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曾经的“无政府”迷梦

1918年，在欧洲灯光渐渐熄灭之际，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旗帜席卷了“第三代人”。

如果说，理性、科学、进化、批判精神„„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一代的主题词，那么，尽管这些词汇也被“第三代人”反复引用，但它近乎宗教的权威色彩，毕竟渐渐地褪却着、消失了。“第三代人”清新、激越、情感奔放、犹如狂飙，与其说这是盛产学者、理性主义的一代，毋宁说，他们是关乎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代。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後来，巴金回忆他当时好像活在一个“梦的世界”里，而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磐》，则集约折射了那一代人的特质：旧的、污浊的世界将要毁灭；在残余的灰烬上，将诞生一个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

这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又何止是诗人的想象？也是1918年，在欧洲灯光渐渐熄灭之际，一股突如其来的风潮迅速席卷了中国，席卷了“第三代人”。

从“社会主义”到“无政府”

 “近数月间，政界、学界、报界、实业界，‘社会主义'之名词，口耳相邮、笔舌互战，渐渐输入一般人头脑中”。如果说，1911年江亢虎的这个观察，折射了“社会主义”初初舶来、风声渐起的景象，那么，在七年之後，它忽然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汹涌潮流，让无数青年为之倾倒、沉醉。

实社、进化社、互助社、奋斗社、平社、民声社；《劳动》、《工余》、《民钟》、《奋斗》、《自由录》„„几十个团体，百余份报刊、图书，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信仰者，使“社会主义”渐渐成为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词汇。自从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的残酷规则退潮後，从来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如此迅猛、如此普遍地风行全国。更重要的是，《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是不尽的无奈、苦涩、别离和被裹挟的痛楚；而对亿兆生长在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中的中国民众来说，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的，则是美好、亲切、自信乃至“对本民族过去的深切欣赏”（舒衡哲，《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那么，让中国人如痴如醉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早在1914年，最老牌的社会主义者、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就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为“三无”，众多自由人将按照契约，组成“社”与“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日渐广泛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因为“社”、“会”替代国界、民族，这种社会形态才被称为“社会主义”。而纽带“三无”与“二各”的，是无家庭带来的无私产；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也可被称为“公产主义”或“共产主义”„„

那么，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又是什么呢？那些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们回答，是互助，是合作。正如资本主义以竞争说、进化论为理论基础那样，社会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为学说根本。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乃至生物界的进化，并非因为竞争；恰恰相反，它因为互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不会互助的物种正渐渐灭绝，而人类这个最擅互助的社群，已经进化到了最强大的地位。

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也大致如此。换而言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立意，有着近乎颠覆的差异；正因此，它们的社会形态也将截然不同。资本主义冷漠、残酷、剥削、掠夺，社会主义则温暖、善良、美好、友爱。去试想那么一个社会吧！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四海恍若一家；在社群与人类家园中，人们自由栖息，没有压迫，没有对立，更没有战争、杀戮、侵占和掠夺；而随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渐渐扩大、不断融合，人类也将实现它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安那琪”的召唤

不难想象，当欧洲之灯熄灭後，这样的社会图景，迅速成为中国知识者的集体憧憬，并化作了“第三代人”又一轮的清新歌唱。

1917年，16岁的蒋光慈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这一年，他陷入了青春期的极度苦闷；他化名侠僧，决定“跳出红尘”、出家修行。就在此时，他偶然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剧本《夜未央》。他受到了巨大震撼；不久後，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俄国著名虚无党人苏菲亚，则化作了他的梦中情人。他说，“此生不遇苏菲亚，死到黄泉也独身”„„

次年，他和两个朋友李宗邺、钱杏邨（阿英）结成了小小的“安社”。“安”是安那琪之意，“无政府”的音译。他们油印小报《自由之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诗。几年後，蒋光慈诗集《新梦》出版时，他的老师、《新青年》作者之一高语罕在《序言》里写道： “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蒋光慈的社会主义信仰，重在无政府；而作为一名女性，蒋伟则从“无家庭”出发，渐渐成为女权主义者。这一年，她在上海废弃了自己的姓氏，以此表达脱离旧家庭、告别旧社会的决心。她并取了一个新名字“冰之”；以这个名字，她恋爱、结婚、生子„„许多年以後，她才又有了另一个名字“丁玲”。

