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第二章 祖述堯舜

對那些在敘事時動輒追溯到遠古，抬出堯舜的人，中國人稱之為“好古者”。堯舜是中國傳說中的兩個皇帝，他們如果真的存在過，也必定是在遙遠的史前時期。此外，中國人也常嘲笑另一類喜歡羅嗦的人，他們在講北京之前，必定要先詳細敘述上海的情況。儘管並不想加入這兩類人的行列，在此我仍感到有必要把1944年夏迪克西使團到延安前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件，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如果中國沒有共產主義者，也就不會有迪克西使團。因為正是由於美國方面急於想了解他們，才最終導致了迪克西行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起初它並不怎麼重要，也沒有多少黨員，但到20年代後期，它開始對中國事務產生重大影響。

1926年，以推翻長期壓迫中國人民並造成經濟崩潰的軍閥為目標的北伐軍，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從廣州出發開始北伐。當時的蔣委員長並不像以後表現出的那樣是一個堅定的反共分子。20年代初，他曾在廣州公開支持俄國革命。1923年，他在蘇聯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訪問。一些蔣的傳記作家認為，正是在這一期間，他開始對共產主義的教條感到厭惡。這種感情一直支配着他，成為決定他一生命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無論蔣介石何時轉而反共，孫中山博士——中國革命之父——還是在1924年任命蔣介石為廣州黃埔軍校校長。在黃埔的教官和行政人員中，有不少共產黨員。當今世界上著名的一批中共領袖，如周恩來，葉劍英和林彪，就出於黃埔軍校。同時，北伐軍的軍官和政治委員中，也有共產黨員。

早在北伐初期，共產黨和相對保守力量之間的矛盾就已展開。1927年，共產黨和極左分子集中在武漢，而反共分子則聚集南京。共產黨和以蔣為首的保守派的最後決裂，發生在1927年3月22日北伐軍占領上海之後。占領上海主要依靠由周恩來煽動的一系列罷工和起義。然而，局勢終於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蔣必須作出最後抉擇：要麼支持那些包括為他提供急需資金的上海銀行家在內的右派，要麼繼續與共產黨及其支持者周旋。他選擇了第一條道路，從此再也沒有回頭。

和蔣分道揚鑣後，共產黨賴以生存的少量軍隊裝備簡陋，處境困難。他們飢寒交迫，不斷從一個貧窮落後、人煙稀少的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同樣的地區。惡劣的環境和國民政府軍隊的圍剿，嚴重地威脅着他們的生存。

然而，儘管有這些困難，得到當地貧苦農民大力支持的中共軍隊，還是於1930年在江西建立了一個相當強大的根據地，瑞金是它的首都。為了消滅這個根據地，蔣不惜代價，發動了多次“圍剿”。但這些“圍剿”都失敗了。

四次“圍剿”失敗，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愚蠢和低能暴露無遺。最後，蔣決定求助於德國軍事顧問。以後的事實證明，這些軍事專家沒有辜負蔣的信任。他們設計的新戰術使共產黨失去了過去因機動性強，熟悉地形和有當地人民支持而享有的一切優勢。德國人並不想用正規戰摧毀敵人，他們只是勸說國民黨領袖集中力量修築相互支援的碉堡群，在碉堡的掩護下推進軍隊，切斷共區周圍的交通要道，以最終達到絞殺根據地的目的。這個戰術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它徹底地斷絕了根據地與外界的聯系，尤其是切斷了重要商品——食鹽——的供應。

共產黨沒能夠打破這種封鎖。1934年10月，他們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長征途中，他們不斷遭到國民政府軍隊的襲擊。長征的路線雖或多或少有些變化，但基本方向是正西。考慮到共軍的弱小和其攜帶的大量非戰斗人員，如果政府軍真想消滅他們，授予中等資質的指揮官權力，很難想象他們會完不成任務。也許是因為共軍殊死作戰的勇氣，也許是因為蔣不想大批殺戮自己的同胞，從而引起公憤，共產黨最終得以生存了下來。在經歷難以置信的艱難困苦之後，他們到達了中國西北的一個地區。這個地區橫跨陝西，甘肅和寧夏三省，大部分在陝西。在那裡，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國民黨軍隊的騷擾，他們終於站住了腳。到1936年，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貧窮落後，人跡稀少的地區深深紮下根，建立了著名的“陝甘寧”邊區。邊區的生活條件按一般標准來說是原始的，但與長征途中的生活相比，則要富足安寧得多。

