前大陸主要是強調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局限性”，責備革命派軟弱，向袁世凱讓權，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等等。改革時代這種官方話語並未消失，但一種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對“激進主義”的反思卻時興起來，而且從20世紀90年代起它不僅似乎成了民間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獲得了從“革命”思維日益向“維穩”思維轉變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漸默認。清末立憲日益獲得好評，許多人為中國沒有走向君主立憲制而遺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義”則走得更遠，諸如革命不如立憲，立憲不如維新，維新不如洋務；孫黃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鴻章）張（之洞），孫中山不如袁世凱，光緒不如慈禧等等說法都開始出現，有的還很流行。

但有時這些說法也會觸忌。古代漢景帝時有著名的“轅黃之爭”：轅固生鼓吹湯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擔心今人效法就會犯上作亂；黃生譴責湯武弒君造反是亂臣賊子，皇上又擔心會顛覆了高祖起兵以漢代秦的合法性。弘揚“革命”不行，斥責“革命”也不行，皇上於是只好下令：“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你們再也不許討論這種敏感問題了，沒人說你們是傻子！就是要講湯、武，你們就不能談他們的私生活八卦嗎？結果“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大家都不談“宏大敘事”了。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我們現在在很大程度上也面臨這種狀況。幾年前有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由於多人撰寫而且左右為難，於是前後兩部分顯得頗為扞格：前面部分像是“黃生”所寫，對慈禧、李鴻章等人給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們面前連康有為都顯得是個無事生非的“激進”搗亂分子；後半部分卻是“轅固生”筆法，高調讚揚革命，把孫中山譴責專制、弘揚民主真諦的長篇大論演繹得大義凜然、慷慨激昂。結果是兩頭的話都說了卻兩頭不討好。

什麼是政黨？

不過話又說回來，過去的“宏大敘事”無論哪種說法也確實有“空疏”之弊，“歷史總是表現為細節的”，這話也不無道理。而對歷史事實的這些細節的考證也為我們再進行“宏大敘事”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實證基礎。而且，就是宏大敘事，辛亥也不是完全不能說。畢竟這次革命在近代中國的歷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總是“別人的革命”嘛。所以與兩蔣時代辛亥革命（在國民黨看來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屬於“官學”、民主化以後孫中山也仍然是藍綠雙方很難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陸關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以來取得的進展，平心而論，是海峽對岸不能比的。無論就“宏大敘事”的開放度而言，還是就細節考證（這方面大陸顯然也有資料的優勢）都是這樣。尤其是改革前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學化”比台灣更嚴重，相形之下改革後的進步就更突出。

這些研究的進展有的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覺得最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初辛亥前後的人們對憲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權、法治及其相關概念的討論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換句話說，許多他們那時認識清楚了的問題在今天還是顯得振聾發聵，十分前衛。

孫中山視察武昌

例如清末國人從日文那裡引進了用“黨”字來譯稱的西語“party”概念，當時就有了一場關於“黨”的討論。因為傳統漢語中的“黨”貶義非常強，與“黨”有關的詞如“會黨”、“朋黨”、“亂黨”、“死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狐群狗黨”等等都是壞詞。而聖賢都強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子不黨”。於是當時的人們就認真討論了我們要引進的作為好東西的現代“政黨”與傳統時代的壞東西“會黨”、“朋黨”有何區別。諸如政黨是公民以政見認同為紐帶的自由結社，會黨是要宣誓效忠、賊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組織；“朋黨是專制政治的產物，政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政黨只要求彼此政見相合，而會黨則要求黨員忠於黨魁個人；政黨是議院中“明目張胆主張國是者”，而朋黨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組織；政黨是多元的，“足以並立，而不能相滅”，朋黨、會黨則是傾軋無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當時參與討論的各方對上述這些似乎都有共識。例如辛亥革命大量藉助會黨力量，但是包括革命派在內都認為會黨不是政黨，將來前者要被後者取代。立憲派認為秘密結社紀律森嚴的暴力革命組織值得同情（他們與革命派並不那麼敵對，說詳下），但此“民人結作一黨，而反抗君主之權，以強逼君主，是革命黨耳，非我所謂政黨也”。而革命黨人雖認為非法狀態下秘密結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認“本黨（按孫中山指其建立的中華革命黨）系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這種情況有待革命後改變。