与丁玲同龄的四川少年李尧棠，经历与蒋光慈差相仿佛。这一年，16岁的李尧棠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他为此激动不已，哭了又哭。他从此看到了一个纯洁、渺远而高贵的世界，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人生。不久，在一个深夜，他以“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个谦卑的孩子的口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据说，陈独秀是《告少年》的中文译者„„

他始终没有收到陈独秀的回信。但，这个孩子的安那琪之梦，从此再也没有失却。几年後，他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化名、笔名。这个名字就是“巴金”。

也是几年後，巴金结识了毕生挚友、来自山西的卫慧林。他由此进入了一个无比广阔、有着众多青年的安那琪天地：黄凌霜、匡互生、朱谦之、区声白、袁振英„„如果说，蒋光慈、丁玲以及茅盾、朱自清、朱光潜，成千上万的青年，後来纷纷告别了安那琪，那么，他们则在这面旗帜下终生守望，终生不肯出走。毫无疑问，他们始终没能看见那个安那琪的世界，但，安那琪就在他们的心中，并浸入他们的魂灵，化作他们的生命，而这一切，不正是安那琪的真义吗？„„

几十年後，随着台海的开放，已成耄耋老人的卫慧林终于回来了。这一天，在巴金的寓所，卫慧林批评他“不敢说真话”；据说巴金沉默以对。但，他很快出版了一本“讲真话”的书，《随想录》„„

何止蒋光慈、巴金、卫慧林、朱谦之？又何止是“第三代人”？这一年，巴金和卫慧林结伴前往漳州；自从1918年8月陈炯明将军接受安那琪、建立“闽南护法区”以来，一群文化人就在这里创办了《闽星》杂志。而进入漳州後，巴金又惊又喜：陈炯明真诚、热烈；在他“近乎革命”的治理下，这个城市“成效极佳、人民尽皆满意”，一份德国报纸甚至声称，“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後来沦为大汉奸的王楫唐，这一年也开始宣扬社会主义。他并组织了一个安那琪社团“民生研究会”；而作为北洋政权的死对头，南方的胡汉民则以《孟子与社会主义》的标题，宣称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以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古代经典中，已蕴含了安那琪、社会主义的思考„„

并不令人意外地，这股席卷一代人的潮流，也裹挟了众多少中会员，以及另一些青年的身影。後来，正是他们将类别纷繁、统称为“社会主义”的众多思潮，一概归结为“无政府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以区别来自苏俄、原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种社会形态。

远在1912年，读过一些小册子後，恽代英即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後来，在写给王光祈的一封信中，这个少中会员这样描述自己的信心与感动： “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琪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琪的真理„„我信一个人只要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琪的„„”

如果说，恽代英的信仰，主要来自安那琪先驱刘师复的话，那么，在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起源》一书批注一万余字笔记後，毛泽东则沉迷进了周作人宣扬、日本学者武者小路笃实创立的“新村主义”。1918年6月，在橘子洲头，他试图和两名友人张坤弟、彭则厚，建立一个小小的新村；而新村尝试失败後，在北京大学，他又结识了时为北大学生、後来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

朱谦之是福州人。进入北大哲学系後，由于时常到图书馆借书，他很快认识了助理员毛泽东。後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斯诺： “（那时）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探讨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不仅恽代英、毛泽东。少中会员里，曾经信奉过安那琪的，还有李大钊、赵世炎、周佛海、杨贤江、张闻天、沈泽民，以及不久後入会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刘仁静、张申府„„他们连同田汉、卢作孚、方东美，以及不久後入会的宗白华、朱自清等，渐渐构成了一个安那琪群体。

少中之外，这一年，刚刚从日本回来，在天津创办了觉悟社的周恩来，决定与他的同人一起废弃姓名。他们抽签决定代号。抽到五号後，他有了一个长期沿用的化名”伍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一个年仅15岁的小姑娘抽到了一号，于是化名“亦豪”。她就是周恩来後来的妻子邓颖超。

