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一別天涯遠——小魯周年祭(下)

風波中的小魯

2013年5月，陳小魯代表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為“文革”道歉的新聞，一下子將淡出公眾視野許久的陳小魯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當時他成了中外媒體競相採訪的對象——實際上，我也是當時採訪他的諸多記者之一。在他當時居住的雨兒胡同里，陳小魯像一個普通的北京老大爺，穿着寬大的棉質中式衣服，腳踏布鞋，詳細講述了“道歉事件”的整個經過，也非常深入的闡述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那是我第二次採訪陳小魯。像第一次一樣，讓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坦蕩。

“他招的人實在太多了，我都有點煩了，家裡一天到晚有記者上門要他談，什麼媒體的都有。我問他：‘你怎麼什麼記者都見？’他說要一碗水端平。他就是這樣的人。”粟惠寧半開玩笑說。同學會秘書處想方設法“擋”一下，為小魯解解圍，沒想到小魯來者不拒，他向不甚理解他舉動的人解釋說：“要一視同仁。”

“道歉”新聞出來之後，也有人質疑甚至指責陳小魯們的道歉來得太晚：另一種聲音，則是揣測陳小魯背後的“動機”。但陳小魯以他一貫的坦蕩面對種種猜測。他在給朋友的微信中說：“我替八中道歉，就是在還債。”

陳小魯利用各種採訪機會苦心孤詣地強調“尊重憲法”，毫不介意是否會顯得比較“天真”。“小魯有他自己的道德自律。他覺得‘文革’當中，在所有人都違憲、都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情況下，他作為一個小的一分子、一個被推為領導的人，他負有責任。他良心過不去。”夫妻幾十載，粟惠寧最了解丈夫的一番苦心。

“從反對對聯而未參加紅衛兵到制止暴行、抄家、社會失序而組織西糾，儘管無法置身於‘文革’狂熱之外，也做過些荒唐事，但小魯在我們這批朋友中是最早覺醒、最快清醒的一位。”何迪說。

儘管小魯挺身而出為“文革”道歉，讓兄妹們多多少少也身陷風波中，但無論從情感還是道義上，他們都表示了對陳小魯的支持。“小魯‘文革’道歉的問題，是應該提一提的。小魯覺得到了21世紀，對‘文革’的反思進行得很不徹底。”陳昊蘇說。

為“文革”道歉的風波過去不久，“陳小魯”的名字又出現在與一樁全國矚目的經濟大案相關的傳聞中，各種傳言甚囂塵上。本已過着含飴弄孫、半隱退生活的陳小魯又被捲入到更大的波浪里。

對於朋友間各種關切的詢問，陳小魯一再澄清，只是諮詢和站台，“無股份，無工資，不介入公司的具體管理”。據一位知情者透露，事後的調查的確證明陳小魯所說：未領取薪金又無股份分紅，沒有獲取任何的特殊利益。

何迪說，2003年底他們一起去印度旅行時，陳小魯突然發生咯血，一時甚為緊張，回京後檢查，肺部出現陰影，於是有了思想負擔，認為父母都患癌症，可能是家族遺傳。最後在協和動了開胸手術，那個陰影原來是塊黴菌。也是出於身體原因，2004年，小魯都在治病、療養，外界傳說的該公司發展的關鍵節點，陳小魯都沒有參與。與陳小魯交往幾十載的朋友都知道陳小魯不拘泥於細節，又好說話，認為“無股份、無工資”，就無干係了，其實應及時切割開來。

但是，各種質疑與傳聞不絕於耳，甚至陳小魯被傳成了“首富”。時至今日，陳家人提及此事仍憤憤不平。著名企業家馮侖回憶，陳小魯被傳成“首富”之後，幾個朋友見了面，都開玩笑說：“小魯，這麼多年沒見，你都首富了，得請吃飯呀！”陳小魯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時一樣爽朗，自嘲說自己是憑着首富的傳說“混飯”吃。