1936年秋季在陝甘寧邊區和共軍作戰的國軍部隊，是由滿洲軍閥張作霖元帥的兒子張學良指揮的。1928年，日本人殺死了他們長期支持的張作霖，因為他把華北輸給了蔣介石，從而對日本——中國的宿敵——已不再有用。作為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通常被稱為“少帥”。1931年，張蔣結為“把兄弟”，聯手打敗軍閥閻錫山和馮玉祥，統一了中國北部。到1931年日本占領滿洲時為止，由於“少帥”的支持，蔣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東北地區。

1936年秋，雖然名義上仍在指揮西北“剿共”，張學良實際上已明顯地傾向反對內戰。他認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蔣不應該把國力浪費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上，而應該集中力量，准備抗擊日本對長城以南地區可能發動的進攻。各種跡象表明，日本確實打算發動這種進攻。此外，“少帥”不僅對“剿共”漫不經心，甚至還同中共軍隊建立了聯系。他們的代表就住在遠離邊區的西安。

1936年12月7日，蔣飛往西安，視察他想象中的西北剿共部隊。在西安，張學良與支持他的陝西省省長楊虎城將軍一道，試圖勸說蔣介石停止剿共，准備抗日。蔣不僅拒諫，而且嚴厲訓斥張楊，說他們是布爾什維克。

1936年12月12日夜間，駐扎在西安以西臨潼溫泉勝地的張學良部隊採取行動，對當時正在溫泉逗留的蔣實行兵諫。在蔣的衛士開槍後，雙方進行了交火。聽到槍聲，蔣立即沖入夜幕，企圖逃脫。黑暗中，他摔進了一個坑穴，腰部嚴重受傷，留下終生殘疾。當時蔣只穿着一件睡衣，在北國12月的寒冬中不停地顫抖。最後，少帥的士兵找到了他，把他關進了一間空盪而寒冷的禁閉室。

“西安事變”後不久，蔣夫人以及他的澳大利亞籍顧問唐納德從南京飛到西安。主要是由於唐納德的積極奔走，蔣被送到西安一座現代化的舒適溫暖的房子裡關押。在那裡，張學良多次看望他，希望他改變主張，停止剿共，一致對外。然而，張的進諫每次都使蔣勃然大怒，遭到痛斥。蔣要求，要麼把他槍斃，要麼把他立即釋放。的確，這個被中國人稱之為“老頭子”的蔣總司令，脾氣固然暴躁，但並不是一個懦夫。

1936年聖誕節，蔣被釋放，由張學良陪同乘機回到了南京。一下飛機，張學良即被逮捕，至今仍未完全恢復自由。看來，為了委員長一條幾乎被折斷的脊骨，以及其他一系列有關事件，他還必須繼續付出高昂的代價。幾年以後，協同他綁架蔣的陝西省省長楊虎城被人暗殺在一所集中營里。這件事是否國民黨特務所為，至今仍是一個謎。

獲釋之前，蔣曾與張學良，楊虎城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談判。雖然共產黨可能參與了綁架蔣的事件，但他們顯然並不想置他於死地。蔣夫人，宋子文（財政部部長）和唐納德也參加了會談。

會談的細節至今沒有披露。人們知道的只是：會談最後達成了一項以“抗日統一戰線”為名的協議。就我所知，這一協議的條款並沒有見諸於文字。

根據這一協議，雙方原則上同意放棄——至少是暫時放棄——他們之間的分歧，全力抗日。共方表示承認蔣為中國的領袖；他們以三個師，名義上四萬五千人的兵力併入國民政府軍隊，組成第八路軍（後改為第18集團軍）。這次整編並沒有包括共產黨的全部軍隊。相當部分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仍在編外，沒有得到承認，也不從國民政府取得給養。共產黨並沒有丟棄這部分軍隊，而是獨立地維持並伺機不斷擴大它們的力量。