作为“国民”社的主要骨干，这一年，张国焘以激扬态度，高调宣称自己从此信奉安那琪；与曾琦一同从日本回来，正在”学生救国团”活动的李达，则反复着克鲁泡特金的众多小册子。前清秀才、正参加护法战争的董必武，则与他的密友陈潭秋一起，反复讨论各种学说。他後来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作者按：即新村）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

後来聚集在南湖那条船上的12个人，大多有过安那琪之梦。一份後人的研究更表明，最早的57名中共党员中，“至少有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但，这一年初冬，正是风潮方兴未艾之际，当李璜抵达北京，并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结识李大钊、毛泽东与赵世炎後，他不经意地卷入了一场少中内部的”主义”论争。

“庶民的胜利”

引发“主义”论争的，是少中发起人李大钊。

长久以来，这个真诚、热烈、满怀赤子之心的青年，始终有着深沉的乡土情怀。他厌恶城市，并视资本化生活为罪恶之渊薮；他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空气混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他很少欧化迷信；他的目光，始终投向了一个遥远的、几乎不可企及的天地。他真诚地赞赏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与泛劳动主义，以及泰戈尔“爱是人间最高幸福”的思想。特别是托尔斯泰民粹倾向、恍若田野牧歌般的审美趣味，应和着他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发起少中後，他不断召唤身边的中国少年到乡村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农民的伴侣”。他说，“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他说，“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将因此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他并且断言，“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他成为少中最早、最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以没有穷尽的深情与激情，讴歌、赞叹着那个至善至美的寥廓天地。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这是一整代人的清新歌唱： “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们追求着这样的社会与天下；他们以最高远、最终极的人间理想，应对最惨淡、最苦痛的现世。在他们的心中，那个永不能普施、同时永不泯灭的人间大道，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但，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逼迫着一代人寻求迅捷的救亡之路；欧洲大战的余音，则仿佛让他们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如果说，1918年7月，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演说中，李大钊还一面断言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另一面他也视俄国革命为“鄙”为“恶”的话，那么，当年初冬，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演讲，已经将俄国模式视为通往那个美好世界的坦途了。

他急剧地向“左”转了。他坚信那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他说，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说，“没有康格雷（议员），没有巴力门（议会大厦），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并且说，有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

然而，对这些鼓吹，少中会友们并不认同。

“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聚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几十年後，李璜回忆说： “（他）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对此，少中会友纷纷表示反对。首先是王光祈。

王光祈认为，中国蒙昧、落後、百废待举，当务之急在于建设；而所谓“革命”，无非是新兴之边缘势力与守旧之中心势力的角逐，既无新兴，谈何革命？又何况，千百年来，哪一次暴力革命不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

如果说，王光祈的反驳重在强调国情，那么，李璜则把目光投向了苏俄革命本身。1919年1月，在四年多的航路断绝後，开往法国的第一艘轮船缓缓启程了。临行前夕，李璜留下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在这封信里，李璜谈到，“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好”，但，1848年的浦鲁东鼓吹，“至使许多工人死在巴黎，以後多年都无人谈社会主义，说它是一种假道德”；而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战争，“每次都生出暴动，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暴力的结合，只能造就人间的苦难。至于苏俄革命，李璜更加不以为然，“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李璜认为： “要从根本着手，非增进平民的智识不可；要增进平民的智识，非同平民亲近不可”„„

不仅王光祈、李璜。直到此时，大多数少中会员所持的，还是和平、渐进主张。正因此，在送别李璜的谈话会上，“李君演说毕，掌声如雷”；一个多月後，刚刚创刊的《少年中国》杂志刊载了李璜留信，它使各地会员纷纷加入“主义”、苏俄问题的讨论。讨论是一边倒的，曾琦、左舜生、陈启天、魏时珍、方东美„„众多少中会员纷纷表达了立足改良、不问政治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讨论态度之友好、观点之开诚布公，让许多会员念念不忘。几十年後，一些会员依旧感慨说，李大钊“真系光明磊落之人”，“其温和的态度、正大的风范，足以让人心折”；另一些会员则谈到，在早期少中，“„„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後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

“主义之争”的第一个花絮，就这样过去了。但，这一年春天，随着一群北大学生的入会，少中的面貌渐渐苍茫、复杂起来。