在小魯待在上海的時間裡，大哥昊蘇去看他。見了面之後，小魯依然很坦然。年底回到北京，有朋友問小魯：“會不會有負擔，不開心？”小魯坦然回答“不會”。朋友又問：“影響睡眠嗎？”小魯回答“不會”。再問：“會影響胃口嗎？”小魯聽後笑了，再次回答：“呵呵，不會啊！”

家人眼中的小魯

對少女時期的粟惠寧來說，陳小魯並不陌生，但她那時並沒有把他與自己的未來聯繫在一起。在她眼裡，小魯首先是她二哥的好朋友。陳小魯與粟裕的次子粟寒生原是北京四中的同學，兩家離得並不遠。陳小魯經常到粟裕家裡找粟寒生下圍棋，少年時期的他們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有一年，這群精力旺盛的年輕人相約在大冬天騎自行車跑到100公里外的天津看傳說中的一個“怪物”，還偷偷地拍了照片，拿到粟家去洗。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好奇心很強，新奇的事情他都有興趣。這個性格跟隨了他一輩子。”沉浸在回憶里的粟惠寧忍不住微笑起來。

隨後的幾年，這對年輕人各自去當兵，沒有什麼交集。直到粟惠寧上了大學，有一天粟裕的夫人楚青問起女兒有沒有男朋友，對小魯印象怎麼樣？看到女兒沒有反對意見，楚青就讓寒生寫信問小魯的意見。

收到信後的陳小魯，老老實實地給母親張茜寫信匯報此事。張茜回信說：先保持接觸，談談看。小魯又把母親的意思轉達給了粟寒生。那時候的陳家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不久，陳毅病逝，1974年，張茜也因癌症去世。

兩人的結合，也是父輩的特殊情誼在下一代的特殊延續。

“那時我父母都已去世，小魯得到粟裕、楚青的關懷與照料，我們兄妹都懷着深深的感激。”陳昊蘇感慨地說。

“其實我們就是普通人，過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粟惠寧說，“曾經有位老媽媽對我媽說：‘小魯是個有外交官氣質的青年，你女兒跟他能行嗎？’雖然是一句閒話，卻被我聽到了。說實話，我與小魯並不般配。”粟惠寧坦率地說。用世俗的眼光來看，陳小魯性格開朗，三教九流，交遊甚廣。而粟惠寧則天性低調，不願意拋頭露面。但幾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證明，“並不般配”的夫婦倆過得很幸福。

粟惠寧說，陳小魯的心願是在有生之年多去些國家和地區看看，他戲稱為“滅國行動”。粟惠寧退休後，便跟着陳小魯一起開始“滅國行動”。陳小魯70歲生日時，朋友們聚會，他致辭時說：“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所以要有緊迫感。”這一年是他的“第四次滅國出擊”行動，目標是伊朗和蘇聯三個斯坦。陳小魯當時還表示，自己在75歲時，即2021年，能完成“滅國130”的計劃。他們計劃2017年10月一起游外高加索三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但因為小魯身陷風波而未成行。

陳家最小的女兒姍姍比小魯小3歲，大哥二哥先後上大學，家裡只剩下小魯和姍姍兩個孩子，因此他們倆最能玩到一起，“連我的麻疹，都是小魯傳染的”。在妹妹的回憶里，在陳家的家庭聚會，三哥嗓門大，談笑風生。陳小魯永遠是主導，小魯曾與妹妹談論起父親當年去法國勤工儉學，最後走上革命道路。小魯說，父親不安於現狀，渴望改變現狀，而自己也是這樣的人，願意做新的嘗試。

“小魯是凡夫俗子，同我們一樣，有七情六慾，不拘小節，有過失，看錯人等等，但小魯首先是‘紅色’的。他本人，也包括我們，一直在為紅色家庭做很多事。一些人把他視為‘叛逆’，這是對他的莫大誤解。”妹妹姍姍以堅定的口吻說。陳家子女多年來為整理和宣傳新四軍的歷史做了很多事。身份相對自由的小魯，更多地沖在前面。由他牽頭，給陳毅、粟裕出畫冊。陳毅的照片當中有不少合影，為了辨認照片中的每個人，小魯一家一家地跑，一個一個地核對。姍姍也曾受他委託，登門拜訪外交部老大使，請他們辨認照片上的人物。

