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不久宋慶齡與數天前登上永豐艦（後被命名為中山艦）的孫中山回合。兩個月後孫中山夫婦再次抵達上海。此刻的孫中山已無以往的那種閒情逸緻，他的個人權欲之薰心已完全取代了他的理智。1922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緊接着在次年的1月與專程前來的蘇聯特使越飛會晤，決定其人生最大的轉折。在深入描述孫中山是如何改弦易轍其革命初衷，與國際和國內最邪惡的政權和政治組織結盟之前，很有必要來探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最早提出三民主義是1895年，1924年基於當時在廣州大學的16次演講才整理成冊出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其說是政治學結構嚴謹的學術文獻或內容蘊涵深奧的哲學著作，不如說是以直接，衝動，有力，即興，雄辯的口語形式去激勵和煽動他的追隨者。更確切的說是一種為漫長政治目標的實用宣傳。因此在這二十年中，世界和中國處於不斷的動盪之中，孫中山本人也經歷了無數次坎坷和挫折，無疑三民主義的內容也始終演變在激盪的政治形勢中。

孫中山沒有系統的中文教育，因此他對國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謂相當膚淺，當然遠遠不如他的政敵康有為和梁啓超。同時他在歐美逗留期，沒有接受人文和歷史的深造，大多時間為政治活動而疲於奔命，因此不可能深入到西方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對中西文化均為一知半解，孫中山無法深入透徹地了解不同社會的運作機能，不同民族內在的文化，傳統，歷史和現狀之間的有機聯繫。不難理解，孫中山企圖把僅僅是一知半解的西方理念，用於也不比西方文化和歷史懂得更多的中國，失敗是必然的。

民族主義。三民主義之首是民族主義，被認為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的旗幟。但只是短短20年，民族主義的目標即改弦易轍，令人啼笑皆非。1895年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可用他的話概括如下：“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國家”。稍讀歷史的不難發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抄襲了中國近代史上罪孽最深的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的反清造反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共創人間“天國”。

中國歷史上歷來造反的領袖總是採用欺騙性最甚的口號來誘惑盡多的炮灰為其賣命送死。明末人口大約是1.5憶，而滿族僅不到漢人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明末不僅僅是淪亡於境外蠻族，而且所有漢人為適應滿洲人的統治開始是被迫，到後來成了心甘情願的，剃髮留辮子長達三百之久。因此無論是電影，漫畫或小說，留長辮子的漢人成洋人面前最生動特寫。追究自身民族的原因才是良知所在。正如日本歷史學家所說，中國歷史上無數次造反只不過是惡性循環中的異姓革命。1949年中國再次被境外邪教馬列主義所淪陷也擺脫不了這種中國文化特色的惡性循環。

從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人類各民族之間的競爭連綿不斷，在弱肉強食意義上，武力衝突更是不可避免，而孫中山也跳不出中國文化中把自己落後挨打的原罪推向與他人。2000前的秦始皇的長城和今天中共的防火牆可謂異曲同工。依然是國學根底膚淺的原因，孫中山更為狹義的民族主義還沒有意識到經過300年的潛移默化，滿族（除了最上層的貴族）的族裔意識幾乎銷聲匿跡，而且文化及習俗也已完全回歸漢族，因此孫中山的“驅逐韃虜”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如出一轍。

辛亥革命以後，大清皇朝倒亡，末代皇帝也被趕出紫禁城，但孫中山所謂的“革命尚未成功”，他的民族主義也改了新的包裝，把中國的落後，百姓貧困，官場腐化等社會原罪的推諉，從滿族改換成代表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被孫中山修正的民族主義，排除列強的干擾，“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外國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學到。用我們的才能，很可以學外國人的長處，外國人的長處（僅是）科學。”這裡毫無新意，完全習用了張之洞的中國為國中之國的民粹主義，所謂的“中體西用”。至於把打到帝國主義作為口號，完全是為了把自己綁在以西方為敵的蘇聯戰車上。

民權主義也是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一知半解的表徵，不但難以被其追隨者和西方學者所理解，而且還被國共兩黨為他們的獨裁所隨意利用，投其所好。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現代西方憲政的雜交。他認為，民權思想自古就在中華的文化中，如“中國古昔有唐虞之禪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人們不禁要問，中華文化中既然民權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幾千年過去了為何至今人權劣跡乃全人類之最。