孫中山接見陳嘉庚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後來這些組織在結束非法狀態、甚至掌權以後，也都沒有變成他們所共同認同的那種“政黨”，而是仍然長期處於他們清楚地指出過其弊的“會黨”狀態。這還僅僅是認識問題嗎？這是“思想啟蒙”所可以解決的嗎？有趣的是，最近大陸研究國民黨的後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關於國民黨為何失敗發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結論就是國民黨後來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革命黨”模式，紀律鬆懈，組織渙散，忠誠度嚴重下降，官員也腐敗不堪。但除腐敗是權力無制約的必然後果，與是否革命黨無關外，其餘“紀律鬆懈”等等，考諸上述，不就是孫中山等人在從事革命時就已經希望革命後能夠走向的“政黨”方向嗎？國民黨的紀律難道比美國共和黨還“鬆懈”？美國民主黨黨員的“忠於組織”能超過國民黨？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尋味之處，就在於他指出了這麼一個現象：在當時的中國似乎只有堅持乃至發揚“會黨”（“革命黨”）傳統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黨”卻會導致失敗！

這究竟是為什麼？難道“政黨”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真就那麼水土不服？中國人真的有一種厭惡“政黨”、喜歡“會黨”的特殊“價值觀”？如果是這樣，為何當初幾乎所有的人（立憲派與革命派）又都對“政黨”嚮往備至，並眾口一詞地反感“會黨”呢？

革命還是立憲？

再如，改革時期的研究可以說是基本顛覆了過去對“革命派”和“立憲派”（又曰改良派）的傳統認識。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體現的立憲派政治形象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像革命派的結果，只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張受到新資料質疑的結果。如侯宜傑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運動中立憲派的宣傳：

這就是違法欺良善，立憲國哪容這等不好官。我們根據法律來問辯，問窮了大家把臉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齊要動蠻，不是亂來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總要鬧出天外天。這等對抗為哪件？還是立憲國民的自由權。

如此用通俗白話向公眾宣布與官府“翻臉”、“對抗”，號召“小百姓一齊要動蠻”，這還是“改良”嗎？

一般地講，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只是政體有些不同，與實現二者的手段不是一回事。實現君主立憲的過程未必都是和平的，典型的如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還只是實君憲政，流血已經不比很多國家的共和革命少，光戰爭就打了長州戰爭、戊辰戰爭、西南戰爭，還有頻繁的暴力政變與暗殺，從維新先驅吉田松陰，到“維新三傑”中的兩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坂本龍馬、大村益次郎等明治明星都是死於非命。中國的君主立憲派也並非甘地式的和平主義者，他們當然希望朝廷和平立憲，但從未排除其他選擇。從最早的戊戌密謀到自立軍起義，暴力維新、武裝“勤王”的傳統一直就有，保路運動中的“動蠻”並不是偶然的。相反，實現共和民主的過程表現為和平的革命，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事實上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就不比日本的明治維新多。所以把革命派與“改良派”之別看成暴力與和平手段之別只是想當然罷了。

1908年，載灃巡行上海

如果說革命與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別，而是目的之別—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制，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制。那麼這種區別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來，不少論者都指出清末朝廷與民間的“立憲派”雖然都講要立憲，但實質完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憲”，當然，這裡指的不是戰後日本那種保留了天皇的民主制，而是明治維新建立的“皇道”政體，就是明治時期那樣把權力從諸侯（諸藩）那裡收歸中央，以強化天皇的權力，即所謂“大政奉還”、“廢藩置縣”，在中國人看起來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變”，即從“封建”變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從類似中國古代周天子式的“虛君”變成秦始皇式擁有實權的“實君”。這種立憲當然也有西方憲政限制君權的一點影子，但最終還是權歸天皇，而責任卻在“立憲”名義下推給了臣下（內閣等）。後來二戰時那種戰勝了是天皇權力的英明聖斷、戰敗了天皇卻不承擔戰爭責任的狀況，就是這種日本式立憲特點的集中體現。

當然，這樣的立憲雖然“憲政”的色彩不濃，多少還是有一點，如政黨、國會不管怎麼說還是有了。但對於日本而言這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對於明治以前還處在諸侯林立、類似“周制”那樣的“封建”狀態的日本來說，廢藩置縣（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的日本版）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對於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強化是一大進步。如果與英國相比，明治維新並非“光榮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體制下的天皇完全不像光榮革命後的英王，但與中國的秦始皇相比還是有了一些“都鐸式王權”（類似於亨利八世、或法國路易十四、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的特點，也確實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袁世凱與北洋將領