根據協議，共產黨人可以在國民政府中任職。1939年，當我作為美國大使館助理武官從北京來到重慶時，周正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務部次長。同時，他又非正式地行使共產黨駐重慶首席代表的職務。

當時，如果還有什麼人天然適應作代表，那這個人必定是周恩來。他待人友好，和藹，除非必要絕不討論政治。在談政治問題時，他總是避免粗暴地抨擊國民政府。他英語講得不怎麼樣（我懷疑他今天也未必講得更好），但“國語”很不錯。至少，與當時國共兩黨大部分領導人相比，他說得要標准得多。最後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他長得非常英俊。

今天人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周恩來，隨着時光的流逝，其容貌已有幾分消損（但在我看來，他仍儀表出眾，相當漂亮）。然而，在重慶那塊外國人的殖民地上，他當時的確是一位風雲人物，特別受寵於外交使團和新聞記者。在各種午宴，晚宴和雞尾酒會上，只要他出席，毫無例外都是上賓。

像周恩來那樣一個在當時外國人中如此有聲望的人物，人們自然會認為即使在國民政府里，他也一定有些朋友，或至少有一批對他持有相當好感的人。然而，事實似乎卻不是這樣。當時的重慶市長吳鐵城（戰後他擔任過台灣省省長，後與蔣決裂）告訴我：儘管周從外表上看來通情達理，實際上他比那些大家公認冷酷無情的共產黨人還要冷酷。根據中共奪取大陸以後周的行為判斷，吳的話看來是對的。

統一戰線協議充其量只是一個含糊其辭的君子協議。它之所以不明確，主要是因為協議的具體條款從來就沒有形成過文字。即使雙方願意遵守，由於協議本身的含糊，要想做到也並非那麼容易。1939年，協議的弱點已充分表現。蔣在共產黨控制地區周圍駐扎大批裝備精良的嫡系部隊，嚴密封鎖了邊區。國共軍隊之間常常難免發生衝突，但關於這些衝突的消息，在重慶除國民政府官方人士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對外國人來說，邊區簡直就是一個尚未開發的新大陸。

在1940年末到1941初之際，國共兩黨軍隊之間在長江下游地區發生了一起嚴重衝突。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特別加強了對新聞的控制，力圖阻止外國人，特別是美國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獲取共產黨方面的確切消息。事件發生的地點是在安徽境內，那裡離上海不遠。

新四軍當時正在這個地區進行抗日游擊戰。這支軍隊雖由共產黨武裝組成，但人們一般並不認為它是共產黨軍隊的一部分。國民政府那時已正式承認這支部隊，並給了它新四軍的番號。幾個外國記者——包括美國左派煽動家阿格里斯•史沫特萊——曾訪問過新四軍。他們真誠地，有時甚至是狂熱地寫下了一些關於它作戰情況的新聞報導。

很可能是出於一種擔心：即戰爭結束後（儘管在1940年考慮這個問題似乎還為時過早），仍在上海附近活動的新四軍會對國共政治力量的對比產生過大影響，國民政府1940年底命令這支部隊由江南向江北轉移。為此，國共雙方指揮官舉行了會談。根據國民黨一方的說法，雙方對調防一事的安排均表滿意。

1940年底，新四軍開始按計劃出發。戰斗突然爆發時，它的一部分部隊已經渡過了長江。自然，事件有兩種不同的解釋，要聽哪一個故事，取決於你問誰。駐在新四軍渡江地區國民黨軍隊指揮官是上官雲湘將軍。二次大戰結束後，他在北京給我講述了當時的情況，他的敘述同我當時在重慶聽到的消息沒有重大出入。