我在【從萬世一系的天皇看易姓革命的中國,日本隨想之二】中已作出解釋。在中國人的詞彙里唯有帝皇和革命最不陌生，中國的歷史就始於三皇五帝夏商周。但由於中國文化習俗的秉性中還多了一個關鍵詞，革命。有人說，革命兩個字早已整合在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中，此話不假！大約在公元前800年“革命”的概念已出現在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周易·革卦·彖傳》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裡的“湯武革命”是指商湯天乙暴力推翻夏朝桀的統治。周武王叛亂取代商朝紂王的歷史事件，從此在中國歷史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惡性循環。

歷史上也有古人意識到湯武以暴制暴的亂綱和對社稷和百姓的危害性，其代表人物就是蘇東坡。 他在【東坡志林，論古，武王非聖人】認為，孟子改變了孔子的最低道德底線。由於孟子為弒君正名（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其他學者也都仿效把湯武視作聖人，都是叛逆孔子的罪人也。

湯武革命逐漸演變成了中國文化中“窮則思變”的口號，飢餓殺人，貧困而搶劫的最美妙的道德修飾。稍微有些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百姓造反，都是等同於殺戮，搶劫，傳統和歷史古蹟的摧殘。崇拜洪秀全的孫中山和毛澤東無疑也是革命和造反的推崇者。

幸好歷史長河為我們安排了予以劣優的對照。最有力的參照是中國的近鄰日本，雖其文化中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文化烙印，日本人卻極為厭惡革命和造反的。日本人用漢字，熟讀四書五經，他們去佛教寺廟燒香拜神，也擅長書法，1600年前傳入的論語早已成為日本人的思想源泉。或許是日本人的“愚笨”或缺乏“野心”，自公元前700年，第一個神武天皇起平平安安地傳位給當今的第125任明仁天皇，從來沒被革過一次命。在這2600年中，天皇大都是象徵性的，但實掌大權的各地諸侯，卻沒有一個想換上皇袍，把屁股坐在皇位上。為此世人把日本的天皇譽為“萬世一系”。日本人把社會各階層看成一個整體，認為文明由這個整體同步經歷漫長的潛移默化而成。今天人類的文明象徵是自由民主，雖然日本君君民民依然，但都已成為現實！

而孫中山卻認為中國的現實加上“不可不取資於歐美”的民主制度，即可實現真正的民權。然而孫中山無法懂得得是，歐美的民主體制不是抄襲自月亮和其他外星人，而正是來自身。2000多年前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定義靈魂的三要素即，欲望，克制和智慧。這三要素同時也規範了人生鬥爭的目標。到了文藝復興時出現兩本行為修養巨著，其一是《論人的尊嚴》（意文，De hominis dignitate），作者是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人的尊嚴先是通過道德自律、不斷進取而實現自己的完善。人的尊嚴就是人自己的形象，而非社會所賦予。因此在最可怕的社會制度下，人依然可以獲得自己的尊嚴。第二本書是《廷臣論》（意文，Il Cortegiano），作者是卡斯蒂利奧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所謂廷臣，就是指統治階級或上層的達官貴人。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他們在行為上的內涵和氣質，成為名副其實的，與社會上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粗人有明顯差異的紳士。該書意大利文的首版是1528，33年後的1561就被翻譯成英文。該書就此成了上上層人物的範本和必修書，據說曾是查爾斯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枕邊書。由此可見，西方文明基於個人，來自從社會權貴，皇親國戚到底層平民百姓每個人的文明。換句話說，人決定了社會，而非倒置！

美國著名地域政治記者和作家在其影響深遠的【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The Coming Arnarchy，2001）中指出，民主的成功在於人口中相當比例的中產階級，以及文明的社會機制……一個不健康的社會，民主不僅是威脅的，而且還是災難性的。中國當時的文盲高達80%，不僅是缺乏健康，而且還是病入膏肓。

法國貴族，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寫道，西方民主的產生並非如我們以道德制高點強迫世界其他國家接受的那種方式，而是一種內在的潛移默化過程。當歐洲社會步入不平衡或複雜的危機，貴族們不是超負荷地承擔一切，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向其百姓賜予一部分社會責任。這就是民主社會的萌芽。

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極為膚淺的認識，還表現在他看不到自由對社會文明的至關重要性。所謂古希臘被稱為人類早期最不朽的時代，就是古希臘人最先懂得上層建築必須保證公民自由的重大意義。經歷中世紀黑暗後的文藝復興就是為了恢復古希臘的自由價值觀。同時，無論是始於古希臘，羅馬帝國，直至現代的歐美的哲學著作中，古希臘的自由價值觀從來沒有被忽視過。西方今天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成功，是幾千年來可歌可泣，不懈爭取自由的結果。

