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

20世紀初，一位德國學者出了一本名著《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從社會學角度分析美國不受歐洲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革命影響的原因，而美國工會的歷史，也決定了美國的社會主義始終是邊緣力量。

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獲勝，他執政中體現出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尤其是關稅政策和“重振製造業”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工人的訴求。無論是以保護主義政策代表的“右翼民粹”思想，還是以高福利、“保障勞工權益”為代表的“左翼民粹”思想都在近年來獲得很大政治影響力，其實質是美國社會對建制派精英、全球化、里根與克林頓時期“第三條道路”的不信任，而美國工人和工會運動在近年來集中體現了相應思潮。  

美國工會的由來和演變

美國在殖民地時期（17世紀）即開始出現小規模的工人、農民罷工，但並未出現大規模工會組織；這是由於當時的殖民者定居點小而分散，罷工在當時屬於違法行為，例如佐治亞州薩凡納1746年木匠罷工即受到犯罪指控。

19世紀，隨着更多勞動力從歐洲和農村來到城市，小作坊勞動被勞動密集型大工廠取代，工人開始通過集體談判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改善工作環境等條件。

19世紀前期，美國法律仍裁定工人集會為非法，但具體案例判罰中體現出了酌情從輕判罰的態度。在1842年3月的杭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中，麻省最高法院裁定“出於法律目的組織起來，使用法律手段實現目標”的工會組織為合法，此為美國工會合法化的標誌性案例。受此鼓舞，現代意義上的美國工會從19世紀中期開始湧現。

與歐洲工會普遍帶有馬克思主義工運特點不同，美國工會從開始便具有精英主義色彩，提倡美式共和制，主張財政平衡和減少政府干預，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極左的無政府主義。同時美國工會也具有排外性，甚至種族主義色彩。

美國歷史上首個全國性工會是1869年成立的勞工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該組織在19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蕭條時期發展壯大，吸納了不熟練工人、歐洲移民等成員，但也由於成員內部政見不統一而只能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反對童工、增加福利等的技術性要求，沒有從“經濟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

勞工騎士團對於南方黑人遭受的種族隔離政策袖手旁觀，對中國勞工則明目張胆的歧視，例如1885年的塔科馬驅逐華人事件、石泉城大屠殺、1882年排華法案、1885年僱傭外籍勞工法案等。

勞工騎士團後來被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取代，而AFL始終強調自己的“中間立場”和非政治化特徵；大量移民工人、黑人和婦女被排除在外，AFL也沒有為爭取弱勢群體權益進行大規模抗爭。

由於美國工會組織的排外性，它們在很長時間裡應該被稱為工藝工會（craft union），或者行會，而不是產業工會（industrial union）

美國工廠在一戰中全速運轉，勞動力充分就業，AFL等工會組織藉此要求增加工資和工會影響力。為了避免戰時發生大罷工，威爾遜政府專門成立了全國戰時勞工委員會與工會談判，並將工會領袖龔帕斯（Samuel Gompers）納入重要的國防委員會。作為回報，龔帕斯和AFL等工會大力支持美國參與戰爭，並激烈批判當時的對手工會、左翼反戰工人組織“世界產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導致後者最終被美國政府關停。

而在AFL借戰爭機遇大舉擴員之後，美國政府和企業家又認為這類主流工會也太過“共產主義”，叫停了大量工人運動，AFL的影響力每況愈下。

在20世紀二十年代末經濟蕭條的背景下，胡佛、羅斯福總統先後推出優惠工人的政策。與此同時，以羅斯福新政為標誌，民主黨成為主張政府干預市場、提供社會福利的左翼進步主義政黨，與工會暫時結盟。羅斯福允許工人自行組織和集體談判議價，並部分保護工人免受企業家和反工會組織的暴力和囚禁；在羅斯福時期，美國工人群體開始脫離共和黨，轉向民主黨。

隨着蘇聯在國際上影響與日俱增，美國工會也更頻繁地被共產主義運動，以及美國政壇和社會的反共情緒的鬥爭波及。左翼人士再度成立了自己的產業工會“產業工人聯合會”（CIO），與強調“中立立場”的AFL形成競爭，取代AFL成為美國罷工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而美國右翼則在二戰以後團結在共和黨旗下，形成了多個反工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戰後工人運動中煽動反工會情緒，甚至湧現出以“揭露工會腐敗”為名進行反工會宣傳的右翼民粹宣傳家；1947年旨在限制工人運動的塔夫茨-哈特利法案標誌着工會勢力再次衰落。

在這種大背景下，AFL等去政治化的工會已經變得不合時宜，最終在五十年代與左翼工人組織合併形成延續至今的全國性工會勞聯－產聯AFL-CIO。兩工會於1955的結合標誌着美國工會規模達到史上高峰，此後工會也在平權運動等左翼運動上發聲，支持肯尼迪等美國左派政客；然而由於羅斯福時期政府、工會和工人的同盟不復存在，美國工會自五十年代極盛時期便開始衰落。