但是中國就完全不一樣，當時“周秦之變”已經在兩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經不是“封建”而是帝制，而且這個老大帝國已經暮氣深重、弊端百出。中國的立憲並不是要走出“周制”，而是恰恰是要走出“秦制”。而中國傳統古儒對“周秦之變”一直保留的潛在的不服氣，雖然遠遠談不上最近秋風兄講的“儒家憲政”那麼誇張，但嚮往“三代”、不滿“秦制”的思想脈絡還是有的。所謂的“儒法鬥爭持續兩千年”雖然也很誇張，但他對古儒“封建”價值觀與帝制相衝突的敏感，也非僅空穴來風。這種“封建”與帝制、貴族與君主、周制與秦制的矛盾雖然不能被誇張成“憲政”與帝制的矛盾，但是在西方憲政大潮東漸的背景下，那些對“秦制”不滿的古儒傳人至少不敵視憲政、相反卻容易從不滿“秦制”走向反對專制、接受憲政，卻是不難理解的。筆者過去就指出鴉片戰爭後的學西之風首先就是從這些“反法之儒”開始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憲派的紳士們儘管對憲政的真諦還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遠遠不像過去有人所說的那樣膚淺），然而毫無疑問，他們談論立憲就是衝着“秦制”來的，搞立憲就是要改變帝制（雖然未必廢除帝號，也並不特別仇視某一個具體皇帝），卻是毫無問題的。因此他們當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種“日本式立憲”。正如論者所言，當時絕大多數立憲派要求的是“英國式立憲”，他們“在選擇君主立憲政體時，除了極少數外，絕大部分都崇尚英國的議會政治即虛君共和模式，堅決反對政府師法日本。何況政府的預備立憲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憲後的制度和精神，不少還是立憲之前的過渡形態，層次更為低下”。

“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

因此，雖然朝廷與立憲派都說要搞立憲，但兩者的差別之大，可以說遠遠超過所謂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差別。日本式立憲就是要學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實現的“周秦之變”，它是要維護“秦制”、維護君權的。而英國式立憲就是要廢除秦制，廢除君權，雖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國女王一樣不過是個象徵而已。其議會民主的實質與革命派所要的共和制可以說並無區別。

革命派和立憲派其實都知道這一點。如革命派的汪精衛說：“今日之英國非君主政體，乃民主政體也。”而立憲派的英國式立憲，他們自己的另一個說法就叫“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他們自稱與“革命黨”的區別，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在立憲不立憲，而在於“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而革命派也有人接過這種說法，把自己（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野稱為“排滿論與政治革命論”的區別。

1913年，孫中山出遊日本

原來，革命派之所以反對保留君主，不在於英國式憲政與共和制憲政有什麼區別，關鍵在於革命派要以“反滿”為號召，滿族是征服者，必須趕走，如果說漢人皇帝能否保留還可商量，清朝的滿族皇帝那是絕不能保留的。這就是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與立憲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換句話說，這種差別不在於“革命”與否，而在於“排滿”與否。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辛亥元老李書城先生後來曾回憶說：“同盟會會員在國內宣傳革命、運動革命時，只強調‘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兩句話，而對‘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意義多不提及。”

可見，那時的立憲派與革命派其實都是要廢除帝制實行憲政民主，而清廷的“立憲”卻是要維護帝制。追求如此南轅北轍，清廷與立憲派後來的決裂也就不難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異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別無他途。而立憲派則留了一條皇帝若能放棄皇權甘當“虛君”，就不必強求廢君這樣一條和平變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堅不放棄皇權，那立憲派們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齊要動蠻”的。而清廷只想學日本天皇，決不願意當“虛君”，那革命終歸就很難避免了。後來也正是立憲派與革命派加上中國傳統的反對勢力（會黨、民變乃至朝廷內部尾大不掉的軍閥政客之類）匯成大潮一齊“動蠻”，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君主立憲可能嗎？

由於近20年來人們了解的立憲派已經與過去截然不同，而現在凸顯的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實質矛盾，即是否要“排滿”的不同，按今天的價值觀顯然又是立憲派更為進步，他們“更注重民族團結”，反對漢族獨尊，而革命派則顯示出更多的民族偏見和狹隘報復意識。再加上立憲派和平改革與“動蠻”兩手都不排除的思想也比革命派的“唯暴力革命”論更符合當代潮流。所以如今至少在大陸，辛亥研究中為立憲派討公道已經是蔚然成風。區別只在於有人認為立憲派與革命派各有所長難分伯仲不宜褒此貶彼，有人更走上指責革命派、獨褒立憲派的思路，至於那些認為連立憲派都是太“激進”（如上所述，就事實而言他們確實相當激進），而同情清廷的日本式立憲（其實是次於日本式的立憲）設想的主張，也已經不算稀奇。

武昌起義，被俘的清軍

就以肯定立憲派的代表性學者侯宜傑先生而言，他考證了立憲派與革命派勢成水火其實只是國外“政治僑民”中的現象，根源在於海外生存環境下對有限的華人捐款和人力資源的爭奪，（秦按：其實這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僑民”中的極常見現象，並非只有中國政治僑民有這樣的“劣根性”）並不是真正的思想上南轅北轍。而在國內，立憲派與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協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況下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別就很模糊—正如革命黨與會黨的區別也很模糊一樣。而後來的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他們共同發動的。所謂立憲派“逼革命派妥協”，甚至“竊取革命果實”等等說法，也是不公正的。

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所謂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衝突具有個人性質，正如革命派之間（如同盟會與光復會）或立憲派之間（如國外的康有為、梁啓超和國內的張謇、楊度）的矛盾一樣，也沒必要都認為是理念上的衝突。