而孫中山則認為，“中國人民並沒有直接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間接的……， 假如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沒有自由的）痛苦，當然不會理會。如果在中國提倡發財，人們說一定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一片散沙”與自由有什麼關係？的確，中國人從來就是一盤散沙，但他們的自由一直被剝奪到今天。照孫中山的邏輯，他的政府只要讓中國人有錢，在物質上滿足他們的動物性需求，就是奉行德政，人民就有民權和民主。今天的共產黨不也就是鸚鵡學舌嗎!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中確實也受到啟蒙運動思想家中主權在民的思想，如“當我們建立共和政體時，誰是君王？是我們4萬萬百姓”。但孫中山卻並不接受盧梭“天賦民權”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權主義對西方的平等和自由概念是非常薄弱的。譬如孫中山具有相當嚴重的人分等級的觀念，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等三類；他們的社會分工分別是，發現，推動和執行。實際上就是儒家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當然孫中山也把自己定了位，即是與眾不同，高高在上的先知聖人。由於他把自己看作超人的遠見，無疑應承擔特殊的社會責任，即引導廣大愚民走上正道。這就是所謂小部分先知先覺產生出民主，再把民主賦予無知的大眾。這不禁讓我想起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 –1936)那首很有爭議的詩，【白人的負擔】。詩歌的大意是，教育和啟蒙落後和野蠻民族的負擔，落在了白種男人的肩膀上。

孫中山的強國欲望是無可置疑的。他認為強有力政府是強國的先決條件，而無視政府更是大多數民意的代表。孫中山總結了1911年臨時政府的失敗歸咎於“三舊”，即舊政府遺留下來的腐敗作風無法使新政府正常運作；舊政府的遺風滲透到新政府；和舊政府作風衰逐步蠶食新政府。1924年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中，為了徹底摧毀舊政府的殘餘，他建議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前必須經過以下兩個階段。首先是軍政，即戒嚴法鎮壓一切反革命勢力，為建立憲政作準備。其次是政訓，即動用各種宣傳機器提高百姓的公民意識或覺悟。當然實現這兩個階段的領導必須是國民黨，也就是為今天的一黨獨裁掃清了障礙。

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是美國經濟學家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和美國業餘研究馬克思的一個牙醫威廉姆（Maurice William，1881-1973）式的社會主義和儒家大同理念的綜合。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產生基於中國的貧困現狀，西方工業的發達以及隨之而來的負面作用，即越陷越深的貧富差異。孫中山有如此一段觀察：“歐洲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之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能一顧及者。余游歐美，見其經濟界岌岌可危殆之狀，彼都人士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為此民生主義就是孫中山為“鮮能一顧”的國人，和“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的世人指出的一條“光明大道”，好似為三餐不果腹人群解脫營養過剩之苦。

孫中山從社會主義找到了答案，按梁啓超的說法，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以孫中山為最先。1924年8月3日，是孫中山在廣州的民生主義第一講。孫中山說世界上流行的“梳西利甚”（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研究不知那一種才是的確”，但他坦誠的認同，“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指牙醫威廉姆），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這位美國學者的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

同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對孫中山也影響頗大。他曾寫道：“美人有卓爾基.亨利，……曾著一書，名為進步與貧窮， 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著於經濟學分配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一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其闡發地稅法之理由，尤其為精確，遂發生單稅社會主義一說。”

不過，孫中山始終不贊成歷史唯物主義，他稱馬克思是個社會病理學家，雖能明察資本主義的弊病，但開了一個錯誤的藥方。他也贊同威廉姆的觀點，“馬克思錯誤地把他觀察到的（病態）社會現象看作成一種社會規律，並把階級鬥爭視為社會病理學的象徵。”

儘管孫中山熱衷革命和造反，但他在字面上卻認為，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和諧與合作，即所謂三民主義中的大同理想。2000多年前，儒家【禮記】定義了大道大同之理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孫中山認為，為了“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其將駕乎歐美之上。”

孫中山雖是個社會主義者，但絕對不相信共產主義。他承認剩餘價值和貧富不均，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通過武力強制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富。1924年孫中山已處於蘇聯共產黨的嚴控中，在國民黨內為了左右逢源，他竟然一改初衷，他說，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同時也是共產主義。為了給自己的機會主義一種合法性，孫中山模稜兩可地聲稱馬克思主義不同於共產主義，民生主義實際上與共產主義是一致的。孫中山還更模糊地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一種理念，民生也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 除了方式方法上，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沒有不同之處。