據國民政府聲稱，共軍是在行軍時突然叛亂，向正在該地區維持秩序的國軍發起攻擊。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我認為蔣命令當地駐軍指揮官採取預防措施，避免可能發生的變故，是合乎情理的。雖然以後沒有聽到此類報導，我仍相信事件的真相很可能是：在按計劃開始轉移後，一部分共產黨部隊為了某種理由——這種理由也許永遠不會公諸於世——突然掉頭南進江西根據地。事隔多年，討論當時的情形到底是否如此，已經沒有多大意義，然而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定曾發生過什麼變故。總而言之，如果一切按照預定計劃進行，很難相信國民政府軍隊會蓄意攻擊新四軍，造成這一事件。

共產黨一方的故事是：雙方先是在和睦的氣氛中作好了調防安排，然後新四軍嚴守信義，按照雙方事先商定的路線開始轉移。據共產黨宣稱，戰事發生時，它的戰斗部隊已經渡過長江，到達北岸，而非戰斗人員（主要是由騾馬拖載的兩輪車組成的輜重隊和挑着擔子的士兵和老百姓）還沒有來得及渡江。非戰斗人員包括傷兵和部隊家屬。然而，據共產黨說，就是在這個時候，政府軍對他們發起了突然進攻。

國民政府說，共產黨軍隊之所以拼死戰斗，是為了實現其預謀計劃。共產黨說，他們是在遭到優勢敵人突然襲擊的情況下儘量自衛。這一仗共產黨損失慘重，傷亡據說達五千人。但是，新四軍並沒有就此被消滅，它的大批殘部逃到了江蘇北部。不久以後，他們又同日本或國民黨，有時是兩者兼之，繼續展開了鬥爭。

衝突發生後，蔣不分青紅皂白，立即在重慶對共產黨提出強烈抗議，宣稱共產黨軍隊叛變，背信棄義攻擊政府軍隊，並下令取消了新四軍番號。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後一直關押在重慶。日本投降後，根據國共達成的一項釋放共產黨政治犯協議，他恢復了自由。在乘一架美國陸軍航空隊飛機前往北京途中，由於飛機墮毀，葉挺和全機人員一起罹難。氣候原因是對這一災難的解釋。

對這件事，我曾感到疑惑。我懷疑蔣的頭號刀斧手，軍統局局長戴笠的特務在飛機上放了定時炸彈。機上還有一些國民黨官員和美國人。但我想戴笠的部下未必會吝惜這些人的生命。畢竟，要煎成蛋餅，總是要打碎幾個雞蛋的。

在延安時，我曾要求陳毅將軍給我講述“皖南事變”的詳細經過。事變後，他曾擔任過這支雖被取消番號但卻十分活躍的軍隊的代理軍長。他的陳述顯然經過精心准備，輔之以一份詳盡的地圖。自然，講述反映了共產黨方面對事件的看法。由於某種原因，直到1952年退役時為止，我一直沒有處理這份材料。1958年，我把材料翻譯成英文，並將譯文送給陸軍參謀處情報部。隨譯文一起還附有詳細的詮釋，着重強調不應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黨關於事件的解釋。

“皖南事變”清楚顯示，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在談到他們之間的關係時都難以客觀。外界要獲得相關事件的合理準確的解釋，除派公正而精明強干的觀察員到現場外，別無它法。正是這個需要，促成了1944年夏季迪克西使團的誕生。

以美國外交軍事官員和新聞記者為首的外國人，逐漸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獲得關於共產黨方面的更準確的消息。對這種要求，蔣及其大部分下屬的態度是：此類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外國人不應多加干涉。對此美國人反應是：國共關係固然主要是國民政府內政，但由於它影響到整個戰局，因此，自然也與對日作戰的一切國家有關。

毋庸置疑，無論在珍珠港事件以前，還是在之後，中國都為戰爭付出過犧牲。但是美國人希望中國做得更多些。他們深信：如果中國全力對日作戰，而不是把一部分力量消耗在遏制，甚至有時是同共產黨作戰上，對中國戰局，以及整個戰局都會有所助益。