1981年的職業空管員組織（PATCO）罷工運動失敗標誌着工會運動徹底失勢。該組織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曾支持里根，但在1981年8月由於對里根政府提供的空管員漲薪政策不滿而罷工，並波及美國大量商業航線。里根政府的交通部對此作出強硬回應，緊急徵召臨時工，並對員工進行最後通牒，最終導致約13000名工會成員被聯邦政府列入黑名單，PATCO隨之解散。該事件導致美國罷工數量驟減，工會在美國企業，尤其是私企內的影響力一落千丈。

美國工會的衰落

美國在二戰中遭遇了煤炭產業罷工，戰後遭遇鋼鐵產業罷工，1946年幾乎出現影響全國經濟的鐵路罷工，這些罷工運動都被視作“發國難財”，從而激怒了美國群眾。

由於工人運動天然的“共產主義背景”，民主黨自由派也最終“出賣”了昔日盟友，如肯尼迪兄弟在五十年代向民主黨-共和黨保守主義聯盟妥協；這對於缺乏政治支持的工會無疑是雪上加霜。這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國工會在20世紀後半葉迅速衰落，失去與政府議價的能力，成為日益式微的歷史遺產。

除政治原因外，美國戰後的製造業轉型也是工會日益式微的原因。美國製造業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迅猛發展，在二戰時期展現出工業大國的真正潛力。在冷戰開始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AW）領導人、持反共立場的路澤（Walter Reuther）支持美國政府的冷戰政策；為達成反共“統一戰線”，路澤代表工會與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達成底特律協議（Treaty of Detroit），以長合同、高福利換取工人不罷工，隨後企業又以高養老金許諾代替高工資。然而隨着美國汽車企業在60年代投資失敗，無法與歐洲、日本汽車競爭，汽車工廠無法支付養老金，形成巨額養老金黑洞。

由於企業具有流動性，在全球化時代更可以跨國生產，工會在20世紀後半葉迅速失去與企業議價的籌碼；即使特朗普目前強令美國企業回歸，美國本土勞工的高額薪資，也令許多企業不願將“重振製造業”付諸行動。

從上述歷史可以看到，美國工會具有明顯局限性，在美國政壇很少成為主流政治力量；雖然工會和工人在兩次戰爭中作出重大貢獻，但戰後他們還是被美國社會排斥，尤其容易成為反共情緒的犧牲品。

美國工會的局限性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它們本身就是小團體，最多占勞工人數十分之一，無法代表勞工的利益。

美國勞工組織工會最初是為了議價權，是勞工在強勢資本家面前維護自身利益的自然產品，但這又決定了美國工會具有小團體的排他特性，一個資本家的工廠里很可能有多個規模較小的工藝工會相互競爭。而資本家不但實力雄厚，而且樂於挑動小團體間內鬥，著名的平克頓偵探事務所就曾經為資本家進行僱傭工賊、破壞工會、鎮壓罷工等間諜活動。

美國的工藝工會本質上是“工匠師傅”們在非熟練工人和移民工人衝擊下自發成立的“精英”團體，與歐洲的行會（guild）有共同之處，其核心特徵在於限製成員人數、排除競爭者、為會員爭取市場和法律上的特權，公平從來不是這類工會的準則。不僅如此，AFL等工藝工會還與世界產業工人、CIO等要求勞動者大聯合的組織展開工人內鬥。

小羅斯福為了保護工會權益推出1935年《國家勞動關係法案》，但該法案從法律層面要求工會以工廠為單位進行組織，而不得以行業進行組織，事實上斷絕了CIO等組織在美國建立行業工會的可能性。

第二，美國社會具有強大的反集體主義、反社會主義傳統，這使得工會在美國缺乏生存土壤。

在經濟意識形態上，美國主流觀點長期為保守財政、自由市場的觀點，信奉市場競爭，不支持工人運動。在法律程序上，英美法系在歷史上不支持罷工，由於政府對“合法”工會的監察，美國工會難以進行大規模、跨行業的合法工人運動。

在社會輿論上，二戰後共和黨支持者的激增表明，在冷戰威脅的背景下，工會的罷工運動會激起美國社會的大規模反工會情緒。此外，在經濟危機爆發時，美國民眾往往也會將其同時歸罪於資本家和工會組織。

第三，在整個社會的反集體主義、反共情緒影響下，美國工會主動自廢武功，尋求去政治化，因而缺乏行動力和組織力，這也是當前美國所謂新左翼（伯尼·桑德斯等人）面臨的問題。

