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曾經的“無政府”迷夢

1918年，在歐洲燈光漸漸熄滅之際，一曲無比清新、近乎天籟的時代變奏，那美麗的“安那琪”旗幟席捲了“第三代人”。

如果說，理性、科學、進化、批判精神„„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一代的主題詞，那麼，儘管這些詞彙也被“第三代人”反覆引用，但它近乎宗教的權威色彩，畢竟漸漸地褪卻着、消失了。“第三代人”清新、激越、情感奔放、猶如狂飆，與其說這是盛產學者、理性主義的一代，毋寧說，他們是關乎文學、浪漫主義的一代。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郁達夫、葉聖陶、張天翼„„後來，巴金回憶他當時好像活在一個“夢的世界”里，而郭沫若的長詩《鳳凰涅磐》，則集約折射了那一代人的特質：舊的、污濁的世界將要毀滅；在殘餘的灰燼上，將誕生一個新的、溫暖的、光輝的世界。

這新的、溫暖的、光輝的世界，又何止是詩人的想象？也是1918年，在歐洲燈光漸漸熄滅之際，一股突如其來的風潮迅速席捲了中國，席捲了“第三代人”。

從“社會主義”到“無政府”

 “近數月間，政界、學界、報界、實業界，‘社會主義'之名詞，口耳相郵、筆舌互戰，漸漸輸入一般人頭腦中”。如果說，1911年江亢虎的這個觀察，折射了“社會主義”初初舶來、風聲漸起的景象，那麼，在七年之後，它忽然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洶湧潮流，讓無數青年為之傾倒、沉醉。

實社、進化社、互助社、奮斗社、平社、民聲社；《勞動》、《工余》、《民鍾》、《奮斗》、《自由錄》„„幾十個團體，百餘份報刊、圖書，成千上萬的研究者、信仰者，使“社會主義”漸漸成為街頭巷尾耳熟能詳的詞彙。自從天演進化、“適者生存”的殘酷規則退潮後，從來沒有哪一種學說能如此迅猛、如此普遍地風行全國。更重要的是，《天演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帶給中國人的，是不盡的無奈、苦澀、別離和被裹挾的痛楚；而對億兆生長在五穀與土地、社稷與倫理中的中國民眾來說，社會主義帶給他們的，則是美好、親切、自信乃至“對本民族過去的深切欣賞”（舒衡哲，《五四兩代知識分子》）„„

那麼，讓中國人如痴如醉的“社會主義”，究竟包含了什麼內容呢？

早在1914年，最老牌的社會主義者、中國社會黨創始人江亢虎就概括說，社會主義的形態是“三無”、“二各”，即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因為“三無”，眾多自由人將按照契約，組成“社”與“會”，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日漸廣泛的“自由人聯合體”；正因為“社”、“會”替代國界、民族，這種社會形態才被稱為“社會主義”。而紐帶“三無”與“二各”的，是無家庭帶來的無私產；從這個角度說，社會主義也可被稱為“公產主義”或“共產主義”„„

那麼，在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又是什麼呢？那些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克魯泡特金、巴枯寧們回答，是互助，是合作。正如資本主義以競爭說、進化論為理論基礎那樣，社會主義以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巴枯寧的合作主義為學說根本。克魯泡特金認為，人類乃至生物界的進化，並非因為競爭；恰恰相反，它因為互助。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不會互助的物種正漸漸滅絕，而人類這個最擅互助的社群，已經進化到了最強大的地位。

巴枯寧的合作主義也大致如此。換而言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立意，有着近乎顛覆的差異；正因此，它們的社會形態也將截然不同。資本主義冷漠、殘酷、剝削、掠奪，社會主義則溫暖、善良、美好、友愛。去試想那麼一個社會吧！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四海恍若一家；在社群與人類家園中，人們自由棲息，沒有壓迫，沒有對立，更沒有戰爭、殺戮、侵占和掠奪；而隨着“自由人聯合體”的漸漸擴大、不斷融合，人類也將實現它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安那琪”的召喚

不難想象，當歐洲之燈熄滅後，這樣的社會圖景，迅速成為中國知識者的集體憧憬，並化作了“第三代人”又一輪的清新歌唱。

1917年，16歲的蔣光慈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學讀書。這一年，他陷入了青春期的極度苦悶；他化名俠僧，決定“跳出紅塵”、出家修行。就在此時，他偶然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劇本《夜未央》。他受到了巨大震撼；不久後，他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了，俄國著名虛無黨人蘇菲亞，則化作了他的夢中情人。他說，“此生不遇蘇菲亞，死到黃泉也獨身”„„