1943年，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開始討論獲得邊區更確切情報的必要性。對當時國民政府所提供的此類情報，人們已普遍感到不能滿足。同時，人們也希望對共產黨未來的作戰潛力，作一個公正的，基於正確情報的估價。為了滿足這些要求，的確有必要派遣一個能夠勝任的觀察團到陝北和其它共產黨根據地去。

當時，雖有不少人想到並談到這件事的必要性，但直到1943年初約翰•戴維斯向約瑟夫•史迪威將軍談起這一問題時為止，從未有人為此作過具體努力，史迪威將軍當時正負責以“CBI”而知名的“中緬印戰區”的工作。戴維斯及另外三位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約翰•埃默森和雷蒙•盧登，是他的政治顧問。四人中除埃默森是日本專家外，其餘三人——尤其是出生在中國的戴維斯和謝偉思——都曾長期在中國工作，能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

當戴維斯提議向邊區派遣觀察團時，史迪威似乎曾為之所動。但那時他正同蔣介石關係緊張，並面臨許多由此而來的麻煩，所以暫時無瑕顧及這件事。

作為中國諺語“口說無憑，立據為證”的信奉者，戴維斯顯然沒有就此罷休。1943年6月24日，他交給史迪威將軍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同時把副本送交到國務院。在備忘錄中，他陳述了派遣觀察團到邊區去的種種理由。

戴維斯在備忘錄中指出，截至當時為止，僅有一個美國官方觀察員——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文之斯•卡爾森上尉——曾經訪問過延安，那還是在1938年。他特別強調：華北是日軍最集中的地區和第二大工業基地，而共產黨則是中國最團結，最紀律嚴明和最積極的反日團體。在備忘錄結束時他寫道：共產黨正處於俄國人對日進攻時可能進入的地區，他們所處的這個地位，很可能成為中共與俄國之間建立一種新型友好關係的基礎。

大約六個月之後，由於派遣觀察團一事仍無進展，戴維斯於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將軍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在這個簡短而措辭激烈的備忘錄中，他再一次強烈要求向邊區派遣觀察團。也許是由於它的簡明扼要，備忘錄引起了羅斯福總統的注意。他命令馬歇爾將軍研究這一問題並付諸實施。顯然，備忘錄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為迪克西使團寫備忘錄方面，戴維斯固然顯得最為積極，但約翰•謝偉思在重慶的努力也不容忽視。藉助於在“CBI”總部工作的便利條件，他把自己的想法直接提交總部。他知道這樣做會更有影響。從這些事實看，觀察團的最終成行，應該歸功於戴維斯和謝偉思兩人的共同努力。

儘管戴維斯和謝偉思都不知道使團被命名為“迪克西”的原因，但當時這個名字很可能已經被確定為觀察團的代號。戴維斯說，他記得美國曾把“共區”稱為“迪克西”。也許，取名“迪克西”是因為這個詞本身的魔力，它不僅使人聯想起反叛者——迪克西一詞有造反者的意思——的故鄉，更使人回憶起一支幾十年前流行的歌曲。歌里提到的一個地方也叫“迪克西”，那裡“太陽整天普照。是真的嗎，傳說中的迪克西？”

羅斯福總統的指令立即生效。1944年2月9日，白宮致電蔣介石，明確表示羅斯福總統希望派一個觀察團到“共區”，以收集華北和滿洲日軍的情報。電報要求蔣對此進行支持和合作。

1944年2月22日，蔣回電表示願意全力協助這一計劃，並指示陸軍部和史迪威將軍的總部就有關觀察團旅行路線一事進行協商。可是，協儀合同的結尾有這樣一段重要的小五號字，大意是說，觀察團的行動路線，應限於國民政府政治上控制和駐軍的地區。一旦遵守這一限制條款，將意味着觀察團無權進入“共區”，從而切斷了美國和中共領袖之間的有效聯系。

對蔣的苛刻條件，羅斯福總統雖可能曾感不快，但至少沒有公開表露。1944年3月9日，他電告蔣美國將於短期內派出觀察團。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捲入了迪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