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的謀政和施政綱領最終成文，並印刷成冊是1924年底，儘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意，同時也存在許多瑕疵，但作為愛國志士，喚起民眾，並為他們提供一種救國方略的選擇是無可非議的。但孫中山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而一改初衷，不擇手段，甚至無視民族利益，依然逃不出他自己所鄙視和力圖埋葬的，存在了幾千年的文化劣跡。

              3，共產主義病毒趁虛而入

對中國近代史上負面影響，換句話說，造成共產主義對中國的天大災難，或許對今天，21世紀全人類精神文明上的污染，沒有任何外國人超過這六個猶太人（見圖11）。因此在寫孫中山把中國文明引入深淵時也必須提及與他休戚相關的其中兩個猶太人，越飛和鮑羅廷。

1920年代地球上最殘暴的共產獨裁政府蘇聯不僅沒被西方世界看作合法的政府，而是力圖從地球上扼殺的敵人，因此，被西方文明所唾棄的蘇聯，為了其生存和壯大其勢力，在落後愚昧的亞太地區擴散其共產主義病毒。1920年4月，俄國共產黨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俄籍猶太人，維經斯基，中文名為吳廷康( Grigori Voitinsky, 1893-1953)和他的妻子庫茨涅佐娃，和俄籍華人翻譯楊明齋等來華。在北京，他們與李大釗進行了會晤。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進一步商討籌建中國共產黨。8月，陳獨秀等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圖11，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給本國以及今天對全世界帶來的劫難，與這6個猶太人的“貢獻”是無法切割的。照片自左上起，維經斯基，尼科爾斯基，越飛，鮑羅廷；右左起，首創共產主義的馬克思，背叛台灣政府把中共引入世界舞台危及整個人類文明的基辛格

1921年5月，維經斯基返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化名為尼克爾斯基（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 1889-1938），俄籍猶太人，蘇共特務。尼克爾斯基受蘇聯共產黨遠東國際間諜處、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等3個專門顛覆合法政府的特務組織派遣，前來為中國培植在中國的親蘇傀儡。不久，即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所有的15名代表中，蘇俄的特務就占了兩名，尼克爾斯基就是其中一個，另一個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化名為馬林的荷蘭人（Hendricus Sneevliet，1883－1942）。可見，包括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內全世界所有政黨中，完全靠境外(邪惡)勢力扶植而建立政權的唯有中國共產黨。

1921年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總人數，據中共一大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是53人，後來，張國燾在莫斯科修正為57人。57個叛逆分子在當時4萬萬中國人中可謂滄海一粟，如聚集在一起，一陣微風就會被吹得無影無蹤。為此蘇聯政府急迫尋求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寄生的其他相對成熟政治勢力。

暗中尋找顛覆北洋政府的突破點，明里卻懇求蘇維埃的合法性得到北洋政府的認同。1922年的7月蘇聯共產政府派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任為駐華全權代表，希望在中國打開缺口。越飛是個出身富裕的猶太人，帶着由24個隨員組成的龐大代表團下車伊始，即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談判。越飛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蘇聯先把紅軍從外蒙撤退，談判因此沒有結果。據顧維鈞回憶，越飛要求北洋政府單方面宣布取消與西方列強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卻例外地同意俄國在外蒙的駐軍。儘管越飛一再威脅，如果北洋政府不接受條件，俄國將與孫中山的分裂政府結盟，北洋政府堅持了國格。

與此同時，越飛通過蘇聯駐華代表處武官格克爾陽攜帶他的信函前往洛陽與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會面，希望建立合作關係。經過幾經周折，吳佩孚強硬地拒絕了蘇聯人的遊說，在報紙上公開了與越飛交涉的經過，並發表聲明：“蒙古屬於中國……,中國中央政府不承認所謂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國政府難以承認蒙古政府與俄國政府所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可見 吳佩孚對蘇俄政府的態度是極為不滿。

當時，孫中山被主張聯邦制的陳炯明趕出廣州，再次逃亡上海租界，身心處於絕境，但政治野心依然。多年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雖然是扛着反帝國主義大旗，自始至終主動，卑躬屈膝地祈求西方列強的援助，但屢屢遭拒絕。對另一個赤色帝國主義的俄國，除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孫中山於1918年夏天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禮節性地表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奮鬥” 外，從沒主動示好，卻相反一直是蘇俄接二連三地向孫中山頻送秋波，以尋求在中國有立足之地。

