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之間的層次概念

而殖民者則沿襲了歐洲的傳統文化，對家庭分工有着嚴格的定位。如一本關於家庭角色的書中寫道：一個女子如果發現丈夫不忠，要佯裝不知；如果丈夫是個酒鬼，她就要快樂的認為這一點缺陷抵消了自己的若干不足之處；如果丈夫脾氣暴躁，缺少幽默感，她就應該儘量避免出言不遜，要有微笑和奉承來撫慰他；如果丈夫缺少智慧，她就要想到，“妻子通常被造就成比較好的人，是因為她的丈夫沒有出息。”

在社會關係中也有嚴格的等級觀念，文斯洛普曾經說過，萬能的上帝以其至為神聖和明智的旨意，早已對人類的狀況做出了安排，在所有時代都必定有人富裕有人貧困，有人在權力和地位方面高貴而出名，其他人則處於卑賤和服從的位置。18世紀的哈佛學院和耶魯學院，都以學生的家庭背景作為分班的主要依據。哈佛學院的低年級學生見到學長，都要脫帽致敬，也不能隨意談笑。馬薩諸塞的一位總督托馬斯.博納爾一次下樓是遇到一位紳士，那人沒有認出總督，所以沒有脫帽致敬，總督直接一記老拳，把他帽子都打掉了。弗吉尼亞有個裁縫由於賽馬而受到懲罰，因為這是只有紳士才可以做的事。

在衣着方面也有森嚴的等級制度，比如馬薩諸塞一會在1634年立法規定，不准普通居民購買鑲有金，銀，絲或者線邊的羊毛，絲綢，亞麻衣服；1651年又不准地位低的男女穿着紳士淑女的服裝，有人因違反這一條而受到法院追究。1653年紐伯里有兩名婦女因為戴了絲綢風帽和披肩被送上法庭，結果證實其丈夫擁有200英鎊以上的財產，又得以釋放。

那麼在殖民地按膚色分成的不同種族中，歐洲裔白人居民是社會的主導，紅種印第安人處於殖民地的政治管轄之外，而非洲黑奴則是白人的財產。早在16世紀的英語中，非洲人皮膚的黑色是和“骯髒，愚蠢，邪惡，死亡“相聯繫的；而自己的膚色白則是一種美好的顏色，象徵純潔，美德，美麗和善良。最終白和黑的反差成了道德優劣的依據，最終被說成是上帝和魔鬼的對立。

白人用當時的流行思維方式看問題，把凡是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和價值觀念不合的東西，都視為異端和野蠻。黑人在行為，生活方式和宗教方面與白人格格不入，所以他們是為開化的野蠻人，他們的宗教信仰全身異端邪教。賽謬爾.休厄曾寫過一首 “四海一家”的詩來表達他們的文化征服意識：

要是印第安人睜開眼睛，看到生活的光明；

要是世界不再有偶像崇拜；

到那時，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就會同聲歌唱基督。

美洲白人出於對生理和文化差異的關注，形成了一道鮮明的種族界線，他們自己是英格蘭人，是基督徒，是自由民。而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是異類。雖然他們當中也有人皈依基督教，但白人所謂的基督徒顯然不包括他們。到17世紀後期，基督徒的提法逐漸變少，白人一詞成為一個種族優越性的標誌。

白人可以將黑人或印第安人作為財產占有，但印第安人和黑人不得購買基督徒作為僕役。白人在議論其他種族時，會自然而然的帶着一種優越感。約翰.羅爾夫在談到自己的土著妻子波卡洪塔斯時，充滿輕蔑和貶斥，說他在教育上是粗劣的，習慣上是野蠻的，生理上是可憎的，所有的教養都和我大相徑庭。佛吉尼亞的奴隸主蘭頓.卡特覺得黑人絕不可能誠實；波士頓的薩拉.萊特出門旅行，在路上看到農場主和黑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還吃黑人用“蹄子”拿過的菜，大為感慨。她用“蹄子”來指黑人的手，因為在她看來，黑人根本就不是人類。所以他們對黑人不殺是因為當作財產了珍惜，如果殺了也不是什麼罪過。

在1857年，著名的斯科特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傑.坦尼在法庭中就明確表達這種觀點：

有人問道：“一個其祖先是從國外輸入我國、並被作為奴隸出賣的黑人，能否成為合眾國憲法組成並使其存在的政治社會的成員，作為成員是否有資格享受憲法保證給公民的一切權利、特權、和豁免？這些權利之一是發生憲法明確說明的各種情況後向合眾國法院提起訴訟。”

坦尼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們認為他們不是的，他們不包括在憲法的‘公民’一詞之內，憲法也無意將他們包括在內，因此不能要求享有憲法賦予合眾國公民的任何權利和特權。相反，他們當時被認為是一類從屬的、低人一等的人，被掌握統治權的種族制服，無論解放與否，始終服從統治種族的權威，除那些掌握權力和政府的人願意給他們的那些權利和特權外，沒有其他權利或特權……一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一直被當做劣種人，完全不適宜同白種人交往，無論是在社會關係中，還是在政治關係中；由於他們是劣種人，因而沒有白種人必須予以尊重的權利；黑人可以被公正合法的貶為奴隸，為白人的利益服務。……《獨立宣言》並沒有打算把當奴隸的非洲人包括在內，制定並通過該宣言的人民中沒有他們的份，這一點是清楚得沒有爭論餘地的。”

殖民者的層次概念是根深蒂固的，從生到死都是如此，殖民地的法律規定黑人的墓地和白人需要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