次年，他和兩個朋友李宗鄴、錢杏邨（阿英）結成了小小的“安社”。“安”是安那琪之意，“無政府”的音譯。他們油印小報《自由之花》，開始斷斷續續地寫詩。幾年後，蔣光慈詩集《新夢》出版時，他的老師、《新青年》作者之一高語罕在《序言》裡寫道： “作者光赤，是我數年前一個共學的朋友；那時，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蔣光慈的社會主義信仰，重在無政府；而作為一名女性，蔣偉則從“無家庭”出發，漸漸成為女權主義者。這一年，她在上海廢棄了自己的姓氏，以此表達脫離舊家庭、告別舊社會的決心。她並取了一個新名字“冰之”；以這個名字，她戀愛、結婚、生子„„許多年以後，她才又有了另一個名字“丁玲”。

與丁玲同齡的四川少年李堯棠，經歷與蔣光慈差相仿佛。這一年，16歲的李堯棠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他為此激動不已，哭了又哭。他從此看到了一個純潔、渺遠而高貴的世界，一種前所未有的新人生。不久，在一個深夜，他以“一顆戰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個謙卑的孩子的口氣”，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據說，陳獨秀是《告少年》的中文譯者„„

他始終沒有收到陳獨秀的回信。但，這個孩子的安那琪之夢，從此再也沒有失卻。幾年後，他從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為自己的化名、筆名。這個名字就是“巴金”。

也是幾年後，巴金結識了畢生摯友、來自山西的衛慧林。他由此進入了一個無比廣闊、有着眾多青年的安那琪天地：黃凌霜、匡互生、朱謙之、區聲白、袁振英„„如果說，蔣光慈、丁玲以及茅盾、朱自清、朱光潛，成千上萬的青年，後來紛紛告別了安那琪，那麼，他們則在這面旗幟下終生守望，終生不肯出走。毫無疑問，他們始終沒能看見那個安那琪的世界，但，安那琪就在他們的心中，並浸入他們的魂靈，化作他們的生命，而這一切，不正是安那琪的真義嗎？„„

幾十年後，隨着台海的開放，已成耄耋老人的衛慧林終於回來了。這一天，在巴金的寓所，衛慧林批評他“不敢說真話”；據說巴金沉默以對。但，他很快出版了一本“講真話”的書，《隨想錄》„„

何止蔣光慈、巴金、衛慧林、朱謙之？又何止是“第三代人”？這一年，巴金和衛慧林結伴前往漳州；自從1918年8月陳炯明將軍接受安那琪、建立“閩南護法區”以來，一群文化人就在這里創辦了《閩星》雜志。而進入漳州後，巴金又驚又喜：陳炯明真誠、熱烈；在他“近乎革命”的治理下，這個城市“成效極佳、人民盡皆滿意”，一份德國報紙甚至聲稱，“東方一顆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後來淪為大漢奸的王楫唐，這一年也開始宣揚社會主義。他並組織了一個安那琪社團“民生研究會”；而作為北洋政權的死對頭，南方的胡漢民則以《孟子與社會主義》的標題，宣稱在“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以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古代經典中，已蘊含了安那琪、社會主義的思考„„

並不令人意外地，這股席捲一代人的潮流，也裹挾了眾多少中會員，以及另一些青年的身影。後來，正是他們將類別紛繁、統稱為“社會主義”的眾多思潮，一概歸結為“無政府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以區別來自蘇俄、原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種社會形態。

遠在1912年，讀過一些小冊子後，惲代英即開始信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後來，在寫給王光祈的一封信中，這個少中會員這樣描述自己的信心與感動： “從實告訴你，我信安那琪已經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琪的真理„„我信一個人只要有了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勞動的精神，他自然有日會懂得安那琪的„„”

如果說，惲代英的信仰，主要來自安那琪先驅劉師復的話，那麼，在為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起源》一書批註一萬餘字筆記後，毛澤東則沉迷進了周作人宣揚、日本學者武者小路篤實創立的“新村主義”。1918年6月，在橘子洲頭，他試圖和兩名友人張坤弟、彭則厚，建立一個小小的新村；而新村嘗試失敗後，在北京大學，他又結識了時為北大學生、後來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

朱謙之是福州人。進入北大哲學系後，由於時常到圖書館借書，他很快認識了助理員毛澤東。後來，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告訴斯諾： “（那時）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常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探討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不僅惲代英、毛澤東。少中會員里，曾經信奉過安那琪的，還有李大釗、趙世炎、周佛海、楊賢江、張聞天、沈澤民，以及不久後入會的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劉仁靜、張申府„„他們連同田漢、盧作孚、方東美，以及不久後入會的宗白華、朱自清等，漸漸構成了一個安那琪群體。

少中之外，這一年，剛剛從日本回來，在天津創辦了覺悟社的周恩來，決定與他的同人一起廢棄姓名。他們抽簽決定代號。抽到五號後，他有了一個長期沿用的化名”伍豪”；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天，一個年僅15歲的小姑娘抽到了一號，於是化名“亦豪”。她就是周恩來後來的妻子鄧穎超。