越飛在顧維鈞和吳佩孚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的，孫中山的絕境給他提供了契機。在當前形勢下孫中山可能是最佳選擇。在得到蘇共領導首肯後，越飛立即前往上海，與孫中山會面。想不到如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觸即合，越飛與孫中山會面後馬上一起發表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簡稱“孫越宣言”）。“孫越宣言”，雖承認蘇維埃制度，事實上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越飛同時向孫中山保證，蘇聯國民不僅對他統一中國予以最摯烈之同情，且政府也會給與必要得援助。而孫中山竟然同意蘇軍暫時留駐外蒙，為他提供打內戰所急需的經費和槍支彈藥作為交換條件。

自1920年10月起，蘇俄政府已間接地與孫中山有過秘密接觸。基於過去失敗得教訓，孫中山認識到，必須擁有一個屬於自己控製得地盤，才能確保俄國共產黨的賞識，並得到他們的錢財和武器。1922年10月中旬，孫中山把北伐軍改名為 “討（陳炯明）賊軍” ，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司令，蔣介石為總參謀長，劉震寰為西路討賊軍司令，東西兩路夾擊陳炯明。苦戰3個月陳炯明被擊敗，孫中山於1923年的2月回到廣州，第三次建立政權，名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他自命為大元帥，開始了其革命生涯中朝向 “聯俄容共” 的最大轉折。

孫中山當時有兩套軍事計劃，其一是，在張作霖的支持下，擊敗吳佩孚，奪取北京政府；如果此計劃落空，即把軍隊轉移至蒙古邊境地區，直接交由蘇聯政府負責裝備和訓練，然後再解決吳佩孚。無論實現哪一套計劃，唯俄國人的錢和武器才是必要的保證。“孫越宣言”簽署的當天，越飛興致勃勃地給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強調，“……孫中山更大程度上是我們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們現在同他一起攜手並進，他決不會背叛我們。”1923年的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按月向孫中山提供200萬墨西哥元的資助”。從此共產主義病毒開始感染中國，並把這個國家墮入至今也無法自拔的深淵。

“孫越宣言”是越飛以武器和經援為誘餌，把孫中山的國民黨拖入與蘇俄結盟的陷阱。自1921年成立，直至1923年的6月第三次代表大會前夕的700多天裡，中國共產黨的總人數僅從57人蝸牛般地爬到420人。為了改變中國共產黨不成氣候，一籌莫展的狼狽相，蘇共中央和第三國際終於成功地讓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臨時政府，作為中國共產黨急需賴以寄生的政治組織機體。利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才能逐步擴展其在社會底層廣泛的影響力，同時培養出未來的行政人才和軍隊將領，

越飛雖然為中國共產黨找到可以寄生的國民黨，但容共本身卻遭到國民黨內反共的保守派和目光短淺的共產黨人劇烈反對。作為文人，專職外交的越飛則對鞏固國共合作一籌莫展，為此1923年的6月，越飛離開廣州（1927年在莫斯科因與托派的牽連而自殺），他的工作由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的鮑羅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接任。鮑羅廷出生貧困猶太人家庭（這個世界的上千個民族中，為何唯猶太人最熱衷於對中國的赤化？），他是1903年加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老黨員。鮑羅廷從事多年的顛覆合法政府，並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發動群眾運動的經驗。凡結識鮑羅廷的人都讚嘆他天智過人，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博學才識。鮑羅廷出生白俄羅斯，遊歷西班牙、美國和英國等多國，能熟練多國語言，不像越飛需要通過翻譯，他能隨意，毫無拘束地用英語與孫中山交流。鮑羅廷的口才從眾，極易博得他人的信任。他被委任到廣州可謂如魚得水，成為蘇聯全面赤化中國的最佳人選。

鮑羅廷在一次發往莫斯科的秘密報考中，對孫中山作出十分坦率的評價。他說，“孫中山的思維很落後，缺乏政治判斷能力。他的智慧與倫理方式與一介平民不分伯仲……對政界人物的評估完全憑藉個人喜惡……孫中山總是把自己看成是聖賢，而他人則比作群氓和傻瓜，實際上在中國他充其量只算得上一個開明的小官吏。” 如此評價，不難看出鮑羅廷只不過把孫中山看作心理上可以隨意擺布和操縱的對象。鮑羅廷理應是個功臣，為蘇聯打開中國的局面立下奇功，畢竟效忠於一個對自己生命都沒有保障的罪惡政權。鮑羅廷在斯大林的肅反中遭清洗，1950年死於西伯利亞的勞改營。