筆者以為這些見解都是極有價值的。基於這種見解，現在很多人都為立憲派的和平改革設想未能實現而扼腕憤嘆，認為君主立憲制其實是當時中國最有利的選擇，如果能走這條路，中國後來的政治現代化會要順利得多，沒準就成了日本、英國了。而這條路之所以沒走成，除了革命派太“激進”或者清廷太“保守”以外，很多人都認為關鍵還與清朝皇室是滿族有很大關係。如果中國當時是個漢族王朝，革命派的“排滿”就沒了理由，朝廷的“恐漢心理”也不會那麼重，君主立憲之路是很可能成功的。

漢口租界的俄國士兵

歷史當然很難假設。不過我卻認為，對立憲派的重新評價當然很應該。但是由此就說立憲派的設想有多少可能，確實不好說。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也不相信“革命”就是“歷史必然”的宿命。但是要從既定條件出發來估價事件發生的幾率的話，我認為恰恰從“中國傳統”來說和平立憲的可能是極小的。即便當時中國是個漢族王朝。當然，傳統並非固定不變，中國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機會，但在那時，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越來越模糊的辛亥研究

說細節越來越清楚，是因為這些年來，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對辛亥當時以及前後的有關人和事的考證有了極為可觀的進展。這些細節廓清了因1911、1927等幾次大變局造成的主流敘事大擺動而被當事者、尤其是勝利者一方推銷的、乃至壟斷的種種話語，各種神化與妖魔化的說法逐漸受到了史料的檢驗，新發現的史實林林總總，總的來說就是發現“革命”者未必那麼激進，“保皇”者卻也相當進步。勝利者不那麼聖潔，失敗者也不怎麼骯髒。革命派其實會黨習氣多於“共和”精神，而立憲派追求的是“英國式”憲政而非“日本式”憲政，其激進程度看來也與革命相去不遠。甚至連清廷，從新政的決心“遠超戊戌”，直到“清帝遜位詔中體現的共和真諦”，也於立憲派乃至革命黨不遑多讓乃至有所過之。所以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但另一方面，如果這革命、立憲和清廷等諸方據說區別其實不那麼大，而變革的後果卻又非常不理想—這裡指民國的“亂象”和憲政很長時間不能走上軌道。那麼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專業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是：這些年來在辛亥前後歷史細節的考證逐漸清晰的同時，這場革命的宏觀背景卻越來越模糊。由於過去這些年來對“中國傳統觀”、“中國歷史觀”認識的多元化，對“帝制”的評價本身越來越成了嚴重的問題。與辛亥時期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極度反感帝制、而辛亥以後儘管時事日艱，拒絕帝制的全民共識卻毫無改變的情況大異其趣的是：如今的人們似乎對帝制有了一種越來越帶有玫瑰色的描述。如果按照這種描述，是否應該否定帝制本身都是個問題，立憲派與革命派都是愚不可及，根本就沒有必要分別高下了。

到底是辛亥時代的人們（絕不僅僅是革命派）錯了，還是我們錯了？他們當時如此決絕地不惜“動蠻”也要擺脫帝制，卻為什麼憲政大業前路曲折？過去教科書都說辛亥以前，或者說晚清以前是專制黑暗、“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而現在從一些洋人開始，時興說中國從來經濟上是“世界中心”、政治上是父愛式的仁政（或者用秋風先生的說法叫“儒家憲政”）、倫理上更是盡善盡美的桃花源。如果說晚清以前確實不錯，以後為什麼就不行了？是因為傳統弊病導致的王朝周期性治亂循環？是某種“小冰河期”的氣候異常使中國進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下行期”？還是西方來的禍害毀壞了我們傳統的桃花源，而受西化影響的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要對此負責？

同樣地，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過去都視為兵荒馬亂、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但近年來懷念民國的風大起，經濟上的“黃金十年”，外交上從“改訂新約收回利權”的“革命外交”到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強”之一，當然更不用說當年新文化的風起雲湧和傳統國學的雲蒸霞蔚，都獲得高度評價。最近的人口史研究中有人也指出：刨除當時連綿不斷的戰爭與天災，僅就相對和平時期與地區而論，那麼由於經濟社會醫療的進步導致人口變化模式由傳統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向發展中階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轉變，在中國既不是發生在1949年以後也不是發生在清中葉傳說中的“人口爆炸”時代，而就是開始在民國時期。這是真的嗎？

顯然，對辛亥的認識離不開對其前因後果的認識，否則細節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劇，如果劇本糊裡糊塗，演員再怎麼活靈活現，觀眾還是會一頭霧水。前面說過，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制。那麼我們對辛亥這場活劇的了解，就要從帝制的興衰入手。

作者： 秦暉 《走出帝制》 | 書相遇 2018.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