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遜的路線
而1828年上台的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以及1837年上台的第8任總統馬丁.范布倫，雖然把黨的名字由民主共和黨改成了民主黨，卻依然是傑斐遜的路線。傑克遜不滿亞當斯所倡導的“美國體系”，以及他們扶植東北部工商業集團而限制驅趕印第安人的政策。
傑克遜在美國歷史上享有很高的聲望，他能夠當選除了其黨派和路線之外，更多是其個人影響力。影響力來自於他堅決的印第安人種族滅絕政策，他主政的8年是印第安人災難中最為深重的時期，下台以後它還不遺餘力的推行這種政策，可以說傑克遜把畢生精力都花在了滅絕印第安人上面。也正是這個原因，1828年傑克遜當選總統具有比以往任何一次選舉都更加廣泛的民意基礎之上，投票人從上次選舉的335000增加到1155000人，這也充分說明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是美國白人的集體意志。
在1828年的競選中，兩個黨派都利用各種媒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對對手大施攻擊和誹謗，政黨在組織上趨於嚴密和正規化，政黨機器開始在選舉中發揮作用。
作為一個傑斐遜路線的平民政治家，傑克遜上台之初就招致了精英階層的不滿，在他的就職典禮上，有人記述道：“功高位尊的社會名流和粗俗不堪的鄉巴佬混作一團，看來一個暴民領袖的統治者勝利了。”所以傑克遜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吏制改革，他一改社會上層壟斷官職的風氣，倡導論功排位，這為為廣大普通人提供了上升的通道。那時候的主要功勞都是驅趕，屠殺和掠奪印第安人，所以有人傑克遜的做法概括為“分贓制”。
傑克遜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南方和北方州對於關稅的分歧，東北部工商業集團希望通過高關稅保護本土製造業，避免歐洲產品的衝擊。而南部種植園則希望降低關稅，以得到歐洲的低關稅，以便他們的農產品出口。東北部工商業勢力反對西進運動，因為那樣會導致人口流失，影響製造業，而南部則希望通過支持西進來換取西部勢力的回報。雙方都動用媒體表達自己的觀點，攻擊對方，說對自己不利的關稅法律“違憲”。
傑克遜採納了北方州的建議，用高關稅保護本土工商業。這導致了南方州的強烈不滿，南卡羅萊納州甚至通過了一項《國會法令廢止法案》，宣布關稅法對他們無效，自1833年2月1日起聯邦政府不得在該州徵收關稅。並聲稱如果聯邦政府強制收取關稅，他們就退出聯邦，並撥款購買武器，徵召自願兵。
國家面臨着分裂的危險，傑克遜對此一方面承認現行關稅法對南部各州確有不公之處，進行了一些修改。同時簽署了《動用軍隊法令》——《強製法案》，授權總統使用軍隊強征關稅。後來南方各州與聯邦政府達成了妥協，維護了聯邦的統一。而傑克遜卻預見到南北衝突並未了結，下一次衝突的藉口將是黑人或奴隸問題。
傑克遜政府面臨的第三個是金融問題， 繼承傑斐遜的思想，傑克遜憎恨銀行，認為合眾國銀行是政府干涉私人經濟活動的象徵，而且外國人存款過多，對於國家是一個隱患，所以在1832年他否決了國會通過的給合眾國銀行重新頒發許可證的法案。他說：“銀行想殺我，可我要殺了他。”他的支持者甚至把關於否決國會議案的咨文稱為第二個獨立宣言。
合眾國銀行的首腦德比爾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隨着合眾國銀行的擴大，他獨斷專行，不把政府放在眼裡。他認為合眾國銀行“在權力上絲毫不低於創造他的國家”，而他本人則每天都行使着比任何總裁都要大的個人權威。還向報界和政界人士發放優惠貸款和津貼，以插手政治。
而傑克遜的否決讓德比爾非常惱火，他們攻擊傑克遜的咨文是一份無政府主義的宣言。並聯合前任總統亞當斯，韋伯斯特，亨利.克萊把國民共和黨改組為輝格（Whig）黨，準備直接在政治上和傑克遜的民主黨競爭。Whig的原意是趕畜生的鄉巴佬，輝格黨在英國以反對王室專權為目標。而亨利.克萊選擇輝格這個名字，是為了凸顯自選，民意。他們依然屬於漢密爾頓的中央集權路線，但在反對傑克遜的集權時，就變成了民眾意願。
傑克遜反對合眾國銀行更多是出於政治目的，以避免權貴階層對平民經濟行為的控制。在經濟方面，確實也短期內刺激了金融市場的活躍，卻產生了有害的長遠後果。由於失去了國家層面的貨幣管控，地方銀行發展極為混亂，投機盛行，致使小產業者備受盤剝。通貨膨脹導致了國家財政的動盪，惡化了全國的經濟形勢，加上同一時期英國的經濟危機和進口減少，導致了1837年經濟危機。從更長遠的後果來看，聯邦政府放棄對金融的管控，為華爾街私有勢力控制美國金融創造了條件。
中央政府要不要經營金融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從王安石變法，到傑斐遜與漢密爾頓之爭，再到羅斯福新政，核心都是這個問題。從現在正統的觀點來看，王安石變法，羅斯福新政都在一個帝國的危機關頭力挽狂瀾，但可能少有人知道羅斯福在1936年大選的時候，媒體有四分之三的反對他；在宋朝，也有人餵豬的時候喊王安石的名字，王安石差不多被罵了800多年，直到梁啓超為他平反。傑斐遜和傑克遜的反銀行都贏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但他們並沒有擺脫金融集團對平民控制，只不過實施控制的不是政府，而是私人集團。如果政府掌控了金融，還不腐敗，那就確實會用之於民；而如果私人集團掌控了金融，那就絕沒有可能用之於民。
而對於平民來說，都是被人控制，實施者是誰有什麼區別嗎？王安石和羅斯福都是把私人金融控制權徵收到政府手裡，但擁有金融控制權的私人還屬於“普通民眾”嗎？那麼他們是與民爭利，還是還是替民爭利，恐怕還會一直爭論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