而讓大哥昊蘇印象深刻的則是另外一件事。幾年前，一批原華東野戰軍師級幹部的夫人們找到昊蘇和小魯。原來她們當年集體轉業時，因為條件所限，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安置。這些老幹部去世後，家屬們的生活陷入困境，醫保也得不到保障。小魯收到信後找到大哥昊蘇商量，怎麼幫老阿姨說話。後來由陳昊蘇出面，給相關的領導人寫信，轉達她們的申訴，問題最終得以妥善解決。

“後來我和小魯收到這些老阿姨的感謝信，讚許我們作為華野子弟沒有忘記她們。小魯當時對我說：我們現在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

因為“好說話”，陳小魯經常被朋友拉去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擔任“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為提倡人有尊嚴地離去鼓與呼。陳小魯去世後，有上萬人在“生前預囑”推廣協會設置的網上靈堂留言，送會長小魯最後一程。

在至親好友眼裡，小魯沒少幫人，幫來幫去有時給自己幫出了麻煩。“但他從來不說別人壞話，即使遇到人很過分，他也不說。”

“回想起來，小魯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月，應該是我們全家最幸福和美的日子。”粟惠寧回憶，他們全家與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在三亞共度春節，共享天倫之樂，遠離各種紛擾與傳言。而陳小魯與家人一起在海南團聚的一個月，也是以往很少有的。這是陳小魯走後，粟惠寧略感安慰之處。

陳小魯離去後，何迪這位終生好友對他的認識又深了一層。何迪感慨，在三亞籌辦送別小魯的活動時，首先碰到的是起草生平。“我們才感到小魯自嘲為‘無上級主管個人’的含義——無單位出面張羅、無機構提供檔案撰寫生平、無組織給予他生前評價。”但另一方面，陳小魯卻擁有幾十年如一日相信他、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陳家、粟家的二代、三代紛紛從四面八方趕到三亞，送小魯最後一程。

陳小魯在三亞的告別儀式來了600多人。其中，最特殊的是十幾位退伍軍人。2016年初，雲南某縣計劃新建一條穿越烈士陵園的公路，而陵園裡安葬着1000多位1979年南疆作戰犧牲的烈士。他們當年的戰友與一些家屬呼籲社會關注。活動負責人慕名找到素不相識的陳小魯和粟惠寧夫婦，他們不僅簽了名，還拉了一眾有影響力的朋友們簽了名，最終當地政府接受了老兵們的請求，將公路改道。

“那個場面讓我非常感動。他們有十幾個當代表，完全是自費來和小魯告別。他們齊刷刷地列隊進入靈堂，行軍禮致敬，感謝小魯生前的鼎力相助。”何迪感慨。

後排右二為吳法憲之子吳新潮

很多朋友時常記得陳小魯生前常說的那句話：“我這個人無足輕重，就是瀟灑一點，追求自由的人格。”“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陳小魯生前曾這樣形容自己。在他的告別儀式上，十幾位老朋友聯署的一副輓聯的下聯是這樣的：“位卑不低頭，位尊不仰臉，下野不自哀，登堂不自雄。”在陳小魯的親人看來，這個下聯非常準確地描繪了陳小魯的一生。

陳小魯的兒子果果從小被散養。長大後去日本留學，靠在居酒屋和餐飲店打工掙生活費，日子過得很辛苦。果果回國後自己創業，做廣告設計和展覽活動策劃。親朋好友說，十幾年來，從未見過小魯為他拉過一單生意，也從來沒有求朋友幫過忙。令人唏噓的是，在40歲生日的這一天，他完成了送走父親的最後的儀式。在紀念活動後的聚會上，果果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的父親從軍未能當將帥，從政難以當大官，從商也成不了‘首富’，一生中間多坎坷，事業也未必多完滿，但我從他的言傳身教中懂得了怎麼做一個好人，我的父親就是個真正的好人。”

（註：此文登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