由於美國工會沒有法共，意共，日共那樣的西方共產黨的嚴密組織，缺乏明確意識形態和系統訴求，高度依賴領袖個人魅力，一旦工會領袖政治生命結束，工會的影響難以持續。

第四，工會鬥爭手段簡單粗暴也是造成它們無法爭取廣泛支持的原因。

由於美國工會的小圈子性質，工會成員有時選擇採取極端暴力行動，部分事件在美國社會造成惡劣影響。例如1922年的伊利諾伊州赫林大屠殺，美國礦業工人聯合會殺死了23名非工會成員、由礦場主雇來取代罷工者的工人，引起社會譁然。部分工會組織，如全國卡車工會與犯罪組織交往密切，數次使得美國眾議院舉行相關聽證會，其領導人貝克（Dave Beck）和霍法（Jimmy Hoffa）等人的內鬥和腐敗引起聯邦政府調查。這些行為都被右翼政客和宣傳家拿來做文章，抹黑左翼工人運動的整體形象。

美國工會的政治影響力

雖然工會組織在美國處於持續衰落狀態，它們卻在近期美國政治中受到關注。當前的美國工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由於飽受歧視的移民勞工群體日益增加，工會政治影響力上升，與新近崛起的左翼民粹政客形成良性互動。

美國工會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占比差別極大，私企大多通過短合同工、產業遷移、反工會組織等手段擺脫美國工會，但美國公眾部門中存在數量較多的工會會員，例如AFL-CIO的會員在2012年占公共部門雇員的40%，包括郵遞員、警察、消防員、教師等。

1958年紐約市通過的行政令“小瓦格納法案”率先賦予政府雇員集體談判議價的權利，隨後工會在公共部門內快速擴張，並為雇員爭取了一系列福利，在2018年還組織了一系列席捲全國的教師罷工。

公共部門工會激化了兩黨矛盾，共和黨認為這些工會企圖影響公務員選拔，並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不必要的政府支出。自2010年以來，共和黨控制的密歇根、肯塔基、西弗吉尼亞等六州陸續通過新勞工法律，鼓勵勞工不參與工會。民主黨則贊成在教育等部門加大公共支出，與工會成員利益一致。此外，私人部門的工會也與民主黨左翼政客有共同利益，民主黨政客認為，如果私企內工會無法替員工議價，他們應該在政府推進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例如曾經當過酒吧服務生的年輕眾議員Cortez獲得議員席位後曾建議設立餐飲員工最低工資。

這些觀點分化導致工會在民主黨人中的近期支持率高達約80%，在共和黨卻低至約25%。部分工會積極支持民主黨選戰，例如規模較大的“美國聯合電氣，無線電和機械工人”在8月底宣布鼎力支持伯尼·桑德斯，可見工會的影響力。

隨着美國年輕人逐漸影響政治，工會存復甦可能，這種變化有可能對美國愈演愈烈的右翼勢力形成制衡。

僅僅2017一年，35歲以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新工人便占到新增勞動力的76%，而美國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形態偏左，關注熱點從傳統的國家安全、財政赤字變成與社會正義相關的非法移民政策、種族主義、身份政治等問題，在政治上傾向於瑞典式的高福利社會民主主義，在財政觀上也更傾向於支持政府支出。

蓋洛普近三年的調查顯示，美國人總體對工會的支持率在2017年達到十五年以來最高的61%，2019年達到五十年最高的64%。除意識形態變化外，這種變化也有經濟原因；雖然美國近期就業率良好，但勞動參與率低、貧富分化等問題並未改善，不少年輕人在學貸、保險等重壓下擔心長期就業不確定性。

工會在對外政策上支持反全球化政策，其政策主張結合了左右兩翼政客的特點。

美國工會傳統上反對跨國經濟協定，認為這些協議可能造成美國本土工人喪失議價權，工作崗位外流。在近年來，工會致力於提高外國勞工標準，從而限制外國工廠的競爭力。

例如在北美自貿協定（NAFTA）的談判中，工會早在克林頓競選期間就提出，希望民主黨能夠推進旨在提高勞工待遇標準的跨國社會協議，這些協議需要在國內法和國際法層面落實。由於工會錯誤地採取了毫不妥協的激進態度，該提議最終未被美國政府採納，但工會此後始終致力於跨國協議，並試圖在跨太平洋合作夥伴（TPP）中加入更多有利於美國勞工的條款。美國的工會律師Geoghegan表示工會應成為美國“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競爭的主要工具”，認為高福利的德國、法國和瑞典保持着相對完好的工業體系，而英美則通過破壞工會損害了製造業基礎。

在美國外交政策上，儘管工會是反全球化的擁躉支持對華貿易戰等鷹派政策，工會與左翼政客聯盟後仍然對特朗普等右翼政客形成諸多方面的權力制衡，是日益極端化的美國政治中不應忽視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