作為“國民”社的主要骨幹，這一年，張國燾以激揚態度，高調宣稱自己從此信奉安那琪；與曾琦一同從日本回來，正在”學生救國團”活動的李達，則反覆着克魯泡特金的眾多小冊子。前清秀才、正參加護法戰爭的董必武，則與他的密友陳潭秋一起，反覆討論各種學說。他後來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作者按：即新村）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

後來聚集在南湖那條船上的12個人，大多有過安那琪之夢。一份後人的研究更表明，最早的57名中共黨員中，“至少有22人信仰過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但，這一年初冬，正是風潮方興未艾之際，當李璜抵達北京，並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結識李大釗、毛澤東與趙世炎後，他不經意地捲入了一場少中內部的”主義”論爭。

“庶民的勝利”

引發“主義”論爭的，是少中發起人李大釗。

長久以來，這個真誠、熱烈、滿懷赤子之心的青年，始終有着深沉的鄉土情懷。他厭惡城市，並視資本化生活為罪惡之淵藪；他說，“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裡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空氣混濁，鄉村的空氣清潔”„„

他很少歐化迷信；他的目光，始終投向了一個遙遠的、幾乎不可企及的天地。他真誠地讚賞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與泛勞動主義，以及泰戈爾“愛是人間最高幸福”的思想。特別是托爾斯泰民粹傾向、恍若田野牧歌般的審美趣味，應和着他對美好世界的嚮往。發起少中後，他不斷召喚身邊的中國少年到鄉村去，“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作那些辛苦農民的伴侶”。他說，“那精神改造的種子，因為得潔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發育起來”；他說，“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將因此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他並且斷言，“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

他成為少中最早、最真誠的無政府主義者了。他以沒有窮盡的深情與激情，謳歌、讚嘆着那個至善至美的寥廓天地。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這是一整代人的清新歌唱： “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他們追求着這樣的社會與天下；他們以最高遠、最終極的人間理想，應對最慘澹、最苦痛的現世。在他們的心中，那個永不能普施、同時永不泯滅的人間大道，如同新的轉機，如同閃閃星斗„„

但，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勢，逼迫着一代人尋求迅捷的救亡之路；歐洲大戰的餘音，則仿佛讓他們看到了人類的新曙光。如果說，1918年7月，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演說中，李大釗還一面斷言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的先聲，另一面他也視俄國革命為“鄙”為“惡”的話，那麼，當年初冬，他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演講，已經將俄國模式視為通往那個美好世界的坦途了。

他急劇地向“左”轉了。他堅信那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他說，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說，“沒有康格雷（議員），沒有巴力門（議會大廈），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這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他並且說，有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於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於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

然而，對這些鼓吹，少中會友們並不認同。

“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聚餐席上，開始稱道俄國的共產革命。”幾十年後，李璜回憶說： “（他）認為比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中國革命的前途，要採取西方的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共產黨„„”

對此，少中會友紛紛表示反對。首先是王光祈。

王光祈認為，中國蒙昧、落後、百廢待舉，當務之急在於建設；而所謂“革命”，無非是新興之邊緣勢力與守舊之中心勢力的角逐，既無新興，談何革命？又何況，千百年來，哪一次暴力革命不是殺人盈野、血流成河？„„

如果說，王光祈的反駁重在強調國情，那麼，李璜則把目光投向了蘇俄革命本身。1919年1月，在四年多的航路斷絕後，開往法國的第一艘輪船緩緩啟程了。臨行前夕，李璜留下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在這封信里，李璜談到，“並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不好”，但，1848年的浦魯東鼓吹，“至使許多工人死在巴黎，以後多年都無人談社會主義，說它是一種假道德”；而馬克思主張的階級戰爭，“每次都生出暴動，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與暴力的結合，只能造就人間的苦難。至於蘇俄革命，李璜更加不以為然，“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

那麼，該怎麼辦呢？李璜認為： “要從根本着手，非增進平民的智識不可；要增進平民的智識，非同平民親近不可”„„

不僅王光祈、李璜。直到此時，大多數少中會員所持的，還是和平、漸進主張。正因此，在送別李璜的談話會上，“李君演說畢，掌聲如雷”；一個多月後，剛剛創刊的《少年中國》雜志刊載了李璜留信，它使各地會員紛紛加入“主義”、蘇俄問題的討論。討論是一邊倒的，曾琦、左舜生、陳啟天、魏時珍、方東美„„眾多少中會員紛紛表達了立足改良、不問政治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討論態度之友好、觀點之開誠布公，讓許多會員念念不忘。幾十年後，一些會員依舊感慨說，李大釗“真系光明磊落之人”，“其溫和的態度、正大的風范，足以讓人心折”；另一些會員則談到，在早期少中，“„„聚首時每有辯論，無不面紅耳赤、據理力爭，事後又握手言歡，不存芥蒂„„”

“主義之爭”的第一個花絮，就這樣過去了。但，這一年春天，隨着一群北大學生的入會，少中的面貌漸漸蒼茫、復雜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