鮑羅廷於1923年的十月初抵達廣州，他發現孫中山的權威搖搖欲墜，桂軍的劉震寰和滇軍的楊希閔對孫中山陽奉陰違，隨時可能謀反，並把廣州形容為“好似20世紀的巴別塔，其“混亂”（ 希伯來語balel的意思）之極讓人完全迷失。”

鮑羅廷作為一個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深信成熟的政黨是政治鬥爭和民族革命唯一有效的工具。他多次對隨從說，國民黨甚至還並非是個名副其實的政黨。如從政治，組織和理論上等從各個層面考慮，這個政黨都沒有一個確切的施政綱領。作為孫中山的首席顧問，鮑羅廷提出改造國民黨的機構，在上海和廣州設立核心執行小組，成立臨時執行委員會並積極籌備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923年的10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公園的一次國民黨集會上，與鮑羅廷一唱一和，“政府必須由政黨來控制；比殺人武器更有效的工具是，發動民眾，加強團結以及宣傳”。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用來統治中國的三大法寶：獨裁，洗腦和並在愚民中發掘取之不盡的炮灰。孫中山與蘇俄結盟，意味着政治和統治傳統上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用一黨專政取代數千年來的世襲傳統專制。

於此同時，孫中山開始在組織上為其堅決容共作了準備。1923年10月25日孫中山命名9個成員的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其中雖然僅包括1個中共黨員，但在國民黨改組前夕就把眾多留在上海的老黨員排除在決策圈外，權力集中於擁護其聯俄容共主張的幹部手中。

當時支持孫中山的部隊圍攻陳炯明的據點惠州受挫，粵軍反攻直逼廣州，形式非常緊迫。鮑羅廷發現廣州的國民黨雖名義上有3萬黨員，但重新註冊的僅3000名，而且上層領導與基層群眾沒有實在性的溝通。考慮到廣州政府的岌岌可危，決定採用共產黨慣用的手段。臨時執行委員會一致通過鮑羅廷的兩項緊急法令：其一，沒收地主的財產並分配給農民；其二，宣布八小時工作制，並增加工人的工資。與此同時，派出大量的積極分子深入鄉村對農民進行政治宣傳和煽動反對陳炯明的革命熱情。為包圍廣州，鮑羅廷還組織了500多個全由共產黨員訓練的志願人員。

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通過的鮑羅廷提出的兩項緊急法令，執行之前必須得到孫中山的首肯。不顧同盟會早期華僑會員反對共產的意願，在最後簽署之刻竟向鮑羅廷探詢俄國政治避難的可能性，並討論最佳潛逃的途徑。

11月18日的晚上，廣州的軍事形勢發生逆轉，陳炯明的部隊被擊潰。從此孫中山對鮑羅廷更為器重，更為信任，幾乎是言聽計從。他開始認識到必須依靠發動（最愚昧的，最貧困的， 仇富，熱望用暴力改善自己物質條件的）群眾，作為革命的動力。並向反對此一赤化的極端政策的黨內同仁作如下辯解，“我黨的三民主義，與他們（蘇俄）所倡導的，在意識形態是相似的。但是我們黨仍然缺乏（實現三民主義的）有效的方法，應該研究他們的。由於我們希望學習他們的方法。我已經請鮑羅丁先生擔任我們黨的訓練主任：他要訓練我們的同志……。我希望所有同志必須丟棄偏見，並誠懇地學習（鮑羅廷的）所教授的方法”。

1924年1月20至30日，國民黨在鮑羅廷的導演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又稱重組大會。會議的開場儀式好似黑道幫會，全體代表向領袖，孫中山鞠躬。會議遵循蘇俄的旨意，因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性口號，徹底邊緣了與歐美結盟和接受西方的任何援助，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被完全套在蘇俄的戰車上奔馳了。

在大會期間，正逢列寧去世（1923年1月21日），孫中山以當時中國第一大黨，國民黨黨魁的身份，竟然以極為肉麻的抒情方式，作了如下悼詞，“你，列寧，是傑出的。你不僅教導我們，而且還把文字轉為現實。你締造了一個嶄新的國家，還為我們指出一條共同奮鬥的道路”。台下除中國共產黨黨員，還有那些以鮑羅廷為首的蘇聯特工，他們的勝利喜悅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得意的原因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克服了黨內辛亥革命元老重重阻力，而作為大會決議公開發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